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科布倫茨是德國的母親河摩澤爾河匯入萊茵河之地，她的聖卡斯特教堂前是一座立有石碑的新古典主義式噴泉。碑文記有慶賀拿破侖軍團取道該城，遠征俄國、推翻沙皇的情景。石碑上方題為：「科布倫茨長官於勒·多爾寵恭迎法皇。」下方題為：「科布倫茨已效命於俄軍統帥。」第一段碑文題於1812年，而第二段碑文題於1813年。一塊小小的石牌就濃縮了德意志的榮辱興衰。
德國位於歐洲大陸的中央，歐洲大陸支脈的各大半島和陸地同歐亞大陸毗鄰相望。無論德意志人民是否承認，這個事實都是鐵一樣的存在：歐洲列強的興衰決定了德意志的歷史脈絡和版圖大小；而反過來，德意志命運的好與壞對這些國家同樣生死攸關。這就是德意志的生存環境，這一生存環境自歐洲1000年歷史演變而來。歐洲國家在戰略與文化上彼此相互依存，這使得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歷經幾個世紀的風雨，歐洲體系的中心地位始終得以保全，但擔任主宰歐洲命運的帝國之主的夢想卻難以企及，因為德意志地區彼時必須一次次地任由那些崛起為現代民族國家、實現國家主權並稱雄歐洲的列強擺弄，在和平時充當棋子，在戰爭時淪為戰場。德意志憲法始終在皇帝與領主爭鬥之間搖擺不定，導致其在設計和理念上更多地具有「歐洲味」，較少地具有「民族味」：縱觀今天的歐洲版圖，唯一發生變動的地方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德國在北約框架下實現統一，隨之而來的便是在經濟與貨幣上的聯盟，實現歐洲一體化的質的飛躍——這一切不過是將中世紀的主題按照現代的、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實踐。
本書追溯了德意志帝國的興衰，涵蓋從1870年普法戰爭起的立國，到1918年皇帝退位、大戰失敗與德國革命的整個過程。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它的締造者，成功排擠了國土廣大但政體落後的哈布斯堡奧匈帝國，從而一舉改變了德意志在舊歐洲的歷史地位。但是，新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不可避免地會對歐洲既定的權力平衡發起戲劇性的挑戰。「歐洲失去一個小妾，轉身來了一個老爺」，這是法國戰敗後在倫敦聽到的抱怨聲。彼時的英國首相、後來的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閣下曾在下議院的演說中指出，1871年爆發的德法間的這場戰爭其實是一場「德意志革命」，是「一場比上世紀法國大革命還要偉大的政治巨變，而不是一場更偉大的社會巨變。歐洲未來的秩序會是怎樣……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傳統外交秩序沒有受到衝擊……歐洲未來究竟走向何方？歐洲權力的天平已完全被打破」。顯而易見，在他的這番時局評論中暗含了對德國的警告。對於此番「善意」警告，這一代德國領導者肯定是注意到了，首先俾斯麥注意到了——這位被迫下野的「鐵血宰相」盡力掩飾自己的英雄悲觀主義——當然，他的繼任者卡普裡維伯爵（Count Caprivi）也注意到了。而19世紀末的政治舞台已不再局限於歐洲。美國和日本已經崛起為世界大國，各自佔有勢力範圍。市場與資源、艦隊與海上航線已經成為維持歐洲國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元素，德國當然也不能缺席。對此，俾斯麥已不能再對德皇提出忠告。
為什麼德意志帝國會在戰爭中覆亡？真的像古希臘諺語所說的一樣，傲慢必然招來剋星嗎？是不是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必然會導致野心膨脹？還是德國癡迷於領土擴張，而她的政客們忽視了那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新德國的版圖之大為舊歐洲秩序所不容，而德國實力尚不足以建立一個新的歐洲秩序？德國軍國主義難道比法國沙文主義、沙俄擴張主義或英國侵略主義和帝國主義還要糟糕嗎？也許歷經幾百年的失敗與屈辱，德國的迅速崛起是其權力精英的歷史與戰略決策能力所措手不及的，因為他們所預測和感知的危險基本上是來自歐洲大陸的而非世界的。德國實業家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就曾說過，德國人只關心他們所在的歐陸，而從來忽略歐陸外國家的存在。
僅僅耗費一代德國人的光景，德國便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工業和貿易大國。俾斯麥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了國家一統，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這與80年前法國大革命的情形相似。一方面，除工業產量世界首屈一指外，福利國家和民主制度也得以建成；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亞文化和野心勃勃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則造成德國前途未卜，只能任由百姓的情緒與折騰所拖行。在世紀之交，在世界許多地方，科學的語言都是德語。大多數諾貝爾獎授予了德國學者，其中許多人是猶太人。除不如美國，德國大公司和銀行要比大多數競爭對手更有組織效率。德國大學因此成為從土耳其到北美諸多高等教育機構效仿的典範。如果法國印象派能在19世紀主導世界，那麼世紀之交的德國藝術運動也可以獲得相同的地位。在德國文學史上，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都是諾貝爾獎得主，他們的戲劇非常直觀地表達了工業社會的矛盾。1914年8月，《泰晤士報》刊登了一封標題為《學者們抗議戰爭》的信，直接吐露了一種社會普遍持有的觀點：「我們一向把德國看作一個主要在藝術和科學方面引領世界的國家，而且我們現在和以後都要向德國學者學習。」
然而，誠如常言所道，也許德國皇帝的權力過於集中，而且過於閉塞，沒能使德意志演變成一個擁有更多政治自由的開放社會。拋開荒唐的借口，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歐洲列強權力手腕玩過頭的惡果，而德國不過起了頭罷了。這場戰爭不僅僅成為葬送數百萬年輕人與他們夢想的墳墓，也敲響了培養歐洲19世紀天才們的自由主義政體的喪鐘。嗚呼哀哉，天才淪為互相殘殺的野人。戰爭帶來的全部暴力，固然送來了德國婦女解放和民主轉型的機會，但也為日後埋下了極權獨裁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