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歐洲的和平」——19世紀頭30年的英國政治家曾這樣形容他們心儀的歐洲大陸均勢，不過這種均勢很快被1830年和1848年波及整個歐洲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衝擊得七零八落。從那以後，歐洲諸國的權力與法統基礎開始受到動搖。
各國統治階級必須努力證明他們不是倚靠世襲血統，而是依靠他們在紛亂國際局勢下的治國之能而存在，這體現在為百姓提供就業、增加收入以及發展近代工業來滿足社會需求上。急劇膨脹的人口與迅速推進的工業步伐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原料、開拓更多的銷售市場。從英國布里斯托爾灣一直到波蘭維斯瓦河口沼澤區，各國統治者普遍形成一個新的共識，即政府要不停歇地向前奮鬥，以求受到內部階級鬥爭以及外部市場競爭而波動的社會實現和諧與穩定。德國也不例外。
1871年，英國政府忐忑不安地發現，歐洲大陸均勢已因德國打敗法國而被無情地打亂。在德法激戰正酣之際，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對過去十年裡歐洲大陸所發生的變化表現出深深的憂慮。他所稱的「德意志革命」揭示出德意志的所作所為，挑戰了大英帝國對歐洲的一向主導，也打破了歐洲大陸各國的制衡。
迪斯雷利能準確預見未來形勢，但是隨後的歷屆英國政府包括他本人對新德意志的看法都過於樂觀。獲授比孔斯菲爾德勳爵並出任英國首相後，迪斯雷利在1878年出席重建巴爾幹秩序的柏林會議時，對俾斯麥的忙前忙後表示感謝，俾斯麥也回敬道：「這位猶太裔長者才是真正偉大的人」。彼時英國政府陷於與逼近印度的俄國在中亞的博弈中，而且還在非洲問題上與法國糾纏不休，不過，德國的居中斡旋使列強在1884年於柏林舉行的瓜分非洲會議上得以劃分彼此在非洲的勢力範圍。儘管存在這些合作，俾斯麥和他的英國對手們卻從未達成足夠多的共識，以實現形式上的和解。俾斯麥竭力阻止他所擔憂的「英國格萊斯頓內閣」（其間英國資產階級實現對英國政治上層建築的民主改造）在德國的出現。對俾斯麥以及他所出身的階級而言，議會制政府在含義上便是一個矛盾體。因為他們把議會固執地看作是分裂、虛弱、無力組織國家力量的化身。德國暴露在歐洲的中央，而其最終控制權又握在一個軍事專制政府手中。儘管意識形態和政權結構大相逕庭，英德兩國的默默合作在俾斯麥治下及其身後數年都進展順利。德國霍亨索倫皇室與英國漢諾威王室之間的歷史關聯，在形式上保障了德英兩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合作。維多利亞女王這位「歐洲人的祖母」，也是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的外祖母。
1890年俾斯麥不得不離開首相府時，法國和俄國正在醞釀雙方在商貿和軍事上的聯盟，法國金融資本準備為德國撤資後而資金枯竭的俄國工業投資——一定程度上拜俾斯麥的外交干預所賜。法國軍火工業也打算向俄國軍隊提供先進武器。俄國軍官們在巴黎盡情地歡娛，雙方海軍艦隊也頻繁出沒於法國勒阿弗爾和俄國聖彼得堡港口之間——這是俾斯麥一直擔憂的「噩夢」。因為俄法兩國已經開始對德國西部戰略屏障以及奧匈帝國在近東的存在構成威脅。此刻，德國比任何時候都急需同大英帝國維持非正式同盟關係。但是，實現這一戰略協作的首要前提在於：德國繼續奉行普魯士限制海軍發展的傳統。德意志海軍曾在1848年革命歲月成為德國民族意識的表達形式，然而革命被鎮壓後，其間建造的幾艘戰船卻被白白地拍賣掉了。陸軍仍然被皇帝牢牢掌握在手中，只有海軍能用來代表中間階層和商貿的雄心壯志。相比於普魯士容克貴族子弟曾經只能在波蘭和法國兩個鄰國戰場浴血苦戰，他們寄望海軍能向更遙遠的地方開疆拓土。波茨坦兵營的步兵和騎兵軍官們只把海軍看作一件屬於躊躇滿志的官僚和暴發戶們的昂貴的燒錢機器。對俾斯麥而言，那幾艘飄揚著帝國黑白紅旗幟的軍艦也不過是用來展示國旗和運送軍隊的。為了昭示這種重視陸軍、輕視海軍的傳統，他特地任命一位陸軍將領擔任海軍司令。不過好景不長，懷揣建設強大海軍夢想的威廉二世登基，急欲挑戰他的英國國王表弟，而且想盡可能把他們比下去，於是一切便緊鑼密鼓地展開了。
威廉二世對大不列顛抱著一種既羨慕又忌妒的心態，既對這個帝國的廣大殖民地羨慕不已，又對其尤為引以為傲的皇家海軍十分嫉妒。在一年一度地造訪英國樸次茅斯海軍基地旁的考斯港時，他便親眼見識到這支海軍的宏偉。他就像廣大中間階層的百姓一樣，堅信德國要想擴張全球貿易必須擁有一支游弋於大海的艦隊。英國銀行家、威爾士親王（即後來的英王愛德華七世）的好友厄恩斯特·卡塞爾爵士（Ernst Cassel）和掌管德國至北美航線的漢堡商人、德國皇帝的座上賓阿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比誰都清楚航運業的重要性，並努力勸說英德兩國不要魯莽而要冷靜，但卻歸於失敗。一種風行的說法認為這是英國出於自由貿易上的一己私利，儘管英國在德國已經奉行貿易保守主義很久之後依然堅持貿易自由主義。事實上，當時人們在軍艦設計與技術方面的飛速發展直接刺激了海軍擴張的需求：魚雷、蒸汽輪機，裝甲防護更厚實，艦炮威力更猛烈，瞄準儀更精準，潛水艇即將面世，燃油取代煤炭成為燃料。這些技術條件難道沒有賦予德國這個新興的強大帝國奪取英國皇家海軍海上霸權的機會嗎？
一位年輕有為、精力充沛的海軍艦長名叫阿爾弗雷德·提爾皮茨，出生於北德一戶雖普通但也不甘人後的中間階層的人家，受命為德皇設計了一套海戰方案，能夠逼迫英國艦隊在大英帝國最易受攻擊的地方——不列顛群島海域附近與德國海軍進行戰略決戰。這套戰略計劃遭到傳統容克貴族們出自本能的反對，因為他們非常擔心俄法兩國業已結成強大聯盟。然而，德皇深信此舉不單能夠威懾英國海軍諸將，更有利於贏得國內選民的支持，因為推行德國「大國戰略」而樹立的美好未來能迎合他們的妄想並俘獲他們的忠心。威廉二世被視為綽號「軍曹國王」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及其子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se）的後繼者，想要像他們一樣成為普魯士偉大歷史上的又一位大英雄。陸軍認為現在將資金大部分用於海軍擴充不合時宜，因為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這麼想；但是，陸軍不能理解那種奪取海外殖民地的狂熱，也不能理解發展海軍對德國廣大中間階層百姓的象徵意義。
德國人擴充海軍的狂熱很大程度上是被19世紀80年代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狂潮所引發的。列強爭奪非洲的混亂在1882年便已出現，大英帝國通過買斷大部分股權的辦法壟斷了蘇伊士運河，在形式上據有了埃及。其他歐洲列強也紛紛效仿，企圖在非洲大撈一筆。對此，俾斯麥表現得出奇冷靜。一天，某個殖民冒險者跑來勸說他，指出德國必須追隨英法的腳步，提出德國自己對非洲的訴求。「你展示的非洲地圖很誘人，」俾斯麥說道，「但是德國西邊有法國、東邊有俄國，身處兩面夾擊之中，這就是我的非洲地圖。」儘管如此，媒體和民眾的壓力還是源源不斷地湧來，他們已被非洲巨額財富正翹首待德國探險家和商旅開發的幻想驅使，而既然德意志土地上的移民趨勢不能被遏制，那麼還不如讓他們移民到德國的殖民地。
雖然極不情願，俾斯麥還是同意讓帝國預算撥出一點錢來資助幾個航運公司，只為讓帝國旗幟能夠在種植茶葉和咖啡的坦噶尼喀、已探明鑽石和其他有價礦產的西南非升起。不過，俾斯麥始終不敢忘記德國置身歐洲大陸中央的政治格局下的危險。因此，他盡一切可能讓法國人陷於非洲和亞洲的泥潭而分身乏術，以便使法國人民經不住西非阿特拉斯山脈以及印度支那稻米的誘惑，從而忘掉阿爾薩斯曾經美麗的藍色孚日山脈。俾斯麥更願意用東非桑給巴爾島換回英國控制的北海黑爾戈蘭島，而他的繼任者卡普裡維幫他實現了這一交易。在執政的最後幾年裡，俾斯麥早已厭倦同大英帝國在殖民問題上喋喋不休，甚至打算放棄德國所佔據的全部殖民地，收取一馬克的象徵性租金，讓漢薩同盟的商人們去主導殖民事務，自己不承擔任何責任。嗚呼哀哉，這最終不過是鏡花水月罷了。因為殖民派的勢力實在是太大，而百姓狂熱的殖民地佔有慾又太強。
所以，德意志帝國經歷了推行戰略收縮的卡普裡維首相的短暫執政後，繼續在南非、在中國海岸插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因為就連最狂熱的殖民分子也開始清醒地意識到，帝國繁榮的未來必須依靠不拘一格地推行帝國主義——佔有貿易航線，掌握各種戰略資源及珍貴物資，例如石油、劍麻和橡膠，把持海外銷售市場。在這場爭奪殖民地的饕餮盛宴中，英國侵略主義、法國沙文主義與德國帝國主義已不分伯仲，俄國、意大利、比利時、日本和美國正紛至沓來，而荷蘭、葡萄牙與西班牙這些老牌殖民國家早在16世紀便擁有了大片殖民地。在1897年的一場收穫雷鳴般掌聲的議會演講中，時任外交大臣、未來的首相伯恩哈德·馮·比洛提出了德國必須擁有「陽光下的地盤」。德國需要的不是一塊柏林蒂爾加滕公園那樣的野餐地點——柏林版的「海德公園」，而是無數的海外殖民地，在那兒可以賺到錢、贏得自己的聲望、增強民族凝聚力。任何一個口頭上拒絕殖民誘惑的德國政府也還是需要想盡一切辦法維繫國家發展的，就連置身權力巔峰的俾斯麥也無法徹底拒絕殖民活動，儘管他認為殖民行動危險而麻煩。但是，帝國的繼任首相們——1894—1900年在位的年逾古稀、無法堪當大任的親王霍恩洛厄，1900—1909年在位的男爵、後晉陞侯爵和親王、因極善變被人譏諷為「鰻魚」的比洛首相——無一例外是失敗的首相。他們全都由皇帝任命，而皇帝這麼做有利於獨享推行「世界政策」所帶來的各種名望和榮耀。他幻想著通過新專制主義和個人魅力式獨裁的完美結合，可以帶領德國衝破近代工業社會紛繁的阻礙。對威廉二世而言，整個德國不過是一件上帝為他創造、用來取悅他的巨型玩具。當然，在一個充滿各種爾虞我詐的利益集團以及野心勃勃、爭風吃醋的政黨的政治體制下，他的這種想法是永遠不會有效的，並且只得在他醜態百出後結束，淪為可悲的笑柄。
強盛海軍艦隊和各類不切實際的幻想竟然一朝成真，反而冥冥之中導致它成為勢不可當的真理，不僅促成海外殖民擴張國策的出台，而且使得國民對此毫不反對。整個帝國的希望——提爾皮茨上將現在出任海軍大臣，位居帝國高級決策層，也會賄賂記者為政府的帝國主義國策唱讚歌，聘請教授為政府的「世界政策」理論的合理性進行論證。20世紀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後來的民主主義篤信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96年在弗萊堡大學的就職演說中痛陳，如果說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誕生是一場年輕氣盛的衝動，那麼此時此地發生的這場全民性「新大國政治」運動的衝動則遠勝於彼。得到帝國海軍部秘密贊助的龐大宣傳機器——「德意志海軍協會」不停地煽動人們。就連帝國議會反對派議員們也被施以高壓，不得不轉而投票支持海軍擴建計劃，因為自從1900年英國開始不遺餘力地建造一艘艘新型無畏級戰列艦後，德國海軍急需彌補戰略上顯而易見的頹勢。
從來沒有哪一項大政方針比把德國打造成一艘戰艦得到的擁護更廣泛、得到的支持更熱情。這種介於民主主義和煽動主義邊緣領域的思潮得到各色利益群體的普遍支持。最顯著的表現便是，連舊貴族容克地主們也甘願為了海軍大計而重回農業保護主義，這一切在普魯士邦財政大臣約翰內斯·馮·米克爾（Johannes von Miquel）設計的高農業關稅上得到充分體現。容克地主們儘管業已接受社會生活中湧現出的各種新事物，但是他們賴以發跡的莊園早已被自己敗光，只能以輕蔑的眼神旁觀城市裡那些突然富起來的「傑出商人」——一項政府授予那些有錢人、熱心公益的工業家或銀行家的榮譽。那些人享受著官方所授爵位、佔有可觀財富並獲得百姓尊重，而且現在居然可以隨便選一位貴族子弟做女婿。在這種心理失衡的影響下，容克地主們自然偏愛這種重視農業的保護主義回歸。他們認可這項交易，也歡迎政府出面阻止農業的持續衰落。
蔚藍色的100元帝國馬克上印著一個全副武裝的日耳曼尼亞姑娘，她戴著象徵商業和工業的徽章，坐在一棵巨大的橡樹下，遙望著一支冒著滾滾煤煙、全速前進的艦隊。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富裕家庭的少男少女們會將水手服作為週末出行的最好著裝，那個年代的任何一張家庭合影都少不了一位穿著海軍制服的家人。海軍擴充計劃也擴大了各類大型軍火企業的用工需求，例如埃森的克虜伯公司（Krupp），同時展現了德國現代化的工藝——主要在光學與電氣製造方面。一項向香檳酒徵收的特別稅也被採納，用來支援海軍建設——這項特別稅延續至今。
相較於英國，德國是一個工業後發國家。但是，在19世紀後葉的幾十年裡，德國工業迅速迎頭趕上，並於1900年超越除美國外的所有早期競爭國家。德國大型企業可以借助國立技術大學提供的源源不斷的開拓進取、吃苦耐勞的技術人才，將科技助力打造成企業發展的基石。而且，德國公司無論大小，也不會像英國對手那樣沉湎於殖民地或勢力範圍提供的專屬市場；他們會更重視市場營銷，更願意為員工的培訓投資，更善於運用規模經濟的原理。基礎研發和實踐推廣相結合是德國企業的獨特優勢，而其規模龐大、功能齊全的銀行業的跨國經營也早已解決前期發展面臨的資金缺乏問題。
鋼鐵產量曾經是經濟實力和戰爭潛力的晴雨表。德國的鋼鐵產量從1880年的410萬噸上漲到1900年的630萬噸至1913年的1760萬噸。英國則遠遠落後於德國：其鋼鐵產量從1880年的800萬噸下跌到1900年的500萬噸至1913年的770萬噸。美國的鋼鐵產量也不容忽視：從1880年的930萬噸上漲到1900年的1030萬噸至1913年的3180萬噸。相比而言，法國、俄國、奧匈帝國、日本和意大利的產量則顯得微不足道。能源消耗量也是彰顯工業實力的晴雨表。德國在1880年的能源消耗量只有英國的一半，而到1913年兩國的能源消耗量則相差無幾。按照就業人口、投資和產值來算，在工業發展潛能總量上，德國在1913年已經超越英國，而美國是冉冉升起的世界一極。三國指數比較的結果為：美國298.1，德國137.7，英國127.2。
各國的軍事實力和人力資源排名卻與工業指數的排名大相逕庭。截至1880年，德國常備步兵、水兵42.5萬，而俄國有79.1萬，法國有54.3萬，英國有36.7萬。到1910年，德國常備兵力增長至69.4萬，法國人口少，兵力卻達到驚人的76.9萬，英國為57.1萬，美國為12.7萬。在海軍噸位方面，英國依舊保持傳統的老大地位，但是其他國家與之的差距明顯縮小：1880年德國海軍噸位總計8.8萬噸，英國則為65萬噸，法國為2.7萬噸，俄國為20萬噸，美國為16.9萬噸。到1910年，德國海軍噸位增至96.4萬噸，而英國也增至217.4萬噸，法國增至72.5萬噸，美國增至82.4萬噸，日本增至49.6萬噸。言下之意，德國的鋼鐵產量雖然領先於歐洲其他國家，但是在軍事實力方面仍然遠遠落後。儘管海軍大臣提爾皮茨1897年便啟動了雄心勃勃的長期造艦計劃，海軍艦船也確實得到了快速擴充，但最終也只勉強達到英國海軍噸位的40%。
在英國身陷南非布爾戰爭（1899—1902）的泥潭中時，英國外交部急欲同英王的「德國小弟」結盟，然而德皇卻迫於激憤的民意未能強行推動這一盟約。英國轉而在1904年與法國締結《友好協約》（Entente Cordiale ），結束了自己一向奉行的外交與戰略孤立政策。起初，這一協約用於解決英法兩國在殖民問題上的糾紛，如兩國為埃及南部而發生衝突的法紹達事件，不過這項《友好協約》很快演變成遏制德國擴張的武器。英國領導人早就表現出他們在維繫歐洲均勢方面的無能為力和半推半就，現在卻主動帶領英國捲入歐洲大陸聯盟體系，將他們拚命維持的大英帝國不知不覺地推入火坑。這對英國、德國來說都是悲劇。
德國領導人還遠未有什麼謀取世界霸權的戰略規劃，但是英國和法國卻認為他們正在醞釀一項總體戰計劃。在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機期間，法國收緊了對北非的控制，威廉二世卻派遣一支特遣艦隊遠赴摩洛哥丹吉爾港公開支持摩洛哥獨立。他想要提醒法國人，德國現在很強大，而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慘敗後非常虛弱，因此法國人最好給予德國一部分法屬殖民地作為補償。在隨後的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德國的確滿意地得到了一部分法屬非洲殖民地，不過代價卻是協約國集團的加速形成。1907年，英俄兩國就遠東利益以及伊朗、阿富汗問題達成和解，暫時停止英俄兩國對中亞的「大博弈」，俄國因而成為協約國的一員。英法俄「三國協約」無疑從地緣政治上強化了對德國的鉗制，而德國政府和百姓對這個所謂的「包圍圈」氣憤不已。無論從軍事理論上還是從傳統歐洲外交角度上評判，這個包圍圈都是不明智的。不過，德國外交卻強硬地回應：「憑借德國的強大國力，德國人民感覺不需要任何聯盟，也沒必要遷就任何一方。」正如英國史學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所說，協約國是否建立過針對德國的「包圍圈」是有待商榷的。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則在其著作《俾斯麥之歐洲秩序的衰落》中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法俄兩國的外交政策自19世紀80年代起便開始趨同，他們都意圖改變歐洲格局的現狀，推翻因1871年德國誕生、哈布斯堡王朝衰落而出現的歐洲新秩序。刀鋒直指同盟國集團的協約國集團形成，並最終打破了歐洲均勢，歐洲格局因此難以風平浪靜。另外，在同盟國內部，奧匈帝國一向孱弱不堪，而協約國內部，被國內革命弄得心力交瘁的俄國也難當大任。因此，兩大對立陣營都不約而同地希望盡早開戰而不是推遲戰爭，擔心某個成員國可能會在大戰爆發前便撐不住而草草地崩潰了。
歐洲的戰場如果照歷史慣例由大國主導的話，那麼法國、俄國走到一起便有悖歷史慣例，德國海軍的過分擴充也有悖歷史慣例。假如歐洲只存在英國建造的無畏級戰列艦，那麼在海戰方面協約國必贏而德國必輸。但是，魚雷艇和潛水艇的出現直接打破了海戰的天平。德國海軍部因此專注於建造此類新型艦隻，因為這些艦隻讓德國有以弱勝強的機會。英國陸軍大臣霍爾丹子爵幻想德國會懾於力量此消彼長而願意簽署一項限制海軍軍備的條約。但是，霍爾丹在柏林卻只收穫了提爾皮茨和德皇的頑固拒絕：德國人民已為此付出太多期望和金錢，導致他二人無法回頭抑或承認失敗。限制海軍軍備的設想因此泡湯，阻止戰爭災難發生的唯一機會被白白浪費，這也是幾十年裡最佳的機會。
德國的戰略已經因海軍軍備競賽的失敗而進入死胡同。不過，德國尚且可以通過選擇重拾俾斯麥政治智慧來挽回自信和安全。德國本可以通過同英國締結一紙限制軍備開支的條約或者單方面限制軍備便在策略上瓦解協約國集團。甚至那時的德皇也會不遺餘力地拉攏他的俄國沙皇表親，他們在會晤時會互換喜愛的制服並相互祝酒——一套是「大西洋海軍上將服」，另一套是「太平洋海軍上將服」。不管怎麼樣，1914年前的歐洲並不是只有災難這一條路可走；一切絕不是令人絕望和沮喪的。那時，德國和英國不僅通過一場在倫敦召開的外交會議合作阻止了巴爾幹戰爭（1912—1913）的繼續，而且就如何分割葡萄牙殖民地以償還葡萄牙外債達成一項協議。對土耳其的爭奪獲得圓滿解決，一套將俄國排擠出去的方案出爐，其中英國負責海上事宜，德國負責陸上事宜。德國的陸上動作主要表現為由德意志銀行提供資金、德國曼內斯曼公司（Mannesmann）負責建造的戰略性鐵路——巴格達鐵路。這是一條將博斯普魯斯海峽與波斯灣和紅海相連的鐵路。這條鐵路未能竣工，多條路段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毀，而剩下的殘垣斷壁今天人們仍然能看到。
這是一個戰略上可進可退、可西可東的年代，並非必須上演一出集體邁進地獄之門的悲劇。不過，面對這包圍圈，柏林的德國總參謀部卻焦躁不安，儘管他們做出了軍事上的應對，但是卻毫無外交邏輯，而最終帶領德國踏上不歸路。在那個年代的傳奇人物，陸軍老元帥毛奇伯爵的指揮下，德國統一戰爭順利完成，在以後的德軍作戰計劃中，法國便是首要敵人。俄國則一直是政府的盟友，即便普魯士從未放鬆對東邊的警惕。不過，好在在德軍舊的作戰方案中西線戰場和東線戰場被整齊地分割開來，這樣反而在德軍陷入被動時給德國決策層留下戰略的迴旋餘地。
然而，隨著1900年後戰列艦的下水，德國的戰略思想開始走向另一條不歸路。19世紀最後幾年中時斷時續的法俄軍事聯盟現在已經坐實，這體現在兩國的軍事交流以及俄國向法國公司採購軍火上。法國金融資本持續地向資金匱乏的俄國提供貸款，並廣泛投資其工業（賺取的利率比正常利率高1個百分點）。沙皇俄國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加起來的軍隊實力已遠遠超過德意志帝國。有鑒於此，德國總參謀部總參謀長施裡芬伯爵斷定，在未來的戰爭中，德國將不得不同時應付東西兩線的兩大敵國——俄國與法國的夾攻。
所謂的「施裡芬計劃」不過是一項未留任何餘地的作戰方案，其中盡顯紙上談兵式的官僚們的短淺目光，因而只會失敗。難道老毛奇沒教導過後來人，再好的作戰計劃只要不會隨機應變，一旦遭遇敵情便形同廢紙嗎？德國人在1905年制訂的作戰計劃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即法國軍事動員迅速而俄國軍事動員遲緩。因此，不管以什麼原因開戰，開戰之初，德軍必須以閃電戰攻擊西線之敵，並在大敗法軍、佔領巴黎後迫使法國簽訂城下之盟，而此時俄軍還未完成戰爭動員。與此同時，在東線只動用預備役對付行動遲緩的俄軍，並盡可能憑借波茲南要塞、河流以及濕地沼澤等有利地形堅守奧得河一線。等到西線勝利的到來，德軍可借助鐵路快速機動到東線，以期以壓倒性優勢大敗俄國軍隊，同時拯救被圍的奧匈帝國軍隊。這一切設想體現為總體戰理論，然而在實際運用中卻容易使德軍陷入絕境並最終失敗。
這個地處歐陸戰略中央的國家最近的所作所為可能已經讓周邊的鄰居們深感不安了，因為自俾斯麥下台以後，德國與其他國家的恩恩怨怨已經多得連德國人自己也數不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