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觀點認為，那些分佈在北海到阿爾卑斯山脈之間的多個日耳曼部落不僅共享同一個家園，而且使用著同樣的語言、通行著同樣的禮法。然而，這片構成那個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從中世紀到法國大革命再到拿破侖時代，從來就沒得到過清楚的定義。到了1648年，象徵三十年戰爭結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這些日耳曼部落的觸角延伸至瑞士和荷蘭。在建立民族國家前，許多異族統治者，例如統治波羅的海沿岸的瑞典國王、據有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兩個領地的丹麥國王，都曾佔有德意志土地，並在此行使大權，統治這裡講德語的人民。早在現代歐洲出現眾多民族國家前，英國、法國、西班牙和瑞典這些現代民族國家早已由一個強大的王朝，例如都鐸王朝、波旁王朝，一統為民族國家，而處於歐洲中部的廣大德語地區並未來得及演化成一個民族國家。
與其說神聖羅馬帝國是個「國家」，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由地方諸侯組成的鬆散聯邦：一些王國、教會領地、自由市和眾多只聽命於遙遠的維也納皇帝的小諸侯。這更像一個各自為政的集合，遠非一個中央集權的集團。其中各王國、自由市、主教轄區和騎士領地的權力相加往往超越皇帝的權力。
17世紀的德意志法學家塞繆爾·馮·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將這個帝國比喻為一個怪物：它不符合傳統政治學上的任意一條定義，既非羅馬，亦不神聖，何談帝國。但是，帝國的傳統卻是維繫宗教與文化的黏合劑，帝國這種分崩離析的形制也符合德意志一眾諸侯和異國統治者的利益。為了對抗在維也納的皇帝，法國國王與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捨得割讓富裕省份來與他國結盟。德意志各諸侯不會如此，因為他們更在意自己的特權。這個古老帝國在和平時期無力發起有效進攻，卻能在遭受侵略時眾志成城地進行堅強防守。它能維繫內部「忠誠」這一傳統契約，能發行錢幣，也能在歐洲權力爭鬥的夾縫中建設一個權力均衡的體系。
對多數德意志人來說，他們記憶的歷史就是一幕幕災禍，因為德意志這片土地常常充當和平時的棋子、戰爭時的戰場。追溯歷史，荷蘭人經歷過「黃金年代」，法國人經歷過「大世紀」，而德國人從未經歷過那樣輝煌的時代。「三十年戰爭」無法言表的慘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難以撫慰的傷痛，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體現；諸如「瑞典飲料」這樣的名詞——常常指代戰爭期間一種逼人招供的酷刑。當和平終於在1648年降臨時，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喪生——他們或死於飢餓，或死於瘟疫，或淪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對象。整個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蕪：村莊焚為廢墟，城市的財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嚴淪喪殆盡，需要幾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懼籠罩的德意志瀰漫著極度的憂傷。從這場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權國家的概念，來自呂貝克的迪特裡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來自漢堡的格奧爾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來自萊比錫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樂作品發出靈魂的絕唱。1700年後的西班牙王位之爭又給德意志帶來更多創傷，最具浪漫主義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軍炸毀。到18世紀中葉，德意志又被捲入戰爭。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相互為爭奪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陸戰爭，1740—1748年間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56—1763年間的七年戰爭，給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慘痛記憶：燃燒的屋舍、一錢不值的銅板、飢餓、倒閉與失業，青壯年被充軍而橫屍於萊茵河與奧德河畔的戰場。
德意志俗語有云，歲月墳頭的荒草能將一切往事掩埋。然而，歷史的傷痕未及癒合，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又接踵而至，帶給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來，法國人的鐵蹄踏遍西歐，德意志版圖被重新劃分。1804年，當維也納的神聖羅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時，神聖羅馬帝國便不復存在，而這頂帝號的頭飾經過百年也退化為一塊簡單的貴金屬，不再具有權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國的「第一執政」——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自我加冕為「法蘭西帝國皇帝」。他的「法蘭西帝國」不僅包括眾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蘭人，還包括那些順從且感激拿破侖的萊茵聯邦盟友——他們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諸侯。
1806年，奉行中立的普魯士聽從錯誤的建議，結束短暫中立，憑借殘存的一點勇氣再向拿破侖開戰，仍慘敗於耶拿。不過，戰敗的普魯士雖然只剩半壁江山，卻能在德意志理想主義的鼓舞下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贏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馮·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險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貝格（Hardenberg）公爵都堅稱，這個國家在物質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須從知識和道德方面贏回來。與此同時，一些開明將領，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澤瑙（Gneisenau）所領導的軍隊改革派，詳細研究了法國的軍事成就，著重參考拉扎爾·卡諾（Lazare Carnot）改革法軍的基本原則，創建了一支以愛國主義、軍功制和義務兵役制為基礎的近代普魯士軍隊。猶太人獲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開始緩慢、痛苦地開展。
按照啟蒙主義理念——人人皆有權追求未曾擁有過的幸福，延續幾個世紀的城市行會壟斷被破除。封建農奴制被廢止，農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而是成為能夠擁有土地的自由農。容克貴族地主仍然試圖維持他們的體面，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已經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業家超越——只有他們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脹的年代裡獲取財富。
德國流亡記者、著名戰後史學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統治吸取了兩大重要教訓：「歷史永遠不要在我們身上重演」，「我們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侖的鐵蹄之下，整個歐洲出現了近代民族主義的萌芽，這種民族主義適時地充當了重新構建社會、給予普羅大眾發言權的角色。此刻，民主與近代民族國家同時誕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國和德國。
在俾斯麥發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間，德意志地區通行著兩大政治組織準則：其中一個起源自歷史傳統，以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國自治為基礎；另一個發端於啟蒙運動，以追求平等及隨之而來的對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來、更充分自我發展的偉大理想為基礎。
後一個準則無疑對孤獨的、年輕的、渴望改變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變世界，他們也肯定要改變德意志。法國大革命和為反抗拿破侖壓迫而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都推動了革命理想主義的興起。
拿破侖軍隊被一舉擊潰後，維也納會議劃定了歐洲中部版圖的基本格局：名義上保留了普魯士，卻切斷其與西部省份的交通；確定法國為歐洲五強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勢體系；締結了俄普奧三國的「神聖同盟」，以防範歐洲中部出現領土和政治變動。這個隨後被稱為「梅特涅體系」的歐洲格局，以奧地利帝國強權首相、貴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圖締造一個維持君主專制現狀的堡壘。
「德意志蘭，德意志蘭，高於一切！」一些政治詩歌長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誤讀」，就像這首出自熱血青年霍夫曼·馮·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詩，他的本意是譴責「梅特涅體系」的壓迫。年輕的霍夫曼意在表達純粹的德意志理想主義：德意志成為一個開放、公正的社會，四處瀰漫著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聲和美麗的德意志婦女，因此理應在那個由38個自治政權鬆散組織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聯中佔領導地位——那是維也納會議所設計的邦聯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維持歐洲大陸均勢。這是一首積極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它卻採用了奧地利作曲家約瑟夫·海頓（Joseph Haydn）致奧地利皇帝的頌歌的旋律，也與德國現在殘存的專制政體格格不入。
隨著軍事上的失利，拿破侖在經濟上針對英國建立的大陸封鎖體系宣告瓦解，新興的普魯士工業不得不面臨優勢英國工業品的殘酷競爭。在政治上，普魯士政府努力維持舊政體，繼續沿著「開明專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經濟上，柏林當局卻開啟了市場經濟的閘門，因為他們需要得到英國的友善、資本和技術。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長的壓力迫使政府倡導就業，否則普魯士統治者也難逃如法國舊政體覆亡一樣的命運。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公國達成了基於共同市場、低稅率、針對外國尤其是英國工業的關稅同盟。而六年之後，德意志關稅同盟隨之誕生，涵蓋了除呂貝克、漢堡和不來梅等幾個漢薩同盟城市外的整個北德意志地區。普魯士的自由派官員幾乎都是大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學時的弟子——他們贏得了三重勝利：他們推動了普魯士君主專制走上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期待著政治自由主義在未來的實現；他們成功終結了奧地利對德意志地區的領導，並認為南德意志諸邦加入關稅同盟只是時間問題；他們還在經濟上促成德意志與英國結成聯盟。
然而，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紀40年代遭受殘酷考驗。那時歐洲普遍的農業歉收導致麵包價格飛漲，同時破壞性的工業危機爆發。這便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關鍵時刻」，激勵他與摯友弗裡德裡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於1848年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大規模失業、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業和銀行的倒閉破產，導致騷亂此起彼伏。巴黎街頭出現的公開暴動迫使國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迅速通過電報傳遍歐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捲德意志和奧地利帝國的革命。在革命狂飆的年份裡，歐洲中部的各大君主專制國現在皆搖搖欲墜。
俾斯麥大展宏圖的時刻到了，因為他在任何情況下都算得上是一個運籌帷幄的豪傑。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國文豪海因裡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馬斯·曼；他在議會發表的演講儘管嗓音高亢，卻內涵豐富、寓意深刻；後世解密的外交電文反映出他具有對危局進行全面把握、對行動進行準確指導的能力。他既有抱負又時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時而沮喪。他盡可能降低自己在軍中的影響，卻發現擔任文職高官生活的卑微與無趣。罷官回到家族破敗的宅邸後，他曾推心置腹地對表弟說：「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則我寧願罷演。」他繼續說道，他的抱負讓他「更願意發號施令而非服從命令」。他提到愛國主義是如何造就那些偉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卻是別的東西：「抱負、命令欲、渴望被尊重與敬佩。」
俾斯麥深知，要想從政之路輕鬆些，他必須成為愷撒或克倫威爾那樣的強權人物。1847年，他頂替一名已故議員奔赴普魯士聯合邦議會開會。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為修建貫通柏林至東部各省的鐵路貸款計劃投票——這條鐵路更多地著眼於戰略考量，而不單純出於商業利益。多數議員贊成修築該條鐵路，並支持貸款計劃，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兌現長期懸而未決的頒布民主憲法的許諾。在這場議會之爭裡，俾斯麥嶄露頭角，證明自己是舊政體的虔誠擁躉。「我是一名容克貴族」，這位擁有土地的地主曾多次如是說，並且想要保住上帝賦予的這一貴族等級。法國大革命使他的容克貴族等級光環不再，所以他堅決抵制革命。一年後柏林街頭湧現人民起義，士兵向人民舉起屠刀，當對此動了惻隱之心的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下令撤軍時，俾斯麥便試圖說服軍隊將領們發動政變推翻國王。然而，無人支持這位年輕的激進分子。因此，這段經歷促使他之後成為保守黨和報紙的共同創辦人，這些都表明他已經深諳大眾政治的規則。此外，他還獲得狡詐的罵名：「他從來只在武力用盡時登場」，國王威廉四世如此評價這個不守規矩的臣子。
1848年對俾斯麥來說是個分界點，這一年他瞭解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革命結束之時，屬於他的時代也即將來臨。普魯士政府開始對推進德意志民族統一進程猶豫不決，在經歷短暫的革命月後，終於決心要聯合諸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聯。然而，此刻俄奧軍隊已集結完畢、整裝待發，柏林政府認為應保持克制，不致事態擴大。議會卻已炸開鍋：自由派急欲擴大戰爭，而保守派卻主張議和，維持與奧地利的關係。
俾斯麥的竭盡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對「民族主義幌子」嗤之以鼻，堅持普魯士這樣的大國，除非攸關自身利益，否則不可貿然為其他問題開戰。他的一番言論深得人心，沒過多久，他便被任命為普魯士駐法蘭克福邦聯議會的最高代表，而該議會仍在奧地利的領導之下。正是在這裡的任職經歷使這位普魯士的頑固派轉變為擁護「現實政治」（Realpolitik ）的人士——這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俾斯麥深曉兩大重要現實：奧地利已處於風燭殘年，現在該輪到普魯士積極引領現世這波洶湧的民族主義狂熱了，否則這股狂熱將被1848年革命的發動者——自由派和社會民主派所利用，他們雖然暫時被鎮壓下去，卻並未消失。
農業大豐收、政府將金銀儲備註入國家銀行、國庫充盈、政治波動與外國干涉——俄國派軍隊進入匈牙利，英國海軍則在波羅的海地區炫耀軍事實力——這一切都讓人們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囂。德意志舊封建統治者雖然躲過了革命的災難，但也元氣大傷。他們從革命中吸取了教訓。他們在制憲問題上做出讓步，以圖拉攏資產階級。不過，首要的補救措施就是大力發展經濟——政府強勢推進德意志地區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進程，允許私人銀行家參照法國不動產信貸銀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聯合銀行，而這一改革成為德國公司持續騰飛的核心推動力。大量隱性資金進入市場；眾多希望在德意志經濟騰飛中大撈一筆的投資者——包括英國投資者現在突然發達。整個北美和澳大利亞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費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經濟在19世紀60年代的年增長率一直處於8%—10%之間。
俾斯麥以貪婪的眼神注視拿破侖三世從冒險家到1848年問鼎總統再到1852年榮任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的發跡過程，從中學到不少權謀之術。保守主義者若能用「糖麵包加鞭子」的手腕換來百姓的馴服，那麼就可以充當左右未來政治的力量，也可以贏得百姓的支持。這是一劑普魯士封建君主制未敢嘗試的藥方，不過，等到1862年國王威廉一世與自由派激進分子佔據的議會就軍事改革和憲法權利起衝突的時候，引入保守主義的時機便成熟了。此時國王已經打算將王位讓給迎娶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大女兒、思想傾向英國自由主義的王太子。軍隊將領們不停地發出一封封電報，急於召回被貶職出任普魯士駐法大使的俾斯麥。俾斯麥收到後卻佯裝不知。相反，他忙著勸說夫人喬安娜不要來使館，說這座建在裡爾街俯瞰塞納河的樓房對她來說太寒酸了，他沒做好她來的準備。實情卻是，他當時正與俄國駐比利時大使夫人——凱瑟琳·奧爾洛夫（Katharina Orloff）發展婚外戀。不過，愛情最終不敵抱負，俾斯麥還是去了波茨坦「無憂宮」，向國王陳述了自己的幾點想法。他保證既不會發動政變，也不會勾結奧地利人，更不會向議會讓步。俾斯麥臨危受命擔任首相後，並沒有徹底執行自己的許諾。他撇開議會，強行非法通過了預算，發動了對奧戰爭，解散了德意志邦聯，甚至還偽造過一份同議會自由派達成諒解的文書。
在柏林威廉大街首相府度過幾晚後，俾斯麥便向普魯士議會預算委員會打響了自己宏偉戰略的第一槍。「當前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或多數人的決議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錯誤，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的。」自由派聽完目瞪口呆，不過他們也希望民族統一，如有必要，是可以在軍事上一決勝負的。俾斯麥明白，現在是他推行自己的戰略的絕好機會，因為隨後推行的一切，如果沒有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將變得一無是處。
1864年，普魯士針對丹麥的「六周戰爭」爆發，丹麥國王不理智地強行將歸屬他的兩個德裔公國——位於北海、波羅的海和漢堡之間的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泰因併入丹麥，這是對普奧聯盟的軍事挑釁。棘手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在德意志和丹麥境內激起強烈的民族主義狂熱。通過1848年短促戰爭和16年後的1864年戰爭，這一問題得到解決。1864年時任英國首相的帕默斯頓勳爵（Viscount Palmerston）曾不屑一顧地譏諷道，只有三人能懂得什麼是所謂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一位是已經逝世的女王丈夫，另一位是已經瘋癲的德國學者，最後一位是已經忘記這件事的我。」
戰勝丹麥軍隊算不上什麼，僅僅是俾斯麥更宏大的外交和軍事動作的開始。儘管事實上俾斯麥保證過要維護普奧和睦，但作為1866年普奧戰爭的勝利者，他顯然並沒有恪守承諾。在繼續打壓國內自由派的同時，他還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以選舉形式召開「全德議會」的請願運動。顯然奧地利人不能接受這個會議，因為哈布斯堡帝國幅員遼闊，有多個民族，如果在這樣一個地方進行直接選舉，則意味著這個僅僅由皇帝、天主教會、貴族和講德語的官僚所維持的虛弱的帝國體系將會步入崩潰。到1866年春，俾斯麥與意大利結成軍事同盟，向奧地利施壓，逼迫奧地利在三個月內作答。他還特別授意普魯士銀行家退出歐洲資本市場。戰爭接踵而至，奧地利隨即與漢諾威王國、黑森侯國以及全部南德意志各邦外加法蘭克福自由市結成聯盟。回顧歷史，這場戰爭形式上看起來更像是一場兩強對決，而雙方最終在克尼格雷茨進行了最後一次交戰。當普王和他的將軍們計劃勢如破竹般地強攻維也納時，俾斯麥卻制止了這種魯莽。因為他料定未來需要和奧地利結盟，他並不希望毀掉一個能維繫歐洲舊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來換一場意義不大的勝利。然而，他卻堅持將黑森和漢諾威兩個邦從歐洲地圖上抹去，使其變成普魯士的兩個省。法蘭克福和拿騷也遭受同等厄運。
儘管沒有正式名分，德意志在1866年實際上已經具備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實體。普魯士議會最終接受了俾斯麥的越權，俾斯麥則大度地懇請自由派原諒自己僭越憲法的冒失。德意志北部被統一在北德意志邦聯旗下，擁有統一的憲法，接受普魯士國王的領導。而德意志南部——巴伐利亞、巴登、黑森、符騰堡則通過德意志關稅聯盟團結在一起，用立法議會取代單純的外交聯合。軍事上的聯盟讓南德意志軍隊與普魯士軍隊得以旗鼓相當、平起平坐。正如俾斯麥所料，軍事上的聯盟進一步促進了普魯士軍隊的壯大，而這支強大的軍隊隨即在抵抗法國拿破侖三世的普法戰爭中起到關鍵作用。
1870年爆發的普法戰爭可以稱得上速戰速決，至少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拿破侖三世率領的法國軍隊被成功擊敗是這樣的，雖然在第二階段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當局組織過殊死防禦，但其仍以失敗告終。戰爭伊始，普軍元帥馮·毛奇（von Moltke）設計的傑出作戰戰略——動用鐵路調兵，使得法軍被圍困在色當長達幾周，最終迫使法皇率部投降。與此同時，巴伐利亞與其他諸邦軍隊在阿爾薩斯和洛林一線並肩作戰，喚起德意志人民空前高漲的愛國主義，俾斯麥這種只有通過戰爭或革命或二者並施才能實現德意志統一的設想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不過前提是，在普魯士的領導下，更確切地說，在俾斯麥和他的柏林政府的領導下，德意志諸邦才能統一為一個國家。
總的來說，1848年爆發的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革命以及工業革命衝擊了歐洲陳舊的國家和社會秩序。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統治帶來的衝擊力仍然影響著德意志各邦，迫使他們一方面做出改革，而另一方面又面臨新的威脅。俾斯麥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在一舉驅除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歐洲革命殘存的魂魄。它雖然裹著舊制度的外衣，但仍然算得上是一場革命。俾斯麥的成功之處在於，他遏制了德意志出現的社會和政治變革萌芽。就其影響而言，俾斯麥的所作所為還改變了歐洲固有的格局。彼時的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就曾注意到這種改變，在1871年便忠告他的女王政府，要警惕他指出的「德意志革命」所帶來的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