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議會（1925～1929）
帝王們繼承了先輩的王位，同時也繼承了先輩的過錯。查理認為人民應該相信他，因為他沒有做過壞事。人民卻認為，只有將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為將來擔憂。
查理登基時的英國國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佈召開議會；6月18日，下議院開始集會；6月22日，前朝的反對者本傑明·拉迪亞德爵士提出了一項議案：從此以後，必須重視維護君民之間的和諧。拉迪亞德爵士解釋說：“他做了國王，我們對他也有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沒有惡習，曾遊歷外國，受過議會的教育，因此國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個英格蘭確實滿懷希望，盡情歡樂。一個新國王登基了，自然會產生很多新的希望與歡樂，這些希望與歡樂是很嚴肅認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來很有根據的。查理做王子時為人嚴肅，行為端正，毫不放蕩，被公認為奉教虔誠，勤儉好學，寡言但不難親近，莊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禮，有條不紊；在宮廷上，大臣們敬畏他的儀態與風度；在民間，他以良好品質贏得了人民的敬愛。他的一舉一動都展現出他是一個正直高尚、能夠主持公道的人。英國人看夠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徑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優柔寡斷的政策。現在，英國人有了一個受人尊敬的國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與英國人民並不知道，此時君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造成這種矛盾的諸多根源還在不斷發展，不久就會破壞他們相互諒解並達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時的英國正在進行兩種革命，一種是顯而易見的，一種則是不易察覺卻又明確存在的。第一種發生在歐洲帝王的權利方面，第二種發生在英國社會和人民的風俗習慣方面。
當時的歐洲大陸，各國的君權逐漸擺脫過去的束縛，變成近乎絕對的專制。在法蘭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國等地，君權已經將封建貴族壓制下去，也不再去保護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貴族們好像連失敗感都沒有了，他們聚集在國王周圍，看著國王華麗的排場，並引以為榮；本性膽怯的人民，更樂於在這樣的秩序下生活，因為君主的統治反而帶給他們以前不曾享受過的幸福，他們努力致富，增長知識，卻不抱有去政府謀求一官半職的想法。當時天賦君權和人民必須服從的言論盛行。即使對此有不滿的地區或人民，也只發生過很輕微的反抗。總之，國內和平與繁榮的局面，經濟的發展，文化的進步，都粉飾了這種純粹專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們產生一種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現出帶有欽佩情緒的順從。
這是歐洲大陸的整體情況，英國也不例外。自從1485年都鐸家族登基以來，就不再有驕橫的諸侯與之作對。因為他們的勢力太弱，無法獨自與國王鬥爭。以前他們團結起來還能維持自己的權利，有時還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國王之權；但如今這些貴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窮奢極欲，尤其是經過玫瑰戰爭[ 玫瑰戰爭，又稱薔薇戰爭，指英國蘭開斯特王朝和約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間為了爭奪英格蘭王位而進行的內戰。這場戰爭得名於兩個家族的家徽——蘭開斯特的紅玫瑰和約克的白玫瑰]之後，更加勢衰力微。就這樣，這些長久以來不受節制的貴族幾乎毫無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於亨利八世的驕橫霸道，隨後又屈服於伊麗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為教會首領，又擁有很多財產，就大手大腳地將產業分給他所寵幸的家族，貴族於是開始向善於巴結君主的宮廷大臣角色轉變。這種轉變是在伊麗莎白時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還有輝煌的宮廷，這些加起來正好滿足了她的個人愛好，並增大了她的權利。貴族們高高興興地聚集到宮廷來，卻沒有激起人民的怨恨。這是一種千載難逢的誘惑：能向一個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時能在經常舉行的宴會上博取女王的歡心。
這樣的政府，是有利於國家的，因此人們對專制制度並不計較，大臣奴顏媚骨，人民真心愛戴。女王的全部危難，就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危難，因此紳士們對女王的效忠已天經地義。這也被認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職責所在。
自從都鐸王朝以來，歷代英格蘭王族所走過的道路，斯圖亞特家族也亦步亦趨。詹姆士一世是蘇格蘭人，有吉斯家族血統。以他的家族歷史而言，在感情上應該傾向於法蘭西，在大陸尋找同盟；但一個英格蘭國王，又常常將歐洲大陸的人看作仇敵。不久，人們就可以看出，當時已成為歐洲絕對君主制基礎的原則，對他的影響要比對伊麗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學家的高傲和國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實行那些原則。他用了許多冠冕堂皇的語言，來抱怨自己的權利受到限制。他有時不得不使用更為直接的論證，來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監禁人民或違法徵稅進行辯護。到這個時候，他就以法蘭西或西班牙君主為榜樣。他的大臣們對下議院說：“英格蘭國王的處境不應該低於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對宮廷的人也不知如何應對上述言辭。人們都相信，帝王的尊嚴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樣的權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兩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從孩提時代起，就在這種看法與準則中成長；成人之後，更深受這樣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將公主許配給查理，白金漢公爵建議查理秘密前往馬德里親自向公主求婚。這個浪漫的計劃很合年輕王子的意，但他的父親詹姆士不允許，甚至被氣哭了。而最終與其說詹姆士對兒子讓步，不如說是他對寵臣做出了讓步。1623年3月，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儀式歡迎查理。查理親眼看見馬德里的華麗，君主的莊嚴和至高無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禮儀一般。縱使有少數人反對，國王也能憑自己的意志進行鎮壓。當然，查理最終與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約，而娶了法蘭西公主亨利埃塔·瑪麗亞[ 兩人的婚事從1624年開始商談，1625年5月正式訂立婚約，同年6月在英格蘭舉行婚禮]，因為他的父王覺得只有這兩個王朝才配互相聯姻。這門親事對英格蘭王子的影響，同他在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樣。巴黎或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蘭的君主政體，遵循著與歐洲大陸其他君主制國家同樣的方針。其他地區已經完成君主專制的革命，他們的象徵與效果，這裡也隨處可見。其中最溫和的，只是允許臣民有作為從屬者的自由。當歐洲大陸的人民還不能抗拒這樣的革命，甚至願意接受這種革命的時候，英格蘭卻發生了反革命。
在都鐸家族登基、貴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時，英格蘭平民還沒有準備好進行反對君權、爭取自由的奮鬥，他們甚至不敢奢望得到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榮耀。14世紀，正是人民快速進步的時候，但他們的雄心壯志也僅限於爭取最簡單而原始的權利，他們不敢想像有朝一日會分享君主的治理權，能夠長期切實地參與到國家政治中去。他們認為只有貴族才配達到這樣的高度。
到了16世紀，平民與貴族皆被連年內戰困擾，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養生息。國王給了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們感激萬分。平民已經和他們的古老領袖分開了，在國王和曾經的同盟者貴族面前，他們幾乎完全孤立。他們語言謙遜，行為謹慎，國王或許已經相信，人民就要像貴族一樣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蘭民眾與一般的歐洲人民不同，他們是善於聯合的市民和農民。歐洲大陸上的民眾在擺脫奴役的道路上，行進得極為遲緩。而英格蘭的下議院，早在14世紀就已經由貴族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擔任議員。他們全是小地主，以他們的勢力與財產並不足以與大貴族分享統治，卻以與大貴族同出一脈而自鳴得意。這些人成為國人領袖以後，將他們的力量和勇氣輸送給了國民，平民們光靠自己是不會有這樣的力量和勇氣的。當高等貴族聚集在宮廷以圖彌補自己損失的時候，他們被授予虛假的榮譽，這非但沒有恢復他們往日的富貴，反而使他們與平民更加疏遠。與此同時，新貴族、小業主和市民們卻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擴大貿易資本，逐漸積累起財富，信用也日益增長。他們既不自我賣弄，又沒有政治野心，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了全部的社會力量，而這正是權利的真正來源。
工商業在城市裡迅速發展，倫敦已經擁有非常雄厚的財富。從君主、宮廷到幾乎全國的大貴族，都欠著倫敦商人的錢，他們既需要錢花，但又傲慢無禮。
農村的情況也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高等貴族將亨利八世分給他們的大片領地轉讓出去。國王贊成這樣賣地，因為可以增加擁有教會田產的人數；大臣們樂意這樣賣地，因為可以換來大量金錢供他們揮霍。隨後，伊麗莎白為了避免向議員索取費用，就把許多皇家土地賣了。購買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莊的鄉紳居多，還有自己種地的地主和做買賣的市民。他們通過勤勞和節儉獲得並積累錢財，以買進國王和貴族的土地。這時候農業很發達，州府和市鎮居住著許多富裕、活躍、獨立的居民，他們快速累積了大量財富，以至於到1628年召開議會的時候，眾議院的財富比貴族議院多了兩倍。
這樣一來，平民開始再度對苛政感到不安。他們的財產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國王長期享受著某種權利，從未遇到障礙，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感到這種權利濫用帶來的危害。於是有人質問，英吉利國王一向就具有這種權利嗎？他應該有這種權利嗎？人民逐漸記起他們以前的種種自由，那個頒布《大憲章》的舊時代。宮廷說起舊時代總是帶著藐視，說舊時代是粗鄙與野蠻的。人民卻不這麼認為，說到舊時代時會露出尊重與留戀，說舊時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時代。他們曾經的自由已逐漸遠去，但並非完全消失。議會還沒有停止。亨利八世、瑪麗和伊麗莎白在位時，陪審員們表現得很聽話，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審制度保存了下來。市鎮享受著某種特許的權利，地方自治機關還保持著它們的選舉權。總之，人民現在缺乏的並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這個制度落實的力量和決心。因此，革命一起，權利就回到他們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種物質力量，但要徹底改變人們的精神，便需要進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從英格蘭一個專制君主的暴政中開始的。改革誕生之初，就不分敵我地對自己的黨徒和仇敵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隻手將天主教徒推向斷頭台，另一隻手又將柴草點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燒死，因為他們不贊成自己對新教會的統治。
因此，從一開始就存在兩個宗教改革——國王的改革與人民的改革。國王的改革搖擺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於信仰，這種改革最終保留了天主教教義中一切可以保留的東西。而人民的改革卻不然，它是自發的、熱烈的，藐視塵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帶來的全部後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場真正關乎道德的革命，是從信仰出發的改革。
這兩種宗教改革，當瑪麗在位時，因共同的苦難進行了一個時期的短暫聯合；到伊麗莎白登基後，又在共同的歡樂中聯合了一個時期。但最後終於分裂，繼而相互仇視。他們爭論的焦點便是政治。英國國教一旦與天主教會分離，就會喪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權利，只能享有國君賦予的權利。這麼一來，它就不得不承認政治專制體制的準則，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時還要為政治專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於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當他們攻擊宗教上的對手時，發現自己不得不同時攻擊國君；要完成教會改革，就必須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國國王繼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國國教士則繼承了天主教士的事業，但他們只能用國王的名義行事。
新教徒處在需要對宗教和國家體制同時進行改革的時期，肩負著反對國教和反對國王的雙重任務，因此他們在開始時有點迷茫。在他們眼中，教皇制及其類似的事物，都是骯髒且非法的，但皇權制還不致如此。發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麗莎白。即使最大膽的清教徒，也因為受惠於這個政權，而不敢貿然限制君權。如果有人膽敢向神聖的君權前進一步，驚詫的國人儘管會在內心感謝他們，卻不會跟隨他們的步伐。
但是必須有所行動，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為政府阻礙了宗教改革的進展。人們的內心逐漸變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給了理想勇氣。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權利，人民開始自問：他們為什麼不能享受這些權利？是誰奪走了這些權利？有什麼方法可以恢復被奪走的權利？不久前，市民們一聽到伊麗莎白的名字就會低頭表示恐懼、敬畏；現在，他們為了保衛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嚴厲詰問主教和女王：他們是從哪裡得來的權利？這種政治和宗教上的質疑與反抗情緒散播到了民間，因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們所推動的。宮廷與下級貴族，對亨利八世及其繼位者們的維新感到滿意，所以不太關心宗教信仰。英國平民與這些利益關聯很少，卻總因當權者的暴行遭受苦難，於是他們對君主的態度與思想逐漸改變。長此以往，他們的怯懦減少了，雄心增長了。市民們的眼界、地主們的眼界，甚至廣大農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們大膽探尋天賦權利的秘密，在《聖經》裡解讀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尋君權的起源。最終，整個英格蘭都在談論追尋君權的性質以及一切權利的性質，這些權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認定這種掠奪他人的權利是合法的，以及這合法性是從何而來的。這種出於實際需求而非興趣的探尋開始時是戰戰兢兢的。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的談論都是秘密進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這些談論給了他們更大的自由和勇氣，這是前所未有的。伊麗莎白雖然受到人民的愛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覺到這種日益增長的傾向的影響，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時候，情況變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輕視，卻要求大家把他當作一個專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無意義的虛榮，卻促使人們更加大膽。對於這些情況，他雖然惱怒卻無力抑壓。群眾的思想覺悟越來越提高，越來越自由——因為沒有任何制約了。君主變成人們嘲笑的對象，他的寵臣們更是成為眾矢之的。在寶座上的人，在宮廷裡的人，儘管驕縱無禮，卻既無權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們行為無恥、政風腐敗，激發了有思想的人們的深刻憎厭，使這些位高權重的人遭到廣大平民的唾罵。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聲稱擁有和貴族平起平坐、對他們冷靜衡量的權利了。反對者不久就顯露出和當權貴族一樣的驕傲，而且比他們更加自信。此時居於反對地位的並不是大貴族，也不是貴族院，而是下議院。他們決心在國家爭取過去未曾佔有過的地位，在政府施展從未有過的影響。他們漠視國王虛張聲勢的威嚇，儘管態度傲慢，但在言辭方面還不算失禮，卻表示一切已完全改變。他們在思想上自視甚高，決心採取權威的行動。這種思想革命的秘密影響已經廣為散播，以致在1621年間，詹姆士在等待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來覲見他時（他們是來向他提出嚴厲抗議的），吩咐道：“你們擺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國王呢。”如果他能夠預見到後來所發生的事情，也許他的諷刺中會少一點痛苦的意味。
第一次與第二次議會
查理一世召開議會時，就像一個絕對君主召集許多位國王來開會。此時，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還沒有明確自己的目標，他們相互靠近，真誠地希望能夠團結，卻不知雙方已經完全格格不入了，因為大家在思想上都以統治者自居。
議會一開，下議院就開始細緻地檢查政府的各部院，包括談判、聯盟、財政補助、宗教情況，以及壓制教皇制等外交和內政方面的問題。他們認為沒有什麼事是不可過問的。他們對國王的牧師蒙塔古博士不滿意（1625年7月7日），因為他竟為天主教會辯護，又勸人消極地服從命令；他們對皇家海軍也表示不滿（8月11日），抱怨它沒有為英格蘭的商業提供充分保護。他們期望國王為他們伸張所有正義，又決心幹預各方面事務，對各項事宜都要進行調查並發表意見。
查理才剛開始施政，所以這些人只是含蓄地批評他的政府。但他們檢查政事所涉範圍太廣，態度又咄咄逼人，令國王感覺受到冒犯，而且他們的直率言論也令國王很不高興。他們的發言，雖然語氣謙虛，內容卻十分大膽。“……我們不過是盡責地說出我們的卑見。既然國王陛下經過仔細考慮已經選出這些明智、恭敬又高尚的大臣來輔佐他辦理政事，我們就請他率領大臣們共同商量出一個能夠解決國家各種弊端的方案，同時我們也希望他不要輕信缺少經驗的青年人及頭腦簡單的人的意見。”這是羅伯特·科頓爵士於8月6日所說的話，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擅長辭令且為人溫和。
國王大怒，但並未公開表示不滿。他覺得這樣的語言雖然不好聽，但還算不上危險，況且他需要得到補助款項。上一屆議會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議會當然也要支持戰爭。查理承諾消除民間的疾苦，同時議會也應該出錢資助他進行戰爭，一刻也不容延緩。
但是議會不再相信諾言了，即使這位為他們所敬重的國王至今還未曾背棄過任何諾言。帝王們繼承了先輩的王位，同時也繼承了先輩的過錯。查理認為人民應該相信他，因為他沒有做過壞事。人民卻認為，只有將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為將來擔憂。最初，下議院只議決撥給關稅一年，上議院不肯批准。宮廷的人質問道，下議院給予當今國王的信任，為什麼還沒有他們給予以前國王的多？對於從前的幾個國王，都是議決關稅可供他們在位之日長期使用。如今，國王陛下表現出罕見的誠意，充分公開財政狀況，凡是要求提供檢查的，從未拒絕。貴族們認為不應該無緣無故地惹惱一位年輕的國王，這樣不夠明智，況且國王已經表示願意同議會友好相處。
下議院並非不肯提供更多的款項，而是他們決心首先解決人民的各種疾苦。國王則為他們膽敢如此發號施令而氣憤，下議院已經侵犯了他的君權，他絕不會容忍他們向君權繼續發起挑戰。於是，8月12日，他解散了議會。
儘管議員與國王之間不乏善意，但他們一見面就發生意見分歧。雙方都不認為自己做錯了，雙方都相信自己主張的權利是合法的。下議院抗稱，他們效忠國王，但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自由權；國王說他尊重臣民的自由，但要由自己來治理國家，議員們不得橫加干涉。內閣發出命令，讓各郡長官以借款的方式來籌措國王所要求的款項。郡官們計劃向各郡富戶借錢，若有不肯借貸或遲交的，就將其姓名報告宮廷。同時，派艦隊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這個海灣聚集了許多滿載昂貴貨物的船舶。為了討好人民，國王還採取各種措施來限制天主教徒。平民們要求自由，得到的卻只是君主加在敵人頭上的一點點苛政。
人民並不滿意國王這種令人討厭的權宜之計，況且這種制裁，即使對象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件稀里糊塗的事情。最終，國王親自賣給他們免罪票，或予以赦宥。借款一事並沒有什麼進展，進攻加的斯的計劃也失敗了。公眾將這次失敗歸咎於海軍將領的無能以及軍隊的貪腐，他們抨擊政府既做不到知人善用，又不能節制軍人的行動。不到六個月，國王就開始考慮召開第二次議會了（1625年2月6日）。當時仇怨還沒有深深植根於這位青年國王的靈魂之中。他的專制，出於過分的自信，也出於怯懦。他認為這麼快就重新召開議會，下議院必定感覺很高興。他希望自己表現得堅決，以便使議員們更容易乖乖聽話。況且他已採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辯的幾個議員無法出席議會，其中包括白金漢公爵的對頭布里斯托爾伯爵，還有愛德華·科克爵士、羅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共有七人，其他三人名氣稍遜，分別是格雷·帕爾默爵士、威廉·弗利特爵士和愛德華·奧爾福德。
]。國王以為，只要這幾個人缺席，下議院議員們就會唯命是從。因為據說，人民是愛戴國王的，只是被幾個喜歡犯上作亂的人領著走上了邪路。
但是下議院議員們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說國王才是被人領著走入歧途，要把他從一些寵臣手中拉出來，領回到人民這邊來。第一次議會，他們想通過延付款項的辦法，來迫使國王消除人民的苦難。於是，現在議會決心攻擊國王跟前最寵信的人，此人也是民間疾苦的製造者。2月21日，議員們提出對白金漢公爵的彈劾。
這位公爵天生喜歡在宮廷上出風頭，卻遭到全國人民的嫌惡。他風度翩翩，自命不凡，但卻治國無謀，既不以國家利益為念，也不為個人權力煩心，只是一心想與君主並駕齊驅。查理本來想娶西班牙公主，後來在白金漢公爵的干預下斷絕了關係。對他來說，取得公眾的愛戴，只是讓自己凌駕於國王之上的一種手段，因此即使失去民心，他也不以為憾。過去他曾驕橫地挾制過詹姆士一世，現在又繼續挾制查理，並為此揚揚得意。他的許多計謀，都是以輕佻的情慾為目的。為了引誘一個女人，他能夠不顧一切，甚至不惜禍國殃民。儘管公爵佔據著國內最崇高的地位，但在人民眼中，他只是一個有膽無才的佞幸之臣，一個不光彩的暴發戶。
雖然下議院對白金漢公爵猛烈攻擊，但要證實他的違法行為卻十分困難。4月22日，議會作出決議，只要有公眾的報告就足以起訴，於是流言成為指控的主要證據。公爵輕易駁斥了大多數控訴，但他也沒有得到多大好處。下議院要求改革政府的施政錯誤。1626年3月間，布里斯托爾伯爵發牢騷說，白金漢公爵害怕他，因此不許他參加議會。貴族們承認了伯爵出席的權力，查理只好將他的名字加入議會，卻仍下令要他留在莊園。伯爵第二次向貴族院陳訴，要求核查自己是否有資格出席議會。5月1日，國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彈劾伯爵。為了自衛，布里斯托爾伯爵反過來彈劾白金漢公爵。於是，查理看到他的寵臣被人民和宮廷老臣同時追逼的情景。
議會最終未能給白金漢公爵定下任何罪名，但這件事情深深傷害了國王的自尊心。查理對眾議院說道：“我不許你們訊問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說是在我身邊重要的人物。我看得出你們專與白金漢公爵為難，卻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改變了你們對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記得，在上屆議會裡，當我父王在位的時候，那些條約是依靠他才取消的，你們大家都敬重他，認為他獲得的榮譽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什麼改變了你們的想法，但我能向你們保證，他不曾干預公眾事務及國家政事。他若是辦過什麼公事，那都是我命令他辦的，他從未因此增加過他的財產，反倒是有所損失。我要你們趕快撥款給我，不然將有禍害發生，對你們不利。”同時，查理禁止法官們答覆上議院關於布里斯托爾伯爵一案中的某個問話，唯恐答覆有利於伯爵。
法官們保持沉默，但下議院不肯罷手。八個下議院議員奉命與上議院一起開會，支持對白金漢公爵的彈劾（5月3日）[ 根據下議院議事錄，這八個下議院議員是達德利·迪格斯爵士、赫伯特先生、塞爾敦先生、格蘭維爾先生、皮姆先生、惠特比先生、旺德斯福德先生和約翰·埃利奧特爵士。
]。會議一結束（5月11日），國王就命人拘捕議員中的達德利·迪格斯爵士和約翰·埃利奧特爵士，將他們送往倫敦塔監禁起來，理由是他們說話太無禮。被激怒的下議院議員們抗議說，他們要停止辦公，直到這兩名議員恢復自由。宮廷的朋友們說這將危及議會的命運，他們暗示國王很可能會像歐洲大陸的其他君主們一樣不要議會，而由自己獨自執政。
兩個被囚的議員很快被放出倫敦塔。貴族院也要求釋放阿倫德爾勳爵——他在貴族院開會時被國王下令拘捕，查理也做出了讓步（7月8日）。
儘管查理努力向議會作出各種禮貌的表示，議會也很高興接受這樣的好意，但一切未能阻止事態發展。查理又聽說眾議員們正在籌備一篇全面的抗議書，於是決定擺脫自己難堪的處境。外間謠傳議會將要解散。這時候貴族院開始討好群眾，立刻上書國王，勸他不要解散議會。查理大聲說道：“不，一分鐘也不能耽擱。”終於，6月15日，查理宣佈立即解散議會，還有一道諭旨說明理由，又當眾燒燬下議院所擬的諫書。無論何人，凡藏有這份抗議書，都必須立刻將它燒燬。阿倫德爾勳爵被軟禁在自己家裡，布里斯托爾伯爵被關進倫敦塔。白金漢公爵以為自己安全了，查理也覺得自己成為真正的一國之君了。
第三次議會的召開與解散
查理的快樂時光和他的眼光一樣短。他仍在同西班牙、奧地利進行著勞民傷財的戰爭，但又沒有足夠的軍隊可以既征服外面的敵人，又威懾國內的臣民。他的軍隊數量不多，又缺乏訓練，花費驚人。此時，清教徒已經在海軍內部佔據優勢，但查理仍不敢信任民團，因為民團深受市民和鄉紳的影響，不願意受國王節制。他把不聽話的議會解散了，但麻煩和障礙依然存在，白金漢那瘋狂的驕傲仍在不斷給他製造新的麻煩。白金漢與奧地利的安妮公主[ 法蘭西路易十四世之母。
]正大膽戀愛，他想回巴黎與她相見，黎歇留大主教卻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漢為了洩憤，便勸查理和法蘭西打仗，借口是基督教的利益。當時，羅歇爾正遭到包圍，如果英格蘭不派兵救援，法蘭西的基督教徒就會失敗。查理希望這個理由能讓人民積極地武裝赴援，至少不會有所抗拒。
於是查理下令進行大借款，數目就是議會曾經答應但沒有作為議案正式通過的。他派了幾個委員前去質問議員中的強硬分子為什麼拒絕借款，存在什麼陰謀。大批軍隊分駐在幾個郡的老百姓家裡。海岸與近海各區奉命提供有武裝的船隻，這是初次嘗試徵收海軍捐稅。倫敦市也被要求籌備二十條船。倫敦市政會回答說，以前伊麗莎白女王驅逐菲利普二世的艦隊，也沒有用到二十條。國王回答：“從前的先例，是順從聽命，而不是指手畫腳。”
為了替這樣的話進行辯護，國王命令教士們到處宣講，要求人民俯首順從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喬治·艾博特是個受群眾愛戴的人，他拒絕在自己的教區內賣一篇西布索普博士擁護絕對權力的布道集，於是國王下令將這位大主教停職，並將他交坎特伯雷處理。
不過，人民並未因為宗教信仰就忘卻自由，況且他們還不確定這種新的熱情是否真誠。如果讓他們重新召開議會，他們必定會給歐洲大陸上進行宗教改革的兄弟們更多支援。許多市民拒絕付出借款；有些無名無權的人被強拉到軍中服役，有些人被監禁，有些人奉命出差遠方，人們無法抗拒，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滿雖然還沒積累到公開暴亂的地步，卻也不再是敢怒不敢言了。內閣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五位紳士[ 這五人分別是托馬斯·達內爾爵士、約翰·科貝特爵士、沃爾特·厄爾爵士、約翰·赫文寧翰爵士和愛德華·漢普登爵士。
]，他們知道凡是英格蘭人都有權保釋，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行使權利。專橫的國王與憤怒的國民都逼著法院作出判決。國王堅持，凡是國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許取保；人民卻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衛自由的人，今後都沒有保障了。最終，法院沒有批准取保的請求，將這五個人送回了監獄（1627年11月28日），但是法院也沒有確立國王所要求的原則。法官們面臨著雙重打擊，他們竭力避免這種左右為難的局面。對於專制，他們不表示同意；對於自由，他們又不給予幫助。
在國內的這種騷亂不安中，人民雖然還沒有掌握太大的力量，卻日益發展著。不久後忽然傳來消息，白金漢親自率軍前去援救羅歇爾的軍隊（10月28日），卻以失敗告終。失敗源於統帥的指揮無方，他一方面沒有取得雷島，另一方面又在撤退時損失了精銳部隊。英格蘭已經很久沒有為這麼丟臉的事情付出過高昂代價了。無論鄉下還是城市，許多被人民所敬愛的家族，都在悲悼舉哀。農民離開田野，工匠離開店舖，去看望他們的東家（鄉紳或資本家）是否有兒子或兄弟陣亡，然後回來就咒罵白金漢，譴責國王，並向鄰居們講述他們聽到的災禍及親眼看到的憂愁。此外，敵人的海軍阻斷了英格蘭的對外貿易，眾多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失業的水手們大談皇家海軍的失敗。鄉紳、資本家、群眾，因這共同的怨憤而團結得更緊密了。
白金漢回來時，雖然仍擺出不可一世的樣子，卻也察覺出人民已對他恨之入骨。他急需想辦法拯救自己，況且宮廷也要想辦法掃除障礙、籌得款項。民黨中以羅伯特·柯頓爵士最為溫和，於是他被國王請去磋商。他的話語明智而坦白，向國王力陳人民的不滿有充分理由，因此必須解除他們的疾苦，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他勸告國王重新召集議會，以化解白金漢公爵與人民的矛盾。這個議案應由公爵提出，然後由內閣正式通過。國王聽從了羅伯特爵士的建議。
於是牢門大開，凡是因抗拒苛政而被監禁的人，全部釋放[ 此次共有七十八人被釋放。
]。群眾歡天喜地迎接他們出獄，其中二十七人被選舉為議員。1628年3月17日，議會召開。國王說：“現在人人都得憑良心辦事，如果你們不肯各盡其責貢獻國家所需，我為對得起良心，只好採用另外的方法來彌補國家可能因某些人的愚蠢而遭受的損失。我說這幾句話不是恐嚇，只是一種勸告，因為我一向以你們的安全與榮耀為己任。”掌璽大臣接著說：“國王陛下已經告訴你們，他選擇這樣的方法充實國庫並非因為這是唯一的方法，這只是最合適的方法。這樣既符合他的恩情德義，又符合人民的願望福祉。你們若耽誤時間，不予供應，國家的需要和敵人的刀劍將逼迫國王使用其他方法。請牢記陛下的勸告吧。”
查理企圖用語言來掩飾他的窘境，明明有求於人，卻反而表現得盛氣凌人。他已經被所有沉重的錯誤與失敗壓得抬不起頭，卻仍在虛張聲勢，自以為是地賣弄君主威嚴。他沉醉在這種想法中，完全沒想到他的國家可能會遭受損傷；他的自豪發自真心，以為他的榮耀與地位應該使他保留自己的權利。即使正求助於自由，他也捨不得拋棄專制暴君所專屬的語言。
下議院議員們對國王的這番恐嚇完全不為所動。他們內心的高傲絕不亞於國王，因此同樣不肯退讓半步。他們決心莊嚴地申明自由的權利，迫使當權者承認人民的權利是天生獨立的，不再允許任何權利變成一種妥協，也不允許別人的枉法變成權利。現在要實現這個偉大計劃，並不缺乏領袖與戰士。全國人民都支持議會。在議會內部，有才智和膽識的人們都在為國家的利益而商討。議員中有學識豐富的司法明星愛德華·科克爵士；有托馬斯·溫特沃斯爵士，這個熱忱的青年長於辭令，天生就是發號施令的人，當時卻滿足於得到國人的稱讚；有克萊爾勳爵的小兒子登齊爾·霍利斯，他是查理孩提時代的朋友，但自由才是他的真正朋友，自尊心不允許他在一個寵臣手下做事；有博學的律師皮姆，他熟悉議會的權力與傳統，是一個冷靜而大膽的人，最適宜做代表群眾熱情的謹慎領袖。此外還有很多人，他們將來注定要在各個方面做出不同的事業，也會依附於政見截然相反的政黨，而此時卻為共同的原則和希望聯合起來。面對這樣可怕的聯合，宮廷只會使用習慣的力量——白金漢的魯莽以及國王的傲慢與固執。
國王與議員們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雖然查理的態度仍帶威嚇，但覺得有讓步的必要；下議院議員們一面決心要恢復他們的全部權利，一面還是全心願意忠於國王。查理並不介意他們的暢所欲言，因為他們的言論雖然自由，卻不失忠誠。B.拉迪亞德爵士說道：“我很謙卑地請求議會要特別注意避免一切爭執。國王胸襟廣闊，正如他的財富那樣廣大。我們對他讓步，他自然也會對我們讓步。要讓國王面上光彩，臣民們屈膝臣服，這才不失體面和傳統。我們若要表現自己的明智，就該走能夠幫助我們達到目的的正確道路。我認為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取得成功，我們信任國王，這樣就可以使國王也對我們產生信任。”這種和平的想法，並沒有激起所有議員的共鳴。其中有一些較為激進的人，他們猜測再度產生分歧未必是件壞事，而且更能瞭解專制君主不可救藥的本質。但是，大部分議員表達了同樣的願望：議會一方面要考慮解除人民的疾苦，一方面也要考慮國王的財政需要，兩者並重，不分輕重。開會兩星期後（4月14日），議員們作出一致決議，供給國王一筆數目可觀的款項，但並沒有將此決議案變成法律。
查理十分高興，他召集內閣會議，把議會決議案告訴內閣，他說道：“我原本是喜歡議會的，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我不喜歡議會了；但是現在我又喜歡了，我愛議員們，我將為能經常見到我的人民而高興。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裡贏得的名聲，要超過我打許多次勝仗所取得的。”樞密院也表示了同樣的愉快。白金漢認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鄭重表示他們的滿意，他慶幸國王與議會取得一致，說道：“這不僅僅是供應五筆款項，而是打開了供應的礦藏，那是藏在他們心裡的礦藏。現在我要敞開心懷，抒發愁苦。我必須坦白承認我過了很長一段的痛苦時光，恩寵與富貴也不能使我安心。仇人們把我看成離間國王與人民的人，誤以為我是一個興風作浪的小人，但是我希望將來他們能夠明白自己的錯誤。如果陛下允許，我將努力證明自己是一個忠臣，除全心全意為他們出力外並無二心。”
4月7日，大臣庫克向議會報告國王的滿意，又傳達國王將在一切問題上向議院廣施恩澤。下議院對此感到很慶幸。但是，庫克又以一個大臣目光短淺的惡意，提到白金漢公爵在內閣會議上所說的一番話，於是就得罪了下議院。約翰·埃利奧特爵士說道：“是否有人認為，只要提到幾個人，無論他們品質如何，就能夠鼓勵我們為陛下更加盡忠盡職？就能夠給他們更大程度的自由？就能夠使國王陛下更願意施恩於我們？我當然不敢如此相信。我們不需要有人居間調解，用不著別人幫忙來使我們沐受陛下的撫愛和恩澤。我們自己能夠討論如何為陛下效勞。我相信，他終將看到我們的真心。”
這番頗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來則是傲慢無禮，在白金漢看來簡直是新的危險信號。但是他們倆誰也不提這件事，議會繼續進行自己的工作。
下議院與上議院會商，共同決議人民應得的正當權利，要求國王予以批准（4月3日）。下議院的委員團在會議中透露了他們的計劃，有人告訴了查理，他大為不滿。他派人力勸下議院趕快投票議決財政供應問題，他的一個大臣說道：“我不得不遺憾地告訴你們，我已察覺到，下議院好像不僅要限制君權濫用，而且要限制君權本身。這就侵犯了國王以及國王身邊的大臣們。國王樂於聽取任何關於權力濫用的建議，但我們千萬不要反對君權的擴大。如果我們只干預權力的壓制和濫用，那麼國王將會給我們最滿意的答覆。”（4月12日）
奴性又膽小的貴族都力勸下議院滿足於要求國王發表一項宣告，申明《大憲章》以及確認這篇《大憲章》的各項法令仍在有效實行，申明英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權利和往日一樣，而國王行使君權，也是為了造福人民（4月23日）。
國王召集兩院，很鄭重地開會。他宣稱，《大憲章》是不能違反的，舊時的法令也不能違背。為了維護他們的權利，他要求議會信任自己。他說，他的話比任何新法律都更能為他們提供有效的保障。
下議院既沒有被嚇倒，也沒有上當受騙。國王最近濫用君權，是向權利的挑戰，已經遠遠超過舊時法律所能預見的程度。因此，現在必須有新的、明確無誤的、得到整個議會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諾無濟於事，況且隨著時間推移，很多舊法律早已被人遺忘。關於這件事，下議院並未浪費多少唇舌，只是畢恭畢敬地寫好那篇著名的《權利請願書》，在本院通過後，便交付上議院要求同意（5月8日）。
這個議案尊重一直以來所承認的權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譴責的濫用君權，上議院自然無話反對。但國王又重提舊的指示，堅持他說過的話可以信賴，願意用一個新議案來肯定《大憲章》及舊時法令的效力。國王一再勸說上議院，對下議院也送去了好幾次信息。儘管國王很氣惱，說話卻小心溫和，他宣佈堅決拒絕限制他的任何權利，同時聲稱不會濫用他所享受的權利。
貴族們十分惶惑不解。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既保障人民的權利，又不剝奪國王的絕對權利。他們嘗試採用修正的辦法，通過議案時附加一條：“我們向陛下謙卑地呈上這份請願書，不但關心保持我們自己的權利，而且注意君權的完好無損。陛下受托擁有這種權利，是為了更好地給予人民保護、安定和幸福。”（5月17日）
當這條帶著修正條文的議案到達下議院時，奧爾福德先生說道：“我們來看看案卷，‘君權’是什麼？博丁說過，君權是沒有條件束縛的。我們就根據這點來認定國王（regal）與法律（legal）的權利吧。法律給國王多少權利，我們就給國王多少權利，不能更多。”皮姆說道：“我對這個問題不能發表意見，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我們請願，是為了追求法律的自由平等，而這種權利好像是有別於法律的一種獨特權利。我知道怎麼將‘無上的’這幾個字加於國王的身份，卻不知道怎麼將‘無上的’加於他的權利，因為我們自己手裡從來沒有這個東西。”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說道：“如果我們承認附加條款，就會置人民於更壞的處境。我們的法律不知道‘無上的權利’是什麼。”（5月17日）
下議院議員們堅持立場毫不讓步，公眾的壓力更是與日俱增，貴族們既沒有足夠膽量公開要求自由，又沒有足夠膽量公然批准專制。為顧全下議院的面子，他們取消了修正條款，代之一句無意義可言的話。於是上下兩院都通過了權利議案，並鄭重地呈與國王。查理最終克制住自己的情緒，答應接受它（5月28日）。
他的答覆既空洞又模糊，他沒有批准議案，只是重述了些冠冕堂皇的話，表示對議院滿意（6月2日）。
下議院開始時好像勝利在望，現在似乎又變得希望渺茫了。翌日（6月3日），重新開會。約翰·埃利奧特爵士滿懷憤激地把所有民間疾苦申訴一番，糾察員奉命守門，不讓議員離開，如有違抗就送入倫敦塔監禁。最終議決送一份總抗議書給國王，由管理供應款項的委員會起草。
此時，有些議員看到將有驚天動地的變化發生，便害怕起來。當激進的議員懷著急躁情緒向前猛衝的時候，他們卻要求停下腳步。他們責備約翰·埃利奧特爵士被私怨所激怒，責備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行動欠妥，責備愛德華·科克爵士固執而無法控制情緒。國王聽說這種情況，認為就算不能趁機恢復他的威信，也可以給自己一個喘息的機會，於是下令從此以後嚴禁下議院干預政事（6月5日）。
這反而引起全體議員的公憤，即使最溫和的議員也認為這是對議會的侮辱。全院長時間寂靜無聲。後來約翰·埃利奧特爵士終於發言道：“我們罪孽深重，上帝已離我們愈發遙遠。過去我們誠心誠意，發自內心地想取得陛下的信任！陛下對我們如此不滿，我懷疑是受人挑唆。這麼說，好像是我們敗壞了大臣們的名聲，但我不相信，一個大臣無論怎樣親近，能夠……”
議長聽他說到這裡，忽然站起來，含淚說道：“我奉命阻止大家說毀壞大臣名譽的話。”埃利奧特聽到這話就坐下了。
達德利·迪格斯爵士接著說道：“除非我們能在議會裡對這些問題暢所欲言，否則，還不如站起來離開，不然，就坐著什麼也不做。”全院於是再次寂靜無聲。
後來還是納撒利爾·裡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說：“我們現在必須講話，不然就永遠不要開口了。當國家處於危難之時，我們不能默不作聲。而且，現在的問題是，即使我們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安全嗎？我知道沉默對我們自己來說比較安全，但我們所服務的人民卻不安全。我們應該為他們設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需要改革，我們擔心陛下和國家的安全。難道我們就這樣坐著不動，然後各自分手麼？讓我們到上議院去，說明我們的危險處境，以便帶著我們的請求，一同去見國王。”
下議院突然從目瞪口呆變成一片狂怒。議員們全部站了起來，秩序混亂到極點，大家同時發言。柯頓先生說道：“國王原本是個很好的國王，是國家公敵把他變成這樣。我們要將這些仇敵找出來，我相信上帝將幫助我們殺盡他與我們其他的仇敵。”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們不許你們干預國政，也不許你們干預大臣。這句話不是國王說的，是公爵說的。”（全場聽了這句話，都大聲喊道：“是他，是他。”）議長離開位置，現場一片混亂，沒人想讓大家安靜下來，因為最謹慎小心的人也無話可說。即使那些從來不曾動怒的人，也認為此時真該發火了。
當沸騰的議院正要議決最激烈的議案時，議長偷偷走出去，將國王即將面臨危險的消息傳達上去。恐懼從議會傳到宮廷。翌日，有人來議會傳達一些溫和的信息，以解釋昨天激怒議員們的那番話。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眾怒，議員們仍然很激動。他們討論白金漢招募日耳曼兵的問題，說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發了。有一個議員證實前天晚上有十二個日耳曼軍官到達倫敦，又說還有兩條英國船奉命運兵。國王需要的款項仍然沒有著落。查理和他的寵臣們害怕再次激怒勢力漸長的反對派，他們深信批准《權利請願書》便可以平息一切。國王到達貴族院，下議院議員們也聚集在那裡。國王說，他們猜想他的第一次答覆有別的意思，他們想錯了，他現在願意提供一個沒有任何懷疑的答覆。於是國王重新宣讀《權利請願書》，用習慣的形式答道——“如大家所願，定此為法律”。（6月7日）
下議院議員們得勝歸來，他們終於取得國王對英吉利人民權利的莊嚴承諾。議會決定，將《權利請願書》連同國王最後的答覆刊印出來，散發全國；不僅在上下兩院備案，還要在威斯敏斯特諸法庭備案。之後供給款項的議案也明確通過了。查理以為他的苦難終於過去，他說：“我已盡了我本分，這個議會若是得不出好的結果，那是你們的問題，與我無關。”
不過，僅僅通過權利法案顯然是不夠的。現在只是確定了改革的原則，如果不同時進行實際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則也沒有用。要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就必須對國王的內閣或樞密院進行改革。現在白金漢仍然保持著他的地位，國王接二連三地不經議會認可就抽取關稅。眾議員們經歷過拖延的危險，明白他們不能被激情所蒙蔽，於是決定盡快做出最後的反擊。他們在一個星期之內起草了兩篇抗議書，一篇反對公爵；一篇聲明噸稅、磅稅與其他捐稅一樣，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許徵收（6月13日、21日）。
國王很不耐煩，為了使自己得到一點喘息的時間，於是他宣佈議會休會。
兩個月後（8月23日），白金漢被人暗殺了。刺客名叫費爾頓，在他的帽子裡縫著一張紙片，上面提到上議院之前的抗議。費爾頓行兇後既不逃走，也不為自己辯護，只說他認為公爵是王國的敵人，最終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見公爵被刺，大為震動，並因群眾對此事表現出的歡樂而大發雷霆。在議會閉幕的時候，他曾努力博取公眾的歡心，具體辦法就是約束消極服從的教士們，尤其是天主教徒。國王與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總是被當作替罪羊。刺殺白金漢公爵，人民認為得到了解救，卻使國王再次採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寵幸起議會的對頭們：遭到議會控訴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為奇切斯特主教；貴族院曾經譴責過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個肥缺；勞德主教[ 勞德主教，1573年生於雷丁，當時任巴思和韋爾斯的主教。
]曾因狂熱崇拜君權和教權而聞名，現在已升任為倫敦主教。國王的行為基本與當時宮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厲風行地徵收噸稅和磅稅，不合法的法庭繼續使法律脫離正軌。查理不動聲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現在又比從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從民黨中分離出他們最傑出的領袖、最超群的雄辯家——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不顧以前朋友的責備甚至威嚇，受封為男爵，參加樞密院。皮姆最後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見的時候，說道：“我將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廳相見！”溫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氣昂，拚命往上爬，一心追求榮耀，但他萬萬沒有料到，將來有一天，他會變成遺臭萬年、阻礙民權自由的歷史罪人。其他變節的人也紛紛出現[ 包括達德利·迪格斯爵士、愛德華·利特爾頓爵士、諾伊、旺德斯福德等。
]。查理現在有一班新的顧問環繞左右，這些人比白金漢更穩重，更有才幹，又不像白金漢那樣被人鄙視。因此，查理對議會第二次召開（1629年1月20日）充滿信心。
下議院議員們一開會就查證《權利法案》產生了什麼效果（1月21日）。他們這才知道，附加在《權利法案》後面的，並不是國王的第二次答覆，而是那條因規避問題被議員們拒絕的第一次答覆。國王的印刷官諾頓承認，就在議會休會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換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覆的印刷件被全數壓下。查理對於這個真正的答覆曾誇口說“我已盡了我的責任，別的我就不管了”。
下議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證實了偷換事件。他們沒有說什麼，或許覺得要把這樣嚴重背信棄義的事公佈天下，實在太難為情了。但是他們不聲不響，卻並不表示一切已經平靜下來。
議員們重新開始反對政府對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對縱容錯誤的教義，反對道德淪喪，反對用人與授勳不公，反對非正規法庭的枉法行為，反對對人民權利的藐視。
下議院情緒十分激動。不過有一天，他們卻很安靜地聽取了一個新人物的演說。這個人衣冠欠整，儀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對他們講話。他用憤慨激昂卻滿不在乎的語調痛斥一個主教過於縱容一個無名教士，他稱之為“一個臭不可聞的天主教徒”。這個新人物就是克倫威爾。
查理嘗試從下議院手中取得對噸稅及磅稅的讓步，他召集下議院原本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眼下卻毫無進展。他就開始新的勸說，他承認所有的捐稅都是人民對他的惠賜，他還承認只有議會才有權合法徵收，不過，他再三堅持這幾種捐稅應該讓他終身享用，就像以前的大多數國王一樣。但下議院議員們寸步不讓，他們手裡只剩下這一項抵抗專制權利的武器了。他們一再以種種借口拖延，每天申訴民間疾苦，卻沒有明確目的，不像以前開會一定會提出確切的議案。此時他們都被一種強烈又說不出來的驚惶所困擾，覺得好像將大禍臨頭，卻又無法阻止，於是心神不定。國王不耐煩了，他們拒絕了國王的要求，卻不要求他做什麼。若是議會提出要求，他還可以拒絕或批准，此時他覺得議會裡的氣氛是一片惡意，存心要阻撓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議會休會。約翰·埃利奧特爵士立刻提議（3月2日）做出一項抗議，反對抽收噸稅及磅稅。議長借口奉國王命令，對提案不交付議決，而議會則力主交付表決。議長離了席，議員霍利斯、瓦倫丁等人又強迫議長回到主席位子。霍利斯說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同意你離開，你才能走。”議長喊道：“我不想說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議員們怒不可遏，逼他坐回位子上。國王聽說議院喧鬧，下令彈壓官從議院取出權杖。按照習慣，這樣就會使全體議員停止討論。議員們逼彈壓官坐在椅子上不准動，就像逼迫議長時一樣。他們把會議廳的鑰匙也取來，交給議員邁爾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國王第二次派人去宣佈解散議會，這個人發現幾處的門都從裡面鎖上了，他無法進入。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命侍衛去攻門。但是當侍衛到達時，下議院議員們已經離開，而且在離開以前作出決定：宣佈噸稅及磅稅是違法的，無論徵收者還是交納者都將以叛國論罪。
無論什麼妥協此時都已經不可能了。4月10日，國王到達貴族院，他說道：“我曾多次到這裡來，但這次是最不愉快的。我今天來這裡目的是解散議會，下議院不聽話，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們若以為我是歸罪於下議院的所有議員，那也大錯特錯了。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有很多忠義之人，他們不過受到幾個陰險的人的蠱惑，以致引起不和。那些受邪惡影響的人雖難逃罪責，但我也會對上議院的忠誠貴族們予以保護和優待。”之後，宮廷發佈一篇宣言書，稱：“國王屢次與人民相見，表示國王喜歡議會的作用。儘管如此，近期議會權力的濫用，暴露了一些不良目的，迫使國王不得不解散議會。因此無論什麼人，若膽敢要求國王召集議會，就將以擅權論處。”
查理果然說話算數，現在他終於要實行獨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