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個歐洲人在1914年大戰爆發前都如夢遊般等著墮入聖經中提過的世界末日大決戰。1899年，波蘭銀行家伊萬·布洛赫（Ivan Bloch）曾在他的著作《是否戰爭現已不可能》中預言，由於軍事技術的發展，未來戰爭將變成持久戰和塹壕戰。在英國，擔任現代新聞業創始人諾斯克裡夫（Northcliffe）勳爵旗下某報紙主編的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在他的《大幻覺》（1910）一書中，建議歐洲各國參考由眾多獨立國家組成的大英帝國邦聯模式——這種聯合模式能保證「貿易自由」，可以作為解決當下「國際問題」的辦法。在德國，實業家瓦爾特·拉特瑙比任何人都要理解自己所處時代的危險，並提出深謀遠慮的規避辦法。
拉特瑙是一個具有多面性的人——實際上，他又是一個矛盾集合體。他是技術官僚、預言家、倡導新古典主義理性的哲學家、世界上最不願意當猶太人的猶太裔德國公民；他還是普魯士愛國主義者、架設全歐電網的設計師——他認為此舉能使大戰胎死腹中並淪為廢物。他存世的作品集和書信集合成數卷，其中詳細記述了他管理德國通用電氣公司的一二事——這個他父親留下的工業帝國經過了不懈的技術革新與擴張。
他對德國的舊政體既憎恨又崇敬。他既想脫離這個政權，同時又想成為它的一分子。拉特瑙想像中的未來歐洲是一個由大小民主制工業國家組成的歐洲聯合體，類似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通用電氣公司鋪設的電氣網絡系統。不過，這種願景與歐洲各國盛行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背道而馳。預感到歐洲1914年即將爆發的大戰，拉特瑙絕望地寫道：
無論我看哪裡，映入我眼簾的都是烏雲。當我走在傍晚的柏林街道上時，我看到它們；當我見識到狂熱富人們表現出傲慢無禮時，我看到它們；當我聽到空洞的誇誇其談或偽日耳曼主義的排外時，我看到它們。這是個病態的時代，軍人地位至上，外交官們揚揚自得。德意志現在遭遇的一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
儘管是個含著金勺子出生的人，拉特瑙卻選擇學習電氣化學，因為他深知，屬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蒸汽機即將被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電力所取代。這個讓「機器化」退出歷史舞台的時代，不僅將人類從枯燥的工作中解脫出來，而且允許現代管理辦法和銀行業參與優化生產與分配。在1899年，他進入德國通用電氣公司董事會，負責處理發電廠的建設和資金問題，同時促成德國通用電氣公司主導的全歐性電氣網絡建設。到1900年電氣行業普遍遭遇產能過剩時，他趁機大力推進行業重組。比起發展工業，他更相信那些無所不包的宏偉事業才是人類社會的出路。他的世界主義思想讓他當之無愧地成為普魯士人民的好兒郎，也成為列寧的指路人。他認為未來的世界將會變成「一個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經濟共同體」。民族國家那種狹隘模式不適合這種強調理性的「國家大聯合」——拉特瑙這位愛國主義者以平淡的語氣道出了這個冷冰冰的真相。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德國要在金融和工業上超越歐陸各國，贏得經濟霸主地位。如果德國的工業發展優勢能和平並令人心悅誠服地實現這一目標，那麼開戰則顯得多餘。因此，拉特瑙的工業發展理念並非狹隘地拘泥於其他人對市場壟斷與利潤的著迷，而是更看重資源配置和效率。
他認為，各國工業釋放的巨大能量如不能得到組織網絡與平衡體系的合理整合，那麼必將毀掉彼此。1912年，當大英帝國總參謀部與法國總參謀部已經就在法國北部迎擊德國未來的進攻達成一致、俄國在不斷擴充自己龐大的軍隊時，英國陸軍大臣霍爾丹子爵匆匆趕到柏林卻鎩羽而歸，未能達成任何和平協議。拉特瑙則主張各國停止軍火採購、限制軍費開支，並設立國際審計法院來監督這一切，同時按照人口比例縮減現有陸軍人數。1913年12月，他延伸了自己規劃的歐洲政治——經濟框架以便贏得持久和平：
各國貿易政策應協調一致，由此造成的企業損失必將獲得補償；各國關稅應予以撤銷，因此造成的稅收損失必將獲得補償。這樣做的目標在於建立一個能與美國媲美、超越美國的歐洲經濟聯合體。在這個體系下，各個成員國的發展不會落後、不會停滯也不會低效，各民族間的仇恨也將隨之消散……假如歐洲的經濟能夠融合——這已經比我們預想的要快，那麼政治也必將融合。這還不算是全世界和平、不算是全世界裁軍，當然也不算是衝突終結。但是，這卻有助於消除各國的彼此對抗、節省各國國力，也有助於實現人類文明的共同理想。
然而，他的肺腑之言在歐洲的響應者卻寥寥無幾，因為他所描繪的美好未來尚在襁褓之中。歐洲現在一方面被廣泛的經濟樂觀主義所驅動，另一方面又被深深的戰略悲觀主義所壓抑。「這不算什麼」，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垂死之際不斷重複這句話。他被一位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青年刺殺，這個塞爾維亞青年是「波斯尼亞青年黨」（Mlada Bosna）成員，而這一行動是泛塞爾維亞主義秘密幫派——黑手黨（the Black Hand）一手策劃的，並隨即受到塞爾維亞秘密服務組織的資助。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亞的薩拉熱窩街頭，子彈無情地擊中了奧匈帝國王儲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六周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爆發。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指出，這場「本世紀影響深遠的巨大災難」改變了一切：歐洲人引以為傲的民族國家、兩性關係、詩歌和音樂、對歷史的看法和對未來的想像、人類的靈魂。引用英國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戰壕回憶錄的標題來形容這場大戰，便是《向一切告別》。
戰爭已經在歐洲徘徊了幾十年並且從未離開，歐洲各國的頭目們按部就班地滑向大戰邊緣，而不是竭力阻止大戰的爆發。歐洲舊政治精英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工業和金融相輔相成的道理、認為戰爭可以大賺一筆的想法此刻得以發揮作用，不過，跟每個國家在戰爭爆發中所必將失去的一切相比又是那麼不值一提。
戰爭顯然是荒唐的，不過還是降臨了，一切都顯得那麼合情合理——甚至是混亂、無能和盲目也在情理之中。奧匈帝國的將軍們已經被自負和渴望沖昏了頭腦，認為只有一場對塞爾維亞的速勝才能挽救大廈將傾的君主制，不管這會不會遭受俄國人在東線的致命打擊。
在沙皇簽署動員令後，龐大的俄國軍隊便動員起來。沙皇說道：「這是人民的願望。」他知道，如果自己不簽署這項命令，那麼沙皇政權可能危在旦夕，因為泛斯拉夫主義蠢蠢欲動；而如果他簽署的話，也許會天降奇跡，這個政教合一的羅曼諾夫王朝將得到拯救。法國著名外交官儒勒·康邦（Jules Cambon）深知，法國為了維持法俄聯盟將不得不應戰，雖然法國出於切身利益並不值得為俄國的巴爾幹利益冒險。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認為，在第一輪交戰結束後，剩下的一切就只能「聽天由命」。德皇雖然經常大放厥詞，但也曾提議一旦德國突然陷入東西兩線的作戰態勢，德軍必須竭盡全力阻止法國在西線的攻擊。不過，他的總參謀長卻告誡他，這麼做會導致德國一支建制完整的軍隊都沒有，而只剩一堆殘兵敗將。
一系列事件隨著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迅速演變成1914年8月的炮火。人類不可阻擋的愚蠢，令人回想起英國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的叔祖父——德意志著名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對一個世紀前的拿破侖戰爭的描寫：
導致這些民族和國家滅亡的既非盲從也非無知，而是不久前他們全然不考慮自己行進的方向。鞭策他們的只是內心深處無盡的慾望，而那些慾望既是先天使然又受到後天熏染，驅使著人們義無反顧地向前衝，直至他們耗盡身體的能量。幸運兒是那些能控制自己的人。大多數人意識到了自己的毀滅，不過，他們還是照舊選擇義無反顧。
奧地利著名的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憶錄中描寫了大戰初期的場景，這無疑再現了蘭克曾經描述過的一切：「那場戰爭說不上是為了邊境幾塊小小的地方。我今天認為那場戰爭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是戰前40年積聚起來的內在力量所造成的悲劇性後果，那種內在力量勢必演變成一場劇烈的爆發。」
當然，奧匈帝國不也可以用其他大公們來接替被塞爾維亞人刺殺的那位，然後繼續踉踉蹌蹌地前進嗎？這個龐大且民族成分混雜的帝國可以僥倖發動一場不論規模大小的戰爭，只因為害怕自己治下的各民族會發表獨立聲明，打破這個由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新教徒、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基督徒和猶太人組合而成的本就不牢固的平衡；因為民族主義理想必須直面凌駕於這個王朝之上的精英階層、官僚階層、軍官階層和貴族階層。一方面，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並未被德國人視為德奧同盟的朋友，他的死亡被公認為「無足輕重」，一位德國政府高級官員如此說。但是，另一方面，塞爾維亞族人的刺殺不單單是一場冷血的毫無意義的謀殺。這是公然對哈布斯堡王朝的挑釁，乃至對它虛弱的嘲諷。因此，奧地利必須有所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強大。不過，無論奧地利外交官和將軍們怎樣打算，德國國家利益現在已然受到了威脅。而且，對於多瑙河畔的奧匈帝國來說，德國才是它指望得上的可靠盟友——另一個盟友意大利是絕不敢出來迎擊把持地中海制海權的大國們的。
奧地利要麼向塞爾維亞政府表現政治上的謙卑，那麼事情可以解決；要麼主動來一場逼迫塞爾維亞屈服的外科手術式打擊，那樣也是合情合理的。威廉二世讚許地在維也納遞來的戰書空白處如此揮筆：「要麼現在開打，要麼永遠不打」，「塞爾維亞必須退到他們原來的位置上去」。但是，如果這些外交戰略失敗，同時俄國也向德奧兩國宣戰，那麼唯一的辦法便是：這場戰爭不由德國挑起，而由奧地利來挑起。因為如果由德國挑起，奧地利人不可能如約履行他們的義務。戰事升級的可能性仍不能被忽視或者排除，但只要前兩階段的戰役目標能夠從容不迫地完成，那麼剩下的任務就可以聽天由命。不過，局勢卻被「施裡芬計劃」弄得惡化了，因為在作戰細節上，德國不可能先進攻俄國再進攻法國，所以奧地利一直有一種疑惑，即將由誰單獨承擔東線的戰事。不過，奧地利人不知道，鑒於德國對西線的閃擊計劃，必須由他們單獨承受俄國人的猛攻，並且他們得不到德國的任何援兵。此外，要是他們不能收買意大利加入聯盟的話，那麼奧地利也將陷入東、南兩線作戰的絕境。
薩拉熱窩刺殺事件過後，俄國秘密警察（Ochrana）不斷散播所有斯拉夫兄弟要團結一心、共禦外敵的口號。然而，此時德國政府則向奧地利人開出一張「空頭支票」——承諾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會力挺奧地利，這完全背離了俾斯麥的政治智慧。德國現在鼓動奧地利人衝殺在前，並依靠奧地利人陳腐的外交機制來踐行這一切，意味著德國的生死存亡現在不由自己的利益左右，而由奧地利的利益所左右。
雖然一年前歐洲通過外交手段成功制止了1912—1913年爆發的巴爾幹戰爭的繼續惡化，但是在戰前的三階段未能出現任何為實現和平而進行的努力。在第一階段，各國普遍未能意識到當前的危機有可能惡化為世界大戰。在第二階段，關鍵戰略部署已被同盟國和協約國開打後如何維持兩大陣營內部的凝聚力、保障陣營中最弱的成員——奧地利和俄國的考量所取代。在第三階段，俄國正在快速進行軍事動員。
德國人越來越瀕臨絕境。因為他們意識到奧地利的外交進展非常緩慢，以致未能在俄國採取軍事動員之前先發制人，而且對被他們輕視的塞爾維亞政府造成無法挽回的惡劣影響。但是，正如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堅信的一樣，勝利尚存一線希望，因為沙皇會收回成命、法國會提出議和，這樣一來，協約國集團便不攻自破。英國雖然在協約國集團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已被國內的愛爾蘭內戰弄得自顧不暇，英國內閣甚至未能通過開戰議案，因此，德國還有贏得戰爭的準備時間。然而，德國開啟的大戰最終還是走向了失敗。因為各大列強都相信，這場世界大戰早晚都會爆發，而他們只需花精力尋找良好的開戰時機並維持他們的聯盟體系，而非維護世界和平。因此，這兩大不以阻止戰爭爆發為己任的集團讓世界大戰變得無法避免。最終，每個小成員國都抱著防禦的姿態，跟在那些發起主動進攻的大成員國後面。彼時還是青年軍官的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很快被抽調到血腥的凡爾登戰場。30年後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做出這樣的總結：他稱其為「歐洲在20世紀的『三十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