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專制時期（1629～1640）
議會定於11月3日開幕。有人曾力勸勞德另定開會日期，因為這一天是個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於11月3日召開議會，結果開會時死了紅衣大主教沃爾西，閉會時許多寺院被毀。勞德沒有理會這些預言，因為他已感到疲憊，所以和國王一樣，輕率地將未來交給機運。當時，勝利者與失敗者都不曾猜到後來的結果。
政治與宗教的雙重專制
將政府機構看作試驗品，認為可以隨時更換，是世上最危險的事情。查理就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曾試圖和議會同心協力地治理國家，卻又深信：如果議會不聽話，他也完全能夠拋開議會，自己把國家治理好。他魯莽地當起專制君主，宣佈要堅持專制統治，同時又充滿信心，如果將來有必要，他隨時可以再回頭利用議會。
他身邊最有才幹的樞密顧問官和大臣都抱有同樣的看法。此時，無論是查理，還是他的左右，都並不打算永久性廢除英國的舊法律和偉大的樞密院。他們目光短淺，胸無大志，傲慢無禮，卻並非不懷好意。他們所說的話，甚至所做的事，都沒有心中所想的那麼大膽。他們說，國王曾對人民表現出公道仁慈，做過許多讓步，但下議院太難滿足。他們要求國王成為他們的附屬品，這一點國王辦不到，他若遷就便不再是國王了。當國王與議會無法取得一致的時候，議會理應讓步，因為國王才是國家唯一的統治者。既然下議院不肯讓步，國王就只能拋開議會，自己治理國家。人民遲早會明白這件事情的必要性；然後議會也能明白過來，並變得更加明智。到了有需要的時候，國王自然會再召開議會，誰也無法左右他的決定。
宮廷比內閣更缺少遠見，只以為解散議會便等於掃除了他們的阻礙。當議會開會的時候，大臣們坐立不安，誰也不敢大膽斂財，盡情享受他們的特權。權力遇到障礙，陰謀不易施展，白廳的游宴上籠罩著不愉快的陰影。國王思緒萬千，王后也惴惴不安。現在議會解散了，所有的不安與拘束隨之消失，往日的浮華又重新呈現。宮廷沒有想到，當他們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時，也在幫助本國政治進行一場變革。
人民卻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解散議會是一個經過深謀遠慮的計劃，有人想要毀掉上下議院。下議院剛剛解散，漢普頓宮、白廳，凡是國王巡幸之處，天主教徒、宣教士及其信徒、陰謀家以及尋歡作樂的人們，都在為他們的勝利彈冠相慶。與此同時，在倫敦塔裡，在倫敦市及外省的重要監獄裡，監禁著許多公共權利的守護者。議會原是神聖不可侵犯且言論行動自由的地方，這些人卻因此被彈劾[ 被捕的議員是：登齊爾·霍利斯、邁爾斯·霍巴特、約翰·埃利奧特、佩特·海曼、約翰·塞爾登、威廉·科裡登、沃爾特·朗、威廉·斯特勞德和本傑明·瓦倫丁。——《國家審判》。
]。他們要求享受議員特權，取保釋放，法官們卻遲疑地不知該如何答覆。1629年9月，國王與法官們互通信息，犯人們的要求被全部拒絕。他們受審時勇氣不減，大多數不肯承認自己犯罪或有任何錯誤，也不肯交付罰款，他們寧願坐牢。
當國王迫害議員的時候，群眾的憤怒與日俱增，並毫不掩飾地公開表現出來。儘管議會失敗被迫解散，但它的精神仍然存在，議會領導人仍堅持在全國的審判官面前努力。受到指控的議員們堅決不屈，這使人民更加鬥志昂揚。人民常看見犯人從倫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審完又從威斯敏斯特回到倫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禱一路陪伴著他們。法官們流露出焦急的態度，這使人民得到一線希望；但也有人認為毫無希望。群眾如同在戰場上一樣，一會兒看到希望，一會兒又感到害怕。
大審判終於結束了。有幾個議員因為害怕或者受到誘惑而支付了罰款，奉命遠離首都、歸隱田園，以遮掩他們的軟弱。其餘節操高尚的人則堅持到底，始終不肯屈服。他們被囚禁在監牢深處。人民看不見他們的面容，聽不到他們聲音；他們也看不見、聽不見人民。掌權者發現再沒有公開的反對，就以為自己大獲全勝，人民一敗塗地，不可能東山再起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蘭西訂立和約；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訂立和約。他終於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了。
有時候，統治一個國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一段時期內，公民們只注意自己的個人利益：鄉紳們在郡中議事，商人們在市政廳內，水手們在岸邊，學徒們在店裡，都沒有什麼議論或者憤激的舉動。但這並不表示，全國人民會一直這樣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們只是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向，好像在辛苦勞動中忘記了自由的失敗。查理的專制手段雖然充滿壓迫，卻並不那麼強烈。他沒有籌劃什麼雄圖大業，也不追求那些富有風險的榮耀，只滿足於有尊嚴地享受他的權利與地位。戰爭既然已經停止，他便覺得沒必要再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犧牲。人民致力於耕種、貿易與讀書，此時沒有野心勃勃、無休無止的專制來阻止他們的努力，或妨害他們的利益，所以國家發展迅速，一片繁榮景象。這樣的平靜與興旺發達，給當權者造成一種假象，好像他是明智的，而全國人民對一切都樂於接受。
政府面臨的麻煩從國王身邊的近臣與僕人那裡再度萌發。人民的抗爭剛告一段落，國王身邊的兩派很快爭奪起了權利，以王后與政府為一方，宮廷與內閣為另一方，雙方都想左右這個重獲新生的專制政權。
王后一到英國，就毫不掩飾她對新國家的反感。英吉利的宗教、政治制度、風俗、語言，全都令她感到不快，甚至在他們婚後不久，她就幼稚無禮地對待丈夫。她遠離故鄉，只有權利的樂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在可怕的議會解散後，她才體驗到統治的全部快樂。她憑借自己的和藹活潑，沒多久就操縱了這位擁有高度原則性的青年國王。查理對此還心存感激，為王后能屈尊與他為伴而感到受寵若驚。查理是個拘謹傳統的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卻難以使活潑好動、性格強悍的亨利埃塔·瑪麗亞王后滿意。她想要的是舉世公認、不可一世的王國——讓她可以炫耀手中的一切，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她身邊聚集著天主教士、追逐財富與權勢的紈褲子弟、卑劣的陰謀家以及年輕的大臣，這些人聲稱，他們的榮華富貴與政治上的勝利只有依仗她才能得到，只有她才能解救他們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領導人、羅馬教皇的使者們，在王宮裡大肆賣弄歐洲大陸的見解、習俗和時髦風尚。王后的宮殿裡全是外國的禮儀和制度，而且無不觸犯英國原有的信仰與風俗。她還要求國王，要讓人民看到國王對她的敬重，讓人民知道他凡事都會徵求她的意見，如果未經她認可，國王就不能行事；若國王拒絕她的要求，她就大發脾氣。查理也喜歡王后有求於自己，因此只是一味地想著如何為她分憂，消減她的怒氣，此外就別無他念了。
對於國王這樣的喜怒無常，縱使是最有奴性的樞密顧問官也不可能無條件服從。查理有兩個顧問官，他們不是無頭腦無氣魄的人，他們雖然對國王的事業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卻不願因一個女人的幻想或宮廷的要求來為國王效勞。
斯特拉福德拋棄同伴依附國王，其實並沒有犧牲什麼值得深思的原則，也不用勉為其難地違背自己的良心。他原本就是野心勃勃、性格強烈的人，只是由於痛恨白金漢，才變為一個愛國者。他嚮往榮華，只想充分地炫耀他的才華與精力，而不是出於懷有正直的信念。現在他替國王辦事，正像他以前為自由出力一樣，熱情絲毫不減。只是他要做一個嚴肅、高傲、有能力、不肯屈尊的閣臣，而不是一個專門巴結上司的輕浮幸臣而已。他心胸廣闊，因此不願意沉溺於宮廷卑劣的陰謀之中；他性格高傲又急躁，因此不肯遷就宮廷的禮節與見解。他工作熱情高漲，不怕任何敵人，排除一切抵制。他熱衷於擴大和加強國王的權利（如今國王的權利就是他自己的權利），又忙著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締非法的私人利益，推進不會危害君權的公眾利益。他是一個熱烈如火的專制者，但他仍然擁有一顆愛國之心，一直努力追求國家的繁榮富強。他的目標，他的行事特點，都努力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一個專制而強有力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可信賴的，勤奮的；它不重視民權，但關心人民的幸福；它討厭一切卑劣的陋習，一切輕微的瀆職行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上下，不分宮廷民間，統統聽命於它的意志和觀點。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勞德大主教，對世俗事務不大關心，但擁有更多無私的熱心。他為人嚴苛，生活簡單，狂熱地崇拜權力，無論是他為之效勞的權力，還是他自己手中握有的權力。在他看來，對人民的行為進行限制和懲罰，就等於建立秩序，而秩序永遠等於正義。他不知疲倦地活動，但視野狹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調和兩種對立的利益關係，又不肯尊重人民的權利。他以嚴格的正義感來反對濫權，又以狂熱的憎恨來反對自由。在對待大臣與市民上，他同樣行事魯莽，而且毫不講究方式方法。他深信只要一個人的手是乾淨的，那麼大權在握就所向披靡。他常被一種牢不可破的成見所控制，這種成見以狂熱的激情和權威左右著他。
這樣的樞密顧問官正符合查理的新形勢。這兩個人不在宮廷之內，就不需要討好宮廷，而會始終效忠於國王，既沒有幸臣們的傲慢無禮，也沒有他們的貪慾。這兩個人凡事持之以恆，不辭辛勞，有膽有為，認真辦事。愛爾蘭一向是國王的麻煩，耗費國王許多錢財，但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這裡就變成國王的財富來源。愛爾蘭的公債還清了，以前捐稅收支混亂，現在則很有條理，不久就有了盈餘。如今貴族不能再肆無忌憚地壓搾平民，貴族派系與宗教派系也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時常爭鬥了。斯特拉福德到任時，軍隊疲弱，無組織無紀律，甚至沒有整齊的軍服；在他重新整頓後，軍隊變得紀律良好，糧餉充足，不再搶劫居民。治安有人維持後，貿易就開始發達，製造業興旺了，農業也有進步。簡單來說，愛爾蘭現在應用專制手段，依靠嚴刑治理，有時甚至會使用不名譽的粗暴手段，不過相比從前人民受稅官剝削、貴族欺壓的情況，現在已文明多了，也有利於君權。
勞德在英格蘭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愛爾蘭那樣權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樣的路線施政。他受命管理國庫，不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與支出，還盡力明確各項稅收系統，使徵稅不成為人民的沉重負擔。稅官為了搾取私利，致使徵稅過程中出現許多問題和弊端。勞德與商人們會談後，廢除許多對貿易有害也對國庫無益的條款。1636年3月間，他推薦倫敦主教賈克森做財政大臣。賈克森是一個勤奮溫和的人，掃除了許多對國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勞德將國王與教會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與國王或教會都無關的問題時，他也會以善良和真理為目標，毫無畏懼，也絲毫不顧及其他的利益。
斯特拉福德與勞德的行為雖然有益於國王，也不損害人民的利益，卻大大影響到宮廷人士的利益。幸臣們結黨營私，共同反對他們，比人民反對得更強烈，而且手段也更多。當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現在白廳的時候，大家就嗤笑他是個暴發戶、粗鄙的鄉紳，因為他們聽慣了斯特拉福德在議會上反對宮廷的說法。他們也不喜歡勞德的嚴肅態度以及他語言的直率，譏笑他是個只會講神學的書獃子。這兩人都有幾分傲氣，對別人的話漫不經心，態度又一點不討人喜歡，兩人都看不起陰謀或鑽營，主張節約，好談公務與國家需要，而這都不是宮廷所喜聞樂見的。王后對他們漸生反感，因為他們阻撓了她對國王施加的影響，而高等貴族則嫉恨他們的權利。所以沒過多久，宮廷和人民便聯合起來攻擊他們，大聲疾呼反對他們的專制。
查理卻沒有拋棄他們，他完全信任他們的忠誠與才幹。他們的見解與他個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勞德的奉教虔誠。不過，儘管國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宮廷的看法繼續重用兩人，卻無法令宮廷接受他們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為舉止與感情都很嚴肅，但思想深度不夠，不能洞悉絕對專制的難以貫徹，沒想到實行專制必須犧牲一切。在他看來，國王的權力就是這樣，好像無論什麼事，都不用他操心費力便能辦到。他經常在內閣專注公眾事務，但是盡了責任之後，就不再操心。他極少關注自己的統治真正貫徹下去需要什麼，更多的是考慮統治的樂趣。在他看來，王后的喜怒、宮廷的慣例、宮內職官們的權利，都是必須考慮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記那些事，因此就導致了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國王讓斯特拉福德和勞德飽受這些折磨，他以為只要把他們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國王命他們實施專制，卻不知一旦要宮廷做出犧牲，或與白廳的條規相反，他們的權利就行不通了。當斯特拉福德在愛爾蘭辦事的時候，他常奉命進行解釋與道歉。有人說他言語中藐視王后，又有貴族說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來駁斥這些無根據的控訴。他從未得到國王保證他平安無事的承諾，以及一些此類可以使他安心辦事而不必提防各種突如其來危險的承諾。
因此，儘管國王的顧問官們有精力、有熱情，儘管國內太平無事，國王的行為還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軟弱無力，不受人們敬重。政府受到國內紛爭的打擊，輪流被兩個相敵對的勢力所支配，它們有時不顧一切地擺脫法律的束縛，有時卻又在極其微弱的困難面前讓步。政府已在大陸拋棄了基督教事業，甚至禁止駐巴黎大使斯丘達莫爾勳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禮拜，因為它的儀式與英吉利教堂的儀式不一樣。1631年，政府任命漢密爾頓侯爵為統領，在蘇格蘭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沒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條，而那正是英吉利國教所嚴禁的。查理誠心信仰前輩們所創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又總是會給天主教徒許多特殊的優待。大主教勞德和他的君主一樣真誠地反對羅馬教廷，甚至在講經中竭力反對王后教堂所舉行的禮拜儀式。但是，他卻很贊成羅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還因此送給他一頂紅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對待民眾的態度上，政府也經常出現缺乏決斷、自相矛盾的情況。英國在大肆炫耀專制主義，卻不知道建立專制的基礎需要花費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恆。時間一長，專制主義就逐漸被人淡忘，以致專制的抽像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採用的手段。如今財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國王又並不窮奢極欲，但款項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國王極其浪費、官吏普遍貪污時的情況一樣。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議會讓步，於是想出削減自己花費的辦法來平衡收支。在他看來，富麗堂皇的排場、豪華的宮廷宴會都是君主應有的權利，甚至是應盡的責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們在籌備這些排場和宴會時從中獲取了多少好處，當他知道後，卻又沒有勇氣去改革。所以，國王雖然通過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許多額外支出，還是無法滿足政府的需求。英國貿易發達，商船的數量及其活動日益增多，這就更加需要海軍的保護。查理很自信地答應給予保護，並努力實現自己的諾言，但是效果並不太好，因為國王的艦船年久失修，水手們又很久沒有領到餉銀。巴巴裡[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蘭教各國。
]的海盜竟然來到英吉利海峽，到達多佛海灣。海盜騷擾大不列顛海岸，登岸劫掠鄉村，擄去幾千人（1637年）。後來，雷恩斯巴勒船長奉命赴摩洛哥搗毀了一個海盜的大巢穴，發現三百七十個奴隸，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由於政府懦弱無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資為一艘船裝備軍械，以保護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盜蹂躪。
這樣的昏聵無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險，當然逃不過經驗豐富的人們的觀察。各國駐倫敦代表已寫信將這裡的情況告訴自己的君主，英格蘭徒有繁榮之名，被歐洲大陸認為是脆弱無能、魯莽輕率、岌岌可危的。英格蘭駐巴黎、馬德里、海牙等處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視，甚至遭到侮辱[ 當時的文字材料，包括豪厄爾所收集的信件，提供了上千例這方面的事件，這裡我只舉其一。1629年，托馬斯·埃德蒙爵士到法國簽訂和約時，奉命前去迎接他進入法國境內的那位先生說：「我來向你致敬並陪你到王宮時，身邊的隨從很少，閣下不會感到驚訝吧，因為在雷島被殺死的人太多了。」這話暗諷白金漢公爵在雷島作戰的失敗。
]。斯特拉福德、勞德和其他閣員們都知道這樣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設法補救，其中最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奮力反對一切阻礙，迫切期望國王能以勤勞和遠見治國，確保國家擁有穩定的國幣收入、充實的武器軍火、堡壘森嚴的要塞以及一支陸軍。1634年，他毫不遲疑地召集愛爾蘭議會。愛爾蘭議會最聽話，又樂於供他驅使，這也許是由於議員們怕他，也許因為他有功於愛爾蘭。但是查理不許他再召開議會，因為國王與王后最怕聽到議會這個詞。儘管他自己是個精力充沛的人，卻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縛。他具有遠見，卻無濟於事，因為他一直在與盲人對話。內閣有幾個大臣的想法與他相同，卻更加自私，每當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見解時，他們都退縮不前，只剩下他和勞德兩個人去承受宮廷的陰謀與仇恨。
在英格蘭歷史中，查理的專制哪怕不算最殘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稱得上前所未有的濫用君權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國事需求，又沒有任何偉大的政績能夠滿足人民朦朧的需要，就隨意拋棄並踐踏人民的權利。他不顧國家的法律和輿論，以及自己許過的諾言，隨時根據環境需要，冒險嘗試各種專制手段。他採用這些魯莽的非法措施，並不是為了取得一個偉大制度的勝利，只是為了運用權宜之計艱難維持一個進退兩難的政權。狡猾的律師們奉命搜索舊檔案，試圖從中發現以前的違法案件，將它們作為國王的權利。於是就有這些學問欠佳而品行險惡的人，把許多偽裝的權利變成現實中的擾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訴，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會宣佈，這是國王一直都有的權利。有些法官不肯迎合君主的意向，國王就乾脆成立了一批非正規法庭，例如橫行不法的星法院[ 星法院（Star Chamber），以專斷暴虐而聞名，1641年關閉。
]、北方政務會[ 北方政務會（the council of the north），1537年由亨利八世在約克建立，那是在北方各郡因鎮壓小修道院而引發騷亂以後的事。建立北方政務會是為了在這些郡中執行法律、維持秩序，它不受威斯敏斯特各法庭的管轄。起初這種法庭的管轄範圍很有限，到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時代，它的管轄範圍有所擴大，也更加專橫。
]等。它們獨立於習慣法之外，代行法院職務。就這樣，政府重新訂立久已不抽的捐稅，又巧立名目開徵新的稅種。許多專賣項目又出現了。（這些專賣項目由伊麗莎白所創，不久廢除；詹姆士一世再立，但議會一直不許徵收，便取消了；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過。）專賣項目使大臣們獲得巨大利益，卻使人民飽受痛苦。查理還常常擴建皇家森林。僅以羅金厄姆森林為例，它從周長六英里，擴大到周長六十英里，人民若不小心闖入，就會被逼繳沉重的罰款[ 當時在查理治下總共收繳罰款六百萬鎊。
]。官員們四處查問人民的越權違規行為，如果找到錯漏，卻不加以革除，反而要人民出高價來換取弊政的繼續。國王與某些辦事人秘密勾結，給他們收取各種不合理費用的特殊權利。他們甚至將法官的嚴格執法變成一種獲利的手段，只要稍有借口，就施以前所未聞的罰金。有人害怕這樣的災禍，就事先重賄以免除懲罰。這個時候的法庭，好像不幹別的事，專為國王斂財，同時也讓國王的對頭們傾家蕩產。如果某郡人民對濫征濫罰表示不滿，國王就將當地的民團武裝解除，直接讓國王的軍隊進駐。人民不僅要供他們食宿，還要供應他們的裝備。人民被迫償付不屬於他們的欠款，否則便會受到濫捕窮追。官府根據他們的財產、信用、經營事業的大小，要求交付若干數額的罰款，才釋放他們。無論是抽捐，還是監禁、判罪、嚴罰或頒賞，都充滿了隨意性。專制範圍日漸擴大，平民的怨恨之聲此起彼伏，宮廷也害怕起來，然後就輪到導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員來行賄以免罪。斯特拉福德也瘋狂地進行專制，有個名叫蒙特諾裡斯的貴族說了幾句略欠考慮的話，就差點被處以死刑。雖然最終並未執行，但此事在英格蘭已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國王的內閣中也有人大聲斥責。斯特拉福德為平息眾怒，送了六千鎊到倫敦分給重要的閣臣們。花了這筆代價後，他不僅免了罪，還獲準可將他搜刮的罰款隨意送給他所寵信的人。
這就是查理財政需要的後果，但是，他的恐懼心較之財政需要，使他更遠離正軌。他雖然十分自傲，對一切都漫不經心，但有時也覺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幾次嘗試恢復高等貴族曾經的權勢。他害怕鄉紳們在倫敦的勢力，便借口禁止浪費，命他們回到自己的莊園裡。星法院以維護貴族的尊嚴為己任。若有人得罪貴族，或在言語、行為上對貴族表示不敬，就會受到極其嚴重的刑責，被罰巨款。國王與遭到不敬的貴族則因此得利。國王的目的，是要壯大貴族的勢力，抬高他們的身價。但這樣的嘗試並未繼續下去，或許因為效果欠佳，又或許因為貴族們往日的行為，使國王不太信任他們的子孫。事實上，確實有幾個貴族站在怨恨國王的隊伍前列，而且人民信任這幾個人。因此，國王現在需要找出另外一個集團，這個集團雖然已有一定勢力，卻還需要國王扶持，如果國王給他們一定的專制權利，他們就會報答國王。英格蘭的教士們對這樣的使命期盼已久，現在終於有這樣的機會了。
英國國教是根據世俗君主的意願建立起來的，在建立之初就喪失了獨立性。這個團體既不賦有神聖的使命，又不能依靠本身的權利而存在。它既遠離人民，又與羅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會分離，其主教和高級教士們不過是國王的臣僕而已。它是一個有責任代表人類信仰的團體，但基礎卻如此薄弱空虛。英國國教早已知道自己的根本弱點，但由於害怕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的鐵腕，它不敢採取任何措施來恢復地位。這個教會同時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國教的人們兩面夾攻，其所擁有的財產和信仰一樣岌岌可危。因此它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世俗君主，只有這種權威才能使教會免受仇敵的侵害。
伊麗莎白晚年時期，一些德高望重的國教教士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師班克羅夫特博士認為主教制度並不是世俗的制度，自從使徒時代[ 指《新約》中彼得、保羅的時代。
]以來，主教們便從上帝手中取得各項權利以管理教務。事實上，這些新教士認為自己的權利有了更加堅固的基礎，便開始慢慢走向獨立。儘管這種嘗試一直小心翼翼，卻仍受到輕蔑和反對。伊麗莎白斷然宣稱她對宗教有充分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力。人民很積極地站到女王這邊，他們要求宗教改革，他們很明白，主教們希望獨立，並非出於使信仰擺脫君權的考慮，只是為了自己能控制信仰。
詹姆士一世在位時，不曾做過什麼具有決定性的事情。他維持對宗教至高無上的權威，卻給主教們許多恩惠，有心加強他們的勢力（比如通過削弱他們仇敵的辦法），因此他們的自信與力量也日益增大。他們熱心地宣稱國王有神賦的權利，不久又開始宣稱他們自己有神賦的權利，班克羅夫特當初小心翼翼提出的主張，現已變成全體高等教士公開承認的意見。1604年12月，班克羅夫特被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當國王炫耀他的權利，教士們必鞠躬致敬；不過他們立刻就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要求反對人民，以獲得國王的歡心。他們努力支持絕對專制的事業，希望將來有一天，國王必須依靠他們的幫助才能維持統治。
查理與議會發生矛盾後，在國內很孤立，四處尋找維護統治的方法，國教教士們認為這一天終於來臨了。他們擁有巨大的財富，無人敢與他們爭鬥，天主教勢力也不再讓他們恐懼。教會大主教勞德得到國王的完全信任，由他獨掌全部教務。其他大臣也沒有竭力反對教士，同他們堅決鬥爭。大臣們對此漠不關心，或者自己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許多學問淵博的人也為教會增色添彩。幾所大學，尤其是牛津大學，非常崇拜該派的原則。如今教會只剩下一個敵人，那就是人民——他們見改革沒有完成，不滿之心與日俱增，就熱衷於完成宗教改革。人民同時要求兩樣東西：對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們互為保障，因此同樣危險，既威脅著國王的權力，又威脅著主教統治制的權力。國王虔誠奉教，相信他的權力和主教們的權力同樣源於上帝，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教士們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機會，一方面可以脫離國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壓制人民。
勞德便以他一貫的強硬開始行動了。第一件根本要務就是統一教會的信條、紀律和禮拜儀式，絕不容許絲毫差錯，這樣才會有力量。勞德以最大的決心，傾注全力、毫無顧忌地辦起這件事。統管宗教事務及判決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來越專斷，它的受理範圍、形式以及量刑輕重都日益嚴酷。所有教會都被規定完全採用國教教會的宗教教義，嚴格遵行其禮拜儀式。許多教堂的牧師原本不是國教教士，現在全部換成他們的人了。人民成群結隊地去聽不奉國教的教士們傳道，於是教會禁止他們宣講。他們既無教堂可以演講，又無職位收入可領，只能周遊各地，在客棧、私宅或田間向信徒們傳道。官吏到處追捕並迫害他們。但在鄉間，貴族、鄉紳和退休的市民卻崇拜他們的宗教文化，請他們住到自己家中，聘請他們為牧師或家庭教師。但官吏們仍不放鬆，繼續迫害他們，將他們驅逐出境。許多受迫害的人只能離開英格蘭，前往法國、荷蘭、日耳曼，在那裡創立屬於自己信仰的教會。然而，專制獨裁居然渡海來迫害他們，命令這些教會奉行國教的禮儀。至於那些已經取得英國執照的法國、荷蘭、日耳曼工匠，當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國宗教，現在卻因此被取消執照，許多人只好離開英格蘭，光是諾裡奇教區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奮的外國工匠。就這樣，不奉國教的人們，既沒有藏身之地，又沒有穩定收入，雖然不斷逃亡、躲藏，卻仍堅持著書為他們的教旨辯護和宣傳。檢查官員禁止這樣的新書出版，並搜查相關舊書。國教會既不許人們違背他們的禮儀，也不准議論教會。人們聽不到他們所愛戴之人的講話，聽不到在他們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話題，就痛苦異常。或性情溫和或膽小怕事的不奉國教的教士們，為穩定人民情緒，也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協意見，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讓步，例如允許教士不穿寬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儀式很重要，那麼就必須絕對奉行；如果無足輕重，那麼就不用特別提出反對意見。不奉國教的教士們無路可走，只好起來反抗。他們來到宗教法庭，等待他們的卻是侮辱與嚴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員們，用笨蛋、白癡、流氓等最無禮的口吻稱呼他們。只要他們開口為自己辯護或有所解釋，官吏們就禁止他們發言。即使他們表明不再傳道、寫文章，不在公眾場合露面，這些實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羅斯特有位牧師叫沃克曼，曾斷言教堂裡的圖畫與裝飾品是偶像崇拜的殘餘，就被拘入獄。不久前，格羅斯特市才給他頒發了每年二十鎊的終身補助金，此時卻下令停發。市長和市政廳的職員們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罰款。沃克曼出牢後，開辦了一所小學校，勞德又下令封禁。這個可憐的牧師為了謀生，只好改當醫生，勞德又禁止他行醫，如同禁止他教書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無路，不久就發瘋死去。
當時，天主教禮拜儀式的華麗場面逐步佔領了沒有牧師的教堂。教堂四壁裝飾得富麗堂皇，但迫害已將信仰趕走。許多禮拜堂在大事鋪張的排場中行奉獻禮，卻需要動用武力才能讓人到教堂禮拜聽經。勞德親自規定新禮拜儀式的詳細細節——有的借鑒羅馬天主教，有的是他自己別出心裁的創造，充斥著浮華與冷酷。只要與規定的禮拜儀式或教律稍有不符，人們就要被治罪受刑。勞德從不與人商量，任意標新立異，只要國王同意就辦，有時甚至完全獨斷專行。他改變了教堂內部的佈置、禮拜的形式，甚至改變了議會批准奉行的禮拜儀式。這些改變，雖沒有刻意學習羅馬教會，卻使英國國教越來越像羅馬天主教。有人刊行書籍，證明英國主教們的教義大可直接採用天主教的教義。這些書籍雖未領過正式發售執照，卻因題名「奉獻給國王和勞德大主教」而公開銷售。許多神學家都是勞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他們都相信同樣的教義，卻不受懲罰。而人民所愛戴的幾個傳道士雖竭力恪守規則，委曲求全，企圖保留一點傳道及著書的自由權，結果仍是枉然。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義就要取得勝利了，大臣們也與人民有完全相同的感覺。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勞德問她理由。她寫道：「我看見勞德閣下和其他許多人都匆匆地趕往羅馬方向，我不願意擠在人堆裡，我要從容不迫地獨自到羅馬，走在你們之前。」
主教統治制就這樣輝煌地、大權獨攬地建立起來了（至少勞德自己是這樣認為的），於是要進一步鞏固這個制度的獨立自主。有人認為國王也許不會那麼言聽計從，誰知主教的神權不久便成為國家的官方態度，國王自己也奉行這些準則。埃克塞特的主教霍爾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及這個道理，勞德又特意對這本書進行精心修訂，凡是空洞、膽怯、有所疑慮或讓步的話，都一概予以刪除。這種主張，先在書本上加以提倡，不久就付諸實踐了。主教們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國王的名義，也不再代表國王，而是直截了當地用他們自己的名義，他們的判決書上只需蓋主教印章。他們又宣佈管理各大學是大主教的固有權利。國王那至高無上的權利雖不曾正式廢除，但基本只剩下一層薄紗來掩蓋這種篡權行為了。教會一方面逐步擺脫所有來自世俗政權的束縛，一方面干預起了民政，從來沒有這麼多的教士擔任閣員或身居高位。教會靠犧牲普通法庭的權利，來擴大自己的司法權。律師們看見自己的個人利益受到威脅，便群起反對這樣的侵犯，查理卻不理睬他們，勞德也覺得不該理睬這些人。因此，當他把管理國庫的權杖交給賈克森主教的時候，曾欣喜若狂地喊道：「現在讓教會來維護它自己的權利吧。一切能辦的事我都已經替教會辦好了，我沒什麼可做的了。」
人民的不滿與反抗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憤怒的已不僅僅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貴族也驚慌起來。他們從教會的發展中看出：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它不滿足於粉碎人民群眾的改革，甚至將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它破壞了歷代國王所創立、貴族們所採納的制度。貴族們過去一直宣揚國王至高無上的神賦權利，現在還必須承認主教們的神賦權利；貴族們過去曾污辱教會，分享從教會奪來的贓物，現在卻要向教會卑躬屈膝。貴族們感覺，不僅他們的階級正遭到危險，他們的財產也岌岌可危。他們看不慣教士的神氣十足，他們聽說不久後一個普通教士也能與國內最高貴的紳士平起平坐，他們將會看到大主教和他的走狗們都享有官職，享受國王的幾乎全部恩寵；而貴族在失去舊日的光輝、自由和勢力以後，國王的恩寵本是他們唯一的補償。查理不僅誠心崇拜教士，還在抬舉他們的同時給予他們強有力的支持，來反對人民的抗爭。總而言之，譴責政府行為的傾向和對政府動機的懷疑，不久便發展為怨聲載道。從城市的工廠到白廳的客座，到處都是不滿之聲。
更高階級的人士也對宮廷表現出不滿，而且出現說長道短、百無禁忌的現象，這是一向不曾有過的。國人最敬重的幾個高等貴族皆退隱到自己的莊園，以遠離政治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在倫敦及國王左右，到處瀰漫著獨立和調查研究的氣氛，甚至滲透到過去那充滿奴才氣的無聊的議事會裡。自從伊麗莎白時代以來，對科學和文學的愛好已不再是教授們的專利。那時宮廷喜歡與著名人士、哲學家、學者、詩人、美術家做朋友，喜歡和有學問、有文才的人交談，以此作為新的賣弄方式和高貴消遣。這些集會，無論在酒店還是貴族公館裡舉行，都喜歡諷刺那些不奉國教的虔誠信徒們，說他們性格古板、行為瘋狂，人們稱這種信徒為清教徒。可是當查理在位時，文學家與世情練達的人聚在一起，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比從前更加尖銳，而且必須迴避當權者。他們談論國家大事和道德、宗教方面的問題，談起來妙語橫生，有聲有色。從外地旅遊回來的青年，在法學院學習的人們，思想認真、活躍的人，都很熱心地參與討論。在這些集會中，塞爾登介紹他的學術珍藏；奇林沃思談論他對宗教信仰的懷疑；福爾克蘭勳爵（當時還很年輕）請眾人到他家中聚會，人們把他的花園比作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學園。這些集會裡沒有派系，只有自由和堅強有力的意見。這些人不為私利或個人意志所束縛，只是樂於交流見解，以慷慨激昂的情緒互相鼓舞。他們無拘無束地討論，所追求的只是真理與正義。這些人不是因激情和危險結合起來的，也沒有任何具體的宗旨或目標，他們只是一致憎惡專制，藐視宮廷，並對議會表示遺憾。他們企求一種改革，儘管知道這種希望是微薄的，但在他們自由思想的深處，這個改革將會終結他們的憂慮，實現他們的全部願望。
那些離宮廷稍遠、階級較低、文化稍差的人卻擁有更加嚴厲的感情，他們雖思想狹隘，卻更富決斷。鄉紳們的憤怒，更多指向政治專制。高等貴族與封建制度已經腐敗動搖，人民對高等貴族的尊重就大大減弱。鄉紳們自認為是《大憲章》的繼承人，他們不斷互相提醒，從前先祖是如何與國王抗爭的，先祖的一言一行是如何成為法律的。現在他們的權利、自由甚至財產，都受制於國王和閣臣們，自然十分氣憤。他們既不搞哲學理論的研究，也不會引經據典地區分各種制度的差別，他們一心只想著下議院。在他們看來，下議院代表貴族與平民的古老聯合，只有議會能夠重新恢復並保障民眾的自由，當然人們心中的議會只是下議院。當時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想法：議會擁有無所不包的權利，這是合乎法律的。大多數紳士對教會的管理方式沒有特別意見，更沒有破壞教會的想法。他們並不敵視主教制，但討厭主教們，認為他們是專制制度的幫兇。宗教改革的時候，廣大公民曾獲得選舉權，以防止神權干預世俗的政務。如今國教教士們卻要努力恢復羅馬教廷失去的權力。鄉間的貴族和紳士們並非不願承認主教制，但條件是教會不得要求政權與神權，英格蘭不許存在羅馬教皇的繼任者，主教們不許干預國家政事，而且只能遵照本國法律辦理各教區的宗教事務。
城市裡地位較高的市民、鄉村裡大部分小鄉紳和幾乎所有的地主，他們的情緒更加激烈，尤其是對於宗教事務。他們熱心地堅持改革大業，渴望徹底實現自己的重要主張，痛恨一切與天主教教皇制有關的東西。他們說，原始基督教會樸素的禮拜形式和純潔的信條，都被天主教教皇制金字塔式的統治機構破壞無遺了。他們又說，第一次教會改革，新使徒茲溫利斯、卡爾文、諾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這種專橫制度和它大肆鋪張的偶像崇拜儀式。福音是他們奉行的規章，早期的基督教會是他們的模範。只有英格蘭頑固地走在教皇制的道路上，因此人們問道：主教們的苛刻程度難道不比羅馬更嚴酷麼？主教們的行為比羅馬更遵循福音麼？主教們的驕橫亞於羅馬嗎？他們和羅馬一樣，心中只想著權力與富貴；他們和羅馬一樣，不喜歡嚴肅的作風、自由的祈禱；他們和羅馬一樣，要求將基督徒心靈的感應統統納入刻板的繁文縟節之中；他們和羅馬一樣，用俗不可耐的賽會式表演來取代耶穌基督生氣勃勃的語言。在神聖的安息日中，真正的基督教徒們難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裡舉行虔敬的禮拜儀式麼？可是無論在什麼廣場，什麼街道，都有遊戲的喧嘩或酗酒滋事給他們的默禱帶來侮辱性的打擾。主教們居然不滿足於這樣瀆聖的消遣，甚至鼓舞他們——不，幾乎是命令他們做這些事，唯恐人民嘗到更神聖的樂趣。主教們聲色俱厲地命令大家恪守教會法律的每個細節，但若有人認真守法，他們又會制定新法來找他的麻煩。他們壓迫恭順的人，激起心志高傲的人起來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強調真正信仰的敵人的準則、習慣和主張。但是，為什麼要這樣拋棄福音呢？為什麼要壓制最熱心的基督教徒呢？他們所維護的權力不是福音帶來的，也絕不是早期基督教信徒們所知道的。人們希望廢除主教制，使教會再度獨立自主，由權利均等的牧師和淳樸的福音傳道士共同管理基督徒的紀律，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會。等宗教改革成功後，便不會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實行專制，也就不用再害怕天主教教皇制捲土重來。現在這個教派已經到了門口，正要侵犯上帝的庭院，而看門人正在準備迎敵呢。
在宗教改革初期，這些見解已開始暗暗醞釀，人民看見很多有錢有勢的人支持他們，便加強了信心。當時雖然不曾發生變亂，國家的整體情況和面貌卻在慢慢改變。在1582年和1616年，少數不奉國教的人已正式與英格蘭國教會分裂，自稱為布朗派與獨立派，形成兩個小教派。它們拒不承認教會的全面統治，聲稱信教團體都有權在共和制的基礎上安排自己的禮拜方式。從這個時期起，幾個私立信教團體陸續建立起來，他們人數不多，又很貧窮，與國家、教會都很疏遠。他們毫無自衛的手段，因此一旦被查出便會遭到迫害，大部分人只能逃到荷蘭。但是不久以後，對自由的渴望與對祖國的熱愛便在他們內心鬥爭起來。為了兼顧這兩方面，他們與親友們商量，想前往一處屬於英國卻還不太為人所知的淨土——美洲大陸。於是，有錢人變賣財產，置船儲糧，在一個他們所奉教派牧師的帶領下前往荷蘭，與朋友們同赴北美洲。當時那裡已經有人開始做開墾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由於船隻較少，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悉數裝走，每當這時，大家便在海灘聚集，雙方在牧師的帶領下互相祈禱，禮拜送別。最後一部分人揚帆而去，剩下的人只能再等機會渡海，將來與親友們會合。這樣的遠征已經進行過好幾次，並沒遇到太大障礙，因為難民們都是無名之輩。不料，1637年，國王忽然得知出海人數增多，而且大量財富被帶走，據說本國已經失去一千二百萬鎊的錢財。現在已不僅是少數孱弱無名的異教徒感覺到虐政壓迫了，一些原本並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了。政府的所作所為令自己聲名狼藉，以致成千上萬階級不同、貧富不同、目的不同的人們離開本土。1637年5月1日，政府頒令禁止人民出洋。此時，正有八條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準備起航，船上的人包括皮姆、哈斯勒裡格、漢普登和克倫威爾。
他們不該為躲避專制而逃走，因為人民已經開始反抗專制。現在人民追求的已不止恢復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廢除主教制，有個大黨派正在策劃這種雙重改革。四面八方都有從教會分離出來的小集團，以對某一教義做出解釋來作為它們的標誌。有以拒絕某某儀式為表徵的，也有以打倒整個主教制、主張信徒們絕對獨立並且只信賴聖靈為特點的。儘管勞德的異端裁判法庭很活躍，但各種小教派還是在市鎮的地窖、鄉間的糧倉或森林中集會。那些因聚會而招致的危險與困難，都更激勵牧師及聽講人的想像力。他們在聚會的地方一待就是好幾個鐘頭，甚至通宵達旦，祈禱、唱聖詩、求上帝啟示、詛咒敵人。他們受到全國人民的蔭庇與保護。不久之後，人們對那些不奉國教的人，不問名字、信條，也不問他們有什麼想法，都統統另眼相看，給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們索性將自己的服飾舉止與別人區分開來，即使在迫害他們的人面前，也敢於公開表示意見。他們穿黑衣裳，剪很短的頭髮，戴高頂寬邊帽子，無論走到哪裡，群眾總是敬重他們，稱他們為聖者。儘管到處受到迫害，但他們聲譽日高，甚至連偽君子之流也宣稱站在他們一邊。破產的商人、失業的工匠，甚至因沉湎酒色而為眾人所不齒的人，但凡想抬高自己的身價，無不倣傚聖者的服飾舉止、說話腔調，通過人民對聖者的信任來取得歡迎和保護。在政治事務中，這樣的風氣也日益擴大，不過沒有那麼混亂。在較低階級的人民中，前所未有的平等觀念開始流行，這是他們受到生活條件改善或者是宗教見解的影響；在較高的社會階層，一些自視甚高又坦誠直率的人士開始鄙視宮廷，看不起無用的舊法律。他們思潮高漲，慷慨激昂。他們常在靜坐讀書或私會密友時，想像更為簡單有效的社會制度。還有很多人動機不那麼純潔，平時對各種信仰都淡然處之，行為上也一向放蕩。他們很想出現無政府狀態，以便大顯身手，實現野心，至少也可以不再受束手束腳的麻煩。狂熱與放蕩，真誠與詐偽，敬重古法與蔑視舊制，合法的願望與圖謀不軌的期望，這一切會合起來，釀成了氾濫於整個國家的憤怒。大家聚集起來反對這個權利，它的專制暴政在不同階級、不同見解的人們中間激起了同樣的深仇大恨。同時，君權的魯莽行事和軟弱無力，也給地位低下的黨派和膽量最大的夢想家帶來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時期內，國王與內閣竟沒有察覺出群眾中正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政府與國民疏遠，又不曾遇到強烈的反抗，因此雖有一些困阻，但國王仍充滿自信。為替自己的行為辯護，政府曾多次聲明，流行在各處的思想很不妥當。但是暫時的懷疑並未使它謹慎起來，它一方面畏懼仇敵，另一方面卻又輕視仇敵。政府覺得有必要加強壓迫，但這並未讓它認清形勢，相反憑著一股十分愚蠢的驕氣，使政府將採取嚴厲措施鎮壓這些與日俱增的危險錯當作是自己強大力量的表現。
1636年間，各種小冊子在英格蘭滿天飛，它們反對寵信天主教徒，反對宮廷的亂象，特別反對勞德與主教們的獨裁苛政。雖然星法院嚴禁這樣的小冊子出版，但是現在小冊子比以往任何時代都多，而且傳播得十分廣泛，人們還急於先睹為快。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能看到這種小冊子，大膽的走私商人甚至從荷蘭運來成千上萬冊，大發橫財；教堂裡也在評論這些小冊子，勞德雖然霸道，卻還無法完全清除教堂裡的清教徒。內閣看到使用平常的嚴厲手段毫無效果，更加怒氣衝天，便決心試用其他方法，於是將律師普林、神學家伯頓、醫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審。
被告被傳到庭，法庭要他們當場辯護，不然就判他們已經招認罪行。被告答稱，因為法庭沒有提供紙筆墨水，他們不能寫辯護書。於是供給他們紙筆墨水，但規定須有一個律師在辯護書上簽名。他們選了一個律師，但法庭拖了幾天都不許律師進牢與他們見面；律師終於進牢了，卻不肯簽字，因為怕得罪法庭。沒有別的律師肯擔任這件事，犯人們就請法庭允許他們在辯護書上簽自己的名字。法庭不准，恐嚇說，沒有律師簽字的辯護書是無效的。普林說道：「大人呀，你們是叫我們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把說過的話又重複一遍。最後開堂審訊，一來便對其中一個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冊子被判割去兩耳的刑罰。法官芬奇看著他說：「我過去以為普林先生沒有耳朵，不過現在看來他還是有耳朵的。」於是好幾個裁判官都仔細觀察他，法庭的糾察員為使法官們滿意，就拉起犯人的頭髮，露出兩耳來。他們看見普林的耳朵沒被割去就很不高興地責備他。普林說道：「我希望大人們不要見怪，我祈求上帝賜給你們耳朵，以便能聽見人民說話。」
最終，法院判決三人夾在頸手枷上示眾，並割去耳朵，罰款五千鎊，終身監禁。宣判那天，群眾如潮水般擠在犯人周圍，執刑的人要推開眾人，伯頓說：「讓他們來吧，不要驅逐他們，讓他們學學怎樣受苦吧。」執刑的人被這兩句話打動，果然不驅逐眾人了。一個婦女對伯頓說道：「先生，上帝可以用你這樣的訓示來使許多人悔改，重新回到上帝一邊。」他答道：「是啊，上帝能夠做到。」一個人獻給巴斯特威克一束鮮花，一隻蜜蜂落在花上。這個人說道：「你們看見這只可憐的蜜蜂了嗎？」普林說：「她找到這個地方來吸取花蜜，難道我們就不能從這裡吸取基督的蜜汁麼？」普林繼續說：「假如我們重視自己的自由，此時就不會站在這裡。今天，我們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把我們的自由交給這場事業。你們若是知道你們的自由被人侵犯得多深，知道你們被拋進了什麼時代，你們就會看看四周，就會知道你們的自由可以合法地伸展到什麼地方，並努力維護自由。」空中蕩漾著嚴肅的歡呼聲。
幾個月後，絞刑架的四周又出現同樣的場面，利爾伯恩正以同樣的罪名受類似的殘酷刑罰。受刑人的決心和人民大眾的熱情似乎更高漲了！利爾伯恩被綁在一輛車後，拖在威斯敏斯特的大街上。獄卒一面拖著他，一面鞭打他，他卻不停地激勵緊緊追在後面的群眾。他被枷在頸手枷上的時候還不斷說話，獄卒們不許他開口，便用東西塞住他的嘴。他隨即從衣袋裡取出幾本小冊子拋給人民，大家紛紛搶看小冊子，於是獄卒又捆上他的手。群眾不動了，靜寂無聲，剛才聽過他說話的人都不肯散開，一起凝視著他。有幾個法官站在窗口，好像在好奇他的毅力能堅持到什麼程度，但他的毅力勝過了他們的好奇心。
到目前為止，殉道者都是平民，並沒有什麼有錢有名的人。他們所持的意見多半都是宗教狂熱派的意見，這是人民大眾最歡迎的。人民為他們的勇敢表現而自豪，不久就開始責怪社會上層人士的怯懦和麻木。老百姓們說：「榮譽觀念從前多半是在頭上的，如今它好像得了痛風病，往腳下發展了。」其實並非如此，鄉間的貴族與紳士、高等市民的憤怒不亞於人民，不過他們看得更清楚，他們在等待可以一舉成功的機會來臨。這次的公眾呼聲鼓舞了他們，賦予他們自信。時機已經到了，全國人民已經被徹底調動起來，現在所差的只是知名的、穩健的、影響巨大的領袖們了。他們很快會起來抗爭，不是作為冒險家，也不僅僅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國人民的利益為己任。
白金漢郡有一個紳士名叫漢普登，他發出了全民抗爭的信號。在他之前，曾有過幾個人嘗試起義，但沒有成功。他們同他一樣，拒絕繳納以船捐為名的苛稅，要求將這個問題交付法庭審議，但法庭一直想方設法躲避此事。漢普登於1626年及1628年當選為反對黨議員，卻未曾招致宮廷的特別懷疑。自上次議會解散以來，他生活得很寧靜，有時住在鄉間，有時在英格蘭及蘇格蘭遊歷，無論到哪裡，他都仔細觀察當地的人心趨向，但從未表達自己的感情。他資產豐厚，行為檢點，從不炫耀豪富；他的態度滯重而單純，從不流露嚴厲；他以性格恬靜、平易近人著稱，鄰居們無不敬重他。他們都說他通情達理，反對現在通行的制度，既不是一個奉教到發狂的人，也不是一個喜歡作亂的人。所以該郡的法官們並不怕他，也不想傷害他。1636年，他們指派捐款時，只讓他捐出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其實是想輕易地放過他，而且希望避免這樣一個謹慎的人抗捐。漢普登不肯出捐，但他並不感情用事，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則，要求司法方面鄭重裁定國家有無權利抽此稅捐。他在監牢的時候也很安靜很沉默，只求將案子交付法官們審問。他說，他樂於用法律處置這個問題，希望國王也樂意這樣辦。國王最近才得到法官們的保證，說國家有需要的時候，這種稅捐可以合法地徵收，所以充滿自信的國王願意讓漢普登打這個官司。漢普登的律師們辦這個案件時和漢普登一樣審慎，說到國王和君權時都是畢恭畢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說，避免任何危險的原則，只以本國的法律和歷史為依據。律師中有位霍爾本先生，他說話的時候，有幾次暫停不往下說，而請求法庭饒恕他辯駁得太激烈，並請求法庭若是看見他超越禮貌及法律的範圍，要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師們也讚揚漢普登的溫和。這場官司在人民的憤慨聲中審了十三天，沒有人說民權辯護人感情衝動，更沒有人懷疑他們有任何反叛意圖。
漢普登的罪案於6月12日宣判，表決時只有四個法官投了有利於漢普登的票。國王聽到這個判決就暗自歡喜，認為這是專制的決定性勝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認為從此以後不用再指望法律會為他們主持公道了。其實查理並沒有任何自鳴得意的理由，人民雖然失去了希望，卻贏得了勇氣。人民一向是極度不滿的，但缺少團結力，以致未能行動一致；可這次判決一下來，包括鄉紳、市民、農民、商人、長老會等，總而言之全國人民無不覺得身受這個判決的損害。人人都在談論漢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表現出愛戴與驕傲，因為他的命運就是他們的行為典範，他的行為就是國人的光榮。宮廷的朋友及黨羽，都不敢說這場判決是合法的。法官們為自己辯解，幾乎到了公開承認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圖取得饒恕。比較溫和的市民表現出一片憂鬱的沉默；較為膽大的人則直言不諱地表達出他們的憤怒，以便在私下裡得到一點滿足。無論倫敦還是外省，不久就有許多滿腔怨憤的人找到了領導者，他們聚在一起來討論前途。各處都在制定措施，決定到必要時就聯合起來一致行動，相互支持。簡單地說，一個黨派已經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蓋自己，卻已得到全國的公認。國王與內閣仍在為他們最近的勝利慶賀，誰知他們的對手們已經找到起事的時機和行動方法了。
蘇格蘭的暴動
宣判漢普登罪名之後約一個月（7月23日），愛丁堡發生激烈的叛亂。這是因為國王突然要求大家採用一種新的禮拜儀式。自從查理登基以來，就效仿他的父親，以推翻蘇格蘭教會從加爾文教派借用的共和憲法、重建蘇格蘭主教制的光輝為己任。他們為達目的，用盡欺騙、暴力、威嚇、懷柔、賄賂等手段。有時迎合教士們的個人野心，升任他們為教會的高級人員和宮廷高官；有時利用小地主重視自身利益的心理，恢復他們的什一稅。這些做法雖然迂迴緩慢，卻在不斷向著目標前進。人民的驚慌與日俱增，國教的教士們繼續抵抗，於是政府禁止他們集會，並驅逐最大膽的傳道士。議會對此事稍顯遲疑，政府便干預選舉，禁止異議，甚至還偽造選票。蘇格蘭的教會，在鬥爭期間與英格蘭教會相似，逐漸受到一種等級制度與紀律的約束。這種制度尊重主教和國王的絕對權利，認為二者同樣神聖不可侵犯，具有絕對權威。1636年，這樣的工作好像已接近尾聲，主教們恢復了他們的宗教司法權，聖安得魯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擔任王國的大法官，羅斯主教（馬克斯韋爾）即將任財政部長，十四個主教中有九個做了樞密顧問官，而且在會議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查理和勞德認為已經大功告成，便不和教士、人民商討，硬將一套宗教法典和禮拜儀式強加於教會之上，以適應新的情況。
但是蘇格蘭的宗教改革與英格蘭不同。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是由國王發起，在大臣們的配合下完成的，蘇格蘭的宗教改革一開始便為輿論所贊成，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礙，然後自下而上進行改革。從一開始它就擁有相同的制度、地位和利益，黨徒們在長期的鬥爭中，學會抗拒強權，從而自己行使權力。蘇格蘭的傳教士們團結而堅強。他們在講道時勇敢地談論政治和宗教內容；他們在講壇上，對國王的大臣和本區的教民一視同仁。就在這樣一個學校裡，人民學會了大膽思考和大膽說話，他們認為宗教改革的勝利應該全部歸功於人民自己。因此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保衛宗教的獨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權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這些恰恰都是國王所反對的。在歷代國王登上英格蘭寶座，被賦予更重大的權威時，他們的勇氣便開始衰減，因此詹姆士才能成功反對長老會的教義與制度。國王們容易被人民馴服的外表所迷惑。在查理看來，蘇格蘭受到威嚇，就等於蘇格蘭臣服了，他自以為能夠破壞蘇格蘭民眾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蘇格蘭很有勢力，也只有在蘇格蘭，宗教改革才享有法定地位。至於蘇格蘭國王的權利，只有主教們才承認，而主教們也只有依靠國王才能勉強保住他們的地位。
查理要完成這件大事，需要改變公眾禮拜的儀式，然而就在新儀式進入愛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災難降臨了。幾個星期之內，地主、農民、市民、工匠等從王國的四面八方湧到愛丁堡，參與反對威脅到他們的新禮拜儀式。房舍與大街上擠滿了人，有些人在城牆下安營紮寨，人們包圍了樞密院大廳和地方自治局。主教們從街上走過，就遭到群眾的侮辱。人們寫了一篇控訴書，攻擊主教們的苛政和偶像崇拜，簽字的人包括教士、鄉紳、貴族。國王沒有答覆他們的控訴，命令送控訴書的人回家。一個月以後（11月5日），他們又來了，人數比以前更多。第二次沒有發生擾亂秩序的事，人民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級人士也參與其中。兩個星期後，正式的抵抗組織成立，從各階級的人中選出了一個高級委員會，受托辦理這件大事，各郡各鎮都有分會奉總會指示行動。暴動已經不見了，但只要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的政府一聲令下，暴動便會再度發生。
12月7日，查理終於與教士亞歷山大·亨德森和律師阿奇博爾德·約翰斯頓（即後來的沃裡斯頓勳爵）共同制定了這個被通稱為《盟約》的同盟規章，以此作為答覆，仍然堅持要遵行新的禮拜儀式，禁止請願者集會，違者以叛逆罪論處。蘇格蘭內閣奉命嚴守秘密，準備等到合適時機再宣佈國王的命令。不料，命令還未到蘇格蘭，起義的領導們已經知道內容了，他們立刻號召人民支持他們的代表。內閣為了搶先一步，立刻公佈了國王的命令內容（1638年2月19日）。有兩位貴族休姆和林賽勳爵，跟在國王的傳令官身後，命人以他們的名義公佈並張掛抗議書。凡是有人宣讀國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張掛人民的抗議書。起義的人們鬥志昂揚，決定結成嚴肅的同盟，藉以向全體人民宣告維護他們自己的權利、信條及願望。1638年3月1日《盟約》經巴爾默林諾、勞登和羅思修改並認定。《盟約》除了記載詳細的古老信仰，還表示正式拒絕新的宗教法律及其禮拜儀式，此外還有民眾聯合會的誓詞，誓願保衛君主、宗教以及國家的法律與自由。《盟約》一經提出，就受到人民的歡呼贊成，很快便傳到全國各地，甚至最偏僻的鄉村。鄉紳、教士、市民、工人、婦孺，成群結隊地聚集在教堂裡和大街上，宣誓一致服從《盟約》。甚至蘇格蘭高地的人們也為民族感情所激盪，暫時忘卻對國王的忠誠以及平時如何激烈反對低地，加入起義行動。不到六個星期，整個蘇格蘭都在《盟約》法令之下聯合起來了，只有政府僱用的人、幾千名天主教徒以及阿伯丁市拒絕參加。
這樣大膽的反抗使查理大驚失色，自己的旨意無法推行，他因此大發雷霆，決定動用武力。但宮廷還沒有作好準備，於是派漢密爾頓侯爵前往蘇格蘭安撫亂黨，給他們一些希望，但不用解決任何問題。1638年6月，兩萬誓約派人聚集在愛丁堡，舉行嚴肅的齋戒，前去會見漢密爾頓。七百名教士穿上教袍，站在道路兩旁的高處，在他走過的時候高唱聖歌。誓約派以此向侯爵顯示他們的力量。漢密爾頓有意表現出和解姿態，但誓約派們覺得他所建議的讓步欠缺誠意。他嘗試提出一個國王的《盟約》，以代替群眾的《盟約》，這個提議被誓約派人帶著嘲笑拒絕了。他往返於愛丁堡和倫敦好幾次，同誓約派進行了幾次會商都沒有取得進展。這年9月，他忽然接到國王命令，叫他同意亂黨所提出的全部條件——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應召開教會會議、召開議會、准許議會自由辯論一切問題、准許在議會裡彈劾主教們。蘇格蘭人聞訊，感到既高興又驚訝，但仍難以信任國王，而且國王方面找出各種借口取消了長期盟約，更令他們的懷疑加深。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召開了一個宗教大會，他們不久就看出，漢密爾頓的唯一目的只是阻撓他們繼續前進。儘管如此，大會仍舊進行，並設法傳訊主教們來受審。11月28日，漢密爾頓突然宣佈解散會議。他們同時聽說，查理正在準備戰爭，有一支軍隊是斯特拉福德設法在愛爾蘭招募的，正要乘船來蘇格蘭。漢密爾頓返回倫敦，但大會繼續召開，譴責國王頒行的所有新法，肯定《盟約》的權利，取消主教制。有幾個一直保持中立的貴族（其中包括以足智多謀聞名的阿蓋爾伯爵），現在公開擁護國民的主張。蘇格蘭商人到國外購買軍火武器，把《盟約》分送給在大陸當軍人的蘇格蘭人，一位軍官亞歷山大·萊斯利受邀回國，準備必要時統領起義軍。最後，蘇格蘭人民對英格蘭國民發出宣言（2月27日），將基督教同胞們的痛苦告訴他們，且駁斥了他們的公敵為抹黑他們而發出的一切誹謗誣陷。
宮廷收到這通宣言後，嗤笑暴亂分子的行為，說他們無理取鬧。大臣們認為唯一的麻煩只是需要屈尊同他們進行戰鬥。查理自己雖然是蘇格蘭人，卻仍深信英格蘭人一向憎惡蘇格蘭人，這將阻止誓約派人的控訴在南方人心中產生影響。但是，團結各國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雙方的界線。兩個王國之間很快建立起秘密通信，暴亂者的宣言傳到英國各地，群眾都在談論他們的疾苦和希望。不久後，蘇格蘭人獲得了朋友和支持者，他們遍佈倫敦及外省、陸軍甚至宮廷。當國王的軍隊開往蘇格蘭的時候，聽到過千百次謠言，這些謠言都是為了恐嚇軍隊而傳播的。有人很懇切地勸告部隊司令官埃塞克斯伯爵要小心提防，最好等援兵到來再前進。人們傳說敵軍比他們裝備精良，又有人說看見敵軍在離邊界不遠的某處，還有人說敵軍已佔領全部要塞，在英吉利軍隊到達前，貝裡克就將落入敵手。伯爵是一個忠誠可靠的軍人，雖然並不贊同宮廷的計劃，但仍繼續前進，毫無阻攔地走入貝裡克。不久他就發現，叛黨並不如傳說中那樣人數眾多、準備周全。但謠言還在傳播，讓人心神不寧。4月間，國王到了約克，那裡的軍心尤為不安。他到約克的時候，擺出炫目的盛大排場，還因皇家威儀不可抗拒的優勢而揚揚自得，以為這樣就能讓叛黨俯首稱臣、撤回原地了。蘇格蘭人曾以宣言打動英吉利人，查理便也想以大封建主的身份，號召王國中的貴族按照封建習俗，前來為他效力。他這樣做似乎是為了消除宣言的力量。
一群貴族與鄉紳，成群結隊地來到約克，就像參加節慶一樣。這樣的場面，讓查理的虛榮心得到很大滿足，但是環繞在他周圍的，都是陰謀、混亂與拒不聽令。在邊界上的蘇格蘭人與國王的士兵來往頻繁。查理要求貴族宣誓表示決不以任何借口與叛黨往來，有兩個貴族不肯宣誓，查理只是吩咐他們離開宮廷，卻不敢對他們採取什麼行動。霍蘭勳爵進入蘇格蘭境內，看見萊斯利把軍隊佈置得井井有條，便認為自己一方寡不敵眾，匆匆撤回了軍隊。查理這次出兵，受到許多人的懷疑，所以軍官們和戰士們都遲遲不肯開戰。蘇格蘭人深知敵情，就用溫和恭維的語氣，寫信給對方將領——埃塞克斯伯爵、阿倫德爾勳爵和霍蘭勳爵，表示完全信任英格蘭貴族和人民的善意，請他們居間調停，代求國王賜予蘇格蘭人公道與恩惠。不久，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後，他們就很謙恭地對國王上書，卻絲毫不放鬆他們的要求。查理本來就是一個沒有氣魄的人，便覺得左右為難，於是在6月11日召開會議。由於蘇格蘭人說話謙恭，查理的自尊心勉強得到滿足；勞德覺得危險就在眼前，心中不安，於是力勸國王和解。1639年6月18日，雙方在貝裡克簽訂和約，規定雙方都遣散軍隊，並於不久以後召開蘇格蘭議會和宗教大會，但並沒有任何清楚確切的條約能夠解決引起這次戰爭的分歧。
雙方都已料到，戰事不過是暫時中止。蘇格蘭遣散軍隊的時候，預發了軍官薪俸，吩咐他們作好隨時打仗的準備，而查理也開始秘密籌備另一支軍隊。一個月後，查理召斯特拉福德來倫敦，想當面向他咨詢軍事情況。斯特拉福德早就想到國王身邊當差了，只有這種地位才能滿足他掌握大權的野心和享受光榮的願望。他到達倫敦後，決心全力對付國王的敵人。他對蘇格蘭人表示輕蔑，認為最近的失敗完全是優柔寡斷所致。他發現宮中沸沸揚揚地鬧著無聊的陰謀。埃塞克斯伯爵受到冷落，儘管他仗打得很好，卻也只能心懷不滿地離開了。王后的寵臣企圖利用這個機會鞏固勢力，打擊勁敵。國王自己卻灰心喪氣，焦躁不安。因此沒過多久，斯特拉福德便不安起來，國王一直未能實施他的計劃，大臣們的陰謀開始指向他，他的仇人哈里·文爵士借助王后的勢力升為國務大臣。最初，群眾帶著焦慮的眼光看他入朝，不知他將怎樣運用權力，不久就聽說他慫恿國王使用最嚴厲的手段，人民於是咒罵他。事態越來越緊迫了。國王與蘇格蘭人為《貝裡克和約》條款內容的解釋而互相爭執。和約內容幾乎沒有一條寫成書面文字，查理有一張字據，說明和約的確切條件，卻被焚燬了。蘇格蘭的宗教會議和議會被國王的失信所激怒，同時受英吉利的朋友們所鼓舞，不但在他們的要求上寸步不讓，而且提出更大膽的要求。他們要求國王每三年必須召開一次議會，而且要擔保他們的選舉和言論自由。現在宮廷與內閣聽得最多的話就是「力圖侵犯權利」與「侵犯君權」。斯特拉福德說：「我很想給這些百姓們一頓鞭子，讓他們識趣一點。」於是國王決定打仗。但拿什麼來支持戰爭呢？國庫已經空了。有什麼新鮮動聽的戰爭理由可以爭取國人呢？國王自以為找到一個合法的理由。自從英國出事以來，紅衣大主教黎歇留不喜歡英吉利宮廷，常與蘇格蘭人有書信往來，他曾供給蘇格蘭人軍餉和軍火，並承諾如有需要，還將給予更多的協助。英吉利宮廷截留了主要誓約派黨人所寫的一封信，上書「敬呈國王」，那顯然是寫給法蘭西國王的求助信。查理與內閣深信，這樣求助於一個外國國王，在法律上已構成大逆不道之罪，會激起整個英格蘭的憤怒。有了這樣的自信，查理決定召集一個新議會。與此同時，斯特拉福德於1640年3月返回愛爾蘭，準備籌措軍餉和集結軍隊。
英國人聽說召集議員開會，都非常詫異，他們現在對一個合法的改革已不存什麼希望。但無論英國人心懷多大的不滿，暴力的計劃對他們而言仍然很陌生。只有少數奉異端的人，以及幾個做過新興黨派領袖的人，心存敵意，懷著更長遠的計劃。他們反抗政府，人民贊成和支持過他們，卻並不知道他們另有所圖。當初發生的許多動亂曾使高尚的市民懷疑，議會的感情用事不是很得體。他們雖未加責備，但常以惋惜的心情回憶：議員們說話太過尖銳，議論也過於激烈，而全體議員也曾答應將來要變得溫和一些。各選區的人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因此選出的平民代表都是反對宮廷的，他們決心要解除民間的疾苦。大多數議員都是愛好和平的公民，他們不曾答應為某個特定黨派出力，不喜歡匆忙魯莽的議決，他們決心不得罪國王，只進行不危及國家和平的改革。
1640年4月13日，議員們終於聚齊，議會開始。查理把蘇格蘭人呈送給法蘭西國王的信送給議會看，將蘇格蘭人的大逆不道大肆渲染了一番。他宣佈發動戰爭，並要求議會提供軍費。下議院不太重視這封信，好像這與他們目前專注的重大利益比起來，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這種見解得罪了國王，國王認為議員對這個爭執未免太漠不關心了。議會方面則抱怨，議長覲見國王的那一天，國王傲慢失敬，不合禮儀。他們的爭論不久就變得嚴重起來。國王要求先議決軍事供應，然後才考慮民間疾苦。這一點引發了長時間的討論，但並不激烈，大家注意力都十分集中，開會的時間也比以往長得多。有幾個沒什麼名氣的議員脫口說出幾句尖銳的話，立刻就有人制止他們；國王的幾個臣僕因其他方面受人敬重，他們所說的話，議員們也表示讚許。雖然如此，議會仍然很堅決地要求先解除民間疾苦，再議決供應問題。查理找上議院居間調停，貴族們議決先通過供應然後討論民間疾苦，要求與下議院開聯席會議，以便號召他們照此辦理。下議院願開聯席會議，同時議決說貴族院的議案侵犯了平民代表的權利，因為貴族們要等平民代表的供應議案依照慣例送到上院時，才能夠注意該案。皮姆、漢普登、聖約翰與其他議員，乘此機會煽動其他下議院議員。下議院議員們的情緒更加激動，幾乎失去耐心，儘管仍克制著自己，卻已決心維護各種權利。又過了些時候，國王竟然說，這次議會和前幾次一樣難以相處，國王很不愉快。1640年5月4日，他派人送信給下議院，若他們肯供給他十二筆款項，在三年內付清，他就同意以後不經議院允許絕不抽收船捐。這筆款項看起來數額巨大，貌似比王國之內全部錢財還要多。況且國王放棄抽船捐是很不充分的讓步，必須在原則上認定，無論何時抽收船稅統統是非法的。不過下議院並不想和國王完全鬧翻。事實證明，十二筆款項的數額遠沒有當初所說的那麼大。儘管他們反對耽誤解除民間疾苦的討論，但仍答應考慮國王的來信，以示他們的信用和忠誠。正當他們準備表決允許供給款項但數目還不確定時，大臣哈里·文爵士站起來說道，除非議會答應國王信上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則就不值得討論下去，因為國王決不肯接受更少的數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贊同哈里·文的發言。於是全場大驚，怒不可遏，即使最溫和的議員也憤憤不平。由於天色已晚，大家決定明天再討論這個議案。但是到了第二天，當下議院正要聚集的時候，國王卻傳他們到貴族院去，當場宣佈解散議會。也就是說，開會之後三個星期，議會就解散了。
當天傍晚，查理很懊悔。他說，人們向他做了不真實的報告，他從未授權哈里·文對議會宣佈，他一定要十二筆款項，少一點他都不接受。翌日，他還是很不安，就召集幾個有經驗的人來問是否可以收回解散的成命。他們認為這不可能。於是查理又在焦慮中回到專制。
4月4日，斯特拉福德從愛爾蘭回來。由於劇烈的痛風和胸膜炎的惡化，他行動不便，但他已從愛爾蘭議會得到了供應、武裝人員、貢獻和承諾，剛剛離開病榻，他就用慣有的精力與忠誠開始辦事。不到三個星期，在他個人的影響下，自願的捐獻源源不斷進入國庫，約達三千萬鎊，其中絕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給。此外，他們又運用勒借、船捐、專賣等手段搜刮來一筆款項，甚至有人提議鑄發成色較低的貨幣。對國王和他的臣僕們來說，國家需要成為不擇手段的全部理由。查理又開始對議員們進行迫害和報復。亨利·貝拉西斯和約翰·霍瑟姆兩位爵士，因為發言被監禁；布魯克勳爵的住宅被搜查；議員卡魯先生是負責核查民間所遞訴詞的委員會主席，由於拒絕交出委員會收受的訴詞，被監禁在倫敦塔裡。有幾個約克郡的鄉紳拒絕專橫的徵收，內閣要求嚴懲他們，斯特拉福德說道：「對待這些鄉紳們的唯一辦法，就是把他們關起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種不可避免的弊政會帶來什麼後果，但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忽視了一切顧忌和畏懼。他正將一種危險的情緒傳遞給國王、內閣和宮廷，這種情緒會導致人們看不清自己的真正處境。他又病倒了，病到幾乎要進墳墓了，不過身體的衰弱反而使他的意志更加堅定，他在幾乎還不能站起來的時候，就陪同國王去檢閱聚集在蘇格蘭邊界的軍隊，這是歸他統率的軍隊。
他在途中得知，8月18日，蘇格蘭軍隊在紐伯恩打敗了和他們初次遭遇的英格蘭軍隊；8月21日，蘇格蘭人進入英格蘭境內。當初講和時，蘇格蘭在倫敦的朋友和人民的領袖們締結了緊密的聯盟，這些英吉利人答應他們，若再開戰，將有一支人數很多的隊伍幫助他們。英吉利人甚至還派遣了一個使者手持空心手杖到蘇格蘭，內藏一件答應相助的公文。公文的末尾，有薩維爾勳爵（這件陰謀唯一露面的首領）偽造的六個英國最偉大貴族的簽名。薩維爾在英國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僅僅因為他對斯特拉福德恨之入骨，才會進行這樣膽大包天的陰謀。但是提前知道這個秘密的，可能還有幾個最真誠最有影響的愛國人士。他們並沒有錯估人民的意向。議會剛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開表現反戰情緒。倫敦張貼出許多告示，號召學徒們把此事的罪魁禍首勞德揪出來碎屍萬段。一群狂怒的人們攻打勞德的住宅，他只好逃到白廳躲藏；另一群人圍攻設在聖保羅大教堂的高等委員會法庭，他們高呼：「不要主教，不要高等委員會！」政府只能用暴力手段在各郡徵兵，許多人不惜自殘肢體來避免入伍，還有人自縊。那些沒有抵抗就服從命令入伍的人走在街上會被人羞辱，親友們都把他當作懦夫。一些軍官被認為有天主教徒的嫌疑，竟被士兵殺死。當英吉利軍隊與蘇格蘭軍隊遭遇的時候，不服從號令和私下發牢騷的現象倍增。蘇格蘭軍隊將《盟約》寫在大旗上，叫士兵們去聽講《聖經》，太陽一出來就可以聽見全軍朗朗的祈禱聲。英吉利軍隊看見這種情況，又聽說蘇格蘭對待英國人友好而熱情，英國兵心腸軟了，不久便轉為憤怒，咒罵這次瀆神的戰爭。蘇格蘭人到了泰恩河畔，他們並無敵意，只是請英兵准許他們渡河。一個英國哨兵開槍打他們，他們放幾炮答覆，一場行動開始了。英吉利軍隊幾乎立刻潰散，斯特拉福德只好率領軍隊回到約克。蘇格蘭人輕鬆佔領了在約克與兩國邊界之間的市鎮，如入無人之境。
從這時起，斯特拉福德已被自己打敗了。他努力調動士兵們的熱情，卻都毫無效果；他勉強向軍官們討好，卻遮掩不住自己的輕視和憤怒；他的嚴厲手段激怒了官兵，卻沒能嚇倒他們。不久就有幾郡的呈文到來，請求國王議和。沃頓和霍華德兩位勳爵，以自己的名義呈請議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們，交付軍事法庭，要將二人以協助叛亂的罪名論處。法庭一言不發，最後漢密爾頓對斯特拉福德說：「我的爵士，你宣佈這個判決的時候對士兵們有把握麼？」斯特拉福德好像忽然驚覺，渾身發抖，掉過頭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十分自傲，仍然不甘心放棄希望，他寫信給勞德說：「只要國王肯下命令，我就有本事叫蘇格蘭人用比他們過來時還要快的速度滾回去。」其實查理已經有意迴避他，就是害怕他建議時的那股勁頭。
現在這位國王深陷絕望之中，每天都在發生一些事情證實他的懦弱。國庫空虛，以前的籌款方法已不靈驗，士兵們成群結隊地嘩變逃亡，各地人民都生活在不安之中。在國王的身邊，又有許多人同蘇格蘭人暗通消息。蘇格蘭人行動謹慎，說話謙恭，對入侵之地秋毫無犯，對待俘虜更是仁慈。他們堅持說自己忠於國王，確實希望能夠換來和平的勝利。9月24日，貴族們集會，查理說他快要召開議會，想聽聽他們對付蘇格蘭人的意見。談判開始了。十六個傾向於民黨的貴族，奉命負責和敵方談判條款。首先一條就是規定兩軍停在原地不動，國王應該為兩方發軍餉，因此要求倫敦市借款二十萬鎊，貴族和國王共同保證不挪作他用。10月23日，雙方在裡彭草簽訂初步條款之後，查理急於回去陪王后，於是下令談判改在倫敦進行。此時議會也快要在倫敦召開，蘇格蘭的委員們也趕來倫敦，他們知道那裡有很多同盟者。英格蘭此時正在進行全國選舉，民情激昂。宮廷雖然很想操縱這次選舉，但徒勞無功，他們所挑的候選人沒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國王想讓托馬斯·加德納爵士充當下議院的議長，但是加德納連議員也沒選上。議會定於11月3日開幕。有人曾力勸勞德另定開會日期，因為這一天是個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於11月3日召開議會，結果開會時死了紅衣大主教沃爾西，閉會時許多寺院被毀。勞德沒有理會這些預言，因為他已感到疲憊，所以和國王一樣，輕率地將未來交給機運。當時，勝利者與失敗者都不曾猜到後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