三國和東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兩度經歷南北分裂割據，各長達近百年和近三百年時間，最終以西晉滅吳和隋滅陳回歸統一。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環境差異是維持分裂局面的重要原因，而長江的地理阻隔作用尤為突出。如《宋書》所言：「胡（北魏）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鬥，江湖固舟楫之鄉。」[1]長江以北是降水量較少的暖溫帶、中溫帶，以南則是降水量較多的亞熱帶，故江南多為水鄉澤國，居民習慣舟楫生活，而北方民眾則對水上生活比較陌生。北方冬季有結冰期，而長江干流終年不凍，所以當北方勢力南下時，浩瀚長江造成的阻隔格外嚴重。這種背景下，即使南北雙方的國力、軍事實力相差懸殊，弱勢的南方也可借助長江長期固守。如在三國和南朝陳時期，南北政權的邊界基本維持在長江北岸。當時長江以南開發程度比較低，人口、資源都很有限：西晉滅吳後，全國總人口為一千八百萬，而新佔領的吳地人口僅佔二百萬；隋滅陳後總人口為四千萬，陳境內的人口也只佔二百萬。在實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南方政權得以維繫獨立割據的戰略屏障，便是長江天險。所以，本章和下章將分析長江在西晉滅吳及隋滅陳戰爭中的意義，由此表現人類戰爭行為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
第一節 漢末三國時期的隔江對峙與攻防戰
曹操、曹丕兩代的渡江作戰嘗試
北方政權完成統一的首要問題就是突破長江天險。但北方軍隊進入長江與南方進行水戰絕非易事。208年，曹操赤壁之戰慘敗，成為北方歷代統治者不能不正視的歷史教訓。
在赤壁失利之後，曹操便放棄了在長江中與孫權進行正面水戰的想法。他此後對孫權的數次進攻，都是在江北的支流河道中建造小型舟船，對江南進行滲透、偷襲。如在赤壁之戰的第二年（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曹操在淮河的支流渦水中「作輕舟，治水軍」。當年七月，他帶軍隊「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2]，合肥在長江支流的巢湖流域，但從淮河向南，並沒有通達合肥及巢湖的航道，所以此年曹操並未與孫權在長江發生戰事。可以推測，渦水裡建造的這支輕舟艦隊沒能進入合肥及長江水系。[3]
但此年曹操在合肥的經營應包含建立造船基地，只有在這裡建造的舟船，才能很方便地通過巢湖駛入長江。建安十八年（213年）春，他再次經合肥、巢湖征孫權，「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4]，取得了一些戰果。曹軍進入長江的是「油船」[5]，但具體形制不詳，似是209年的「輕舟」一類小型戰艦，因為合肥一帶的河流流量不大，無法容納吃水深的大艦。
在曹魏和孫吳建國後，雙方連續發生戰事。此時頗有渡江之志的，是魏鎮南將軍曹休。他在黃初初年到任之際，就曾「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6]。222—223年間，魏軍多路發起南攻，曹休又主動向魏文帝曹丕請命渡江，「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曹丕擔心渡江遭遇挫敗，急忙詔命停軍。[7]但曹休仍以所部「輕船五百、敢死萬人」出洞口攻擊孫權後方，[8]可見每艘輕船僅載二十名士兵。同時，魏大司馬曹仁所部受命攻擊孫權濡須口駐軍。他「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洲」[9]，但被吳軍擊退。濡須中洲是孫權軍的家屬駐地，大概在濡須口外長江中的洲島上。從魏軍規模和乘夜偷襲的戰術看，油船也是小型輕舟。
此後的黃初五年（224年）秋，曹丕重拾曹操的做法，在渦河中造船駛入淮河，再沿溝通江淮的傳統運河行至廣陵，駛入長江。[10]他宣稱這次南征的目標是：「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11]可見主要是試探和尋找戰機。此舉引起孫吳方面極大驚恐，江南全境動員，沿江數百里全面戒備。但長江中風急浪大，曹丕的龍舟幾乎傾覆且飄向南岸，[12]曹魏君臣為之喪膽，曹丕也承認「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13]，只得班師而歸。
次年（225年）秋冬，曹丕不顧臣下反對，再度南征。魏軍十餘萬兵力集結於廣陵，準備一舉渡過長江。可能出於去年在長江中遇險的顧慮，曹丕此番沒選擇在秋季盛水期入長江，而是選擇了十月的冬季枯水期。但天寒結冰，魏軍戰艦都被凍結在運河中而無法駛入長江，「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魏軍只能從陸路行至江邊，「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14]，卻沒有舟艦可用。曹丕感歎「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無奈再次班師而還。[15]
224、225年曹魏所用戰艦，應比此前曹休的二十人輕舟要大，才因枯水和結冰造成戰艦被困。[16]但這些船隻在渦河中修建，又要經運河入長江，其形體亦不可能太大，應屬於中型艦規模。這顯示出北方試圖用水軍控制長江的尷尬：由於不適應長江風浪，北方軍隊只能選擇在冬季的枯水期發動南征，希望乘江面較窄時渡江。但枯水期對北方艦隊的行進也造成了極大困擾。這個悖論在後來的北周、隋對陳戰事中亦有體現。反觀南方孫吳的水軍，則能較自如地利用各種型號的艦船。在曹操對濡須口發起進攻時，孫權軍隊曾用一艘大型「五樓船」固守江口：
曹公出濡須，（董）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幹。其夜船敗，襲死。[17]
這種船應是有五層高樓的大型戰艦，對曹軍的輕船、油船具有體積優勢，周圍系有「走舸」即輕舟以配合作戰，巨艦則起著水上基地「母船」的作用。當然，《三國誌》對水戰細節記載太少，當時的水軍裝備和作戰方式已難詳究了。
魏晉與東吳的長江攻防戰略
225年曹丕南征之後六十餘年裡，曹魏和西晉朝廷都長期擱置了渡江攻滅東吳的方案。而東吳缺少戰馬，也難以在淮河流域的平原上與北方軍隊對抗。所以南北雙方進入了長期對峙和拉鋸戰時期。這一時期的戰場，南北縱深穩定在長江以北，基本不出長江流域；東西則為東起歷陽、濡須口，西到江夏（漢水入長江處）。
東關、濡須為巢湖入長江之口，夏口為漢江入長江之口，東吳防範北軍渡江，最重要的就是防範巢湖和漢江內的北軍艦隊駛入長江，因此重點加強這兩處的防禦。魏明帝時，豫州刺史賈逵總結孫權進攻的特徵：「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廬江郡即東關及濡須口所在。[18]孫權和孫皓都曾遷都武昌，目的便是加強江夏一帶的防務。司馬懿曾對魏明帝建言攻吳之策：「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樁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19]亦是此意。
值得注意的是，東線廣陵、徐州附近有溝通江淮的古運河（後之京杭大運河江淮段亦基本沿襲古運河），曹丕曾兩度試圖從此進入長江。但在此後數十年裡，東吳和魏晉極少在這裡發生戰事。253年，諸葛恪率吳軍進攻合肥，曹魏方面擔心吳軍會從東線運河北上，「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司馬師則認為吳軍集結於合肥，「不暇復為青徐患也」[20]。而諸葛恪攻合肥不成後，確實準備改從東線徐州北伐，但旋即死於政變。繼之掌權的孫峻也曾試圖「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但旋即發病而死，此方案終未實施。[21]
至於江夏以西，是孫吳荊州治所南郡及江陵城所在，但這裡也較少與魏晉發生戰事，多數時間是吳蜀政權的交界地區。只有在北方攻滅蜀漢之後，這裡才成為防範北軍自蜀地出三峽的前沿要衝。
吳軍的機動和補給主要依靠水運，很少能翻越分水嶺進入淮河流域。[22]但依靠長江中的水軍優勢，東吳在江北岸維持了濡須、皖城、潯陽、江陵等軍事據點，並在據點周邊屯田以維持駐軍。為了防禦北方軍隊南下，東吳往往在江北岸的支流中修築堤堰，壅塞水流，使其上游氾濫，水域面積擴大，以阻礙北方軍隊的陸地行軍。同時，這些支流水位上升，也擴大了吳軍戰艦的活動範圍，如孫權曾堰塞與建鄴隔江相對的塗水。但堰壩也限制了吳軍艦船在長江與支流之間的機動，所以吳軍往往伴隨著戰爭進程和戰術意圖變化而修築或拆毀堰壩。孫權為防範曹操，曾在巢湖入長江的東關口修築東興堤，後來孫權進攻合肥，又拆毀了此堤以便水軍開進巢湖。吳主孫亮時（252年），權臣諸葛恪又重修東關堤，並挫敗了魏軍破壞此堤的攻勢。[23]
另外，吳軍從未放棄過對魏晉南界的攻勢，特別是在東線（揚州），吳軍一直希望將北方勢力排擠出長江流域，以解除北方對建鄴的威脅。從孫權到後主孫皓，吳軍對北方佔據的合肥城發起過多次進攻，但始終未能得手。吳寶鼎三年（268年）秋，孫皓親征至東關，前鋒丁奉試圖攻擊合肥；271年，孫皓再次試圖從陸路攻擊合肥方向；到277年，吳軍還在發起對西晉江夏、汝南兩郡的襲掠，試圖從大別山區進入淮河上游。[24]但這時西晉已經滅蜀，對東吳形成壓倒性軍事優勢，所以吳軍這些攻勢都難以獲得實際成果。
北方的魏、晉政權主要依托城池鞏固對吳戰線。壽春和襄陽是魏、晉政權在東西兩線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分別控制淮河和漢江干流，是揚州和荊州兵力主要集結地。這兩個城市的前沿，是合肥、廬江（今六安）、江夏等前線城池，[25]北方憑借其抵抗吳軍的水陸攻勢，並伺機對東吳的江北地區進行襲擾破壞。如魏征東將軍、揚州都督滿寵抵禦了孫權對合肥的多次進攻，並於魏青龍二年（234年）八月收穫季節對吳軍的江北屯田進行焚燒破壞。[26]晉咸寧四年（278年）十月，西晉揚州軍也破壞了皖城一帶的吳軍糧儲。[27]
如前所述，在魏、晉與東吳對峙的六十年中，北方軍隊極少渡過長江發起攻擊或偷襲。在曹魏建立之初，尚有曹休、曹仁以輕舟發起渡江襲擊，但何以再無後繼？可能在220年代初雙方對峙戰局剛剛確立，東吳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江防體系，所以魏軍尚可進行小規模偷襲，此後則難有機會。但曹魏一直試圖突破東吳江防。魏明帝太和（227—232年）初年，司馬懿督荊、豫二州諸軍事。當時孫權尚都武昌，司馬懿向魏明帝的建議是，以陸軍攻擊皖城方向，吸引吳軍主力東下，然後「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28]。此計劃獲得魏明帝批准，荊州魏軍遂在漢江中建造大型艦隻，準備出夏口渡江。但結局和曹丕225年伐吳如出一轍—魏軍不敢在夏季盛水期入江作戰，而是準備在冬季進軍，結果又因漢江水淺、大船無法行動而告流產。[29]到正始年間（240—248年），魏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王昶「習水軍於二州」，為西線渡江做準備。[30]252年，孫權病死，魏朝廷曾向沿邊將帥徵求伐吳之計，當時征南大將軍王昶（都督荊、豫諸軍事）、征東將軍胡遵（都督青徐）、鎮南將軍毌丘儉（豫州刺史、都督）三人各自提出了方案：最激進的主張就是「泛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此策顯然是出自王昶；其他兩種分別是「四道並進」（可能是荊、豫、揚、徐四州），製造強大軍事壓力，促成孫吳內部「崩壞」；最保守的則是在邊境屯田，「積穀觀釁，相時而動」[31]。但此時司馬氏剛剛通過高平陵之變掌握魏朝政局，尚未完全清洗掉反對勢力，所以不可能發起大規模南征。
第二節 伐吳的前期部署及司馬炎對將帥的戒備
司馬氏自249年「高平陵之變」掌握曹魏政權，到265年代魏建晉，歷時三代，至280年方攻滅東吳統一中國。在這三十年對峙之中，司馬氏家族最關注的不僅是如何取得對東吳作戰的勝利，更是如何防止前線手握重兵的將帥投降敵軍、反戈一擊。因為司馬氏家族長期以權臣身份掌控曹魏政權，會引起忠於曹氏的將帥臣僚反對，也會引起有野心者的倣傚。250年代所謂「淮南三叛」，即駐守揚州（治所壽春）、緊鄰東吳前線的三位重臣接連起兵，都出於對司馬氏掌控曹魏政權的不滿。在263年鄧艾、鍾會攻滅蜀漢後，鍾會也萌生了佔據蜀地自立的念頭，險些造成新的割據局面。這些「叛亂」都給司馬氏以警醒，使其注意防範封疆大吏的離心趨向。這些人外可與東吳結合，內則有喚起忠於曹氏的號召力，比單純的外敵危險得多。
當時東吳前線最基本軍事單位是州，為了防範前線將領反叛，司馬氏用掌軍權的都督與州刺史互相制約。西線荊州轄區較大，兵權較重，甘露四年（259年），司馬昭「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32]，以沔水為界將荊州分為南、北兩個戰區，使二者相互牽制。在司馬炎正式代魏建晉之後，仍對邊州都督、刺史保持著極高警惕。當時石苞受命都督揚州（淮南）諸軍事，便受到司馬炎猜忌，險些招致殺身之禍：
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征之，以備非常。又敕鎮東將軍、琅邪王胄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33]
這是泰始四年（268年）之事。晉武帝司馬炎為防範石苞起兵，在發佈免職詔命時，又調集了朝廷禁軍和徐州都督的兵力前往淮南，可見其忌憚之深。在統籌滅吳的戰略部署時，司馬炎也非常注意防範將領叛變，努力使前線都督與刺史相互牽制。這種錯綜複雜的制約關係使得伐吳之役險些功敗垂成，最集中的表現就是王濬艦隊在戰爭中所受的種種牽制。
羊祜經營荊州與王濬的陞遷之路
司馬炎在考慮東吳前線的都督人選時，最重要的因素是與皇室有親屬關係。滅吳計劃最積極的推動者，就是晉皇室外戚羊祜（司馬師的妻弟）。269年，羊祜被任命為荊州都督，駐防襄陽。因為其可靠的皇戚身份，晉武帝遂將十年前分置的荊州二都督合併，統歸羊祜指揮。[34]他在荊州經營屯田，為滅吳之戰做準備。各種伐吳舉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王濬擔任益州刺史和負擔修造戰艦。但與王濬相關的史事多有模糊之處，所以先要做一簡單辨析。
（一）羊祜在269—273年之間曾任「征南將軍」。本傳載王濬入仕之初，其府主為「征南將軍」，但未言明其人：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35]
按，王濬初入仕時任征南將軍府之參軍事，受到羊祜器重，所以此征南將軍應是羊祜。但據《晉書·羊祜傳》，羊祜從未有過「征南將軍」之號。其到任荊州之初：
泰始初，詔曰：「……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36]
可見羊祜都督荊州之初，軍號為「衛將軍」。本傳載他的軍號後來又提升為「車騎將軍」，但那時已是吳將步闡來降的273年、王濬早已調任巴郡、廣漢太守了。所以在羊祜到任荊州之後不久，其軍號應曾升為「征南將軍」，而當時王濬正在其軍府任參軍事，此軍號為羊祜本傳失載。
（二）王濬在泰始七年（271年）曾準備到賈充的車騎將軍府任從事中郎。關於王濬在征南參軍之後、巴郡太守之前的職位，本傳載其「轉車騎從事中郎」，此時擔任車騎將軍的是重臣賈充。[37]所以王濬在征南參軍之後、巴郡太守之前，曾到賈充的軍府擔任從事中郎。此次遷轉的因由，應是賈充準備外調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晉書·武帝紀》泰始七年：「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賈充原一直在朝廷任職，車騎將軍為虛號，此時調外任都督，方需擴充府僚。王濬可能得到羊祜的保薦，才獲此升職。但當時賈充不願放棄中樞之權，所以拖延遲遲不肯赴任，到這年冬天將女兒嫁給太子，方正式獲准留任朝廷。[38]所以王濬的「車騎從事中郎」，也是短期的有名無實之職。大概在賈充確定不調外任之後，王濬也就轉任益州的巴郡、廣漢太守了。
西陵之戰引發西晉對水軍建設的重視
到泰始八年（272年）六月，益州發生兵變，刺史被殺，王濬平息叛亂，被升為益州刺史。此事其本傳和武帝紀記載甚明確，無可爭議。[39]但《資治通鑒》在此月（泰始八年夏六月）記載其開始建造戰艦，卻未必正確。因為當時益州剛剛結束叛亂，未必能有大規模造艦之舉。
在此年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投降晉朝。西陵扼守長江東出三峽之口，起著防範益州（蜀地）艦隊順江東下的戰略作用。晉荊、益兩州軍隊前往增援，與吳軍發生激烈戰鬥。步闡投降之初，晉軍的部署是：
（一）以荊州刺史楊肇率兵三萬前往援助西陵。
（二）荊州都督羊祜率兵五萬攻擊東吳在江北的重鎮江陵，試圖以圍魏救趙之策緩解西陵圍城局勢。
（三）益州的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順江而下，攻擊東吳在長江最西端的據點建平城，試圖在破城後直下三峽，增援西陵之軍。
東吳負責西線荊州防務的是江陵都督陸抗，他針對晉軍的部署是：
（一）親自率兵從江陵急進西陵，在城外掘壕，阻絕楊肇援軍入城，並圍困城內的步闡軍。
（二）留一部分兵力固守江陵對抗羊祜，同時命江南公安等地的吳軍水路增援江陵。江陵吳軍還掘開河堤放水，使羊祜軍隊糧船擱淺，不得不改用車運，運輸效率大為降低。
（三）以水軍督留慮的艦隊扼守三峽，阻擊晉巴東水軍，使其無法增援西陵及江陵戰場。
雙方軍隊的戰事自十一月開始，楊肇軍被阻擊於西陵城外，損失慘重，到十二月被迫撤退，又被陸抗軍追擊，傷亡慘重。羊祜所部進展艱難，也被迫從江陵撤兵。隨著晉軍撤退，西陵被吳軍攻克，步闡等人都被處死，此戰宣告結束。晉朝追究戰敗責任，荊州刺史楊肇被免為庶人，羊祜軍號也從車騎將軍降為平南將軍。但就任不久的益州刺史王濬未受處分，這說明投入戰場的巴東水軍並不屬其指揮序列（應是歸荊州都督羊祜指揮）。朝廷對羊祜等人的彈劾原文為：
祜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40]
細究晉軍以八萬優勢兵力敗於三萬敵軍的根源，在於沒有掌握長江上的「制水權」：第一，羊祜五萬主力不能及時攻克江陵，重要原因在於內河斷流、糧運不繼；第二，楊肇所部馳援西陵，也是從陸地進軍，「兵少糧懸」而致失敗；第三，巴東出發的晉軍艦隊被阻絕於三峽，無法為西陵、江陵戰場提供兵、糧援助。反觀東吳的勝利，則處處與控制長江有關：可以通過長江航道快速運兵、糧，阻擊晉軍於西陵城下；江南的東吳駐軍也可以通過航運增援江北戰場。所以，此次失敗使羊祜開始重視組建長江艦隊，而王濬的益州此時方開始成為大規模造船基地。
王濬在益州造艦的開始時間與波折
王濬本傳未載其造艦工作始於何時，《資治通鑒》則繫於泰始八年（272年）夏其剛剛就任益州刺史時，顯然過於提前。其實王濬在益州造戰艦歷時較久，且分為不同階段。下面逐一論述。
在咸寧五年（279年）秋，王濬上書晉武帝，陳說立即伐吳的必要性，其中提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41]。古人用虛歲計年，所以其開始造船的時間應是273年，正是羊祜的荊州軍慘敗於西陵的第二年。
但為何造船的任務偏偏落在王濬的益州？羊祜所在的荊州，有漢江（即沔水）匯入長江，在襄陽修造的艦隊也可以駛入長江。但問題在於漢江流量小，難以容納大型戰艦。當年司馬懿在荊州造船後，便因「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而導致計劃流產（見前文）。所以最為便捷的還是在益州造船，開戰時可開出三峽，順流直下。此時羊祜的都督區範圍並不包括益州，但他的官位遠遠高於王濬，且是王濬舊日府主，可以利用其私人影響力動員益州造船。王濬本人亦熱衷於伐吳，兩人在這個事業上取得了一致。
王濬雖然從273年就開始造船，但這只是他和羊祜兩人的默契，尚未得到朝廷及晉武帝的首肯，所以其規模不會太大。而他開始大規模建造戰艦的時間，在《華陽國志》中有明確記載，是在咸寧三年（277年）三月：
三月，（王濬）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為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為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並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塚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42]
另據《三國誌》，晉武帝為了不洩露伐吳計劃，是秘密命令王濬造船，且只讓其用現有的屯田兵造船，而沒有發詔書動員其他兵力。但王濬為了盡快造船，還是接受何攀的意見，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動員。因為沒有正式詔命支持，遭到了其下屬的廣漢郡太守張學抵制：
（張學）晉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學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學還。帝責學：「何不密啟而便收從事？」學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43]
《資治通鑒》將此事繫於泰始八年（272年），而據《華陽國志》，當是277年之事。這裡提到武帝給王濬的命令是「中制」，即寄自朝廷的密信而非明抄詔令，也使得王濬徵兵無虎符可用。張學以郡太守公然抗命，幾乎洩露造船之謀，卻得到司馬炎讚許，則是因為觸動了其最敏感的神經—防範邊帥叛亂。當然，王濬真正開始造船之後，零碎木屑蔽江而下，直入東吳境內，幾乎已經無密可保，只因吳後主的昏庸怠政，才未能進一步加強江防。
據《華陽國志》，這年十月，王濬派何攀到洛陽上表，進陳伐吳策略，並命他在回程時途經襄陽，以便「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宗廷論進取計」。可見王濬仍非常重視與昔日府主羊祜的協同。據《華陽國志》，咸寧四年（278年）：「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44]此時王濬在益州已整整六年，晉武帝防範疆臣坐大，調換他也很正常。且大司農屬九卿，對於王濬來說也屬於升職。更重要的是，伐吳戰爭即將開始，晉武帝顯然是想改派更為得力的，甚至是有親屬關係的人刺益州，以便其立功受獎。
但羊祜立即向晉武帝進言，保舉王濬繼續擔任益州刺史，獲得批准，方使其繼續進行造船工作。此事《晉書》的王濬和羊祜本傳都有記載，但都不系年月，且與其他史事前後混雜；《資治通鑒》將其繫於泰始八年（272年），顯然有誤。現對照咸寧四年（278年）後半年的諸事，可以證明《華陽國志》記載無誤，且可以發掘出當時的更多歷史細節。先看羊祜本傳：
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45]
據《武帝紀》，羊祜卒於咸寧四年（278年）十一月。這說明他臨死前數月已經返回洛陽。能夠旁證其返回時間的，是「景獻宮車在殯」（即羊祜姐姐、司馬師之夫人剛剛去世），據《武帝紀》，景獻皇后卒於此年六月，羊祜於咸寧四年下半年因病回洛陽，恰逢其姐姐的喪事。而王濬被徵調為大司農，《華陽國志》載於咸寧四年末條，應為下半年之事。顯然，晉武帝也擔心羊祜離任或去世後，王濬可能難於駕馭。
據《華陽國志》，王濬接到調令後離開成都，但至漢壽便不肯前行，派僚屬到洛陽請求伐吳，也是擔心在益州已經進行的造艦事業功虧一簣。據王濬本傳：「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此條羊祜的軍號有誤，因為羊祜此時已升為征南大將軍。但可見他在洛陽向晉武帝做了不少工作，使得晉武帝增加了對王濬的信任，使其重任益州刺史。而且，此時王濬的職責還有增加，首先是軍號升為龍驤將軍，據說是羊祜引用當時東吳童謠「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故以龍為王濬軍號（王濬小字阿童）；[46]不過據《華陽國志》，正式加這個軍號是咸寧五年（279年）初之事，而羊祜已卒於去年十一月。[47]
另外，王濬的都督區範圍也有擴大，「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因其資歷較低，故為「監」而非「都督」。所監增加了梁州，是將梁州的氐、巴騎兵劃入其指揮序列。益州本土素來缺乏騎兵，這是給王濬增督梁州的重要原因。所以年底進軍之時，其軍中便有「梁州三水胡」兵。據王濬本傳，他修造的「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可見大船也是為了搭載騎兵。王濬艦隊啟程時，曾因「爭騎」而斬部將李延，也證明其艦隊中搭載了騎兵。[48]
第三節 滅吳之役的部署
朝廷黨爭與伐吳爭論
西晉滅吳的大規模攻勢開始於咸寧五年（279年）十一月。在此前一年間，西晉上層關於是否以及何時發起攻勢，一直有激烈爭執。伐吳之議雖然得到晉武帝首肯，但招來了重臣賈充的反對。滅吳成功與否，對賈充並無直接厲害關係，但此事由羊祜首倡，一旦成功，羊祜的權威便會大為提高（即使羊祜死後，成就也會由其繼任者杜預獲得），這是試圖壟斷朝政的賈充不願看到的，所以他一直堅決反對伐吳。西晉政治並非君主一人獨大，新興的士族高門對皇權構成了一定的牽制。那些沒有參與首倡此事的士族高官也紛紛附和賈充之說，所謂「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49]。《晉書》對這些爭議多不系年月，《資治通鑒》則將其一概放置在十一月出兵之前。但通過《華陽國志》及《晉書》諸傳記的記載，仍能基本勾勒出西晉滅吳戰略的基本形成及爭議過程。下面進行詳細辨析。
使晉武帝下定伐吳決心的，是咸寧四年（278年）底羊祜回洛陽養病，二人有了當面交流的機會。晉武帝擔心若羊祜病重不起，前方戰備陷於停頓，伐吳大計將功虧一簣，所以他急於讓羊祜發動對吳全面攻勢：
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50]
這是要趁羊祜在世之際完成滅吳。此時已是咸寧四年（278年）冬，按照慣例，南伐都要在秋冬季進行，以避開江南的雨季暑濕。如此大規模軍事行動，需要準備籌劃之事甚多，當年顯然已來不及發起進攻，而必須待到來年（279年）秋冬。讓羊祜「臥護諸將」，就是讓他籌措一年之後的攻勢。但羊祜在咸寧四年（278年）十一月就去世，伐吳計劃則按慣性繼續推行。
關於咸寧四年（278年）底晉武帝的這個決心及計劃，除了羊祜本傳，在《晉書》中再未提及。但《華陽國志》還可提供一旁證，該書對咸寧五年（279年）初的記載為：
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為牙門，姚顯、卻堅為督：冬當大舉。[51]
這是對益州伐吳軍的一系列人事部署，最主要的是讓王濬重返益州。前文已言，這本是咸寧四年（278年）末羊祜臨終時和晉武帝的佈局，只是正式發佈已是咸寧五年（279年）初了。「冬當大舉」應當也是詔書原文，即待冬季展開全面攻勢。
與此有關的，是羊祜臨終推薦杜預繼任荊州都督，以及推薦張華為度支尚書，負責伐吳的後勤事務。《晉書》未載張華就任度支的具體時間，《資治通鑒》則載於咸寧五年（279年）十月戰事開始之前。其實張華任度支，應和杜預赴任荊州同時，都在咸寧五年（279年）初。因為度支尚書原為杜預，杜預離職之後自然由張華遞補。不然在開戰前一個月是來不及進行後勤準備的。
這樣，羊祜臨死前已為伐吳事業安排了繼承人：杜預都督荊州，王濬都督益州，形成長江上游對東吳的進攻序列；張華在朝廷統籌機務。但此舉無疑會引起賈充更多的疑忌，下游揚州、徐州的都督未參與最初的伐吳動議，也多抱冷眼旁觀的態度，並不時試圖中止伐吳計劃。就在總攻開始前數月，咸寧五年（279年）初秋，任揚州都督的王渾忽然聲稱吳軍有北伐趨勢，請求朝廷暫緩南伐計劃。西晉朝廷再度發生爭議，一度準備將南伐推遲到明年。《華陽國志》關於此事的史料甚為珍貴（雖然部分字句可能有訛脫）：
（咸寧）五年……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欲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52]
當時何攀僅為王濬龍驤將軍府的參軍事，人微言輕；而試圖拖延戰事的賈充、荀勖、王渾等都是朝廷重臣，僅憑何攀個人上書，顯然難以改變大局。結合《晉書》的杜預和王濬本傳可見，這兩人都曾對延期計劃表達激烈反對。何攀當時在洛陽，及時將朝議通報益州，所以王濬對此最先做出反應：
時朝議鹹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
賈充、荀勖陳諫以為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53]
前文已言，益州的大規模造船實際始自兩年前的277年，這裡說「作船七年，日有朽敗」，顯然是為陳說今冬伐吳機會之難得，所以將以前的小規模造船也包含在內了。杜預的反應稍晚。他在得到推遲伐吳的正式詔命之後，才上表勸諫：「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杜預為此在半月之內連上兩表力爭。針對賈充、王渾等對南伐持悲觀言論者，杜預指斥其動機是妒賢嫉能：「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54]經過王、杜兩位邊帥力爭，以及張華在朝中擇機進言，晉武帝才決心立即展開對吳全面攻勢。
伐吳之役的指揮序列及武帝的意圖
按照晉武帝部署，對東吳的攻勢於咸寧五年（279年）十一月全面展開，戰線東起東海，西至巴蜀。晉武帝試圖通過同時的全線攻勢，使東吳江防顧此失彼，從而製造渡江機會。《晉書·武帝紀》載其進攻序列為：
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胄出塗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眾軍。……[55]
此處對諸將帥只載軍號，未載其都督或所刺何州，所以不便理解。現在按照諸人本傳中的信息，將其做一梳理：
東線，徐州都督、琅邪王司馬胄從下邳南下，渡過淮河，進攻吳都建鄴對岸的江北地區。
中線，分為互不統屬的兩路：
東路，揚州都督王渾從壽春出發，經合肥進向橫江（長江西北岸的歷陽地區）；
西路，豫州刺史王戎所部，從淮北的項城出發，經大別山區南下，攻擊吳舊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對岸的江北地區。西線，又可分為杜預原則指揮之下的三路：
東路，江北都督胡奮所部，沿漢水南下，負責進攻夏口方向（今武漢江北地區）；[56]
中路，荊州都督杜預率部自襄陽出發，從陸路進攻江陵；
西路，益州刺史王濬、巴東監軍唐彬的水軍沿長江而下，經三峽東進。
從這個指揮序列可見，各路南征軍隊的統帥，除了武帝之叔司馬胄，其餘幾乎都與皇室有著盤根錯節的姻親關係：王渾之子王濟娶武帝之姊；王戎從弟王澄之妻郭氏，是太子妃賈南風的親戚；胡奮之女是武帝貴人且深受寵愛；[57]杜預之妻是武帝之妹高陸公主；至於受命總統各路軍隊的大都督、太尉賈充，則是太子妃賈南風之父；賈充副手楊濟，是武帝的楊皇后之叔。各路伐吳都督組成了晉武帝的一個盛大「親友團」，只有王濬和皇室沒有任何親緣關係，他能任此職完全得力於羊祜臨死前的保舉。
武帝如此安排伐吳將帥人選，應當還是吸取了「淮南三叛」和鍾會謀反的教訓，力圖避免前線將帥倒戈的局面。特別是吳、晉之間有長江天險，即使成功滅吳，如果前方將帥反叛，將很容易再次出現劃江而治的局面。而詔命一直竭力反對伐吳的賈充擔任總指揮，顯然也有互相牽制之意：賈充與杜預、王濬素來不和，正可實現互相監督，使各方都不敢產生非分之想。另外，這個任命也是晉武帝試圖安撫賈充的一種姿態，一旦伐吳成功，賈充將是最大功臣，其以前對伐吳的種種消極反對，都將被這個戰功掩蓋。當然，這只是晉武帝的一廂情願。賈充極度自私且沒有大局觀，在實際戰事中，這個安排險些毀滅伐吳大計。
各路統帥之中與皇室最疏遠的王濬，卻指揮著最為強大的水上力量—益州艦隊。這個艦隊對於晉軍的渡江作戰極為重要，為了防範王濬產生二心，也有必要的牽制措施，就是以唐彬為其副手。唐彬原任益州監軍，就是充當監視王濬的角色；其後又任巴東監軍，從上文的272年西陵之戰可見，這個職位主要負責統轄三峽艦隊，且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並不直屬益州刺史領導。如今以唐彬擔任王濬艦隊副統帥，正是為了進行監控和牽制，防範其離心叛變。
第四節 伐吳之戰過程
根據各路軍隊的進展，晉伐吳之戰可分為兩個階段。
從咸寧五年（279年）十一月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十八日，為第一階段，戰事主要發生在長江北岸諸地區，以及自三峽至江陵的長江南北兩岸；自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五日，為戰事第二階段，王濬艦隊從江陵東下，配合江北各軍攻克敵沿江諸城塞，順流直下，於三月十五日登陸佔領建鄴，盡俘吳後主朝廷，戰事宣告結束。
在第一階段的戰事中，各路伐吳軍隊所遇到的抵抗很強烈，且都有較大戰果，但各路統帥對於戰事進度的意見並不一致，其中最關鍵的爭執，是能否順利渡江。在第二階段，晉武帝已明確指示王濬艦隊攻佔建鄴，但未能及時釐清王濬艦隊與下游陸路諸軍（主要是中線揚州都督王渾）的指揮關係，導致王濬與王渾發生爭執。下面將重點分析西晉高層對於伐吳進展的預判，以及在實戰過程中的抵牾。
第一階段戰事
據《晉書·武帝紀》，晉武帝於咸寧五年（279年）十一月詔命前線各軍展開全面進攻。由於諸軍進入臨戰需要一些時間，加之原邊界距離吳軍重要城壘尚有一定路程，所以到次年正月、二月才進入激戰階段。
關於王濬艦隊啟程的時間，《華陽國志》卷八載為咸寧五年（279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58]。《晉書·王濬傳》則載為「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自建平郡（今巫山縣）以下的三峽江段都由吳軍控制，吳軍預先在峽中「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而羊祜尚在世時已從吳軍俘虜口中獲悉這些佈防地點，所以王濬艦隊已有針對性措施，順利通過三峽江段。[59]這表明在益州艦隊的下江行動中，荊、益兩州保持著密切的協作。
按照晉武帝戰前的詔書部署，王濬艦隊在駛出三峽，進入荊州江段後，便開始接受荊州都督杜預的指揮（節度）。[60]二月三日（庚申），王濬艦隊攻克江北重鎮西陵，繼續沿江而下，攻擊兩岸吳軍。
自襄陽南下的杜預所部，正月時已包圍了吳江陵城，但一直未能攻克。杜預遂派一部兵力沿長江北岸向上游進軍，以便接應王濬艦隊；同時又派少數兵力偷渡長江，「奇兵八百，泛舟夜渡」[61]，埋伏於樂鄉城外。樂鄉是吳軍在長江南岸最重要的軍事要塞，且是其長江艦隊停泊基地。當上游吳軍被王濬艦隊擊敗，逃入樂鄉城內時，杜預所遣伏兵隨之混入城內。王濬艦隊於八日（乙丑）抵達樂鄉城外江面，與吳軍艦隊展開會戰，將其盡數殲滅，吳荊州艦隊統帥「水軍督陸景」被俘。[62]王濬軍與城內伏兵裡應外合，於當日攻克樂鄉。此戰徹底消滅了吳軍長江上游的水上力量，使得江北吳軍孤立無援，杜預軍遂於十七日（甲戌）攻克江陵。
至此，吳軍在長江上游的重要據點已全部被晉軍攻佔。
同時，指向長江中游的荊州軍（江北都督胡奮）、豫州軍（刺史王戎）也逐漸進抵江邊，圍困夏口和武昌二城。下游的揚州都督王渾、徐州都督司馬胄所部，也基本肅清了江北吳軍。戰線基本推進到長江一線。
但自全面進攻開始以來，賈充一派從未停止對伐吳前景的質疑：
眾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克。[63]
張華本傳未載此事具體時間，《資治通鑒》則將其放在平吳之後，屬於倒敘，亦無法查證具體時間。本書認為，此事應發生在戰事開始後至二月中旬之間。因為在王濬軍攻克樂鄉之前，晉軍的進展頗不樂觀：杜預軍攻江陵、胡奮軍攻夏口、王戎軍攻武昌，都難以破城；司馬胄、王渾兩軍雖掃蕩江北，但臨江而不敢渡，使戰局有陷入拖延的趨勢。張華、杜預、王濬等力主伐吳者，顯然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只有在王濬艦隊攻克樂鄉後，才取得了在長江南岸的第一個重要據點，江北的江陵也在九天後攻克，戰局才呈現出轉機。
在王濬的益州艦隊駛出三峽，即將與杜預的荊州陸軍會師之際，指揮權問題也在凸顯。開戰之前，晉武帝已經做出部署：「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杜預到任荊州尚不到一年，而王濬在益州經營已有八年之久，只因為杜預與皇室有親，官品也高於王濬，才有這種安排。
如果杜預在王濬艦隊歸入自己麾下之後率部登艦，直取建鄴，必將建立滅吳首功。但杜預從大局出發，做出了不和王濬爭功的姿態。他判斷：如果王濬艦隊能夠從三峽攻克沿途要塞，開到江陵與自己會師，那麼早已功勳卓著，自然不甘心受制於人；如果王濬艦隊無力攻克吳軍諸要塞，也就無法趕到江陵一帶與荊州軍會師，更談不上接受自己指揮的問題。早在獲悉益州艦隊攻克西陵時，杜預便寫信給王濬，鼓勵他順江直下，逕取建鄴，「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得此信後大悅：這解除了他被人搶功的顧慮，正可以放開手腳建功立業。為了向皇帝暗示這種心情，他還專門將杜預的信件轉呈武帝，希望武帝能讓自己放手一搏。
江陵克定的第二天（十八日，乙亥），王濬艦隊開到江北，與杜預主力會師。同在這天，晉武帝發佈詔書，將王濬軍號提升為平東將軍，由「監」升格為「都督梁、益二州軍事」[64]。這是對他數日之前攻克樂鄉的嘉獎。發這道詔書時，晉武帝還未必知道佔領江陵的消息，但他在這天稍晚時獲悉江陵已定，於是又發佈一道詔書，部署繼續進軍的事項：[65]
（一）唐彬艦隊劃入王濬指揮之下。[66]
（二）杜預軍隊繼續進佔荊州的長江以南地區。
（三）杜預軍隊中劃撥一萬人給王濬、七千人給唐彬，編入長江艦隊。
（四）王濬、唐彬艦隊繼續向下游進軍，佔領巴丘（今湖南嶽陽市），並繼續東下：王濬艦隊協助胡奮攻夏口，克城後胡奮軍隊劃撥七千人給王濬；唐彬艦隊協助王戎攻武昌，之後王戎所部劃撥六千人給唐彬。然後王、唐艦隊順流攻佔建鄴。
（五）由於艦隊東下，賈充的指揮中心也從襄陽東移到項城，以便協調長江下游戰事，特別是司馬胄、王渾等軍與王濬艦隊的協同問題。
這道詔書表明荊州方面的勝利給了晉武帝信心，使他不顧賈充等人反對，執意將伐吳進行到底。另外，這也是他瞭解了杜預和王濬關係之後的部署：杜預無意於爭功，所以命其留在上游；下江直取建鄴的任務則留給了王濬。
第二階段的戰事和爭議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晉軍在長江中游和下游戰場都取得了重大勝利。
王濬艦隊自江陵東下之後，迅速加入了對夏口、武昌二城的攻勢。這兩城的情況和江陵相似，都是吳軍在長江北岸的軍事據點，吳軍依托長江對其進行補給和增援，所以長期堅守不下。王濬艦隊切斷了吳軍的江上通道，並增加了臨江方向的攻勢，所謂「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67]，短期內都被順利攻破。按照晉武帝二月十八日詔書的部署，王濬及唐彬艦隊從胡奮、王戎部補充了兵力，[68]繼續順流駛向建鄴。此時應已進入三月中旬。
在東線，開戰以來的三個月裡，司馬胄的徐州、王渾的揚州軍隊已進至長江沿線。吳軍在下游江北地區沒有重兵駐防，所以這兩支軍隊的進展頗為順利。但在兵臨長江之後，他們遲遲沒有渡江舉動。這種遲疑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畏戰，因為吳軍艦隊控制著長江下游的制水權，晉軍徐、揚兩州都缺乏大型軍艦，怕遭到吳軍攔截而不敢渡江。以前的曹仁、最近的杜預都曾用輕舟偷渡長江，但司馬胄、王渾兩人顯然缺乏這種魄力。另一方面則是這二人都怕招致賈充反感。所以司馬胄、王渾達成了默契，消極對待渡江滅吳之事。
在王濬艦隊參與攻擊夏口、武昌時，東吳方面也在試圖發起反攻。
吳丞相張悌率領吳都建鄴的精銳兵力三萬人渡江至歷陽，北上攻擊晉揚州都督王渾、刺史周浚所部。吳軍內部曾對此方案有爭議，丹楊太守沈瑩認為，上游的晉軍艦隊行將來到，應集中兵力扼守長江，準備與晉水軍決戰。張悌則認為，待到晉艦隊駛入下游時，東吳的軍心早已渙散，不如趁現在與晉揚州軍決死一戰，如能戰勝，吳軍上下士氣大增，尚有全盤扭轉戰局的可能。從當時形勢看，張悌的意見是積極和正確的。但兩軍會戰於江北版橋，吳軍大敗，損失近萬人，張悌等將帥也都戰死。[69]
到此時，賈充還在堅持其伐吳必敗的論調。他的依據是，如今大軍尚未能渡江，而春季行將過去，長江將迅速漲水，江南一旦進入暑熱天氣，將不利於北方軍隊作戰，所以必須立即停止攻勢。這種意見不僅限於朝廷上層，杜預麾下的荊州軍官也頗有應和之聲。[70]這種反戰聲勢顯然影響著王渾、司馬胄等將帥，使他們依然觀望而不敢乘勝渡江，以免得罪賈充。
就在王濬艦隊駛向下游之際，晉武帝又發佈了一道詔書，指示王濬「至秣陵，受王渾節度」[71]。從詔書字面意思看，「至秣陵」至少是已經渡江圍困建鄴之後。那麼在王渾渡江之前，和王濬的指揮關係又該如何？似尚未明確。另外，這個詔書的發佈日期也難以確知。因為王濬艦隊在中游的最後一站是武昌，彼時他還未收到這個詔書；待艦隊離開武昌之後，一路再未遇到吳軍有力抵抗，所以順流長驅直下，與江北的晉軍再沒有聯繫，更無從得知有此詔書。
而王渾得到這個詔書之後，確信自己擁有了對王濬艦隊的指揮權，遂一直在江北坐待艦隊東來。揚州刺史周浚、別駕何惲都勸他乘勝渡江、直取建鄴。但王渾堅持待王濬艦隊來後渡江，方萬無一失。[72]
三月十四日，王濬艦隊行至牛渚，王渾在北岸派遣信使到艦隊，邀請王濬到自己軍營相見。王濬則表示，吳軍艦隊正在前方的三山江面集結，戰事方殷，無暇旁顧，且如今風向正有利，艦隊行駛皆有序列，不能貿然改變方向。這就留下了一個爭執，就是在信使見到王濬時，王濬是否得知那封讓他「至秣陵，受王渾節度」的詔書？在戰後爭執中，王濬堅稱當時：
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回船過渾……[73]
史書中沒有王渾控告王濬的原文，但可以推測，他肯定堅持信使已經告知王濬：有「節度」之命的詔書，請他到北岸就是要出示這個詔命。
無論如何，當天王濬艦隊沒有停留，而連夜直向三山。艦隊副統帥唐彬看到王濬、王渾的爭執已趨激烈，為明哲保身，遂托病交出指揮權，避免開罪於任何一方。[74]吳軍集結的最後一支艦隊共萬餘人，在強大的王濬艦隊面前不戰而潰。次日（十五日），王濬艦隊行駛到建鄴江面，吳主孫皓手足無措，只得投降。
在此時，西晉朝廷關於是否應渡江的爭論正如火如荼，中書監荀勖附和賈充意見認為已不可能成功渡江，請求晉武帝懲辦張華。杜預在荊州得知這些爭論，「馳表固爭，言平（吳）在旦夕」，信使行至洛陽近郊，平吳的捷報也正從前方傳來，爭論才告終結。[75]
而在建鄴，二王之間的爭執正愈演愈烈。十五日王濬接受孫皓投降，同時遣信通報王渾；當天晚間，王渾的一封書信送到王濬處，才提及「當受節度之符」。次日（十六日），顯然晉武帝剛剛收到王渾對王濬拒命的控告（應為十四日發出），遂又發佈一道詔書，重申王濬必須接受王渾的指揮。[76]同日，王渾軍隊也渡江到達建鄴，[77]這說明王渾實際並不缺渡江船舶，此前的按兵不動只是遲疑觀望而已。
王渾到達建鄴後，對王濬抗命的指控日趨激烈，並控告其軍隊搶掠吳宮財寶，甚至「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儼然有鍾會和鄧艾之爭再起之勢。晉武帝只得將兩人召回洛陽，朝臣欲以「違詔」治罪王濬。晉武帝的裁決是：
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
但王濬的行為已經觸怒了賈充等反戰派高官，他和王渾的爭執也被打上了以寒門挑戰高門的烙印，[78]在佔領區善後及評定功勳等問題上頻頻遭遇刁難，必要時只能依靠晉武帝提供保護。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晉武帝命濬孫王粹「尚穎川公主」，才標誌著王濬家族正式被接納為上層士族，而此時王濬已經去世五年了。
余論：晉滅吳之戰的另一種可能
西晉滅吳之戰的最高決策者是晉武帝，他的判斷和決心最終促成了統一局面。但是，以賈充為首的反對者始終未曾放棄對伐吳事業的批評和阻撓。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晉武帝出於制衡群下、防範邊帥叛變的考慮，有意識地製造兩派臣僚互相批評、攻訐的局面；另一方面，則是當時正在形成的士族對皇權的掣肘，致使晉武帝對某些士族成員不得不保持優容姿態，特別是像賈充這種曾為司馬氏奪權立過汗馬功勞（殺死高貴鄉公），同時又身在朝廷，沒有外叛之虞的高官。
從這個角度看，作為力主伐吳的代表人物，羊祜的作用格外重大。他的意見堅定了晉武帝伐吳的信心，而且為伐吳事業提攜了最重要的人才：朝中的張華和荊、益二州的杜預、王濬，在伐吳之戰中，荊益二州軍隊是最為積極的力量，不僅迅速解決了上游吳軍，且參與了整個長江江段的戰事，直至佔領建鄴。
主戰派與反戰派的互相攻訐牽制貫穿了伐吳之戰全過程。這使得主戰派的將帥時時小心戒備，防止授人以柄，從而避免了出現類似鍾會據蜀的陰謀。但另一方面，這種爭執又使得伐吳事業幾乎功敗垂成：在戰事第一階段，如果荊益軍隊在西陵到江陵的戰場上遭遇挫折，戰局稍事拖延，必然因為賈充等人的反對而告中止，而主戰派也難免遭到清算；進入第二階段之後，如果王濬在牛渚江面接受了王渾的調度，渡江攻建鄴之舉也勢必拖延，屆時賈充以最高指揮官（大都督）身份作梗，也很可能使伐吳大計功虧一簣。畢竟，在王濬艦隊擊敗三山的東吳艦隊之前，東吳還擁有最後一支保衛長江的水師主力。如果晉軍攻勢稍為放鬆，東吳完全可能重建長江上的優勢。
在戰事開始之前，王濬已經有過對東吳內政變化的擔憂：「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79]且從後來的歷史看，這種變局也並非不可能：550年代，江陵的蕭繹朝廷被西魏攻滅之後，江南地方武裝迅速分化、重組，陳霸先武裝在混亂中崛起，抵抗住了北方政權的攻勢，使陳朝在江南的統治又維持了數十年。而從西晉自身的情況看，如果280年的伐吳戰事進入拖延，也將逐漸喪失對江南的優勢和擴張性：
首先是西晉政治的內因：當時士族階層的封閉和壯大已經是大勢所趨、不可遏止。這個階層文化上崇尚清談狂放，生活上奢侈腐化，政治上則萎靡保守。張華和王濬在伐吳事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恰恰不是士族出身，他們在世時飽受歧視排擠，而在他們之後，通向上層社會的大門已徹底關閉，彼時不可能再出現這種有作為的政治人物了。從這個角度講，平吳之戰是西晉王朝在墮落沉酣之前的最後一次振作，而且有幸獲得了成功。
再從西晉的外部局勢看，當時內遷的少數民族已經活躍在從關中到并州的內地，且塞外的鮮卑等部族叛亂此起彼伏。如果西晉未能及時滅吳，南方戰線佔用大量駐軍，對付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資源將捉襟見肘，也會使西晉政權陷入南北方無法兼顧的困境。當這種困境進入極端時，將是和西晉末「劉石之亂」相似的局面，即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從這個角度說，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面幾乎是注定要出現的，西晉滅吳只是將這個局面推遲了三十年，並使南方政權從孫氏改為司馬氏而已。
[1] 《宋書·索虜傳》，第2359頁。東吳亡國之後，陸機作《辯亡論》總結教訓亦云：「彼（西晉）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讚我也。」見《三國誌·吳書·三嗣主傳》裴松之注，第1181頁；及《晉書·陸機傳》。
[2] 以上見《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第32頁。
[3] 現在的淮河與長江兩大水繫在合肥一帶存在分水嶺，無法溝通。但對於歷史時期合肥附近是否存在一條「江淮運河」，研究者有不同意見，多數認為並不存在。馬騏等「江淮運河」的支持者曾在原地踏訪，只找到一條未曾修通的河道故跡，亦無法確定其年代。故本書亦認為合肥附近不存在溝通江淮的水道。參見馬騏、高韻柏、周克來：《將軍嶺古「江淮運河」的考察及發現》，《長江水利史論文集》，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劉彩玉：《論肥水源與「江淮運河」》，《歷史研究》1960年第3期。
[4]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第37頁。
[5] 《三國誌》卷四十七《吳主孫權傳》，裴注引《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則東吳方面認為自己獲得了勝利，見第1119頁。
[6] 《三國誌》卷九《魏書·曹休傳》，第279頁。
[7] 《三國誌》卷十四《魏書·董昭傳》，第441頁。
[8] 見《三國誌·吳書·吳主孫權傳》，第1129頁。按《三國誌》中，洞口又名洞浦口，史書及地誌中都未載其方位。據《晉書》卷三十七《譙王司馬尚之傳》，洞浦口在歷陽附近，為東晉末僑豫州所轄艦隊駐紮之地，應在濡須口下游數十里處。另，此次曹休派輕船攻擊之地為「徐陵」，具體地址不詳，可能是洞浦水入長江口的一處軍壘。此事《三國誌》卷六十《吳書·全琮傳》作：「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范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第1382頁）
[9] 《三國誌·吳書·吳主孫權傳》，第1129頁。濡須中洲之戰詳見《三國誌》卷五十六《吳書·朱桓傳》及《三國誌》卷十四《魏書·蔣濟傳》。
[10] 春秋後期，吳王闔閭就開鑿了經廣陵溝通長江與淮河的運河，見《國語·吳語》。
[11] 《三國誌》卷二《魏書·文帝紀》，裴注引《魏略》所載曹丕詔書，第85頁。
[12] 《三國誌》卷二十二《魏書·徐宣傳》，第646頁。
[13] 《三國誌》卷十二《魏書·鮑勳傳》：「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第385—386頁）另參見《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徐盛傳》，裴注引《魏氏春秋》。
[14] 以上見《三國誌·魏書·文帝紀》，第85頁。
[15] 《三國誌·吳書·吳主孫權傳》，裴注引《吳錄》，第1132頁。
[16] 當時曹魏後方的譙郡人也不得在渦河中攔水捕魚，以便為淮河和運河中的艦隊提供必要的水源。見《三國誌》卷五《魏書·后妃傳·文德郭皇后》，第166頁。
[17] 《三國誌》卷五十五《吳書·董襲傳》，第1291頁。
[18] 《三國誌》卷十五《魏書·賈逵傳》，第483頁。
[19] 《晉書》卷一《宣帝紀》，第6頁。
[20] 《晉書》卷二《景帝紀》，第26頁。
[21] 《三國誌》卷六十四《吳書·孫峻傳》，第1138頁；《吳書·諸葛恪傳》，第1447頁。
[22] 只有在257年，諸葛誕據壽春起兵反抗司馬氏，同時向東吳求援，一支吳軍遂從陸路北上進入壽春。司馬昭對此的判斷是「（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這支吳軍果然隨著壽春陷落而成為俘虜。見《晉書》卷二《文帝紀》，第34頁。這也說明壽春向南沒有水道可以溝通長江。
[23] 《三國誌·吳書·諸葛恪傳》，第1435頁。
[24] 《三國誌》卷四十八《吳書·孫皓傳》，第1172頁。
[25] 東吳江夏郡在長江南。此江夏為魏荊州刺史王基在江北所築之上昶城。見《三國誌》卷二十七《魏書·王基傳》，第752頁。
[26] 《三國誌》卷二十六《魏書·滿寵傳》：「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第725頁）
[27] 《晉書》卷三《武帝紀》：「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谷米百八十萬斛。」（第69頁）《晉書》卷四十二《王渾傳》：「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並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第1202頁）
[28] 《晉書·宣帝紀》，第6頁。
[29] 《三國誌·魏書·張郃傳》：「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第526—527頁）有趣的是，司馬懿也知道冬季水淺會阻礙東吳水軍的攻勢，正始三年（242年）諸葛恪攻擊江北，司馬懿主張積極迎擊，其理由便是「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吳軍只能進行陸戰，而這正是北軍所長。見《晉書·宣帝紀》，第15頁。
[30] 《三國誌》卷二十七《魏書·王昶傳》，第749頁。
[31] 以上見《三國誌》卷二十一《魏書·傅嘏傳》，裴注引司馬彪《戰略》詳細記載此事，見第626頁。另據《三國誌·魏書·王基傳》（第752頁），此時的荊州刺史王基也持「大田」的保守主張，但胡遵、毌丘儉二人持何觀點已經不詳。
[32] 《晉書》卷二《太祖文帝紀》，第36頁。
[33] 《晉書》卷三十三《石苞傳》，第1002頁。
[34] 《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第1015頁）此事不系年月，但在273年吳將步闡來降之前，所以應在羊祜到任襄陽後不久。
[35] 《晉書》卷四十二《王濬傳》，第1207—1208頁。
[36] 《晉書·羊祜傳》，第1014頁。
[37] 據《晉書·武帝紀》，在泰始八年（272年）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為司空」（第62頁），此時方由羊祜繼任車騎將軍之號，而此前王濬早已擔任過巴郡、廣漢太守，並升至益州刺史了。
[38] 《晉書·賈充傳》未載其遲留多久，但載其被迫出發赴任時，「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第1168頁），可見當時已是隆冬。證以《武帝紀》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第61頁）
[39] 但《華陽國志》卷八誤將此事繫於泰始十年（274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2頁）。
[40] 《晉書·羊祜傳》，第1016頁。戰役過程見《三國誌》卷五十八《吳書·陸遜傳附陸抗》。
[41] 《晉書·王濬傳》，第1208頁。
[42] 《華陽國志》卷八，第103頁。
[43] 《三國誌》卷十八《魏書·閻溫傳》，裴注引《世語》，第551頁。
[44] 《華陽國志》卷八，第103—104頁。
[45] 《晉書·羊祜傳》，第1020—1021頁。
[46] 《晉書·羊祜傳》，第1017頁。
[47] 《華陽國志》卷八，第104頁。
[48] 《華陽國志》卷八，第104頁。
[49] 《晉書·杜預傳》，第1028頁。
[50] 《晉書·羊祜傳》，第1020—1021頁。
[51] 《華陽國志》卷八，第104頁。
[52] 《華陽國志》卷八，第104頁。
[53] 《晉書·王濬傳》，第1208頁。
[54] 《晉書·杜預傳》，第1028—1029頁。
[55] 《晉書·武帝紀》，第70頁。
[56] 胡奮參與伐吳及當時職務，在《晉書》本傳中都沒有記載，只能參見《晉書·武帝紀》：「（咸寧三年）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為都督江北諸軍事。」（第68頁）
[57] 《晉書》卷五十七《胡奮傳》，第1557頁。
[58] 《華陽國志》卷八，第104頁。
[59] 《晉書·王濬傳》，第1209頁。
[60] 《晉書·王濬傳》在記敘完平吳過程後回溯：「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第1210頁）《資治通鑒》在太康元年三月亦照錄。但至建平與至秣陵中間相隔時間甚長，這是兩個詔書的內容：「受杜預節度」是開戰初期（一月之前）的部署，「受王渾節度」則在戰爭即將結束的三月。王濬在佔領建鄴之前，未及見到「受王渾節度」詔書，從而引發諸多爭執及誤會，詳見後文。
[61] 《晉書·杜預傳》，第1030頁。
[62] 《晉書·武帝紀》對攻克樂鄉的時間記載頗含糊，此處從《晉書·王濬傳》（第1209頁）。
[63] 《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第1070頁。
[64] 《晉書·王濬傳》及《華陽國志》卷八，第104頁。
[65] 除有說明者外，此處內容皆出自《晉書·武帝紀》，太康元年二月乙亥日，第71頁。
[66] 《華陽國志》卷八：「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第104頁）此為節文和縮寫，實際上，平南（即平南將軍杜預）所轄部分士兵劃歸王濬指揮之事，在《晉書·武帝紀》中有原文照錄，見第三條部署；唐彬軍歸入王濬指揮則僅見於此。
[67] 《晉書·王濬傳》，第1209頁。
[68] 《晉書》卷三十九《馮紞傳》：「伐吳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第1162頁）汝南屬豫州，所以馮紞所部應在王戎劃撥給唐彬的六千兵力之中。
[69] 見《三國誌·吳書·孫皓傳》，裴注引《晉紀》《襄陽記》。關於此戰吳軍損失數字，《晉書·王渾傳》為「首虜七千八百級」（第1202頁），而在戰後「二王」互相攻訐，王濬則向朝廷揭發說：「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第1214頁）顯然二千或以萬計都有些誇張，《晉書·王渾傳》所載應是較為可靠的數字。另外，關於此戰發生時間，《晉書·武帝紀》載於二月末，《資治通鑒》則載於三月初且不言出處。要當發生在二、三月之交時。
[70] 《晉書·杜預傳》：「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並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第1030頁）
[71] 《晉書·王濬傳》，第1210頁。「秣陵」即吳都建鄴，史書為避西晉末帝司馬鄴之諱而改。
[72] 《晉書》卷六十一《周浚傳》，第1658頁。
[73] 《晉書·王濬傳》，第1211頁。標點有部分改動。
[74] 《晉書》卷四十二《唐彬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第1218頁）按，建鄴上游二百里，應是歷陽—牛渚，即王濬拒絕王渾建議之地。
[75] 《晉書》卷四十《賈充傳》，第1170頁。
[76] 《晉書·王濬傳》，第1211頁。王濬上書提及「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十六日詔書內容未載，所以只能做這種推測。
[77] 《晉書·王濬傳》載王濬上書：「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第1214頁）。
[78] 《晉書·王濬傳》載王濬上書，轉引王渾對他的批評：「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而王濬也承認「渾此言最信，內省慚懼」。（第1215頁）
[79] 《晉書·王濬傳》，第1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