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南方對北作戰的地理因素
水運、河流與季節
在4—6世紀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中，江河並非只起到了分割南北的作用。作為交通運輸手段，水運在前現代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對於南方政權。江南水鄉的居民生活多依賴舟楫，所以南方軍隊在北伐中，也更多借助河流進行後勤運輸，甚至是作戰部隊的進軍也依靠艦船和水軍。除了慣常的生活習慣，這還和南北方的自然物種差異、兵種差異有關：南方政權控制的區域多非馬、牛等力畜原產地，所以缺乏拖曳車輛的牲畜（長江流域固然多水牛，但水牛不適應北方的寒冷和乾旱，所以在淮河以北的戰場上作用有限）。
另外，南方政權缺少騎兵，也使其軍隊後勤更多地依賴後方運輸，而不能靠在戰區徵集（搶劫）糧食。騎兵行動速度快，在同樣時間內搜索的區域要比步兵大得多，所以便於在戰區搶劫物資、因糧於敵，但這個優勢只屬於北方軍隊。這也迫使南軍更重視運用河流進行水運。
與水運相關的是季節問題。到冬季，北方（淮河以北）河流封凍無法航行。北方降雨量較少，且集中在夏季。只有在雨季漲水時，北方河流才能保證航運所需的水量。所以南方軍隊的北伐多選擇在夏季進行，且即使在雨季，也往往需要採取人工手段，如修築堰壩，使自然河流改道等來提高航道中的水位，保障通航。當然，除了水運，南軍選擇夏季北伐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南方人多不適應北方冬季的嚴寒；北方河流封凍之後，也不能用作防範北軍騎兵的天然屏障（黃河在這方面比較明顯）。這些因素都使得南軍北伐盡量集中在夏季，避開嚴冬。
東晉十六國的百餘年時間裡，北方局勢經歷了數次激烈變動。石趙王朝、前秦王朝的崩潰都引起了北方的長期混戰，給南方軍隊提供了北伐契機，所以東晉軍隊曾數次將戰線推進到黃河。到南北朝時，雙方對峙僵持的局面相對穩定。北魏政權統治北方的百餘年時間裡，逐漸將南北交界線從黃河推移到淮河。同時，北方經歷過兩百多年的民族融合，因政局動盪而發生全面的社會崩潰情況已經難以發生了，所以在北魏政權崩潰，北方陷入動盪時，南方蕭梁政權的北伐亦難有作為，而很快呈現出東、西魏與南方政權對峙的局面。
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淮河與長江、黃河流域的漕運（內河航運）問題，王鑫義先生曾有專文論述，他比較系統地梳理了淮河溝通長江、黃河的諸河道，以及這些航道在南北方戰爭中的運用情況。[1]故本編的論述重點並不在這些航道本身，而是以東晉時期的幾次大規模北伐—桓溫征前秦、前燕，劉裕征南燕、後秦為例，從戰略角度探討南軍在北伐中如何綜合利用內河航運、季節等因素，以及這些外部條件對戰局產生的影響。
江—淮、黃—淮水系與南北戰爭
南方軍隊北伐都要自長江進入淮河，再從淮河流域北上進入黃河。自春秋末期吳國就開鑿了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水系。在東晉南北朝時，這條江淮運河一直可以使用，南軍艦隊自江入淮，都是循這條河道。進入淮河後再溯泗水到彭城，有兩條河道通向黃河：向西偏北是汴水，通往黃河滎陽段的石門水口；向正北方溯泗水而上，可輾轉進入濟水，駛入黃河。下面對這兩條航道在東晉之前的情況做一簡單介紹：
溝通黃河和淮河的水系比較複雜。黃河在流出豫西山地之後，自滎陽以東都是廣闊的平原，少有山地約束。黃河含沙量大，河床淤積迅速，所以河道在平原上發生過多次南北擺動，向北流可入渤海，南流可入黃海。且黃河在滎陽以下河段經常分流出若干「支津」[2]。這些支津或與干流並行注入渤海（如濟水），或向東南匯入泗水（如汴水、荷水等，詳見下文），再與之一起注入淮河。自戰國以來，人們出於灌溉、航運需要，經常對這些黃河支津進行人工疏浚或改道。由於黃河水含沙量大，這些支津也經常淤塞、廢棄和改道。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因為分裂動盪，河道缺少人工維護，淤塞情況更為嚴重。在南方政權北伐時，往往先要對航道進行人工疏浚開掘才能使用。而開掘河道的工作受戰局影響，多難以按計劃進行，反過來又影響戰事的成敗。在桓溫和劉裕自淮河入黃河的北伐戰爭中都曾遇到過這種情況。
自東漢以來，在溝通黃、淮的航道中，汴水地位最為重要。自彭城通往洛陽，以汴水最短、最便捷。因其溝通淮河和京師的漕運價值，在西晉統一時代，汴河在人工疏浚之下都可通航。280年西晉滅吳時，王濬艦隊自益州駛出三峽，杜預便寫信鼓勵他：「便當逕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3]這裡「自江入淮」，是走邗溝航道；「逾於泗汴，溯河而上」，則是從淮河駛入泗水，到彭城時轉入汴水，至石門進入黃河，最終進入洛陽。這說明當時這條航道是暢通的（當然，邗溝、汴水等航道水量有限，難以通行大船，王濬艦隊中體型較大的戰艦是無法通過的）。
到西晉末戰亂時期，青州刺史苟晞和控制朝廷的東海王司馬越交惡，遂進軍佔領汴河邊的倉垣城，掐斷了東南方到京師的漕運幹線，使洛陽陷入饑荒，最終迫使司馬越帶主力禁軍離開洛陽，到豫州地區就食。[4]此舉也說明在西晉一朝，泗水—汴水航道始終是東南江、淮流域糧賦進入洛陽的最重要通道。
另一條溝通黃淮的通道，即從彭城繼續溯泗水而上，王鑫義先生稱之為「泗黃漕路」，王鑫義先生所舉關於這條航道的最早記載，是東晉永和十二年（356年），荀羨北伐前燕，「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5]。但這條航道在東晉之前，特別是在西晉統一時代是否存在？通過《水經注》等文獻可以發現，在泗水上游的高平郡（國）湖陸縣，一條「荷水」（又稱南濟水）向西溝通泗水與濟水。溯濟水向西，可以駛入汴水上游，再從石門水口進入黃河。這是因為濟水和汴水在上游同源，都出自黃河的石門水口。[6]
史念海先生認為：「菏水本是一條人工開鑿的水道，也就是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在商魯之間所掘的溝。」[7]這條經由荷水—濟水進入黃河的航道雖如此古老，但在漢魏文獻中極少有記載。其原因可能是：以汴水為骨幹的航運格局，是以洛陽為中心的統一時代的產物。當時東南去往洛陽的漕船都自彭城進入汴水航道，這比經荷水航道便捷；而冀、青、兗州的糧賦則溯黃河干流運往洛陽，導致荷水—濟水航道利用價值降低。當然，在統一時代，荷水—濟水航道也並非全無利用價值。因為汶水亦注入濟水，兗州的中心區（即泗水上游、汶水流域諸郡縣）使用這條航道進入洛陽較為便捷。西晉末青州刺史苟晞被起事武裝擊敗後，「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8]，高平邸閣（糧倉）儲存的糧食，當從荷水—濟水送入洛陽最為方便。如果運船順泗水到彭城，再經汴水送往洛陽，就比較迂遠了。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在荷水匯入濟水之處，繼續向下遊行駛，過巨野澤到達東阿一帶時，濟水與黃河干流之間距離很近。369年桓溫伐前燕至濟水，就是從這裡的四瀆口進入黃河的。那麼在此前的漢晉承平時代，這段黃河與濟水間是否有航道溝通？史書都沒有明確記載。《水經注·河水》則云：
河水又東北流，逕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濟瀆也。
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9]
此處的清水即濟水北段。因為濟水在流出巨野澤之後，經過沉澱作用，水流已經較為澄清。到四瀆口一帶再次與黃河水合流之後，清濁對比格外明顯，故被稱為清水。四瀆口這段溝通河、濟的河道，又被稱為「孟津河」（與黃河的盟津段重名，但非一地），《水經注·河水》稱其「逕九里」，即九里長，《濟水》卷則稱有十里長，[10]兩說基本近似。「四瀆祠」則因為這裡能夠輾轉溝通江、淮、濟、河而得名，從祠的存在來看，這條航道應在桓溫、荀羨之前已經有了。因為酈道元生活的520年代和桓溫北伐相距一百五十年左右，如果從桓溫時才初次開通四瀆口，則未必能在百餘年的時間內形成民俗特徵的「四瀆祠」崇拜。另外，從兩漢至西晉的數百年承平歲月，濟水和黃河都是重要航道，兩水在四瀆口相溝通的渠道僅九里長，[11]這種工程在漢魏晉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完成。
第二節 晉軍北伐中的黃—淮航道
352—354年，戴施利用汴水進入洛陽和河北
自從中原劉石起兵、晉朝遷播江南之後，洛陽不再是都城和漕運中心，河南淮北地區成為南北方拉鋸爭奪的戰場。320年代，石氏後趙逐漸佔領淮河以北。到350年代，石趙王朝因內亂崩潰，黃河以南的駐軍將領紛紛投降東晉。晉軍乘機北上，在從淮河向黃河推進的過程中，需借助溝通黃淮間的航道進行運輸。
永和八年（352年），晉豫州刺史謝尚的部屬戴施進駐汴水沿線重鎮倉垣。此年夏秋，鄴城中的冉閔之子冉智受到羯胡、慕容鮮卑的聯合攻擊，被迫向東晉求援，戴施所部遂從倉垣進至黃河，並在河北的枋頭登陸進入鄴城。八月，戴施部在慕容鮮卑攻擊之下撤出鄴城，但帶出了傳國玉璽。史書對戴施所部的記載過於簡單，但通過其352年的行程可推測，這支部隊最初是從彭城沿汴水推進至倉垣，又以舟師入黃河，登陸河北。這說明當時的汴水航道全線都可通航。永和八年冬，掌握東晉朝政的殷浩再次宣稱北伐，「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遂戍倉垣」[12]，也是要優先控制從倉垣到石門水口之間的汴水航道。
此後十餘年內，由於東晉上層人事更替，戴施的上級屢次更迭，但其以石門作為軍事據點的格局一直未變。戴施曾進駐洛陽。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冉閔降將周成舉兵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13]。據《水經注》，鮪渚在洛水與黃河的交匯處附近。[14]這也說明晉軍在河南地區的駐防體系都依托河道。
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溫加「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15]。獲得了指揮河南戰場之權。此時，叛亂武裝姚襄再次進至洛陽，與前度叛亂的周成武裝聯合。桓溫遂親自從襄陽方向進軍洛陽，同時部署其他部隊進行協調：
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16]
高武應是桓溫的荊州舊部，他所據的魯陽到洛陽並無水路可通。所以這裡負責從汴水入黃河航道的還是戴施所部。戴施時任河南太守，屬於司州，只有桓溫加了都督司州軍事之後，才能夠指揮他。對於徐州荀羨、豫州謝尚，桓溫尚無指揮之權，所以只能「請」其兵參與會戰。當然，出於東晉內部政爭，荀羨、謝尚不會主動參與桓溫的攻勢，但可以通過汴水向桓溫軍隊提供軍糧。這也是桓溫重視汴水航道的最主要原因。這場戰役晉軍擊敗姚襄武裝，再次光復洛陽，並俘獲叛將周成。桓溫的這次勝利和他能通過汴水獲得徐州的後勤補給有重要關係。
荀羨溝通泗水、濟水和黃河
原來不太重要的泗水上游—黃河段航道，此時開始具有戰略意義。因為南軍北伐需要使艦隊盡快進入黃河，再利用黃河進行東西向機動，並防範北方軍隊渡河，這種情況下，泗水航道要比汴水便捷。同在永和十二年（356年）春，慕容氏的前燕軍隊開始渡過黃河向兗州方向擴張，進抵魯郡之卞縣（今曲阜市東）。燕軍從這裡可以威脅彭城方向以至淮河防線。晉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諸軍事荀羨對這支燕軍進行了防堵，《晉書·荀羨傳》：
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甚為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17]
《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認為「汴城」應為「卞城」，在魯國卞縣，當是。但卞城在東阿的東南方，大概在晉軍推進途中，卞城燕軍開始向黃河邊的東阿撤退。荀羨晉軍溯泗水北上追擊，行至高平時只能人工開掘河道溝通泗水和濟水。光水（洸水）恰好是來自西北方的一條支流，在高平一帶注入泗水。[18]從洸水上游向北開掘，便可以連接到汶水，而汶水又是注入濟水的。所以，經過對洸水的改造，荀羨的艦隊便可以從泗水經洸水、汶水而駛入濟水，將東阿燕軍逐到黃河北岸。
如前所述，在東阿段濟水與黃河相距不遠，中間有四瀆口相通。而荀羨本傳未載其進入黃河，可能當時四瀆口已經淤塞。但南方艦船進入東阿段濟水之後，再疏通四瀆口，進入黃河已是非常便捷了。所以三年之後，晉軍水師已經能從泗水駛入黃河：昇平三年（359年），燕軍再度威脅河南，《晉書·穆帝紀》：「冬十月，慕容俊寇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晉書》的穆帝紀和荀羨本傳都未載晉軍水師動向，但《宋書》的《五行志》《天文志》卻都有明確記載：
晉穆帝昇平三年……十月，北中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兗；又遣將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19]
《宋書》卷二十四《天文志二》作諸葛攸，《晉書》卷十三《天文志下》從之。諸葛攸從兗州北上入黃河，必然是從泗水—濟水航道而上，這說明到359年溝通黃—濟的四瀆口已經再度開通。當然，這次戰役晉軍失敗，河濟地區被前燕佔據。到十餘年之後，桓溫伐燕時重新借助這條航道。這條由洸水、汶水改造成的南北航道此後便取代了東西向的荷水，成為溝通泗水與濟水的新通道。
第三節 桓溫伐前燕
356年晉軍的北伐成果是暫時的。此時北方的前秦和前燕政權都開始擴張，數年時間內，東晉勢力被再次壓回淮河一線。而隨著桓溫在荊州坐大，也希望建立北伐功業，以便壓倒東晉內部的競爭者。到369年，桓溫發動了對前燕的北伐。
桓溫的部署及其以往的教訓
在桓溫北伐之時，北方的前秦定都長安，核心區為關中；前燕建都鄴城，核心區為河北。前燕已基本控制河南和青州（山東半島）地區，西南方甚至佔領了魯陽，威脅南陽地區。東晉則依托淮河，在北岸僅保留彭城等少數據點。
桓溫對進攻前燕的部署是：自己率晉軍主力從彭城北上，驅逐兗州方向的燕軍，從此前荀羨、諸葛攸開通的泗水—濟水航道進入黃河，並渡河攻擊燕都鄴城；豫州刺史袁真帶領西路晉軍從壽春（壽陽）北上，解決河南地區的燕軍，佔領滎陽後疏通石門水口，恢復汴水流量，為進入黃河的桓溫主力提供第二條補給通道。[20]從這個部署可以看出，當時汴水上游的石門水口已經被阻塞。此時距離356年戴施從汴水進攻洛陽僅十三年，自然淤積未必這樣快，所以很可能是燕軍進佔河南之後，為了防範晉軍北伐而有意阻塞了石門水口。如果沒有從石門流入的黃河水，僅憑在河南段的有限流域面積，汴水是無法保證通航水量的。
這個計劃中兩路晉軍分別北上，佔據泗水、汴水通向黃河之處，保證了從彭城通向黃河的兩條水道都可使用，前線晉軍有可靠的後勤補給。這也是桓溫以往征戰成敗的經驗總結。前文已經談及，356年桓溫主力從襄陽、南陽出發，驅逐姚襄武裝克復洛陽，就得益於戴施軍隊維持著汴水航道的暢通，使桓溫軍在破敗蕭條的河南地區仍能得到從東南徐州方向運來的軍糧。這是後勤保障勝利的例證。
此外，桓溫也曾有因後勤不力而失敗的教訓，即永和十年（354年）的出征前秦苻健之戰。當時桓溫軍隊出發的荊州屬漢江流域，而前秦所在的關中為渭水流域，兩地間有分水嶺阻隔，無法通航。桓溫軍隊溯漢水及其支流均水至淅川，然後棄舟登岸，取武關道穿越秦嶺，無法攜帶足夠的軍糧。[21]為了克服這個困難，桓溫計劃採取「因糧於敵」的策略，準備在關中地區徵集糧食。他將出征日期定在二月，[22]在四月進入關中，而五月正是小麥收穫季節，便於徵集軍糧。但苻健政權採取了提前收割小麥、堅壁清野的策略，[23]加之當年小麥年景不利，幾乎絕收，[24]使晉軍無法徵集到足夠的軍糧。桓溫與秦軍在長安郊外相持到六月，未能取得決戰勝利，被迫因糧盡撤退，伐秦之戰宣告失敗。嚴格說來，當時桓溫在關中駐軍兩個月，有足夠的時間與秦軍決戰。他遲疑畏戰而拖延到糧盡，不能全賴後勤因素。但他主要從後勤保障這個角度總結伐秦教訓，所以在制定伐燕計劃時，堅持兩路並進，開通兩條進入黃河的航道，以保障後勤供應萬無一失。
新泗黃航道（桓公瀆）的開通
四月，桓溫率晉軍主力開始北伐。他從姑孰出發，艦隊循長江而下，在廣陵附近駛入邗溝，進入淮河，然後溯泗水到達彭城。這時袁真所部還在北上途中，石門水口尚未開通，汴水中缺水。桓溫艦隊繼續溯泗水北上。[25]由於在十年前諸葛攸艦隊曾從泗水駛入黃河，所以桓溫認為這條航道還是暢通的。六月，桓溫晉軍進至高平郡，攻克燕軍固守的湖陸縣城。這裡是荷水、泗水、洸水的交匯之地，燕軍在這裡設防，顯然也是為了防範晉軍沿河道北上。但晉軍到湖陸後才發現「時亢旱，水道不通」，即荀羨、諸葛攸前度曾修整利用過的洸水—汶水航道已無法承載艦船，這兩條河流流量較小，受天氣影響最為直接。
為了使艦隊入河，桓溫只得開鑿新航道。這就要廢棄荀羨所用的洸水，在乾涸的巨野澤湖床上開挖一條溝通泗水和濟水的新航道，所用水源就是從汶水匯入濟水之處引來。桓溫幕府中的文士袁宏作《北徵賦》記載北伐見聞，他關於此次開渠的描寫是：「於是背梁山，截汶波，汛清濟，傍祀阿。」[26]據《水經注·濟水二》，梁山處在汶水注入濟水的對岸（西岸），晉軍可能在汶水入濟處附近修築堰壩，將部分水量導入自南來的新渠道中，這樣新渠道南有泗水，北有汶水的水量補充，才勉強可以滿足行船要求，當然，體積較大的船艦無法使用這種渠道。
《晉書·桓溫傳》云「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但《晉書·毛穆之傳》則曰：「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於濟川。」[27]所以新開渠道有一百里和三百里兩說。另外，開渠所用時間亦有兩說。據《資治通鑒》卷一百二：
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
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28]
桓溫軍四月發自姑孰，至六月進入高平郡金鄉比較正常，因為此前多在晉軍控制的區域行進，不致耽誤太多時間。且六月正當盛暑雨季，也符合乘雨季漲水駛過泗水上游進入黃河的慣例。如此，則桓溫六月開始開渠，七月已入黃河到枋頭，開渠工作僅有一個月左右，加之艦隊自高平郡駛入黃河，最少也要半月時間，故實際工期尚不滿一月。
《晉書·廢帝紀》未載桓溫開始開渠的時間，但明確記載其入黃河、至枋頭的時間是九月：
九月戊寅，桓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29]
晉軍掘完渠道進入黃河，到底在七月還是九月？也就是說，開渠所用時間，是一個月以內，還是三個月之內？這和開渠的長度一樣，要結合當時晉軍能夠完成的工作量，才能推測出比較合理的數字。
桓溫伐燕軍隊共有五萬人，其中包括袁真西線兵力，桓溫直轄主力規模應在四萬人左右。這四萬晉軍還要負擔與燕軍作戰及運輸等任務，不可能全部投入開渠工作，巨野澤地區處在南北方交界戰線上，人煙稀少，能徵集的民夫數量有限。所以桓溫軍投入開渠工程的人力不會超過三萬人。使用手工工具開渠築壩時，一名壯勞力每日完成的土方量可以進行概算。如1958年修築北京十三陵水庫，工程總量180萬土方，共投入870多萬個工作日，每人每日工作量0.2立方左右；在毛澤東到工地勞動的5月25日，10萬名工人完成了5.1萬立方米的工作量，每人每日工作量也是0.2立方左右。[30]當然，修築水庫和開渠有些不同，修水庫的運輸土方距離較遠，開渠的土方則可就近堆積為堤，所以開渠工作每人完成的日土方量會稍高於0.2立方米。可假設開渠工作每人每日完成0.5立方左右，則三萬人每日可完成1.5萬立方。假設新渠橫截面為20平方米（平均寬6—7米，深3米），則每日可構築新渠750米。每月30天，可開掘渠道22.5公里，約合當時50華里。可見一個月時間不可能開掘一百里，遑論三百里。如果艦隊是九月入黃河，說明開渠工作用了兩個多月時間，恰好修通一百餘華里渠道。則《晉書·廢帝紀》的艦隊入河時間和《晉書·毛穆之傳》的開渠里程是準確的。當然，晉軍在開挖新渠時，也要盡量結合舊有河段以節約工程量。這條代替荀羨所開洸水的新渠道，後世便被稱為「桓公瀆」。
戰役進程與桓溫的失敗
在晉軍忙於開渠之時，燕軍也在發起反擊：下邳王慕容厲帶二萬燕軍來襲，晉軍迎擊於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31]。《通鑒》胡注引杜預曰：「外黃縣東有黃城，兵亂之後，城邑丘墟，故曰黃墟。」[32]其地約在當今河南省蘭考縣境。可見戰場在開渠工地的西方。史書未載這支燕軍從何而來，很可能是洛陽到虎牢一帶的駐防軍。因為這裡既要防範西方的前秦，也要防範南來的晉軍，需駐紮重兵。但此戰場在桓溫主力以西二三百里，本應屬於豫州刺史袁真的出擊方向，說明袁真所部進軍遲緩，未能起到配合桓溫主力作戰的作用。之後不久，桓溫所部晉軍又在林渚擊敗燕將傅顏，保障了開渠工作。[33]
就在晉軍挖掘渠道之時，郗超曾向桓溫建言：這條渠道不可能開通，所謂「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所以應抓緊時間從陸路北上，強渡黃河後攻擊鄴城。[34]慕容暐政權為晉軍氣勢所震懾，必然退回遼東地區，如此便可迅速光復河北。《資治通鑒》誤將此議載於晉軍已開通運渠，進入黃河之後，但那樣郗超就不會聲稱從濟水（清水）無法通往黃河了。郗超還提到「今盛夏」，也定然在渠道尚未開通的九月之前。桓溫未採納這一建議，才有了桓公瀆的開鑿。
不過，郗超另一方面的建議卻很有價值。他認為，如果桓溫不願長驅攻擊鄴城，則應當在黃河南岸濟水之濱構建長期屯駐的軍事基地，囤積足夠的軍糧，因為今年的夏天行將過去，一直未能有充沛降水，只好等到明年夏天再展開進攻。他還提到，秋季即將來臨，北方氣溫下降很快，而晉軍士兵們多沒有準備在北方過冬的衣物，如不早做準備，無法度過冬天：
……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克。
若捨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35]
到九月，晉軍終於掘通運河，桓溫艦隊進入黃河，駛向距離鄴城最近的渡口枋頭。此時已是深秋，袁宏《北徵賦》所謂「於時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灑，勁風晨興」[36]。晉軍在挖河之際，前燕已經獲得了足夠的動員準備時間，開始對枋頭晉軍進行反擊：
首先，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饋運」[37]。桓溫剛剛開通的泗—黃航道已經處在燕軍的攻擊之下，難以保持暢通；其次，西線袁真所部推進遲緩，未能完成開通石門，從汴水向黃河提供糧援的工作。桓溫本傳云：「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38]。似乎是袁真所部已驅逐燕軍，佔領了石門，但因工程過於艱巨而不能開通。但《慕容暐載記》則為：「慕容德屯於石門，絕溫糧漕」。可見石門一直在燕軍控制之下；最後，前燕向前秦求援，苻堅派二萬兵力出洛陽方向，向穎川襲擊晉軍後方。
在後援斷絕的壓力下，桓溫沒有信心登陸河北進攻鄴城，而是下令撤退。由於船行速度慢，且航道水量難以保障，晉軍焚燬所有舟艦，步行南撤。途中遭遇燕軍、秦軍的追擊和截擊，三萬餘人戰死，幾乎全軍覆沒。至於此事的餘波，就是桓溫將戰敗歸咎於袁真北進不利，未能打開石門水口，要求朝廷懲辦袁真。此舉造成袁真及其諸子據壽春叛亂，最終被桓溫攻滅，而桓溫的北伐事業也告終結。
[1] 王鑫義：《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淮河流域漕運》，《安徽史學》1999年第1期。
[2] 依史念海先生說，流入干流的河道為「支流」，自干流分出的河道為「支津」。史念海：《論濟水和鴻溝》（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
[3] 《晉書·王濬傳》，第1210頁。
[4] 此事為正史失載，見《水經註疏》卷二十三《汳水》：「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之倉垣亭也。城臨汳水，陳留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苟晞之西也，邈走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讚代據倉垣，斷留運漕。」（第1960—1961頁）汳水即汴水之異寫。
[5] 《晉書》卷七十五《荀羨傳》，第1981頁；王鑫義：《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淮河流域漕運》，第12—13頁。
[6] 《水經註疏》卷八《濟水二》。
[7] 史念海：《論濟水和鴻溝》（上），第75頁。
[8] 《晉書》卷六十一《苟晞傳》，第1668頁。
[9] 《水經註疏》卷五《河水五》，第472—473頁。
[10] 《水經註疏·濟水二》：「濟水又東北……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為清。《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殊別……」（第737頁）
[11] 即所謂「（黃河水）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
[12] 《晉書》卷八《穆帝紀》，第198頁。
[13] 《晉書·穆帝紀》，第200頁。
[14] 《水經註疏·河水五》。
[15] 《晉書·桓溫傳》，第2572頁。
[16] 《晉書·桓溫傳》，第2572頁。但加大都督與征討姚襄之事，本傳皆不系年月。此處從《資治通鑒》卷一百，置於永和十二年。
[17] 《晉書·荀羨傳》，第1981頁。
[18] 《水經註疏》卷二十五《泗水》：「（泗水）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西北來，流注之。」（第2121頁）
[19] 《宋書》卷三十一《五行志二》，第909頁。
[20] 《晉書·桓溫傳》：「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第2576頁）。
[21] 《晉書·桓溫傳》：「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第2571頁）
[22] 《晉書·穆帝紀》：永和十年「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第200頁）。
[23] 《晉書·桓溫傳》：「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第2571頁）《晉書·苻健載記》：「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眾大饑。」（第2871頁）
[24] 《宋書》卷三十四《五行志五》：「晉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至關西亦然。自去秋至是夏，無水旱，無麥者，如劉向說也。又俗雲，『多苗而不實為傷』，又其義也。」（第980頁）永和十年，正是桓溫伐秦之年。云「至關西亦然」，則關中後秦轄境亦然。
[25] 《晉書》卷六十七《郗超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第1803頁）
[26] 《初學記》卷六「清濟濁河」條，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2頁。標點有改動。
[27] 分別見《晉書》，第2756、2125頁。
[28]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第3214頁。
[29] 《晉書》卷八《廢帝紀》，第212頁。
[30] 史義軍，徐連英：《1958年中央領導參加十三陵水庫建設紀事》，《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
[31] 《晉書》卷一百十一《慕容暐載記》，第2853頁。此事《晉書·廢帝紀》作：「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眾距溫，溫擊敗之。」（第212頁）有明確時間，但誤以慕容厲為慕容垂。
[32]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第3215頁。
[33] 《慕容暐載記》稱為傅顏，蓋來自燕人史書；《廢帝紀》和《桓溫傳》則稱之為傅末波，應是東晉方面的稱呼。「末波」是鮮卑人常見名字，西晉末年段部鮮卑亦有名末波者。《資治通鑒》卷一百二胡三省注認為「林渚」當在新鄭附近，恐非，因為距離巨野太遠，大概應在黃河南岸靠近巨野澤之地（第2853頁）。另，《資治通鑒》先載桓溫開巨野澤，入黃河，後又載攻湖陸、戰黃墟、敗傅顏三戰，時間順序錯誤。此三戰都應發生在開通入黃河的水道之前。
[34] 《晉書·郗超傳》，第1803頁。
[35] 《晉書·郗超傳》，第1803頁。
[36] 《太平御覽》卷二十七《時序部十二》，第129頁。
[37] 《晉書·慕容暐載記》，第2853頁。
[38] 《晉書·桓溫傳》，第25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