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受敵的中歐變成了一個戰場。如果沒有那些職業軍人和封建管理，歐洲早已不復存在
現在我要講的是公元1000年時的歐洲的情況。當時的大多數歐洲人過著悲慘困頓的生活，商業凋敝，農事荒廢，以至於人們相信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預言。人們惶恐不安，爭先恐後地湧進修道院，為的是在末日審判到來的時候，自己正在虔誠地侍奉著上帝。
北歐人來了
不知什麼時候，日耳曼部落離開他們在亞洲的故鄉，向西遷移來到歐洲。憑著人多勢眾，他們強行闖入羅馬帝國，肆意推進，毀滅了龐大的西羅馬帝國。東羅馬之所以能夠倖免，是因為不在大遷徙的範圍之內，不過它也沒有能力延續羅馬古代繁榮的傳統。
在接下來的動亂時期（6、7世紀是歐洲歷史上真正的黑暗年代），日耳曼人接受傳教士們的耐心教導，皈依了基督教，承認羅馬主教為教皇，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9世紀，憑著出色的個人才能，查理曼大帝重振羅馬帝國昔日的雄風，把西歐大部分土地統一為一個國家。到10世紀，這個苦心經營的帝國不復存在。其西半部分成為一個單獨的王國——法蘭西，其東半部分依然是日耳曼民族神聖的羅馬帝國，其境內的各國統治者都聲稱自己是愷撒和奧古斯都的直系後裔。
不幸的是，法蘭西國王的權力並沒有延伸到皇家居住地的城堡之外，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則常常受到強大臣民出於自身利益的公開反對。
西歐的三角地帶經常受到三個方向的攻擊，這無疑增添人民的痛苦。南面是危險的伊斯蘭教徒，他們佔領著西班牙；西海岸常常受到北歐海盜的滋擾；毫無防衛能力的東部邊境除了喀爾巴阡山脈外，只能聽任匈奴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韃靼人的蹂躪。
太平盛世的羅馬時代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人們只能在夢中重溫這一去不返的「美好時光」。如今歐洲面臨的局勢是「不戰即死」。很自然，人們寧願拿起武器。出於環境的逼迫，公元1000年後的歐洲變成了一個大軍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但是國王和皇帝離得太遠，解不了燃眉之急。於是，邊疆居民（事實上，公元1000年的大部分歐洲地區都是邊疆）只能依靠自己，他們很願意成為國王的代表，由他派到邊陲地區做行政長官，只有他們才有能力保護臣民免遭外敵的侵害。
很快，歐洲中部誕生了許多的小公國，每一個國家根據不同的情形，分別由一位公爵、伯爵、男爵或主教大人進行統治。這些公爵、伯爵、男爵們統統宣誓效忠於「封邑」的國王（封邑為「feudum」，這也是封建制「feudal」一詞的由來），采邑作為他們效忠以及向國王納稅的交換條件。不過在那個交通不便、通訊聯繫不暢的年代，皇帝和國王的權威很難迅速到達他們屬地的所有角落，因此這些陛下任命的管理官員們享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權，而且這些小公國在他們自己的疆界內獲得了絕大多數原本屬於國王的大部分權力。
如果你以為11世紀的普通老百姓會反對這種管理體制的話，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他們支持封建制，因為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必須且非常實際的政治制度。他們的主人或領主通常居住在陡峭的巖壁頂端或高大堅固的石頭城堡裡面，或者四周環有深險的護城河。臣民們都可以看得見，這樣能給他們極大的安全感和信心。一旦危險來臨，臣民們可以躲進領主城堡的堅固高牆內避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想辦法住得接近城堡的原因，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許多歐洲的城市都是圍繞著一座封建城堡而發展起來的。
歐洲中世紀早期的騎士並不僅僅是一名職業軍人，他們還是那個時代的公務員、法官和警察。他們會緝拿強盜，保護小商販（他們就是11世紀的商人）的利益；他們保護大河的堤壩，以免鄉村被水淹沒（就像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在尼羅河谷的所作所為）；他們贊助走村串戶的行吟詩人，讓詩人們向目不識丁的居民們朗誦讚美大遷徙時代的戰爭英雄的史詩。此外，他們還保護著轄區內的教堂與修道院，儘管他們自己不會讀書寫字（在那個崇武時代，有文化的人會被認為是缺乏男子氣概），卻僱傭牧師為他們記賬，同時也登記發生在領地內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種他們認為是很重要的事情。
15世紀，國王們又重新強大起來，足以行使那些「神授」的特權了。這樣，封建騎士們喪失了原來的獨立王國，淪為普通鄉紳階層，因為他們不再符合時代的需要，並且很快就被時代所拋棄。但是，如果沒有「封建制度」，歐洲不可能安然度過那個黑暗年代。當然，如同今天存在許多壞人一樣，那時也有許多無恥的騎士。總的來講，12世紀和13世紀的鐵腕男爵大多數是些刻苦耐勞、工作勤奮的行政管理者，為社會的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那個年代，曾經照亮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世界的文化火炬，它的光芒已異常微弱，差點兒就要熄滅。如果沒有騎士及他的好朋友僧侶，歐洲文明就會完全消失，人類就不得不回到擇穴而居、茹毛飲血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