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牆倒塌，僅僅四個月之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便特邀英美知名歷史學家就「德國是否不再威脅歐洲」舉辦了一場學術座談會。在冷戰結束的歷史分水嶺，撒切爾夫人急切地想要知道德國將會去向何方，同時歐洲將會受到何種影響。這些問題反映出各國對德國歷史的深深疑慮，加深了他們對德國現在和未來的擔憂。
自東西兩德和平統一以來，聯邦德國議會決定在1991年兌現統一時許下的承諾，將國都遷回柏林——曾經於1871—1945年作為德意志帝國的首都。沒有人清楚這一驚世之舉會對德國的政治習慣和生態造成怎樣的影響。從西部的波恩遷回東部的柏林是一場巨變：波恩靠近荷比盧三國經濟聯盟以及法國邊境，而柏林坐火車到波蘭只要一小時。德意志的歷史轉折又一次出現，英國人對此疑竇叢生，因而重操歷史的舊業：當代英國人隱約開始對1871年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曾經說過的不祥預言——「德意志革命」會對英國利益造成損害抱以共鳴。對「德意志革命」的普遍恐懼迅速在德國國內、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捲土重來。
柏林留下的各種建築留給世人宏偉的第一印象，而更深遠的是它們每每引發的無窮聯想。位於柏林舊政治圈邊緣的德國國會大廈正好能成為融合現在與過去的精巧象徵。可能有人會指出，這座建築完全可以抵消撒切爾夫人對德國的疑慮，因為其建築造型由一位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所設計。拋開這個奇怪的事實：一個新德國的政治合法性必須摒棄它的舊名稱，只因為那些稱謂殘留帝國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色彩。眼前這座國會大廈憑借它威廉時代威嚴、宏大的文藝復興式的主體構造，融匯它透明、後現代的玻璃穹頂，象徵的正是德國的理想、過去和現在。就在德意志帝國覆亡前的幾十年裡，議會大廈還曾是讓俾斯麥頭疼的帝國議會的所在地，並隨後成為命途多舛的魏瑪共和國的政治中心。到了1933年，它曾被德國共產黨縱火焚燒——現在普遍認為是納粹所為。在納粹獨裁年代，它作為空殼被荒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歲月，它淪為蘇聯紅軍與德國國防軍肉搏戰爭奪的重點。不少炮火痕跡和紅軍戰士留在地下室的塗鴉至今依稀可見。
新古典主義樣式的勃蘭登堡門建於法國大革命前，見證了無數風風雨雨——從拿破侖1806年向柏林勝利進軍，到普魯士軍團1871年從巴黎凱旋；從1918—1919年德國內戰的血雨腥風，到1933年1月30日晚納粹衝鋒隊盛大的火炬遊行；從1948—1949年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到柏林牆1961年的興建和1989年的倒塌。穿過勃蘭登堡門往南走幾米便是一塊荒地，那裡曾是希特勒賞識的建築師——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在1938—1939年以破紀錄的速度為希特勒建造的巨型總理府。1945年，一座同等質地的花崗岩紀念碑在不遠處建成，立有蘇軍攻克柏林使用過的大炮和坦克，以緬懷蘇軍在1941—1945年間的偉大勝利——當然碑文並未提及他們同希特勒及其僕從沆瀣一氣的不光彩歷史。同等質地的花崗岩也被用來修建蘇聯大使館——這是往昔蘇聯的中歐指揮部所在地，也是今天的俄羅斯大使館所在地。勃蘭登堡門往西數里，便是幾百年來無數商旅和士兵途經的著名「林蔭大道」，而唯一橫亙其間的人文景觀便是紀念普魯士1871年打敗法國的「勝利紀念柱」。其頂端矗立著鍍金青銅勝利女神像，其下點綴以無數炮管，彰顯軍隊勝利之意。在勃蘭登堡門向東望去，便是那條古老的走廊——「菩提樹下大街」，那條路一度通往普魯士第一任國王腓特烈一世建造的宏偉的巴洛克式王宮。然而，1952年東德政府下令將其拆除，此處便一直荒廢，幸虧東德領導們讓它閒置，這裡成為工人們經常舉行集會的地點。
在一個充滿歷史、摻雜人類蠢舉紀念物的國度裡，50年俾斯麥精神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無疑表現搶眼，並且無論其好與壞，都可以算得上是德國步入近現代的開端。俾斯麥1871年所創立的這個民族國家雖然力求融入歐洲並參與經濟全球化，卻始終未能擺脫自身政治格局的窠臼。因為德式「集團主義」只會維護自身大商業和大金融團體利益永遠不受侵犯，而只有遭受世界經濟的挑戰它們才會慢慢打開自身封閉的門戶。福利國家制度始終是維護德意志社會平衡和鞏固政權的利器。德國傳統意義上的聯邦制發展為從漢堡至巴伐利亞的16個州，在歐洲聯盟中已不再是一個有威脅的國家。翻閱浩瀚的歷史章節，沒有哪一章能如此深刻地影響並改變德意志的一切——這一章始於凡爾賽，在48年之後又終於凡爾賽。無論德國人經歷多少翻天覆地，德國將一如既往地屹立在歐洲歷史舞台的正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