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進程猶如一個巨大的鐘擺，它不斷地前後擺動。人們在文藝復興時期對藝術與文學的熱愛及對宗教的淡漠，在隨後所經歷的宗教改革中，人們卻表現出對藝術與文學的淡漠及對宗教的熱愛
你們應當聽說過宗教改革。一聽到這個名詞，你肯定想到的是一些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清教徒。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們漂洋過海，在新大陸開闢了一番新天地。隨著歲月的流逝，特別是在我們新教的國家裡，宗教改革逐漸變成了「思想自由」的代名詞。在這個進步運動中，馬丁·路德被視為先鋒和領袖。不過，歷史並非由一系列對於我們光榮祖先的溢美之詞而組成的。用德國歷史學家朗克的話來說，人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那麼我們會用一種全新的理念去看待過去的歷史。
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少有事情是絕對好或者絕對壞的，好壞只是相對而言的，世界也並不是黑白分明的。作為一個誠實的編年史家，他的責任就是要對每一歷史事件的好與壞進行真實的描述。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好惡。不過，我們應當竭盡全力，盡量做到公平理性地判斷事物，不要讓自己的偏見過分地影響我們。
就拿我自己為例。我成長的國家是一個崇拜新教的國家，並且新教氣氛異常濃厚。在我12歲之前，我從未見過一個天主教徒，所以當我後來遇見他們，和他們打交道時，便覺得很不習慣，心裡有些不安。我聽說過成千上萬的新教徒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極端殘酷的懲罰，他們有的被絞死、有的被燒死、有的甚至被五馬分屍，那是當時的阿爾巴大公為懲罰信仰路德教派和加爾文教派的荷蘭異端們所採取的極端手段。這些恐怖故事在我眼裡既真實又切身。它們好像就發生在幾天前，並且它們完全有可能再次重演。我想像著另一個聖巴瑟洛繆之夜（這天晚上法國天主教徒對新教徒進行了大屠殺），瘦小可憐的我會在睡衣的包裹中被殺害，我的屍體被拋出窗外，就像尊貴的柯利尼將軍所遭遇的那樣。
很久以後，我在一個天主教的國家生活了一段時間。我發現居住在那兒的人們不僅更友善、更寬容，和我以前國家的同胞們一樣充滿了智慧。更讓我吃驚的是，我開始發現在宗教改革中，天主教和新教的理由一樣充分。
不過，那些16世紀和17世紀的善良人們，他們親身經歷了宗教改革動盪時期，因此不可能像我們這樣冷靜地看待問題。他們總認為自己永遠是正確的，而他們的敵人永遠是邪惡的。在要麼絞死別人，要麼被別人絞死。這個問題上，當然，人人都選擇絞死別人。這只不過是人的本性，也不會因此受罪惡感的折磨。
讓我們看一眼公元1500年的世界，這是一個很容易記住的年份。在這一年，查理五世降生了。此時，中世紀的封建混亂的局面逐漸讓位於幾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國。所有的君主中，最有權勢的君主是查理大帝，不過當時他還是睡在搖籃中的嬰兒。查理大帝出生於一個顯赫的家族，他是西班牙的斐迪南與伊莎貝拉的外孫，同時又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後一位中世紀騎士馬克西米安和勇敢者查理的女兒瑪麗的孫子。查理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大公，在成功地擊敗法國後，被獨立的瑞士農民所殺。所以說查理大帝在很小的時候就繼承了世界地圖上的大部分土地。它們全是他在德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和姑媽們留給他的，還有他們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在命運之神的操縱之下，查理出生在根特的那座德國人不久前入侵比利時時用作監獄的弗蘭得斯城堡中，這位既是西班牙國王又是德意志皇帝的君主，他本人接受的卻是弗蘭芒人的教育。
這位可憐的人很早就失去了父親（有人說他是被毒死的，但這種傳說從來沒有得到證實），他的母親也瘋了（她帶著丈夫的棺材，在自己的領土上四處旅行）。小查理是在姑媽瑪格麗特的嚴厲管教下成長的。長大之後，查理成了一個地道的弗蘭芒人，毫無選擇地統治著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以及100多個大大小小陌生的民族。他是天主教會忠實的孩子，卻極其厭惡宗教的不寬容。從小到大，查理一直是一個懶散怠惰的人，但是當這個世界處於一片宗教狂熱和喧囂聲中的時候，命運之神注定要由他來統治這個世界。他不得安寧，總是急匆匆地從馬德里趕往因斯布魯克，又從布魯日奔赴維也納。他熱愛和平，嚮往安寧，可他的一生都處於戰亂之中。在他55歲的時候，他對人類產生了懷疑，對人類的仇恨和愚昧感到極其厭惡。3年之後，他在精疲力竭與極度失望中孤獨地死去。
關於查理大帝就講這些。當時世界的第二大勢力——教會又是怎樣的狀況呢？從中世紀早期開始，教會致力於征服異教徒，告訴他們虔誠正直的生活會有什麼好處。教會逐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教會變得極其富有了。教皇不再是一群卑微的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在寬大豪華的宮殿裡，身邊圍繞著一大群藝術家、音樂家和著名文人。大大小小的教堂中繪滿了各種各樣的嶄新的聖像，這些畫像看上去像希臘諸神，然而這一切看上去都沒有必要。教皇把自己的時間不均衡地分佈在國家事務和藝術上。國家事務大概只佔用了他10％的時間，其餘90％的時間都花在欣賞古羅馬雕塑，研究新出土的古希臘花瓶，設計新的夏宮，以及一出新戲的綵排上面。大主教和紅衣主教們爭相以教皇為榜樣，而主教們又努力模仿大主教。只有鄉村地區的教士依然保持著他們忠誠的職責。他們盡力與世俗世界的邪惡以及對美和享樂的異端追求保持著遠遠的距離。他們小心翼翼地遠離那些腐化墮落的修道院，因為那裡的僧侶們似乎忘記了自己應該過簡樸、貧窮生活的誓言。他們只要不製造出過分的公眾醜聞，就憑著自己的膽子盡情享樂。
最後，讓我們看看一般的老百姓。他們的狀況比過去好多了，他們更加富有了，住的房子也比以前寬敞舒適了，他們的孩子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們的城市也比以前更加漂亮整潔，他們手中的武器也使得他們能夠與老對手——強盜對抗了，在過去的幾百年裡，那些強盜隨意對他們辛辛苦苦的生意課以重稅。
關於宗教改革的主角們，我就講這些。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文藝復興對歐洲所產生的影響，然後你就能理解，學術與文藝的復興之後，為什麼會是新一輪的宗教復興。文藝復興起源於意大利，並傳播到法國，可它在西班牙並不是很成功，因為同摩爾人之間進行的長達500年的戰爭使得人們變得心胸狹隘並且對宗教事務變得十分狂熱。雖然文藝復興波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可一旦越過阿爾卑斯山，情形就發生了變化。
北歐人與南歐人所處的地理環境完全不同，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截然不同。意大利人生活在戶外陽光燦爛的遼闊的天空下，到處都是歡樂和歌聲。德國人、荷蘭人、英國人和瑞典人，他們大部分時間待在家裡，靜聽雨水拍打他們舒適的小房間緊閉的窗戶。這種單調的聲音使他們不苟言笑，以嚴肅的態度對待每一件事。他們時刻想到自己不朽的靈魂，而且不喜歡拿他們認為是神聖莊嚴的東西開玩笑。他們只是對文藝復興中「人文主義」的內容，包括書籍、關於古代作者的研究、語法和課本感興趣。但文藝復興運動在意大利的主要成果之一，即全面地恢復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異教文明，卻使他們感到惶恐不安。
然而，教皇和紅衣主教基本上都是由意大利人組成的。他們把教會變成了一個輕鬆愉快的俱樂部，在那裡，他們優雅地談論著藝術、音樂和戲劇，卻少有提及信仰的問題。所以，個性嚴謹的北方人與高雅文明、但對信仰淡然處之的南方人之間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痕，但是似乎沒人意識到這會給教會帶來多大的威脅。
路德翻譯《聖經》
還有幾個次要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宗教改革發生在德國而不是英國或者瑞典。德國人與羅馬人之間結有宿怨，皇帝與教皇之間永不停息的爭吵和戰爭引起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仇恨。在其他歐洲國家，政權牢牢掌控在一個強有力的國王手中，統治者常常能夠保護自己的臣民免遭貪婪教士的迫害。而在德國，一個傀儡皇帝統治著一大幫蠢蠢欲動的小封建主，這種政治局面使得善良的市民更加直接地受到主教和教士的擺佈。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們有一個癖好，就是興建宏偉豪華的大教堂，而他們手下的高僧們為滿足教皇的心願，便變本加厲地聚斂錢財。德國人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搜刮，對此他們極端反感。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極少提到的事實。德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在北歐，圖書十分便宜，《聖經》也不再是只能被教士們擁有與解釋的神秘手抄本，它在通曉拉丁文的家庭中成了許多父親和孩子們的必備書本，普通人都可以直接閱讀《聖經》。這原來是違反教會法律的事情，可現在全家人都開始讀起來了。人們發現，原來教士們告訴他們的很多事情與《聖經》中的原文有很多的不同。這就引起了懷疑，問題不斷地被提出來，要是得不到適當的解答，就會引起很大的麻煩。
於是，當這些北方的人文主義者向他們曾經敬仰的僧侶們開火時，進攻就開始了。在他們內心深處，仍然對教皇懷有深深的尊重和敬畏，不敢將矛頭直接指向這位最神聖的人物。至於那些懶惰無知的僧侶們，那些舒舒服服躲在富得流油的修道院高牆之後的寄生蟲們，就成了他們難得的嘲諷和戲弄的對象。
不可思議的是，這場戰爭的領袖居然是基督教會的忠實教徒。此人名為傑拉德·傑拉德佐，人們通常稱他「渴望的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貧窮的孩子，生於荷蘭的鹿特丹。曾經就讀於德文特的一家拉丁語學校，好兄弟托馬斯是他的校友。埃拉斯穆斯畢業後成為一名教士，並在修道院住過一段時間。他周遊了許多地方，將自己的旅途見聞寫成了遊記。當埃拉斯穆斯開始其作為一名暢銷小手冊作家（在現代，他會被稱為社論作家）的生涯時，全世界都被一本名為《一個無名小輩的來信》的手冊裡一系列詼諧幽默的匿名書信給逗樂了。在這些作品中，他將中世紀末僧侶中普遍瀰漫的愚蠢與自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採用的是一種古怪的德語混合拉丁語的打油詩形式給予揭露。埃拉斯穆斯的知識非常豐富，還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他對《新約》的希臘原文進行了校訂並把它翻譯成拉丁文，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本拉丁文《新約》的可靠版本。他和古羅馬詩人賀拉斯一樣堅信，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唇邊帶著微笑來陳述真理」。
1500年，埃拉斯穆斯去英國拜訪了托馬斯·摩爾爵士，在此期間，他寫作了一本妙趣橫生的小冊子，名為《愚人頌》。他在書中運用了世界上最危險的武器——幽默攻擊了僧侶以及他們盲目的追隨者們。這本小冊子成為16世紀最暢銷的書，它廣為流傳，幾乎在所有的國家裡都有它的譯本。這樣，埃拉斯穆斯的其他著作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在作品中提倡對教會的諸多陋習進行改革，呼籲其他的人文主義者與他一道，參與到復興基督信仰的偉大任務中。
不過埃拉斯穆斯提出的這些美妙計劃並沒有實現。由於他對待事物的方式過於理性，也過於寬容，無法取悅那些心急火燎的教會敵人們。人們期待著一位天性更強悍、更果斷的人物來做他們的領袖。他來了，他的名字就叫馬丁·路德。
路德是德國北部的一個非常勇敢的農民，擁有一流的才智。他上過學，是埃爾福特大學的文學碩士。後來，他是朵名沃會的重要成員之一。爾後，他到維滕堡神學院擔任了大學教授，開始向那些冷淡的農家子弟解釋《聖經》的道理。在業餘時間裡，他研究了《新舊約全書》的原文，很快他就發現，教皇和主教們所講的話與基督本人的訓示，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1511年，路德因公來到羅馬。這一年，波吉亞家族的亞歷山大六世，這位曾為子女的利益聚斂大量錢財的教皇已經去世。朱利葉斯二世繼承了教皇的位置。此人在個人品格上無可挑剔，可他卻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打仗和大興土木上，所以他的虔誠並沒有給這位頭腦嚴肅的德國神學家路德留下什麼印象。路德非常失望地返回維滕堡，但更為糟糕的事隨之而來。
朱利葉斯教皇曾經希望他無辜的繼承者修建宏偉壯觀的聖彼得大教堂，龐大的工程剛開工不久就需要修繕了。亞歷山大六世已經花光了教皇國庫中的最後一分錢，1513年接任朱利葉斯的利奧十世，處在了破產的邊緣。他不得已恢復了一項古老的做法，以籌得急需的資金。他開始銷售「贖罪券」。所謂「贖罪券」，其實就是一張羊皮紙，是人們用一筆錢換回來的一張承諾書，它允諾為罪人縮短他本應待在煉獄裡贖罪的時間。根據中世紀晚期的教義，這樣做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既然教會有能力赦免那些死前真心懺悔的罪人，那當然也有權力通過祈禱，縮短靈魂待在陰暗的煉獄裡贖罪的時間。
很不幸的是，這些贖罪券要人們用錢來購買。但對教會而言，這樣做確實是一條增加收入的輕鬆途徑，另外，實在太窮的人也可以免費領取贖罪券。
事情發生在1517年。當時，一位名為約翰·特茲爾的朵名沃會僧侶壟斷了薩克森地區的贖罪券銷售權。約翰是一位擅長強買強賣的推銷員。說實話，他斂財的心情太過於急切了。他的商業手法惹怒了這個小公國虔誠的信徒們。路德是一個異常誠實的人，盛怒之下，他做出了一件魯莽的事情。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薩克森宮廷教堂的門上貼上自己事先寫好的95條宣言（或論點），猛烈抨擊銷售贖罪券的做法。這些宣言全部是用拉丁文寫成的，普通老百姓並不能理解。路德不是一個革命者，他也無意製造一場騷亂，他只是反對贖罪券這一制度，他想讓他的神職同事們知道他對他們的看法。這原來只是教士和教授們之間的私事，路德並未打算煽動起世俗老百姓對於教會的成見。
很不幸的是，在那樣一個敏感的時刻，全世界都開始對宗教事務十分感興趣。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心平氣和地討論任何宗教問題而不立即引起嚴重的精神騷動是不可能的。不到兩個月，整個歐洲都在討論這個薩克森僧侶的95條宣言。每一個人都必須選擇自己的立場，支持或反對路德。每一個毫不起眼的神學人員都必須發表自己的主張。教會權威們大為震驚，命令這位維滕堡的神學教授前往羅馬，向他們解釋自己的行為。聰明的路德很快記起了胡斯被處火刑的下場，拒不前往，結果，羅馬教會開除了他的教籍。當著支持他的公眾的面，路德焚燬了教皇的敕令。從這時候起，路德和教皇之間便不可能再有和平了。
也許路德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成了一大群對羅馬教會心懷不滿的基督徒的領袖。在德國，許多像烏利奇·馮·胡頓這樣的愛國者都趕去保護他。維滕堡、厄爾福特和萊比錫大學的學生們提出，如果當局試圖囚禁他，他們一定會誓死保護他。薩克森選帝侯（指那些擁有選舉德意志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力的諸侯）向群情激奮的青年們保證，只要路德呆在薩克森的土地，就沒有人能傷害他。
所有的這一切都發生在1520年。此時，查理五世已年滿20歲了。作為統治半個世界的君主，他不得不與教皇保持良好的關係。他發佈命令，在萊茵河畔的沃爾姆斯召開一次公眾大會，命令路德必須出席，並對自己的怪異的行為作出解釋。這時的路德在德國已經成為他們的民族英雄，他慨然前往。在會上，路德拒絕收回他寫過或說過的一切。他的良心只受上帝意志的支配，他願意為他的良心而付出一切，乃至生命。
經過審慎的協商，沃爾姆斯會議宣佈路德是上帝與人民的罪人，禁止所有的德國人給他提供庇護和飲食，並且禁止閱讀這個異端分子所寫的一切書籍，哪怕一個字都不允許，但是這位偉大的改革家卻平安無事。對於德國北部的大多數人來說，沃爾姆斯敕令是一項令人憤怒的蠻橫文件，應該受到斷然唾棄。為了更好地保護路德，人們把他隱藏到維滕堡的薩克森選帝侯的一座城堡裡面。在那裡，他把《聖經》都譯成德語，使所有人都有機會親自閱讀並自己領悟上帝的箴言，得到抗拒教皇的力量。
到了這個時候，宗教改革便不可能再是信仰和宗教的事情了。那些憎惡現代大教堂之美的人們利用這個動盪的機會，攻擊並毀壞了他們不喜歡也不懂的教堂建築。窮困潦倒的騎士們想強佔原屬修道院的土地以彌補過去的損失。居心叵測的王公貴族趁皇帝不在，迅速擴張自己的勢力。在半瘋癲的煽動者的領導下，飢寒交迫的農民趁著時局的混亂，進攻他們主人的城堡，並以舊日十字軍的瘋狂熱情進行燒殺搶掠。
整個帝國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一些王公變成了新教徒（追隨路德的「抗議者」），他們迫害轄區內的天主教徒。另一些王公依然是天主教徒，便絞盡腦汁地要絞死那些新教徒。1526年，在德國召開了斯貝雅會議，試圖規範臣民的宗教信仰問題，會議宣佈了一條法令，即「所有臣民必須信奉其領主所屬的教派」。這項命令把德國變成了一盤散沙，成百上千個信仰不同的小公國和小侯國相互敵對，彼此征伐，造成了在今後的幾百年裡政治上得不到正常發展的局面。
1546年2月，路德去世了。他的遺體被安葬在29年前他發出著名的反對贖罪券銷售呼籲的維滕堡的宮廷教堂裡。在短短不到30年的時間裡，文藝復興時期的淡漠宗教、追求幽默與嘲諷的世界，已完全被宗教改革時期的充斥著討論、爭吵、謾罵、辯論的宗教狂熱世界給替代了。多年以來，教皇們賴以生存的精神帝國突然之間便土崩瓦解了。整個西歐再度成了一個戰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為了弘揚各自的某些神學教條，展開了難以想像的大廝殺。對我們現代人來說，這些神學教義之深奧難解，簡直就像伊特拉斯坎人留下的神秘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