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在19世紀50年代蓬勃發展的工業革命使大多數德國人的收入不斷增長，男人女人都獲得比以往壽命更長和生活更幸福的機會。同時他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後代會比他們這一代過得更好。但是，對於生活在俾斯麥時代的德意志人而言，他們最渴望的就是曾經經歷的恐怖歲月永遠不再出現。儘管存在工業發展、資本主義轉型帶來的意外以及伴隨而來的對社會的不滿、對社會劇變與未來的擔憂，但在俾斯麥時代，人們的自信和樂觀情緒顯然已經壓倒了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常常會把俾斯麥與威廉二世治下的歲月比作「逝去的幸福年代」——他們痛心不已地追憶那個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年代。
1871年，在凡爾賽宮經歷了冷色與彩色交織的1月後，人們對這個新生的德意志報以各種各樣的政治期待。自由派對各方面出現的新氣象懷著最高的熱情，幻想著憑借帝國議會他們可以說服俾斯麥推行自由貿易、致力國家建設。他們還希望抑制兩大教會的政治影響，並最低程度地與社會民主工黨合作。不幸的是，自由派內部出現了嚴重分歧。自由派左翼大多是來自原符騰堡邦和普魯士諸省的參加過1848年革命的人士，領導著對皇權的反抗。在威廉一世國王想要通過軍事改革法案的時候，他們便施加壓力，要求他先擴大議會的權力。自1862年俾斯麥任職以來，他們就一直是反俾斯麥勢力的堅強後盾。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眼中，1867年北德意志邦聯議會迫使俾斯麥做出的憲法讓步，為他們以後將要進行的更多回合的憲法鬥爭開了一個好頭。
與之涇渭分明的右翼——民族主義自由派總的來說還是一個新生的派別。他們狂熱地投票支持普魯士1866年吞併漢諾威王國、黑森侯國、黑森—拿騷侯國和法蘭克福自由市。他們因普魯士打造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經濟區的構想而歡欣鼓舞，而這一構想已經在德意志關稅聯盟中得到推行。而且，通過立法權和司法權的統一，德意志將共同使用一種貨幣、建立一個中央銀行。對民族主義自由派領袖及其追隨者來說，1848年革命歷史這一頁已經翻過去，最好不要重演。
另一方面，保守派自覺還遠未取得屬於他們的勝利，對俾斯麥竭力維繫君主專制、向共和派大獻慇勤、對奧地利窮兵黷武的種種行為充滿憂慮，因為這些毫無疑問助長了現代民族主義的氣焰，而且俾斯麥還蓄意挑起國人渴望建立世俗化國家的鬥爭，只為在教會與皇室間左右逢源。對他們來說，俾斯麥對1848年革命浪潮所帶來的改變的回應不過是魔鬼墨菲斯托發出的微笑，因為這種同現代民族主義的合作與浮士德和魔鬼的合作沒什麼分別。也正是在70年代，易北河以東的廣大普魯士容克莊園開始遭受世界市場的無情踐踏，這使得普魯士的保守派與俾斯麥政府進行的討價還價又蒙上了一層新的、廣泛的經濟因素。在抵禦社會民主派、自由派、世界市場以及自由貿易的共同戰鬥中，若保守派和俾斯麥不能合作，那麼任何一方是無法單獨取勝的。
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德意志政壇，德意志中央黨是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政治化的一個行動委員會。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岡曾發出「世界已經墮落」的呼聲，因為1866年天主教陣營的奧地利及其德意志盟邦被新教陣營的普魯士打敗後，普魯士隨即便與首相加富爾（Cavour）和國王維托利奧·伊曼紐二世（Vittorio Emmanuele）領導的意大利結盟——兩國都是世俗國家裡反對教皇干政的先鋒。事實上，天主教勢力從1848年起便頹勢日顯，大批神職人員，不論隸屬新教還是天主教，都被或先或後地趕回教堂和大學，而失去對教育業和慈善業的掌控，逐漸淪為邊緣人士。縱觀德意志信奉天主教的地區，以萊茵蘭、西裡西亞和巴伐利亞為首，生存危機的吶喊促使他們聯合起來成立一個政黨，用以建設一個能夠抵禦世俗主義衝擊的堡壘。中央黨由是被擁護者稱呼為「中央塔」，亦即防守塔。該黨的組織原則以天主教信仰為核心，因此它也成為德意志各政黨中唯一一個能夠集合社會各階層的政黨，其黨員下至工人上至貴族，既有企業家又有教區主教。不過，中央黨並未贏得受民族主義影響的自由派的支持，因為以天主教之名，普魯士東部省份的波蘭人、新晉帝國直轄領——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法國人都會加入中央黨這一議會政黨。中央黨摧毀了階級之間的藩籬，超越了單一的民族概念。不久它就被冠以「山外之人」的稱號，這並不是在稱讚他們。這個稱號暗指其領導曾接收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側的指令——亦即接受梵蒂岡天主教教廷的領導。事實上，自從1871年中央黨在議會首次提議德意志帝國出兵意大利，保護教皇抵禦意大利世俗國家的襲擾，俾斯麥便發現他對歐洲範圍內天主教徒試圖復辟的疑慮是準確的。在隨後的幾年裡，天主教徒不斷受到指責，與社會民主派一道被視為帝國的敵人。
「文化鬥爭」，即俾斯麥對天主教發起的攻擊，並非針對天主教信仰，而是要反對教會的世俗權力以及教會人士對非宗教事務的插手。這場鬥爭最早出現在萊茵蘭，因為那裡的天主教會是反普魯士新教統治的核心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政府卻從旁火上澆油，提出正式禁止教士參與政治活動、廢止教會對各類民事活動如結婚與離婚的管轄權、廢除各種與國計民生不符的教會制度。俾斯麥趁機立即大做文章，試圖分化並控制天主教。
同時，俾斯麥還對柏林以東、扎根普魯士鄉村的陳舊保守分子不抱好感。因為信奉嚴苛戒律的東正教和虔誠派，他們既反對俾斯麥及其規劃的「新強大帝國」，也反對他同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的苟合，不停地威脅要粉碎俾斯麥對威廉一世的操控。這場「文化鬥爭」主要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立法的手段來推進，參考法國模式拆散了教會同國家的聯繫。這場「文化鬥爭」的成果維持了近十年。在這之後，俾斯麥的議會又需要用到中央黨，因為他要保障議會多數席位支持自己。但是，雙方互不信任。俾斯麥考慮過，他如果能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支持，那麼就不用巴結中央黨；不過，中央黨可以反其道而行，通過故意煽動自己的工人支持者鬧事來逼迫俾斯麥討好自己。此外，中央黨領導人還可以把羅馬教皇發佈的通諭奉為最高綱領，特別是教皇1890年發佈的通諭《新事物》，這其中教皇回答了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無法調和的社會問題。中央黨既不奉行民主，也不反感民主；它比自由派要更保守，又比右翼要更左傾一些。簡明扼要地說，它是個天主教政黨。
社會民主黨在德意志政界則更顯格格不入。它的首任領袖費迪南德·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不合時宜地喪命於一場為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名譽而進行的決鬥，將這個社會民主派陣地托付給了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這個木匠反而使自己成為最令人尊敬的社會民主黨領袖。追隨者們自豪地稱他為「工人們的俾斯麥」。在德法戰爭期間身處監獄的倍倍爾刻苦研讀馬克思著作，但他並不拘泥於書本，而是盡力從實際出發。俾斯麥在針對倍倍爾及其黨徒的遣散令裡總稱他們為「帝國敵人」——但實情卻是，倍倍爾和他的同志在1871年帝國議會的席位屈指可數，根本不是俾斯麥所言的那樣會反對國家統一。他們想要的是另一種德意志，而不是俾斯麥搞的專制獨裁，他們想要的德意志不搞純粹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繁榮昌盛、充滿關愛的市場經濟國家。
倍倍爾永遠不會有過於功利之嫌：他曾讚美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全歐洲無產階級的先驅，也是德國工人倣傚的楷模，卻完全忽略它的暴力過程。不過，幸運的是，倍倍爾並沒有表達要進行暴力革命之意，當老皇帝威廉一世在1878年和1879年兩度遇刺，兩宗刺殺案嫌疑犯不約而同地道出同情社會民主主義的供詞時，倍倍爾立刻例舉社會進化的理論，說服群眾相信「歷史車輪」不可阻擋的真理——德國工人只想推動社會進步而無意奪權。借此，他成功地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同俄國及其他國家所暴露出的無政府主義和「革命恐怖」區別開來。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比較具有小資產階級色彩，並且遵從實用主義。他們會在遊行時穿著黑西服，戴著禮帽，身上仍舊保留著那些延續數個世紀的行會生活痕跡。工人們一心期待著成為幸福社會的一員，現在正離這個希望國度的目標越來越近。
受限於那部回應皇帝遇刺而在1879年頒布的《反社會黨人法》——該法實際上是為俾斯麥組建一個全新的支持他的多數派而頒布，社會民主黨儘管獨受其害，但並未被徹底鎮壓。該法令只允許社會民主黨人留在帝國議會議政，而不得舉行工人運動。12年後，社會民主黨在工業中心的投票份額逐漸躥升至超過四分之一，而自由派則喪失了原先獲得的支持，在數量和影響方面呈現下滑趨勢。這些或多或少證明了俾斯麥半心半意的《反社會黨人法》的失敗，而在俾斯麥下台後，該法令便在期滿後失效，並未得到延續。
德意志帝國的政治體制把君主專制和議會民主兩大要素結合在一個不穩固的相互妥協中。當時，這被稱為「德意志式憲政」。聯繫德國置身中歐的地緣政治背景，這一憲政模式是有其合理性的。俾斯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須設立政府，而只須設置一名承擔政治責任的帝國首相，即首相和他領導的少數高級官吏。俾斯麥在憲法確立之時就明白，憲法沒有明確指出誰賦予了這種責任：君上賦予的？最有可能！歷史賦予的？毋庸置疑！議會和選民賦予的？最不可能！當然，國務大臣是不能缺的：一名財政大臣、一名外交大臣、一名海軍大臣、一名郵政大臣、一名內政大臣、一名司法大臣。但是，一名理應接受議會質詢財政預算、軍費支出等繁縟事務的大臣卻故意不加設置。這樣軍隊預算就只能由普魯士戰爭部決定，而其他一切事務皆由皇帝負責——而非國家負責——通過軍權這一國家軍事核心接受君上裁決，因為君上享有通過軍事內閣（Militarkabinett ）調動和部署軍隊的皇權。
帝國大臣不能兼任議會議員，這意味著他們孤掌難鳴，而只能向俾斯麥一個人傾訴想法。一切重大政務都由普魯士邦政府處理，並由普魯士邦內閣負責監督。普魯士邦大臣在級別上也比一些帝國大臣要高。在這種體制下，不僅帝國聯邦的話語權微弱，而且一些邦也無法推行任何有效的管理措施。此外，除了軍事預算受限外，普魯士的軍事專制主義色彩並未褪去，但決定軍事預算的投票也不是一年一度，而是故意提前幾年舉行。只要俾斯麥還保持著對普魯士國王、德意志帝國皇帝的影響，那麼這位鐵血宰相就是帝國的實際統治者。
德意志帝國議會儘管並非毫無權柄，但卻無法通過投票從官僚中組建一個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尋求或組建多數派，那麼政策就很難順利施行。但是，在同議會和政黨的鬥爭過程中，大批利益集團、遊說團體及媒體開始在這場名為「德意志政體」且沒有門檻的大戲中粉墨登場。這場大戲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民主色彩，特別是憲法明文規定了一人一選票的選舉制度。但是，無論怎樣，這個帝國制度還是有效的。它將種類複雜、矛盾尖銳的各個利益集團帶進了一個連最純粹的民主國家都不敢想像的政治進程。
這位鐵血宰相竭盡所能去克服自己發起的白色革命產生的各種不良後果，最終取得了成功。他小心地規劃內政方針，力圖維持一種容克地主階級的利益至上的社會平衡。然而，與不斷壯大的工業相比，俾斯麥的苦心經營注定會失敗，因為工業化在解決快速增長的人口的就業問題上無論如何都是舉足輕重的。一方面，1878年的法令剝奪了社會民主黨的權利；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補充手段，俾斯麥開資本主義之先河，創立了養老、疾病和工傷方面的國家保險制度。這種保險制度創立於1883年，並且隨後很快演變為國家監督、自行管理的大型保險體系。為了贏得天主教選票，俾斯麥向天主教發起的攻擊不得不告一段落。殖民擴張的宣傳一度受到大肆鼓吹，不過因民眾並不熱衷而失敗。到了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蕭條來臨之時，國內政局隨之蒙上陰影，貿易保護主義分子與貿易自由主義分子展開爭鬥：前者主要以容克地主和重工業資本家為代表；後者主要以出口導向型機器製造商、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派左翼為代表。
在對外政策上，俾斯麥幾次三番地對外宣揚其珍惜和平、大陸均衡和維持現狀等主張。他開始從尋求緊張的單一聯盟轉變為重拾1815年維也納會議達成的歐洲勢力均衡的智慧法寶。此時，奧匈帝國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正需要外部和平以鞏固其多民族帝國的內部統一。俄國沙皇也需要外部和平以鎮壓鐵蹄下民族意識覺醒的波蘭人——波蘭已於18世紀末被俄、普、奧三國瓜分。俾斯麥盡心培育著同俄、奧兩國的同盟關係，但隨著巴爾幹斯拉夫人對土耳其統治者壓迫的反對日益激烈，維持三國同盟越來越難，早年大力宣揚的「三皇同盟」可能會以各方大打出手而收場。俄國國內掀起聲勢浩大的泛斯拉夫主義運動，迫使沙皇以支援斯拉夫同胞之名介入巴爾幹，而那裡更多的是塞爾維亞人。但是，巴爾幹地區的民族主義以任何形式抬頭或是有其他國家進行干涉，對於奧匈帝國來說都是極其危險的。俾斯麥曾向俄國人保證，聲明巴爾幹「不值得浪費普魯士軍人的生命」。然而，這並未阻止俄土戰爭導致的奧、俄兩國矛盾的激化。於是，俾斯麥不得不於1878年夏在柏林召開了一次歐洲會議進行斡旋。憑借這次會議，俾斯麥暫時保住了奧方的臉面，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俄兩國為爭奪東地中海沿岸控制權而可能爆發的大戰。俾斯麥口口聲聲說自己只扮演一位「公平的哥們」——而他聘請的銀行家格爾森·馮·布萊希羅德（Gerson von Bleichroder）卻說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對會議失望的俄國人不會感謝他，俄國鼓吹泛斯拉夫主義的新聞界也開始煽動反德情緒，同時，沙皇還給他的德意志帝國皇帝舅舅送去一封措辭氣憤的信，在信中抨擊了俾斯麥及其對英、奧兩國的袒護。
1879年，俄國企圖通過對德國農產品設立關稅壁壘，從經濟上對德國施壓，突然宣佈只接受用黃金付款，而不接受用實價只有黃金一半的盧布付款，這相當於把俄國進口德國商品的關稅提高了一倍。為報復俄國，德意志帝國議會為德國的農產品推行保護性關稅，這無疑加深了兩國的嫌隙。不過，在柏林會議取得外交勝利僅僅一年後，俾斯麥再次試圖築起外交防火牆，締結同奧匈帝國的同盟條約，並且為了保持歐洲大陸均勢，還計劃同俄國締結一項新的同盟條約。但是，這項同盟條約必須秘密簽署，因為兩國民意都竭力反對此項盟約。1887年，在充滿火藥味的會談中，俄德兩國簽署了一項秘密的《再保險條約》，而此時俄、奧兩國因巴爾幹問題愈發敵對。該條約有效期為三年，條約特別規定如果爆發戰爭，俄德兩國必須保持中立：在俄奧爆發戰爭時德國必須保持中立，在德法爆發戰爭時俄國也必須保持中立。儘管如此，沒有人認為條約會起多少作用，不過它確實留給德國在戰爭爆發時以喘息之機，同時也讓維也納和聖彼得堡都冷靜了下來，因為他們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戰爭爆發時德國最終會支持誰。
俾斯麥堅稱從現在起，德國唯一的興趣就是維持歐洲現狀。他說道：「我們就是已故首相梅特涅口中的『未受侵染的國度』。」而實情是德國早已被侵蝕，就連俾斯麥都認為自己就像巫師的菜鳥徒弟一樣，忘了把魔鬼捉進瓶子裡的咒語。因為德國社會已經出了太多亂子、太多變故，同時發生的還有蓬勃發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自18世紀末葉以來，德國第二次工業革命率先從下萊茵省和魯爾區興起，隨後擴展至柏林和西裡西亞省，彼時美因河以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中心因為缺乏資金、技術、市場渠道以及驅動蒸汽爐的煤炭而日益衰落。從長遠來看，這種暫時的落伍後來證明是因禍得福，因為南德人不得不革新古老的冶金工藝，並將其應用到近代工業生產中。身處斯圖加特的戈特利布·戴姆勒和身處曼海姆的卡爾·本茨潛心研製汽車，還有結束美國東海岸長期學徒生涯而回鄉成為車用電氣設備供應商的羅伯特·博世亦是如此。不過，整個19世紀德國的工業化主要依賴煤炭、鋼鐵和紡織。依靠鐵路和運河，這些新興工業大部分散佈在從德意志西部的亞琛經由科隆和埃森延伸至柏林，然後再從柏林直抵上西裡西亞煤礦與廠區的繁榮新月地帶。
俾斯麥自上而下的革命與建設歐洲大陸中央地帶強國的遠大計劃不謀而合。一旦多數鐵路線建成，機器製造業便可以借助鐵路迅速成為支柱產業，甚至趕在世紀之交前加入電力用於生產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大規模的建築潮解決了許多小家電生產商的就業，也鼓勵了眾多傳統手工業工匠投身更廣闊的市場。西部城市克雷菲爾德的紡織業快速增長，巴伐利亞北部和薩克森邦普勞恩周邊的紡織業也是同樣的景象。
在過去，德意志的化工業大多數以原料加工為主，現在則擴展至化肥、醫藥和人造染料等巨大市場。到19世紀60年代，幾乎是一夜之間，化工生產商巴斯夫公司「BASF」（Badische Anilin-und Soda-Fabrik）就使位於內卡河與萊茵河匯流處的路德維希港小漁村迅速變為大片工業區。這一幕也同樣發生在染料生產商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又名Meister Lucius & Bruning）的發跡地——美因河畔的赫斯特和以阿司匹林聞名的製藥商拜耳（Bayer）的發跡地——萊茵河畔的勒沃庫森。
德意志工業革命是在自由貿易準則的基礎上興起的，這一準則隨後也是19世紀70年代的主調。然而，環大西洋地帶接踵而至的商業蕭條氣氛很快便波及全世界。1873年5月，維也納股票交易所崩盤，柏林和法蘭克福的交易所也隨之接連倒閉。然而，在這之前的15年左右，股票市場因大量新公司湧現而呈現著上升勢頭，為無數投資客、銀行與投機客送去可觀的財富——這場保守派預言家口中的「創業狂躁症」，現在卻變成無情蔓延的災難。股票市場已經不可阻擋地崩盤，所以自由派們也不再幻想能夠憑借股市登上權力的頂峰。眼看新教價值體系和腐朽社會等級制度裝點的舊普魯士已經搖搖欲墜，保守派趁機拋出他們原教旨主義的主張。對資本主義財富運轉機器突然停轉的沮喪導致反猶主義甚囂塵上，失敗者將一切邪惡的根源歸罪於人們對金錢和股票交易的貪婪；他們認為這個新國家就是一個沒有上帝庇佑的大賭場。
在一片悲觀主義的沉重氣氛下，德國重工業又開始面臨英國和比利時的強大競爭。此時，德國的應對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政府在重壓之下修改貿易政策，並且開始保護「民族工業」；另一方面，特定利益集團逐漸形成，並且開始左右帝國議會、媒體和百姓的呼聲。民族自由黨對此種保護主義表現得最為憤慨——因為他們是重工業巨頭錢袋的代言人；同時，作為自由主義運動左翼、代表出口型機器製造業利益的進步黨（Fortschrittspartei ），也視此種保護主義是阻礙其開展同世界各國貿易的一大威脅。
俄國和美國給德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平靜帶來更嚴重的打擊。他們向德國出口的低價小麥與黑麥越來越多。美國遼闊的中西部大草原已經由鐵路與港口相連，尤其是與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巴爾的摩相連，所以他們的生產成本非常低廉，還能借助蒸汽機船的廣泛使用以低廉的成本運輸穀物。受此衝擊，身處德意志北部平原的眾多容克地主和農場主倍感絕望，不斷向保守黨和政府施壓。他們的遭遇得到俾斯麥充滿同情的傾聽，他們的農業利益終於戰勝了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格爾森·布萊希羅德提出的各種自由貿易政策理論。俾斯麥立即意識到這正是打造一個穩固、馴服的容克地主與工業大亨之中—右派聯盟的絕佳時機。
1879年，帝國議會通過了首部保護主義性質的關稅法案。這部法案順利通過的原因之一是當時涉嫌兩次刺殺老皇帝未遂的社會民主黨所引發的廣泛不安。對俾斯麥來說，他歡迎新關稅政策，不僅在於它改變了帝國議會的格局，從而保障了倒向自己的多數派，而且它也是增加帝國政府稅收的一個途徑，因為在那之前帝國總是需要依賴各邦的財政支持，尤其以普魯士為甚。不過，他只成功了一半。因為各邦雖然名義上接受普魯士政府的領導，卻有足夠的能力保障本邦的海關收入首先收入自己囊中，然後在他們願意的情況下才將剩下的交付給帝國政府。
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幾十年以來一直是德意志議會和公眾爭論的焦點。1887年，又一輪關稅法案獲得通過，保證容克地主不會破產，同時挽救俾斯麥的執政危機。不過，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不僅德意志的工業連同日益增加的城市消費者大受影響，還造成外交政策方面的危機。一直以來，沙皇俄國十分依賴德國銀行的支持，以便取得其工業與基建所需要的資金，不過這種依賴這時卻受德國高關稅的打壓，因而只能轉移到唯一尚且出口德國的產品——烏克蘭出產的小麥身上。俄國近30%的進口來自德國，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國。1876年，俄國政府對德國機器和鐵路裝備課以雙倍的進口稅，導致德國工業界怨聲載道，對此俾斯麥馬上做出回應。在整個19世紀80年代，俄德兩國相互的攻訐日益升級，而俾斯麥礙於國內民意，認為無法繼續向俄國妥協、滿足俄國人要求的低關稅貿易協議。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他現在是在冒險拿德國與危險的東方鄰居之間的重要聯盟關係作賭注。在1887年簽署《再保險條約》時，他直接讓柏林股票交易所的董事們知道，他們未來將俄國債券的安全評級評為一級是愚蠢的。這一舉動已經在挑釁俄國，不僅羞辱了俄國，也意味著俄國人必須以更高的利率來銷售他們的債券——這反而促使萌芽中的法俄同盟不斷滋長。
在為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保駕護航20餘載後，俾斯麥的執政地位開始動搖。在外交上，他的聯盟體系承受了巨大壓力：孤立法國的戰略已經難以維繫，巴黎—聖彼得堡聯盟正在形成。在國內，他的《反社會黨人法》並未取得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最終勝利，即便他推出的社會立法措施富有遠見，也未能有效地抵擋社會主義運動在工業化德國的興盛。
天主教中央黨和兩大自由派政黨紛紛開始越來越質疑這位身居威廉大街高位的遲暮者的智慧和領導力。皇帝對俾斯麥的無條件信任不會一成不變——重組的政府即將到來。不過，早在失去權柄前，俾斯麥就已樹立起了一座屬於自己的時代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