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社會商品貨幣經濟比較發達，但未能轉化成更發達的生產力，也難給政權提供充足的戰爭資源，已見上一章的分析。另外，在社會政治方面南朝最終被北朝吞併的原因，是皇權與軍人勢力之間多有抵牾和內鬥，佔用了本應用於對北戰爭的資源；且南方的軍人勢力未能創造一種足以保障自身持續存在、發展的氛圍和文化，不同軍人集團之間互相傾軋、取代，一直紛紜不休直至滅亡。本章即著重探討南朝皇權與軍人勢力的關係問題。
本章的論述重點並非南朝政治史，而是從南北戰爭的角度來討論南朝政治的一些特點。南朝歷代政權的開創者，或自中下級軍人起家，如劉裕、陳霸先；或由駐防北方邊境的軍事長官倒戈而奪權，如蕭道成、蕭衍，可以說都是從戰爭和軍人集團中產生。在南北割據對峙中南方勢力弱於北方，所以南北戰爭的形勢對於東晉、南朝政權的影響更為明顯。從東晉到南朝的歷次改朝換代，以及其承平時期的南方政治格局，都受到南北戰爭的直接影響。和之前東晉的「門閥政治」相比，南朝政治的皇權獨尊色彩更重；和同時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皇權卻不夠強大和穩定，皇權和軍事將領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鬥爭的局面幾乎貫穿了整個南朝政治的始終。所以，本章將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一）軍人勢力的形成與改朝換代；
（二）皇權與軍人勢力的關係，包括控制、打擊和籠絡；
（三）軍事將領對皇權的態度，特別是其在皇位過渡中的作用；
（四）皇權—軍人勢力的發展方向與南朝政治走勢。
以往研究者在討論南朝政治時，多把劉裕、陳霸先等人稱為「次等士族」「低等士族」「豪族」等等，[1]本書不採用這種觀察角度。因為所謂「次等士族」「豪族」並無嚴格標準，像宋武帝劉裕出身耕田賣履的貧寒之家，識字數量有限，還曾因交不起社錢被拘捕，恐怕談不上是「士族」；陳霸先是江浙人，靠在嶺南做中級軍官（州參軍）起家，也與基於鄉土勢力的「豪族」無關。所以本書不再採用這種觀察手段，而是側重從職業身份上觀察，像劉裕、蕭道成、陳霸先這種上戰場參戰，靠積累戰功出人頭地、躋身社會上層者，都歸入「軍人勢力」。蕭衍不完全符合這種特徵，因為其在戰爭素質方面乏善可陳，本書側重討論其軍事力量的積累過程，即投靠在其麾下的職業軍人的構成。[2]
第一節 陳朝的「軍人共同體」特徵
從東晉到南朝的歷次改朝換代，大都與對北戰爭中形成的特定軍人集團有關。如劉裕建宋依賴北府兵，蕭道成建齊依賴其駐防淮陰時經營的武裝，蕭衍建梁則依靠雍州武裝，這些都已為治史者所熟知。只有陳霸先在入主建康之前沒有與北方作戰的經歷，但當他除掉王僧辯控制長江下游地區時，曾兩度挫敗了北齊軍隊的渡江攻勢，才得以建立陳朝。所以對於陳霸先來說，對北方戰爭不是他組建武裝的起點，而是其建立王朝的最後一道考驗。且與以往宋、齊、梁相比，陳所受的北方軍事壓力更大，而軍人勢力與陳皇室合作，共同對抗北方以維持自身生存的特徵更為明顯。從這個角度講，陳朝的「軍人共同體」特徵尤為明顯。
和以往劉裕、蕭道成、蕭衍崛起所依賴的軍事力量相比，陳霸先軍事集團的最鮮明特色，就是構成上的「開放性」。
首先，陳霸先重視團結那些割據的地方實力派，以便壯大自身武裝。這和當時的軍政形勢密切相關：在侯景之亂中，梁朝統治解體，各地官員和地方實力派紛紛武裝自保，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眾多割據者。陳霸先從嶺南帶出的軍隊也是這些割據武裝中的一支。江陵梁元帝朝廷的陷落使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為了盡量擴大自己的勢力，與王僧辯殘部、王琳、北齊等敵人作戰，陳霸先必須盡可能多地爭取支持者和同盟者。所以在他和陳蒨（文帝）兩代，主要將領大都是相繼招納而來。比如陳霸先在嶺南崛起及北上時，招納的將帥主要有胡穎、徐度、杜稜、杜僧明、周文育、薛安都、歐陽
；陳霸先初平侯景，駐紮京口時，又招納了在沿江下游頗有地方勢力的吳明徹、沈恪二人；在火並王僧辯之後，陳霸先又招納了原梁元帝及王僧辯舊部侯瑱、徐世譜、周鐵虎、程靈洗、韋載，以及割據地方的實力派魯悉達、荀朗。陳霸先死後，文帝陳蒨繼位，他繼續對王琳武裝作戰，進佔長江中游地區，並逐漸掃平了江南的各種割據勢力，基本統一長江以南。陳蒨原在陳霸先麾下為將時，就與同鄉章昭達「結君臣之分」[3]。擊敗王琳之後，文帝又爭取了大量王琳舊部歸降，如任忠、周炅和樊毅、樊猛兄弟。另外，陳蒨還逐一平定割據地方的實力派軍閥。被他徵入朝廷，改授官爵的實力派人物有割據巴山的黃法抃、桂州的淳於量、臨川的周敷，這些人也在文帝朝及以後的征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不願放棄獨立的割據者也被陳文帝逐一剷平，如熊曇朗（割據豫章）、周迪（割據臨川）、留異（割據東陽）、陳寶應（割據侯官）。
其次，陳霸先、陳蒨還不介意使用來自敵方的降將。除了招撫王僧辯、王琳舊部，在早期投奔陳霸先的將領杜僧明、周文育、歐陽
，都是在戰鬥中被俘並轉而忠於陳霸先的。侯瑱在這方面的經歷較有代表性：在侯景之亂期間他是益州刺史蕭范麾下的將領，後歸附梁元帝蕭繹成為王僧辯的部屬，駐紮在豫章（贛江流域）。王僧辯被陳霸先除掉後，侯瑱遭到當地武裝進攻難以立足，有人勸他渡江投靠北齊，但侯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4]。此時陳霸先面臨著來自上游的王琳威脅，對於侯瑱倒向自己十分感激。在投誠當年（永定元年，557年），侯瑱就被授予侍中、車騎將軍之職。同年底，陳霸先派出抵禦王琳的侯安都等軍慘敗，第二年侯瑱升任司空、「都督西討諸軍事」，受命掛帥抵禦王琳。對於降將，一年之內便有如此之大的陞遷重用，在其他時代是很少見的。到文帝陳蒨即位之後，侯瑱繼續負責指揮對王琳、北齊、北周軍作戰，陳氏舊將侯安都等反成為其下屬。
陳霸先、陳蒨之所以大量使用降將，是因為當時大小割據軍閥很多，局勢變化很快，各種力量的分化重組非常迅速。如果不努力收攬人心，特別是爭取那些握有武裝的割據軍閥，就會招致他們的反對甚至投靠北齊等更強大的對手。所以陳政權幾乎對一切有武裝和戰爭經驗的軍事強人開放，向他們提供官爵待遇以及作戰的機會（也可以看作義務）。在陳這個「軍人共同體」政權中，皇權不能高高凌駕於軍事將領，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像合作、共治，與東晉皇權與士族共治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處。
在君權獨尊的大一統時代，軍事將領對於皇帝沒有任何獨立性，而被敵軍俘獲生擒是極大的恥辱，被視為對皇帝的背叛。如西漢武帝時李陵出擊匈奴兵敗而降，全家都被漢廷處死。但在陳朝，被俘將領在兩方都不會遇到太苛刻的批評。如557年陳霸先派兵西上阻擊王琳，結果陳軍大敗，主帥薛安都、周文育、徐敬成（徐度之子）、周鐵虎、程靈洗都被俘獲，「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5]。周鐵虎曾與王琳同在王僧辯麾下任職，兩人可能互有抵牾導致其被殺。到次年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又尋機從王琳軍中逃出，返回建康，「自劾廷尉，即日引見，並宥之。戊寅，詔覆文育等本官」[6]，旋即又投入到對王琳等武裝的作戰中。到陳蒨甚至陳瑣朝，這些被俘逃歸的將領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到宣帝陳瑣在位的570年代，陳軍對北齊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將戰線推進到淮河以北。當北周滅齊之後，周、陳又在淮北發生大規模戰事。太建十年（578年），吳明徹率數萬陳軍溯泗水北伐，但被周軍擊敗，除了千餘名騎兵突圍外，吳明徹部屬都成為周軍俘虜。此時吳明徹已年過七旬，周朝給予他很高的待遇，「有詔釋其鸞鑣，蠲其釁社。始宏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千戶」。兩年後（580年），吳明徹病逝於長安，亦受到極高禮遇。[7]在南方，到後主陳叔寶即位的至德元年（583年），陳朝發詔書高度肯定了吳明徹的功績，稱其「雖志在屈伸（即投降以求機會），而奄中霜露（病逝），埋恨絕域，甚可嗟傷」，追封其為「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並以其子吳惠覺繼承爵位。[8]吳明徹被俘之前已贈封至南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在其兵敗之後，這些封爵顯然已被撤銷，至此部分恢復。
這種將領兵敗被俘之後在兩方都受到尊重的現象，在南北朝時並不少見。當時南北方都戰事頻繁，政權對於軍人群體給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北方比較典型的是西魏名將王思政，549年他率八千士兵守衛穎川城，遭到十餘萬東魏軍隊圍攻，糧盡城破被俘。東魏權臣、丞相高澄（追諡文襄）對王思政極為尊敬，「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9]。後任命王思政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死後還「贈以本官，加兗州刺史」。其子王康留在西魏、北周境內，「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王思政長子王元遜亦隨其一同被俘，其幼子王景在家鄉亦被封為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10]可見北齊、北周對王思政的待遇比陳朝對吳明徹還要高。這表現了政權對稱職軍人的尊重。特別是西魏北周的統治階層（所謂關隴貴族集團），這種「軍人共同體」的色彩更為明顯。
陳霸先集團「軍人共同體」比較明顯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在555年底北齊軍徐嗣徽、任約所部渡過長江進攻建康，與陳霸先軍進行了激烈戰事，兩軍都糧盡力竭被迫議和。齊軍提出的條件是陳霸先需交一名侄子到北齊為人質。陳霸先子侄多已被北周俘獲，很不願意接受這個條件。但「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京都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鹹願與齊和親」，陳霸先亦不能堅持己見，只得宣佈送侄子陳曇朗入齊。他對諸將說：「……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鬥也！」[11]雙方由此達成和議，齊軍返回江北。次年齊軍再次大舉渡江進犯，被陳軍擊敗。陳軍拒絕釋放俘獲的齊將蕭軌、東方老等，而陳曇朗也被北齊處死。在宣帝陳瑣朝，吳明徹部全軍覆沒之後，陳朝一度面臨亡國威脅，為了使舉國上下團結振作，陳瑣在建康郊外立壇，與朝臣、將領一起對天盟誓，次日，又「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12]。這種強調君臣一體、共禦國難的儀式也比較少見，亦可看作陳政權「軍人共同體」風格的體現。
第二節 宋、陳軍人改立皇帝的選擇
承平年代皇位繼承有一整套基於儒家學說的規範：皇帝的嫡長子是法定繼承人（太子），但有些情況下，皇帝也可指定其他皇子繼位；先皇死去時如果少帝年齡尚幼，則由幾名核心大臣輔政，保障少主長大和親政。這套規範的早期模板是周武王死後周公輔佐年幼的成王。到西漢時，霍光和王莽都扮演過這種輔佐少主的角色，並引發了不同的結局。但在戰爭威脅之下的南朝，這種規範的皇位過渡模式經常遭遇挑戰。由於戰爭影響，南朝重臣往往是武人出身的將領，局勢和職業風格使得這些武人將領另有一套選擇皇帝的標準，他們更傾向於推舉年長且有能力的人做皇帝，這一幕曾在南朝多次上演。
最早體現出南朝政治這一特徵的是宋文帝劉義隆的即位。宋開國皇帝劉裕死後，即位的少帝劉義符行為荒唐，導致朝政混亂，劉宋被北魏奪去河南地帶即在此時。受劉裕遺命輔政的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決心更換皇帝。他們廢黜並處死了劉義符，迎立劉裕第三子、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到建康即位。主持此次廢立的四位輔政大臣中，檀道濟是武人出身，一直在劉裕麾下征戰。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並非武將，但都是長期追隨劉裕的舊臣：徐羨之是劉裕親家，多在劉裕出征時主持後方政務；傅亮、謝晦是士族文人，長期在劉裕幕府供職，以才幹受提拔至重臣之位，所以他們都深受劉裕果敢風格影響，選擇劉義隆為帝的標準是因為他聰穎有才幹且較年長（十八歲）。[13]當時曾有人主張以十二歲的劉義恭為帝，遭到徐羨之等人拒絕。[14]顯然他們更傾向推選年長的君主。而劉義隆開創「元嘉之治」的表現也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為了給劉義隆即位掃清障礙，徐羨之等人不但殺死了少帝劉義符，還處死了排行第二、「輕動無德業」的廬陵王劉義真。[15]這種不計後果的決絕風格也頗有劉裕之風。但這也引起了劉義隆的極大恐懼，所以他穩定政權之後，陸續藉機處死了四人。如果四人的做法稍微含蓄謙和一些，比如在擁立劉義隆的同時保持劉義符、劉義真的性命，則劉義隆未必敢對四人進行清洗。但這顯然不是劉裕和他的部屬們的風格，南朝政治血腥、充滿殺氣，也正由此開端。
陳朝的「軍人共同體」色彩較重，在帝位的傳承上也有表現。首先是陳霸先死後將領們擁立文帝陳蒨繼位。559年陳霸先病死時身邊沒有子嗣：其子陳昌在梁元帝朝廷陷落時被俘入周。[16]當時陳朝將領比較看好的是陳霸先的侄子臨川王陳蒨，他富有征戰經歷，曾參加過對王僧辯所部以及北齊渡江軍隊的戰鬥。陳霸先死時他正率部在南皖口防範王琳軍。當時陳朝重要將帥大都在防禦王琳的前線，只有杜稜在建康負責留守事務。杜稜從嶺南就在陳霸先麾下作戰，在陳朝諸將中資歷較老，他派人到南皖秘密迎接陳蒨回建康即位：
三年，高祖（陳霸先）崩，世祖（陳蒨）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世祖……[17]
另一名重要將領侯安都此時正在班師回建康，他經過南皖時獲悉陳霸先死訊，遂陪伴陳蒨一起回到建康，與杜稜等推戴陳蒨即位。陳霸先遺孀章皇后試圖迎接親生的陳昌為帝，所以堅決不同意陳蒨繼位。在群臣猶豫之際，還是侯安都從太后處強搶了皇帝玉璽，並將陳蒨推上先皇靈前，象徵其已是合法繼承人：
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仍與群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發，推就喪次。世祖即位，遷司空……[18]
頗有意味的是，在陳蒨為帝時，侯安都指揮擊敗了王琳軍，「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對文帝陳蒨逐漸缺乏尊重：
（安都）嘗陪樂游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
宴訖，又啟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19]
侯安都向文帝借「御堂」舉辦家宴甚至坐上皇帝的御座，令人想起東晉元帝即位時引王導登御座之舉，及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而到陳文帝時與皇帝共享御座的則換成了武將。侯安都的這種行為已經突破了君臣關係的底線，且陳蒨也具有掌控朝政的能力，最終侯安都被誅殺。
在陳蒨朝，其次弟陳瑣被北周釋放返回，在政務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陳蒨死後，繼位的太子陳伯宗（廢帝）軟弱無能，陳瑣掌握輔政大權，並受到將領們的擁戴。在廢帝陳伯宗即位的第一年（光大元年，567年），忠心者曾兩度試圖推翻輔政的陳瑣，但都未成功。第一次是文臣與沈太后聯合，試圖以太后敕令使陳瑣離開尚書省「還第」，從而將其驅逐出權力中心。這些參與者主要是尚書和中書省中的文臣：
（殷不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立，高宗（陳瑣）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眾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敕，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20]
陳瑣剛得到敕令時，一度猶豫不敢反擊，派人詢問領軍將軍，名將吳明徹，吳堅決支持其留在朝廷。[21]得到吳的支持後，陳瑣發起反擊，將反對者們逮捕處死。此事成為陳瑣廢黜陳伯宗自立的直接誘因，而文臣與武將在此事中的不同立場則頗有代表性。
不久，湘州刺史華皎起兵反對陳瑣。華皎是文帝陳蒨的親信，故忠於文帝、廢帝父子。他聯合北周軍隊試圖順江而下，但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都拒絕了華皎的勸降，建康的舊將也都忠於陳瑣，吳明徹、淳於量、徐度徐敬成父子受命出兵，擊敗了華皎和北周聯軍。此舉亦為陳瑣正式稱帝掃清了道路。按照《陳書》的說法，陳蒨臨終前就曾試圖倣傚吳太伯讓位給陳瑣。不論這種說法是否是陳瑣為帝之後的杜撰，當時的將領們都沒有對這次帝位易主表示異議。他們顯然更願意接受年長、有能力的陳瑣為帝。陳瑣即位之後，也炫耀自己熟稔戰陣之事，顯然是在向將帥們展示他的才能。太建四年（572年）八月：
詔曰：「國之大事，受賑興戎……磻溪之傳韜訣，谷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慚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陣，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並條制，凡十三科，宜即班宣，以為永准……」[22]
第三節 皇權對軍事將領的打擊與控制
南朝軍事將領與皇權的關係一直處在動態之中：當局勢混亂時，軍事將領們會結成集團擁立自己支持的皇帝；當皇帝（往往是繼任的皇帝）能夠穩定執掌政權時，又會對勢力強大、過於跋扈的軍事將領進行誅殺，以維持皇權的獨尊。
在宋、齊兩代，這種皇權打壓軍事將領的現象比較突出。劉義隆被謝晦、檀道濟等迎立之後不久就藉機陸續除掉了四人。為孝武帝劉駿奪位立下戰功的名將柳元景、沈慶之，在前廢帝劉子業即位不久也被誅殺。明帝劉彧在討平反對武裝之後賜死為其平叛的將領吳喜，斥逐老將張永。到後廢帝劉昱朝，殺戮武人的風氣更盛。在這種情況下，曾有一大群禁軍將領寄希望於除掉劉昱，改立建平王、南徐州刺史劉景素：
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濔、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為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為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23]
可見簇擁在劉景素周圍的有兩批人，一批是南徐州刺史京口軍府中的軍官，一批是朝廷禁軍序列中的黃回、高道慶、曹欣之等軍官，追隨他們的也都是「武人失職不得志者」。476年劉景素的倉促起兵很快被平定。次年，後廢帝又誅殺了另一群被懷疑謀反的禁軍軍官和朝臣，[24]輔政大臣蕭道成也幾度險些被劉昱殺害。在這種恐怖氣氛中，劉昱遭到了和前廢帝劉子業一樣的下場—被侍衛刺殺，政權則落到了蕭道成手中。
蕭道成建齊之後，太子蕭賾與蕭道成集團中的一些將領不睦。當蕭賾即位之後，立即處死了在淮陰時期就追隨蕭道成的舊將垣崇祖；車騎將軍張敬兒曾為蕭道成擊敗劉休范、沈攸之立下戰功，也被蕭賾藉機除掉。到齊明帝蕭鸞一朝，因為與北魏戰事激烈，內部矛盾相對並不明顯。蕭鸞平生最擔心的是蕭道成、蕭賾子孫，進行了多次誅戮。到蕭鸞晚年病危時，又開始擔心異姓將帥會威脅自己的繼承人，這激起老將王敬則在會稽起兵，但迅速失敗。蕭鸞死後，年輕的蕭寶卷繼位，他對將帥們大開殺戒：舊將曹虎被殺；陳顯達自江州刺史起兵，旋即兵敗身死；豫州刺史裴叔業在驚恐中投降北魏；舊將崔慧景受命攻擊裴叔業，但在進軍途中倒戈，圍攻建康數日後兵敗。另一路討伐裴叔業的蕭懿所部馳援京師，擊敗崔慧景部。但蕭寶捲旋即賜死蕭懿，又大肆捕殺其家人。此舉引發蕭衍在雍州起兵，終結了蕭寶卷和齊朝的統治。
在宋、齊兩代的政治中，這種以殘暴殺戮著稱的「少主現象」很值得關注。宋前廢帝劉子業、後廢帝劉昱、齊東昏侯蕭寶卷都是少年即位且血腥殘暴，大肆殺戮臣僚，並在短時間內被刺殺或推翻。這也和南朝皇權所處的環境有關：東晉皇權不振，不可能出現殘暴的君主；宋齊幾位少主又和十六國、北朝那些以殘暴著稱的君主如赫連勃勃、高洋不太一樣：赫連勃勃、高洋的殘忍虐殺並沒有特定對象，任何朝臣、近侍甚至不相干的百姓都可能遭到屠戮；宋齊三位少帝屠殺的對象則主要指向掌權的大臣，特別是有軍事經驗的將領。這反映了南朝皇權對軍事將領的忌憚，即少帝們本能地意識到武人將領們對自己帝位的威脅，[25]但由於年幼，心智與政治經驗尚不完善，所以表現為殘忍的和擴大化的屠殺，最終造成其統治解體。這背後的原因，是南朝軍事將領與皇權之間的關係尚未完全理順。再反觀北方，暴君並無特定的誅殺對象，也是因為皇權已經強大到沒有任何潛在對手，所以其暴行也沒有特定的目標，更接近心理上的扭曲和宣洩。
除了對潛在威脅的誅殺，南朝君主還在探索運用制度化的調兵、選將等機制實現對軍事將領的控制。[26]在「元嘉之治」期間，劉義隆成功實現了對將帥武人的控制。但宋軍對北魏歷次北伐均無功而返，就與劉義隆對將帥牽制太多有關。《宋書·文帝紀》末，沈約對劉義隆的評價是：
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27]
除了貽誤戰機，這種指揮方式還造成前線將帥缺乏主動進攻精神與應變能力。劉義隆總結最後一次北伐（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的失策，認為是將帥懦弱畏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28]實則是他自己對前線干預過多所致。
在蕭衍攻滅蕭寶卷，建梁稱帝之後，充分吸收了宋、齊兩代將領（也包括他自己）坐大篡權的教訓，有意識地削奪軍事將領，特別是那些隨同他起兵的武人的權力。蕭衍有能力和信心駕馭這些將領，所以他並未採取誅殺策略，只是不讓這些人久居邊境州鎮，改為讓他們在建康擔任顯赫，但無直接兵權的官職，且在不同官職之間頻繁調動，使其無法培植私人力量。比如曾隨蕭衍起兵的將領王茂，在梁朝最初五六年還在地方州鎮及前線任職，後調入建康任尚書右僕射、侍中等職務。他感覺作為武人受到冷落，心中頗為不滿：
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29]
另一名元從功臣曹景宗，也對離開軍隊之後的承平生活頗為厭倦：
（曹景宗）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30]
其實梁朝中前期與北魏的戰事並不少，完全有這些舊將施展的空間。但蕭衍為了便於駕馭，都是命令子侄諸王擔任北伐統帥。這些宗王多懦弱且無軍事經驗，造成梁朝的北伐頻頻失利。比如505—506年，臨川王蕭宏指揮的北伐，以及524年豫章王蕭綜指揮的北伐。前次以蕭宏棄師逃命引發慘敗，後次則因蕭綜投降北魏而不了了之。不過，舊將賦閒也確實保障了梁朝數十年的穩定。
總之，皇帝對將領失去控制會導致軍人政變，如果控制太嚴密則會削弱軍隊戰鬥力，無法取得對北方戰爭的勝利。這是南朝的政治結構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第四節 皇權、將領對士族文化的追求
東晉末年劉裕主導的北伐是南方政權軍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後百餘年的南北對峙中，南朝在軍事上逐漸轉入被動，隨著疆域縮小，國力也隨之削弱，最終被隋統一。這個歷史大趨勢背後的原因，除了當時南方開發程度尚低、人口與經濟總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南方缺乏尚武的社會氛圍。雖然每個朝代都由軍人集團開創，但軍事將領們（包括以征戰起家的皇帝）進入社會上層之後，迅速被士族階層崇尚雅致情趣與文學藝術的生活方式同化，難以保持勇武精神，整個社會也呈現重文輕武的趨向，最終造成南朝的積弱與滅亡。
南朝皇室對文化品味的追求
宋開國皇帝劉裕本是戎馬一生的軍人，自幼未曾求學，文化程度很低。他的書法極差，謀士劉穆之只能建議他多寫大字，「一字徑尺，無嫌」。結果劉裕「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31]。與劉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將領劉毅在這方面也有表現。劉裕攻滅盧循之後，劉毅曾在慶功宴上作詩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32]
劉毅因戰功不如劉裕，只得自命在「風流」方面勝出。這種社會氛圍也使得劉裕急需表現出文化修養，但他引經據典時難免出現張冠李戴的錯誤，招致不講情面的僚屬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鄭）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33]
到宋文帝劉義隆一代人，文化素質已經有了較大提高。元嘉七年北伐失敗，劉義隆曾作詩抒發其悲憤之情：「撫劍懷感激，志氣若雲浮」[34]。劉義隆諸子—孝武帝劉駿、明帝劉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劉駿自命書法高超，當時書法名家王僧虔擔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筆書」，得以明哲保身。[35]劉駿還有詩《戲馬台梨花贊》傳世，[36]戲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稱帝后並未到過彭城，所以應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駐防彭城時的作品。劉彧在稱帝之前也頗有文史、經學著述，[37]他還自以為擅長圍棋，群下投其所好，恭維他棋藝為第三品。[38]
南齊開國皇帝蕭道成雖然出身將門，但也頗有文化，本紀稱其「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39]。在駐防淮陰時，他擔心北魏的攻勢和宋明帝的猜忌，曾作《塞客吟》以喻志。[40]齊武帝蕭賾也頗有文采，當時北魏使臣李彪數次出使南齊，蕭賾與李彪多有詩作唱和，這也是向北朝顯示其文化素養。[41]南齊宗室竟陵王蕭子良喜歡招攬文士，他身邊的所謂「竟陵八友」囊括了當時的著名文人沈約、王融、謝朓、范雲、任昉等人，梁朝開國皇帝蕭衍亦在其中。[42]梁武帝諸子也多有以文學經史著稱者。昭明太子蕭統延攬門客編輯《文選》，成為後世文學楷模。[43]繼蕭統為太子的蕭綱（簡文帝）在這方面同樣出色，他「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44]，本紀及《隋書·經籍志》載其文士經義著作多種。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中，南朝上層重文輕武之風達到頂點。《顏氏家訓》對當時社會風貌有生動刻畫：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為馬乎？」其風俗至此。[45]
有諷刺意味的是，蕭綱為太子時，還曾編著《馬槊譜》，當時以「譜」品鑒琴棋書畫之風頗盛，蕭綱卻是品鑒騎兵武器馬槊。此書正文已經亡佚，但序文殘章保存在《太平御覽》之中，蕭綱用富有節律的駢體文詠唱：
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淨，青霜旦盡，密雨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鏤衢與白刃爭暉，翠毦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皋之箭。[46]
在江南花柳明媚的場景中，在巴童越女的圍觀下，騎兵操練馬槊的場面更像是一場雅致從容的遊戲。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侯景八百騎兵渡過長江，圍攻建康，便是另一番景象：「及侯景之亂，（士大夫）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47]在侯景軍隊圍攻台城期間，蕭綱甚至還寫作了一篇《圍城賦》。[48]被侯景俘獲囚禁時，蕭綱「又為《連珠》二首，文甚淒愴」[49]。而其子蕭大器在被侯景殺害前還在講《老子》，[50]可謂歷史的嘲諷。在江陵立朝的梁元帝蕭繹也「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西魏軍隊展開對江陵的攻勢時，蕭繹還在江陵「龍光殿述《老子》義」[51]。
陳朝的前三代皇帝陳霸先、陳蒨、陳瑣都是壯年登基，前半生多有征戰，無暇顧及文藝。但陳蒨在教育諸子時已經比較強調文化修養。當時文士陸繕受命教授太子陳伯宗及其兄弟優雅的談吐舉止：
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鹹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52]
而陳伯宗果然文弱無為，迅速被叔父陳瑣取代。到後主陳叔寶一代，又以愛好文藝著稱，而南朝歷史也至此終結。[53]
南朝軍事將領對文化品味的追求
晉末、南朝的將領多從行伍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們最熱衷的娛樂是賭博。劉裕、劉毅諸將雖然努力做出有文化的姿態，但在武人群聚的場合，賭博仍是最主要的消遣，且諸人舉止頗粗野：
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並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54]
宋明帝初年平定所謂「四方反叛」之後，明帝親自到新亭迎接凱旋諸將，「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55]，即朝廷出資供諸將大賭。天監六年（507年），梁軍挫敗北魏對鍾離的進攻，被解救的徐州刺史昌義之設局，邀請援軍主帥韋叡、曹景宗賭錢，「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56]。可見武將的品味都頗庸俗。但當他們位至公侯之後，則往往力圖擺脫魯莽武夫的形象，融入士族的交往圈子。這種情況在劉宋末、南齊時最為明顯，且往往發生在「第二代」武人身上。比如劉宋名將沈慶之之子沈文季，到南齊初就頗為忌諱其武人出身，「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在太子蕭賾的宴會上，褚淵聲稱「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結果「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57]，二人發生口角。劉宋另一位將領張興世之子張欣泰也頗忌諱提及其軍人家世：
（欣泰）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
到南齊蕭賾（世祖）朝，張欣泰任直閣將軍，負責禁軍宿衛，但他努力顯示自己的文化修養，終於得以調任文職：
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58]
另一位追隨蕭道成崛起的武人張敬兒也努力學習適應上層社會的舉止規範。「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59]他的女兒也嫁入高門謝氏（謝靈運之曾孫）。[60]到梁、陳時，高級將領的這種身份落差相對緩和，因為梁武帝能較好地處理武人和宗室、文臣的關係，關鍵職位都由宗室擔任，武人能陞遷到最高層的機會較少。陳朝則是因為外部軍事壓力較大，武人將領一直得勢，且無暇過度重視文飾。但作為整體的社會氛圍，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南朝一直盛行。這造成的結果就是軍事將領的技能、職業難以家傳。每一輪帝位更迭都產生新興的軍人集團，但將領們地位上升之後，其子孫都不願繼續從事戰爭生涯，下一輪帝位更迭伴隨著新的軍人集團出現。這個過程循環不止，而南朝從未形成一個穩定、持續的「軍事貴族集團」。北方的西魏、北周、隋政權，則正是因為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武人群體「關隴集團」[61]，才得以攻佔北齊，再由隋王朝滅陳統一中國，由此開始新一輪的文武階層大循環。
余論 文武分途與「南朝化」命題
通過北魏政權的中原化和對南戰爭歷程可見，北方民族統治者必須借助漢地的統治手段與文化傳統，方能實現中國的全面統一。但南北統一並不代表南方政治文化因素的消亡。從更長時段看，南朝的士族政治文化在唐代逐漸興盛，造成了文官與武官之間的壁壘，並對之後的中國歷史造成深遠影響。
自魏晉開始，士族社會帶來了精緻書面文化的繁榮，駢體文和格律詩便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其他士大夫文化的代表，如圍棋、文人畫、書法等，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在南朝社會（包括深受南朝士風影響的北齊），這些文化形式高度發達，成為文人組成的官僚機器的象徵和「准入門檻」。這造成了文官體系與軍人階層涇渭分明、難以整合的現象，並使得整個社會缺乏尚武精神與對外擴張的動力。周隋關隴集團並未受到這種文化風氣影響，軍事實力較強，所以最終北周滅齊，隋滅陳實現統一。
從唐初到玄宗朝，隨著關隴集團的解體，源自南朝和北齊的文化風尚又完全佔領了唐的官僚機器，陳寅恪、唐長孺等學者總結的唐代社會「南朝化」趨勢，部分也因此而發。這又造成了文臣和武將的職業隔膜，以及文人和武人身份的對立。安史之亂便是這種對立的爆發。此後的唐代官僚機器也一直無力駕馭武人階層，從而導致藩鎮長期割據和五代十國軍人稱帝。到宋代時，文官機器幾乎獲得了獨尊地位，軍人階層處於被壓制的從屬地位，這保證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穩定，但也使得政權缺乏對外擴張性，長期積弱。
自唐以來官僚機器的文人化、文學化，除了導致中原政權缺乏擴張性，也使得中原朝廷與北方遊牧族的隔閡加深，因為北方遊牧族人比中原武人的文化程度更低。中原文人出身的宰相等高官，顯然和遊牧族首領缺乏相互欣賞。唐代突厥、回紇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集權政治，但其國家機器的發育程度一直不高，部分原因可能在於同時期的唐政權已經過度文人化，北方民族難以效仿。這可能也是唐代突厥、回紇等北族對入主漢地缺乏興趣的原因之一。所以十六國、北朝那種大規模的民族融合再也沒有重現。當然，吐蕃帝國有比較完備的官僚機器和文化，但它萌生於青藏高原的南部農業區，和中原文明少有傳承關係。
簡言之，唐以來官僚機器的文官化、文學化，導致了政權的內斂，以及漢文化與遊牧族隔閡的加深，而這種趨勢在兩晉和南朝已經出現了。從唐中期的安史之亂開始，漢人王朝已經徹底喪失了對外擴張的動力和實力，基本只能維持長城邊界（甚至連長城都無法保有）。能夠統治長城內外的，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如元、清。從這個脈絡看，南北朝社會與政治的關鍵問題—國家機器內部的文武問題、民族關係上的南北問題—跨越唐、五代至宋、遼、金乃至明、清時期一直存在，成為前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最重大的問題。
[1] 如田餘慶先生認為劉裕是「次等士族」，祝總斌先生則認為是「低等士族」。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第264頁；祝總斌：《劉裕門第考》，《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
[2] 鄭敬高先生用「將門」來稱呼南朝的軍人階層，他認為將門多由舊族士門或者豪強演化而來，但已經比較重視其職業上的特性，見鄭敬高：《南朝的將門》，《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6期。本書不採用「將門」的稱謂，因為南朝將領世襲的並不多，且部分「第二代」將領擺脫武人身份、塑造有文化形象的衝動很強烈，所以談不上有家風的傳承（參見後文）。本書所用「軍人勢力」的概括，更多從職業角度看待軍隊組織內部的人際關係及技能傳承，與家族不一定相關。
[3] 《陳書·章昭達傳》，第182頁。
[4] 《陳書·侯瑱傳》，第155頁。
[5] 《陳書》卷十《周鐵虎傳》，第170頁。
[6] 《陳書·高祖紀下》，第37頁。
[7] 庾信：《庾子山集注》，倪璠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71頁。
[8] 《陳書》卷九《吳明徹傳》，第164頁。
[9] 《周書·王思政傳》，第297頁。
[10] 《北史》卷六十二《王思政傳》，第2209頁。
[11] 《陳書》卷十四《南康愍王曇朗傳》，第210頁。
[12] 《陳書·宣帝紀》，第93頁。
[13]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以宜都王辰承大統」（第3767頁）。
[14] 《宋書》卷四十三《徐羨之傳》：「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第1332頁）
[15] 《宋書》卷六十一《廬陵孝獻王義真傳》，第1635頁。
[16] 當時北周也試圖送陳昌回南方，但長江中游是梁元帝蕭繹舊部王琳控制區，無法通行，陳昌只能暫留在北周控制的安陸。
[17] 《陳書》卷十二《杜稜傳》，第192頁。
[18] 《陳書·侯安都傳》，第145頁。
[19] 《陳書·侯安都傳》，第147頁。
[20] 《陳書》卷三十二《孝行傳·殷不佞》，第425頁。亦見卷十六《劉師知傳》。
[21] 《陳書·吳明徹傳》。
[22] 《陳書·宣帝紀》，第81頁。
[23] 《宋書》卷七十二《建平王景素傳》，1862頁。
[24] 《宋書》卷九《後廢帝紀》：「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佃夫、幼下獄死，伯宗伏誅……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第187頁）
[25] 亦有先帝教導的成分。比如蕭鸞對蕭寶卷的訓導：「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隆昌即被蕭鸞廢黜的蕭昭業。見《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第102頁。
[26] 自劉裕以來，皇權控制將帥的另一個方式是重用宗室兄弟、子侄等。但同室亦可操戈，君王家族內部的互相殺戮有時甚至烈於外人。宋文帝諸子孫之間的殺戮，以及蕭鸞對宗室諸王的屠殺都是例證。這說明宗室並不能代替異姓將領。
[27] 《宋書·文帝紀》，第103頁。
[28] 《宋書》卷五十三《張永傳》，第1512頁。
[29] 《梁書》卷九《王茂傳》，第176頁。
[30] 《梁書》卷九《曹景宗傳》，第181頁。
[31] 《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第1305頁。參見王永平：《論宋武帝劉裕之文化素養及其文化傾向》，《史學月刊》2009年第2期。
[32] 《晉書·劉毅傳》，第2210頁。
[33] 《宋書》卷六十四《鄭鮮之傳》，第1696頁。
[34] 《宋書·索虜傳》，第2334頁。
[35] 《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傳》，第592頁。
[36] 《藝文類聚》卷八十六《果部上·梨》：「宋孝武帝梨花贊曰：沃瘠異壤，舒慘殊時，惟氣在春，具物含滋，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布采，不離塵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74頁）另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九《果部上·梨》，第4297頁。
[37] 《宋書·明帝紀》：「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第170頁）
[38] 《南齊書》卷五十三《良政傳·虞願》：「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第916頁）
[39] 《南齊書·高帝紀下》，第38頁。
[40] 《南齊書》卷二十八《蘇侃傳》，第528頁。
[41] 《魏書》卷六十二《李彪傳》，第1390頁。
[42] 《梁書》卷一《武帝紀》，第2頁。另參見卷十三《沈約傳》。
[43] 《梁書·昭明太子傳》。
[44] 《梁書》卷四《簡文帝紀》，第109頁。
[45] 《顏氏家訓·涉務第十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158頁。
[46]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第1627—1628頁。
[47] 《顏氏家訓·涉務第十一》，第157頁。
[48] 《梁書》卷三十八《朱異傳》，第539頁。
[49] 《梁書·簡文帝紀》，第108頁。
[50] 《梁書》卷八《哀太子蕭大器傳》，第172頁。
[51] 《梁書·元帝紀》，第134頁。
[52] 《陳書》卷二十三《陸繕傳》，第303頁。
[53] 《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制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第309頁）另，《樂府詩集》卷八十七載陳後主作《獨酌謠》四首，亦極纖麗。
[54] 《宋書·鄭鮮之傳》，第1696頁。此事亦見《晉書·劉毅傳》。
[55] 《南齊書》卷二十七《李安民傳》，第505頁。
[56] 《梁書·韋叡傳》，第225頁。
[57] 以上見《南齊書·沈文季傳》，第776頁。
[58] 《南齊書·張欣泰傳》，第881頁。
[59] 《南齊書·張敬兒傳》，第473頁。
[60] 《南齊書》卷三十六《謝超宗傳》：「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超宗娶張敬兒女為子婦」（第636頁）。
[61] 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7頁。當代學者對於「關隴集團」的形成與北周的崛起已有較多研究，所以本書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