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德國終於與協約國簽署了那項姍姍來遲的停戰協定。早在10月，德國後院便爆發了艦隊嘩變，水兵們拒絕服從海軍部出海同英軍做無謂犧牲的命令——旗幟飄揚地戰至最後一彈而光榮沉沒。武裝水兵們建立了兵工代表委員會，軍規的戒律被廢除。水兵們撕扯下制服上的領章便匆匆坐上火車奔向全國各地，向民眾散佈戰爭結束的消息，並宣傳革命就是對過去痛苦的最好回答。僅僅過了幾天，德國各大城市便迅速插上蘇維埃的紅旗，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激進的標語也貼滿大街，人們此刻無不受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鼓舞。
這真的就是人們想要的革命嗎？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正如它的爆發那樣，它算得上一場革命，至少這個民族遭受了許多痛苦最終發出吶喊，只因為他們喪失了對統治者的信心，且肉體上精疲力竭、精神上陷於絕望。它又算不上一場革命，因為沒有人為創造一個新德國、一個新社會或一個人類新時代進行過精心的謀劃。不過，它也算不上是對過去四年一切痛苦的血腥報復，而更像是一個千瘡百孔的混亂國家的領航者們被推翻，人民的理想被動搖，民族的自尊蕩然無存。戰爭不僅摧毀了德國人對未來的幻想，也摧毀了德國人對過去的留戀。帝國總參謀部的元帥們曾經奉勸德皇，他只有像英雄一樣戰死沙場才可能帶來拯救霍亨索倫王朝的機會。不管這是否屬實，威廉二世還是怯懦地選擇踏上舒適的火車，逃到願意向他提供避難的中立國荷蘭去了。就在抵達荷蘭邊境時，他所提出的第一個要求不過是要滿滿一杯英式早茶。那場由他推波助瀾的大災難被毫不留戀地拋在腦後。他撰寫的回憶錄也因內容空洞而讓德國歷史永遠地淡忘了他。
帝國總參謀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幾百萬德軍從俄國、烏克蘭、意大利北部、法國和比利時有序地撤回國內。帝國政府儘管握有大權，但還是失去了對國內的控制。首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很樂意正式將自己的權柄——那點有名無實的權力交給社民黨人弗裡德裡希·艾伯特。他是帝國議會社會民主黨主席，是工人聯合會委員，也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人。巴登親王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國家的命運現在已經由他掌控；艾伯特誠惶誠恐地回敬道，他已經義無反顧地為德意志犧牲掉了兩個兒子，必定會竭盡所能地挽救德國。但是，在合法政府尚未按部就班建立的情況下，誰能從亂局中脫穎而出繼而執掌德國權柄，現在還未有定論。因此，一場爭先恐後地宣佈德意志共和國成立的競賽在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先後發生：德國共產黨創始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在霍亨索倫皇宮的陽台上宣佈了「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而社會民主黨領袖菲利普·謝德曼則在議會陽台上宣佈「議會民主制政府」成立。李卜克內西是共產黨人中的激進派，而謝德曼則是中間派工人階級的領袖。這兩種象徵性的舉動不僅昭示了德國各政治派別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使得整個國家陷入內戰的邊緣。只有協約國佔領的德國西部風平浪靜——那裡的廣大中間階層的百姓更歡迎協約國，因為敵人能建立秩序，而自己人只會帶來動盪。
艾伯特馬上出面組建臨時革命政府「人民委員會」。儘管它的名字的確具有革命氣息，但是裡面的六位委員都是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因而，國家得以在大選正式舉行前有了一個過渡政府，以便國民議會有充分時間設計新的憲法秩序。德軍總參謀部已遷到卡塞爾，直接接受興登堡總參謀長所任命的軍需總監——威廉·格勒納將軍（Wilhelm Groener）的指揮，正急切地盼望一個能代表他們的民主政權；而柏林那個「人民委員會」此時也急切地需要一支有效的武裝力量以平息那場由左派社民黨人的革命組織——斯巴達克派（Spartacus）掀起的內戰。因為斯巴達克派已經迅速地改組為德國共產黨，同時他們希望將勝利建立在那些革命士兵和他們的槍桿子的基礎上，建立在激烈地反對工人聯合會的基礎上，建立在蘇俄援助的基礎上，建立在國內整體防務空虛的基礎上。
幫助德意志由帝國轉變成共和國的要素有四個，並不包括蘇維埃。第一，工人聯合會領袖們已被艾伯特及其軍隊盟友收買，因此拒絕一切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二，職員階層早在戰前就和工人聯合會結成聯盟，建立了「中央勞動委員會」——他們盡一切所能要把革命騷亂演變成爭取更高工資、更好工作條件的請願運動。這樣，八小時工作制得以建立，工人委員會得到合法地位，最低工資標準也獲得明文確立。不過，這些福利措施在通貨膨脹的衝擊下馬上會變得蒼白無力。第三，軍隊將領們與艾伯特的柏林「人民委員會」達成一項共存共榮的交易。艾伯特答應保障他們的權力，他們反之也承諾力保柏林要員們的安全。這一交易意味著，社會民主黨提出的沒收大企業、大地產的社會主義施政綱領將不會兌現，儘管工人們提出的要求馬上獲得了滿足。第四，除了柏林艾伯特政權和卡塞爾格勒納武裝，西方協約國拒絕同任何其他政權開展議和。這一點起了關鍵性作用：協約國的勝利者們急需一個德國政權，可以無條件接受他們操縱下的巴黎和會所指定的一切和平條約。
柏林當局、卡塞爾最高統帥部和大企業資本家形成政權鐵三角。他們想讓士兵回到家裡去、讓企業重新步入和平年代的生產秩序上去，想進行和平談判，還想建立一個議會制共和國。當街頭革命正在柏林上演時，在1919年1月19日進行的國民議會大選中，中左派政黨，即社會民主黨、左翼自由派的德意志民主黨和舊的天主教中央黨以四分之三的優勢獲得多數。舊的民族自由黨在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的領導下更名為「德意志人民黨」，德意志保守黨更名為「德意志民族人民黨」。共產黨公開抵制這次大選，並認定這是資產階級的陰謀；而邊緣化的右翼激進民族主義分子也因不滿而缺席，引起民眾注意。
因為柏林街頭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國民議會必須尋找一個安全的地點。小城魏瑪被定為會議舉辦地，並不因為它同歌德（Geothe）和席勒（Schiller）的歷史淵源，而因為這個坐落在圖林根的小城較為安寧；並且，這兒的國家劇院足夠寬敞，能容納很多人參加的宴會，不過最關鍵還是這裡能遠離共產黨的行動。實際上，在制憲會議期間，魏瑪已經受到梅克爾將軍（Maercker）指揮的德國自由軍團（Freikorps ）的警衛——那是眾多由退役軍人自發組成的僱傭軍組織中的一支。
德國人希望魏瑪共和能開啟民族歷史的新篇章。近九成的民眾並不熱衷於俄國式革命；但是，近八成的民眾都願意迎接這場民主嘗試，願意向勝利者學習經驗。一方面，魏瑪憲法的制定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另一方面，巴黎和會也正熱火朝天地開展。儘管德國人努力爭取由自己決定命運，但是德國的命運將不由自己決定已經板上釘釘——這直接反映在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共產黨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行動被平息下去。德國共產黨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則在聽命於政府的自由軍團的一場掃蕩中慘遭殺害，兩人從此被神化為烈士。在慕尼黑成立的「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也在其領導人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遇刺身亡、革命分子扣留的無辜人質遇害后土崩瓦解——這些無辜人士大多數是美術學院的老教授。隨後，自由軍團和一群甚至佩戴卍字標的上巴伐利亞山區的民團對共產黨展開了血腥報復。很多人被押上法庭，被判以重刑乃至死刑。
各路代表們熙熙攘攘地聚集在魏瑪市中心張燈結綵的國家劇院裡，很清楚自己即將承擔的重大使命。他們想要設計一部完美無缺的憲法，不僅要吸收德意志傳統裡的精華，而且要結合他們中意的西式民主。德意志歷史造就了氛圍濃厚的官僚體系和行政機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以及議會的立法定位。歷經戰爭與革命最終保留下來的聯邦主義國家結構儘管仍無法消除普魯士那個大邦憑借自身固有邦域和比重所造成的各邦力量對比失衡的舊格局，但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有權向地方諸邦徵收直接稅，而且這一權力很快通過立法被全面確定下來。工人聯合會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理念以及政府近幾個月施行的經濟政策應以憲法形式加以確立。廣大中間階層的百姓則希望憲法能夠保護私有財產。只要能贏到議會多數席位，社會民主黨便會努力向更多的社會主義施政綱領敞開大門——因為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讓他們認為實現這一切指日可待。
君主制復辟的問題倒沒有獲得多少人的關注，因為即便是由保守黨轉變而來的民族黨人也很難提出一位像樣的候選人。恰恰相反，左翼自由派人士採納了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以及民族社會黨黨魁弗裡德裡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建議，設置了一位「皇帝替代人」——總統，並在總統之下設置新的內閣來捍衛憲法。這些政治體制設計並非全有理可依，但卻從根本上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共和國顛覆活動設置了一道必須逾越的障礙。同時，這部憲法只看到總統個人權威的優越性而忽視不足，並且幻想這麼一個普選產生的政府元首可以永遠制止社會主義革命。艾伯特儘管是一位立場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擔任著共和國總統，現在卻有一種大難臨頭的痛苦感，因為君主制崩潰導致的傳統紐帶解體讓他十分難過。他的社會民主黨同志從黨的利益出發，強烈要求建立普選制。他們認為這一制度可以作為抗衡議會中間階層多數派話語權的有效武器。
因此，當議會通過法案並隨之選舉或者罷免政府時，總統制和普選制可以抑制議會的一家獨大。雄鷹仍然是德國國徽，不過人們也可以說這只雄鷹現在長了三個腦袋，隨時準備相互爭鬥。表面看來，這部憲法似乎是一部老鎖匠的傑作；而實際上，一旦民主的和諧時期結束，這部憲法就會向野蠻人敞開懷抱。
與此同時，作為戰勝國的二十七國集團正在巴黎出席和會。不過，其中許多國家之間的利益糾葛尚未釐清，各自正忙著敦促政府與鄰邦大打出手。樂觀一點說，這些國家領導人只是目光短淺；悲觀一點說，他們已經習慣了侵略擴張。作為戰敗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亞統統未受邀請。戰勝國也向俄國沙皇發去正式邀請，但是石沉大海。至此，俄國和德國——這兩大最重要的歐陸國家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巴黎和會自我標榜為一個開放性論壇，不過，由美、英、法、意、日五國代表組成的最高理事會從來沒有達成一項能讓各方滿意的和平條約。他們總是在細節上喋喋不休，各懷鬼胎又相互猜忌。最明顯的便是，美國總統威爾遜主張的理想主義與法國堅持的懷疑主義水火不容。
威爾遜想要建立一個以世界各國民族自決、政治民主和貿易自由、外交坦誠、由國際聯盟維護世界和平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他知道要實現這一理想，既不能依靠老牌帝國主義的一意孤行，也不能依靠剛剛誕生的幾個民族國家抱團取暖——特別是新生的、弱小的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南斯拉夫。不過，他也不認為美國必須努力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必須大公無私地奉獻自己，不認為美國為了消除世界新秩序中的各種矛盾而必須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與此相反，法國領導人們只熱衷於肢解德國，向德國勒索巨額賠款，從東線構建一個由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組成的「小協約國」來圍堵德國，並阻擋布爾什維克洪水向西蔓延。不過，他們也深刻地意識到，如果不能把盎格魯—撒克遜人也拉進來，那麼歐洲體系的平衡早晚會被德國人打破。素以「老虎」的綽號著稱的法國總理克列孟梭（Clemenceau）想盡辦法踐行法國永遠遏制德國崛起的目標，儘管他深知若法國的目標得不到英美的支持結果將會是玩火自焚。鑒於戰爭導致的厭戰情緒以及參戰各國背負的巨額債務，與會各國不得不拋棄前嫌，把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國作為合作夥伴拉攏進戰後歐洲體系中去。德國被判定為歐洲公敵，甚至連《凡爾賽和約》第231條也明文規定，德國必須承擔發動戰爭的唯一罪責——這個罪責自公佈之日起便罄竹難書，這就放出了一條有實現自己之能力的預言。德國負有「戰爭罪責」這一條款日後不斷成為列強外交詞典裡頻繁出現的引語，用來勒索德國支付巨額戰爭賠款，而全然不顧這個事實——如果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陷入長期的財政危機，那麼世界經濟也不可能復甦。高瞻遠矚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向英國代表團指出，這項合約只會播撒下一場戰爭的種子。
《凡爾賽和約》的大部分條款儘管保住了德國領土的相對完整，卻也羞辱了這個國家，因此導致德國人對凡爾賽「最後通牒」的無盡憤恨。按照條約規定，德國七分之一的國土被分割出去：西邊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給法國；東邊變成波蘭的西部國土，波蘭因此獲得了波羅的海出海口；上西裡西亞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大片國土分別割讓給波蘭和丹麥。德國獲準保留10萬常備陸軍，但海軍艦船必須交由英國接管，這其中包括許多商船。大部分實物賠款將優先支付給遭受戰火破壞的法國和比利時。德皇儘管暫時平安無事地待在荷蘭，卻也面臨被作為戰犯處理的命運。
在本質上，1919年巴黎和會與1815年維也納會議完全不同。現在的這個歐洲體系建立在永遠排除那兩個大國——德國和俄國的基礎上，而且這個體系還暗暗助長兩國聯手顛覆體系自身的想法。俄國人出於對資本主義列強合夥攻擊自己的懼怕，必然強烈渴望尋找一個難兄難弟；而波蘭這個在俄德兩國原有領土上重建的國家必將成為俄德靠近的導火索。從地緣政治角度審視，巴黎和會上的人們沒曾料想，戰後的德國要比以前更難對付，因為此後的近30年裡，法國第一次面臨東線缺少強有力的盟友來牽制德國崛起的尷尬處境；而英國則專注於維繫自己的帝國，雖然現在看起來更加龐大，卻也比任何時候都經不起折騰。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所謂的和平不過是「美式烏托邦同歐式懷疑論之間一場暫時的妥協」。因為德國地處歐洲中樞，如果只是被拆散而不是被滅國，必定後患無窮。從遠處觀察，到1919年夏，德國在裡裡外外已經明文受到遙遙無期地限制。不過，從近處觀察，人們很容易發現這場歐洲大戲才剛剛過去第一幕而已。大幕在不久之後將再次拉起，無人知曉下一幕的劇情會是怎樣。然而，德國政治左右兩翼激進的邊緣團體和亡命徒們卻已被魏瑪共和國誕生的陣痛所驚醒。一旦冒出顛覆這個政權的機會，他們必定會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