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們對民族獨立的熱情如此強烈，根本無法壓制。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維也納會議的反動政策。緊隨其後的是希臘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許多歐洲弱小民族，為19世紀譜寫了許多獨立戰爭的篇章
有人也許會說：「如果維也納會議採取了這樣那樣的行動，而非採用那樣這樣的決策，那麼19世紀的歐洲歷史就會是完全不同的。」也許吧，但這種說法是毫無意義的。出席維也納會議的人們剛剛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對過去20年的恐怖與無休止的戰爭記憶猶新。他們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確保歐洲的「和平與穩定」，而且他們認為這是歐洲人民最想要的。這些人就是我們所說的「反動人士」。他們自以為是地認為人民大眾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們試圖對歐洲版圖重新劃分，並想以此來保證最大可能的永久的成功。雖然他們最終失敗了，但並非是因為他們用心險惡。總的說來，他們是沉湎於對平靜的青年時代的幸福日子的回憶中的守舊派，盼望著重回「過去的好時光」。可他們沒有意識到，許多革命的思想已經在歐洲人民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來。這是一種不幸，但還算不上罪惡。法國革命將一件事情不僅教給了歐洲，同時也教給了美洲，人們開始認識到，世界人民必須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權。
拿破侖從未敬畏過任何事，也沒有尊重過任何人，所以在對待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方面，他顯得極其粗暴。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將領宣揚這樣一種新理論：「民族性既不是一個政治邊界問題，也不是圓顱骨或闊鼻樑的問題，而是一種發自內心和靈魂的情感問題。」在他們教育法國的孩子們說法蘭西民族偉大時，也鼓勵西班牙人、荷蘭人、意大利人做同樣的事情。很快，這些盧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優越天性的人們便開始向過去挖掘，並在封建城堡的廢墟下發現他們偉大種族的遺骸，並認為自己是他們軟弱的後裔。
19世紀上半期是一個充滿偉大歷史發現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都忙著出版中世紀的憲章和中世紀初期的編年史，結果在每一個國家都引發了對自己古老祖國新的自豪感。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的錯誤解釋之上。不過在現實政治中，事實真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願不願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數國家，國王和人民都對他們祖先的榮譽和聲望堅信不疑。
可維也納會議沒有打算感情用事。大人物們以幾個王朝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重新劃分了歐洲版圖，並且將「民族感情」與其他危險的「法國思想」統統列入了禁書名單。
不過，任何會議都不能逃脫遭受歷史辛辣嘲諷的命運，維也納會議也不例外。出於某種原因（它可能是一條歷史法則，至今還未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重視），「民族」對於人類社會的穩步發展似乎是十分有用的。任何阻擋這股潮流的嘗試，就像梅特涅試圖阻止人們自由思考一樣，必然遭到失敗。
很奇怪的是，民族獨立的大火竟然是在遠離歐洲的南美開始點燃的。西班牙由於深陷拿破侖戰爭的泥沼，為其在南美大陸的殖民地創造了一段相對獨立的美好時光。後來西班牙國王淪為拿破侖的階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對他忠心耿耿。當1808年約瑟夫·波拿巴被其兄任命為西班牙新國王時，人民拒絕承認他。
事實上，唯一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發生劇烈動盪的南美殖民地是哥倫布第一次航行所到達的海地島。1791年，法蘭西議會突然迸發出博愛與兄弟之情，宣佈給予海地的黑人兄弟迄今為止為他們的白種主人享有的一切權利。但很快，他們就出爾反爾，宣佈收回先前的承諾，這導致海地黑人領袖杜桑維爾與拿破侖的內弟勒克萊爾將軍之間爆發了一場持久的可怕戰爭。1801年，杜桑維爾應邀和勒克萊爾見面，商討和平的問題。法國人鄭重向他保證，絕不加害於他。杜桑維爾相信了他的白人對手，結果被帶上一艘法國軍艦，不久之後就死在一所法國的監獄中。可海地黑人最終贏得了獨立，並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國。順便說一下，當第一位偉大的南美愛國者試圖將自己的國家從西班牙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海地黑人曾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1783年，西蒙·玻利瓦爾生於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城，他曾在西班牙求學。在大革命時代，他訪問過巴黎，對法國當局的統治政策有一定的瞭解。在美國居住一段時間後，玻利瓦爾就回國了。當時，委內瑞拉人民對母國西班牙的不滿情緒四處蔓延，要求民族解放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1811年，委內瑞拉正式宣佈脫離西班牙獨立，玻利瓦爾是革命領袖之一。遺憾的是，不到兩個月，起義失敗了，玻利瓦爾被迫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在此後的5年裡，玻利瓦爾為這項前途並不光明的偉大事業付出了一切。他將自己的全部財產捐獻給革命。不過，若非得到海地總統的援助，他的最後一次遠征是不可能獲得勝利的。於是，爭取獨立的起義烈火迅速蔓延到整個南美大陸，很快西班牙發現如果沒有援助，它不可能鎮壓這場叛亂。於是，它急忙向神聖同盟求助。
這一形勢使英國深感憂慮。如今，英國的船主已經取代了荷蘭，成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運商。他們正急切期盼著從南美人的獨立浪潮中狠賺一把。因此，英國人希望美國能夠從中干預。可是美國參議院並沒有制訂這樣的計劃，就是在眾議院裡，也有很多人反對干涉西班牙的事務。
恰逢此時，英國內閣更迭。輝格黨下台，托利黨人上台組閣。精明幹練、善用外交手腕的喬治·坎寧當選國務大臣。他發出暗示，只要美國政府願意出面反對「神聖同盟」鎮壓南美殖民地起義的計劃，那麼英國很樂意用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來支持美國政府。這樣，在1823年12月2日，門羅總統對議會發表了著名的宣言：「任何同盟國想要在西半球的任何部分擴張勢力的行為，將被美國視為對自身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他還進一步警告說，「美國政府將把神聖同盟的企圖當作是對美國不懷好意的具體表現」。四個星期以後，「門羅主義」的全文在英國報紙上刊登了，這就迫使神聖同盟的成員們在幫助西班牙與得罪美國之間作出選擇。
梅特涅猶豫了。從個人來說，他願意去冒險得罪美國人（自1812年失敗的美英戰爭後，美國的陸海軍一直軍備懈怠），不過坎寧滿含威脅的態度以及歐洲大陸自身存在的麻煩使他不得不小心謹慎。於是，遠征被迫擱淺，南美及墨西哥最終獲得了獨立。
至於在歐洲大陸，動亂則來得更加猛烈。1820年，神聖同盟派遣法國軍隊進入西班牙，充當和平衛士。不久之後，當意大利的「燒炭黨」（燒炭工人的秘密會社）為建立統一的意大利大造聲勢，並最終發動了一場反抗那不勒斯的統治者斐迪南的起義時，奧地利軍隊開進了意大利，執行同樣的「和平衛士」的命令。
此時，俄羅斯也傳出了壞消息。亞歷山大沙皇的去世引發了聖彼得堡革命的爆發。因為起義發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稱為「十二月革命」。這場短暫的流血鬥爭最後導致許多優秀的愛國者被絞死或流放西伯利亞。他們是亞歷山大晚年的反動分子的眼中釘，因為他們竟想在俄羅斯建立一個立憲政府。
更糟糕的情況接踵而至。在艾克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萊巴赫，最後在維羅納，梅特涅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試探是否能夠確保歐洲各君主國繼續對他支持。各國的代表們一如既往地準時到達這些風景宜人的海濱勝地（這裡是奧地利首相經常度夏的地方），共商「穩定」歐洲的大計。他們異口同聲地承諾全力鎮壓起義，可每個人都顯得有些底氣不足。人民的情緒開始變得越來越躁動不安，尤其以法國為最，國王的寶座已經搖搖欲墜。
可是，真正的麻煩是從巴爾幹半島開始的，這裡自古以來就是大陸的入侵者進入西歐的門戶。騷亂首先爆發在摩爾達維亞。該地原為古羅馬的達契亞行省，於3世紀脫離了羅馬帝國。從那以後，摩爾達維亞就是一塊迷失的土地，就像是亞特蘭帝斯洲（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中的島嶼）。當地人民仍舊講古羅馬語言，稱自己為羅馬人，稱他們的國家為羅馬尼亞。1821年，一位年輕的希臘人亞歷山大·伊普息蘭迪王子發動了一場反抗土耳其人的起義。他告訴自己的追隨者，他們能夠得到俄國的支持。梅特涅獲悉後，立刻派特使風塵僕僕地趕往聖彼得堡，用「和平與穩定」的理論說服了沙皇，最終拒絕對羅馬尼亞人施以援手。伊普息蘭迪被迫逃亡奧地利，並在那裡度過了7年的監獄生活。
在1821年這個多事之秋，同年，希臘也發生了暴動。從1815年開始，一個秘密的希臘愛國者組織就一直為暴動作準備。他們出其不意地在摩裡亞（古伯羅奔尼撒）先發制人，趕走了當地的土耳其駐軍。接著，土耳其人以慣常的方式進行反擊。他們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臘大主教，他是許多希臘和俄羅斯人心目中的教皇。1821年的復活節，土耳其人把希臘大主教處以絞刑，同時被處死的還有多位東正教主教。希臘人則返回了摩裡亞半島首府特裡波利，屠殺了那裡所有的伊斯蘭教徒。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襲擊了希俄斯島，屠殺了那裡2.5萬名基督徒，並將4.5萬人賣到亞洲與埃及去做奴隸。
希臘人向歐洲各國宮廷發出了求援的呼聲，但是梅特涅卻說希臘人的壞話，稱他們是「自作自受」（在此我並非使用雙關語，而是直接引用那位殿下的原話，他對沙皇說：「暴亂的烈火應該任其在文明的範圍外自行熄滅」）。於是，歐洲通往希臘的邊界被關閉，阻止各國的志願者去援救為自由而戰的希臘人民。在土耳其人的要求下，一支埃及部隊登陸摩裡亞。不久之後，土耳其的國旗又飄揚在雅典的古老堡壘——雅典衛城的上空。隨即，埃及軍隊以「土耳其方式」平定了這個國家。梅特涅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以為這「破壞歐洲和平的企圖」很快就會成為陳芝麻爛谷子的事。
梅特涅的計劃再一次因英國人從中作梗而流產。英格蘭最偉大之處並不在於它龐大的殖民地、令人羨慕的財富或者它天下無敵的強大海軍，而是它數之不盡的獨立市民以及他們心中根深蒂固的英雄主義情結。英國人向來遵紀守法，因為他們明白尊重他人的權利是文明社會與野蠻社會的根本區別。因此，他們從不違法亂紀，不過，他們也拒絕他人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們認為政府在某件事情上做錯了，他們就會挺身而出，大聲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他們所指責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們，並會全力保護他們免遭暴徒的迫害。自蘇格拉底時代開始，大眾便熱衷於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氣上超群的人。只要世界上存在著某項正義的事業，無論距離多麼遙遠，無論多麼不受人歡迎，總會有一群英國人成為這項事業的熱切支持者。總的來說，英國民眾與生活在其他國家的民眾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是現實主義者，為日常生計忙碌奔波，很少將時間和精力花在「不切實際的冒險活動」上。不過對那些敢於拋下一切去為亞洲或非洲的窮苦百姓而不惜犧牲一切的「古怪」鄰居，雖然他們不能理解，但會抱以相當的敬慕。若這個鄰居不幸戰死異鄉，他們會為他舉行莊嚴盛大的公共葬禮，並以他英勇的騎士精神作為榜樣來教育孩子們。
門羅主義
即使是神聖同盟無所不在的密探對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也無計可施。1824年，偉大的拜倫勳爵揚起帆船的風帆，駛往南方去增援希臘人民。這位年輕的英國富家子弟曾以自己澎湃的詩歌讓全歐洲人為之熱淚盈眶。3個月後，消息傳遍了整個歐洲：他們的英雄死了，死在了邁索隆吉這最後一塊希臘營地。英雄拜倫的壯烈犧牲，喚醒了歐洲人的激情與想像力。在整個歐洲，各個國家都自發成立了援助希臘人的團體。美國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國為希臘人的自由事業大聲疾呼。巴伐利亞國王派遣了數百名官兵前往希臘。救濟金和補給源源不斷地運到邁索隆吉，支援那裡正在忍饑受餓的起義英雄們。
在英國，喬治·坎寧挫敗神聖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圖後，當上了英國首相。現在，他發現第二次挫敗梅特涅的時機已經到了。此時，英國與俄羅斯的艦隊早在地中海蓄勢待發。他們的政府不敢繼續壓制人民支援希臘起義者的熱情，因此他們派出了軍艦。作為基督教的忠誠捍衛者（法國一廂情願的想法），不甘落後的法國艦隊也出現在希臘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國的軍艦襲擊了納瓦裡諾灣的土耳其艦隊，將之一舉摧毀。勝利的消息傳來，引起了歐洲歷史上空前熱烈的歡呼。那些在本國享受不到自由的西歐人和俄國人，通過在想像中參與希臘人民的起義事業，心靈上得到極大的慰藉。1829年，希臘和歐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報，希臘獲得了獨立，而梅特涅反動的「穩定」政策又一次以慘敗而告終。
如果我在這麼短的篇幅裡向你們詳述發生在各國的民族獨立戰爭，那將是荒謬可笑的。關於這一主題，已經出版過大量優秀的著作。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來描述希臘人民的起義，因為這是對維也納會議構建的「維持歐洲穩定」的堅強堡壘的第一次成功的突破。雖然反動的堡壘依然存在，梅特涅等人還在繼續發號施令，但他們的末日即將到來。
在法國，波旁王朝完全無視文明戰爭理應遵循的規則和法律，大力推行著幾乎讓人無法忍受的警察制度，想以此來消除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當路易十八於1824年去世時，可憐的法國人民已經飽受了9年所謂的「和平生活」。事實證明，屈辱的「和平生活」比帝國時代的10年戰爭更加悲慘。路易十八終於走了，他的王位由他的弟弟查理十世繼承。
路易是著名的波旁家族的成員，這個家族儘管不學無術，可記仇心卻大得出奇。路易永遠記得那天早晨，他和兄弟被送上斷頭台，他既恐懼又悲憤。這一幕一直縈繞在他的記憶裡，時時提醒他：一個不能認清形勢的國王會有什麼樣的下場。與路易十八截然不同的是，查理十世是一個在未滿20歲時就已欠下5000萬巨債的花花公子，不僅記不住任何教訓，而且對建功立業也沒有什麼期待。他剛即位，就迅速建立起一個「為教士所治、為教士所有、為教士所享有」的新政府。我們不能把說這話的威靈頓公爵稱為一個激進的自由派，然而，查理如此統治，甚至讓這位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厭惡。當他試圖壓制敢於批評政府的報紙，並解散支持言論自由的議會時，他的日子也快到頭了。
1830年7月27日晚上，巴黎革命爆發了。同月30日，查理十世被迫逃往英國避難。這樣，「15年的著名鬧劇」就以如此狼狽的方式草草收場了。波旁家族從此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他們的愚蠢實在無可救藥。在當時，法國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個共和政府，但這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歐洲的形勢十分嚴峻。一簇叛亂的火焰越過法國邊境，點燃了另一個充滿民族矛盾的火藥庫。新的荷蘭王國沒有成功。比利時人與荷蘭人少有共同之處，他們的國王奧蘭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叔叔的後代）雖然也算個工作刻苦、為政勤奮的統治者，可他缺乏行之有效的統治政策，不能使兩個水火不容的民族和平相處。法國爆發革命後，大批的天主教士逃難到比利時，信奉新教的威廉無論想做點兒什麼來緩解局勢，都會有一大群激動的市民大叫這是對「天主教會自由」的新一次挑釁。8月25日，布魯塞爾發生了反對荷蘭統治的暴動。兩個月以後，比利時正式宣佈獨立，維多利亞女王的舅舅——科堡的利奧波德當選為新國王。就這樣，兩個本就不該合二為一的國家就此分道揚鑣。不過自此之後，它們倒能像體面的鄰居一樣，一直相安無事。
在那個年代，歐洲只有幾條短短的鐵路，所以消息的傳播並不快。不過當法國和比利時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傳入波蘭，立刻引發了波蘭人民和他們的俄國統治者之間的衝突，並最終導致了一場持續1年的可怕戰爭，戰爭以俄國人的徹底勝利而結束。俄國人以他們眾所周知的俄國方式，「重建了維斯圖拉河沿岸地區的秩序」。1825年，尼古拉一世繼任他的哥哥亞歷山大的王位，成為俄國沙皇，他堅信自己的家族的「王權神授」。於是，成千上萬逃到西歐的波蘭難民目睹了這樣一個事實，神聖同盟的原則在神聖沙皇那裡並不是一紙空文。
在意大利，同樣也有一段時期的動盪。帕爾瑪女公爵瑪麗·路易絲曾經是拿破侖的妻子，但她在拿破侖兵敗滑鐵盧戰役後就毅然棄他而去。在一陣突發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境。而在這片教皇國，情緒激昂的人民嘗試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可當奧地利軍隊開進了羅馬城後，不久，一切就照舊了。梅特涅繼續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普拉茨宮，秘密警察重新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維護他們苦心經營的「和平」秩序。直到18年後，才出現第二次更為成功的嘗試，徹底將歐洲從維也納會議的陰影中解放出來。
法國當仁不讓，再一次成為歐洲的革命風向標，率先發出起義的信號。著名的奧爾良公爵的兒子，路易·菲利普繼任查理十世成了法國國王。奧爾良公爵曾經參加過雅各賓黨，曾對其表兄國王的死刑判決，投了決定性的一票。在早期的法國大革命中，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享有「平等的菲利普」的美譽。後來，羅伯斯庇爾打算純潔革命陣營，肅清所有「叛國分子」（這是他對所有異己的稱呼）時，奧爾良公爵被處死，他的兒子也被迫逃亡異國他鄉。從那以後，年輕的路易·菲利普四處流浪，曾在瑞士當過中學教師，也曾到遼闊的美國西部進行探險。拿破侖垮台後，菲利普返回巴黎。比起那些波旁表兄，他聰明多了。他生活簡樸，腋下常常夾著一把紅雨傘，到巴黎的公園散步。像天底下所有慈愛的父親一樣，身後總是跟著一群孩子。可惜他生不逢時，法國已經不再需要國王了，但路易·菲利普並不知道這一點。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人們湧進杜伊勒裡宮，粗魯地把菲利普陛下趕了出去，宣佈法蘭西為共和國。這時，他才明白了這一點。
當這一消息傳到維也納，梅特涅並不在意，他漫不經心地評論說，這只不過是「1793年鬧劇」的重演。神聖同盟於是再次派聯軍前往巴黎，終止這場不體面的民主鬧劇。可是，兩個星期之後，他自己的奧地利首都也爆發了起義。梅特涅躲開憤怒的民眾，穿過普拉茨宮的後門偷偷溜走了。奧皇斐迪南被迫向臣民們公佈了一部憲法。梅特涅在過去33年裡盡心竭力加以壓制的革命思想終於重見天日。
這一次，整個歐洲都感覺到了革命的震動。匈牙利毅然宣佈獨立，並在路易斯·科蘇特的領導下對哈布斯堡王朝宣戰。這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持續了1年多。最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軍隊越過喀爾巴阡山，撲滅了革命的火焰，匈牙利的君主統治得以保全。隨後，哈布斯堡王室成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絞死了那些他們在公開戰場上無法戰勝的匈牙利愛國者。
至於意大利，西西里島宣佈脫離那不勒斯獨立，並趕走了波旁國王。在教皇國，首相羅西被謀殺，教皇被迫逃亡。第二年，他在一支法國軍隊的保護下，才重返自己的國土。從此，法軍不得不駐守羅馬，以保護教皇的周全。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以後，這支軍隊才撤出羅馬，去對付普魯士人，而羅馬最終成為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北方，米蘭和威尼斯在撒丁國王阿爾伯特的大力支持下，起而反抗奧地利統治者。老拉德茨基率領著一支強大的奧地利軍隊來到波羅流域，在庫拉多扎和諾瓦拉附近打敗了撒丁軍隊。阿爾伯特被迫傳位給兒子維克多·伊曼紐爾，也就是後來統一意大利的第一個國王。
在德國，1848年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示威遊行。人們呼籲政治統一，建立一個議會制政府。在巴伐利亞，國王由於將大量的時間與金錢浪費在一位自稱是西班牙舞蹈家的愛爾蘭女人身上（她叫洛拉·蒙特茨，死後葬在紐約的波特公墓），情緒激怒的大學生將國王趕下了台。在普魯士，尊貴的國王被迫向巷戰中的死難者脫帽致哀，並承諾組建一個立憲制政府。1849年3月，來自全國各地的550名代表聚集在法蘭克福，召開德國座談會，德高望重的普魯士國王弗雷德裡克·威廉被推舉為統一的德意志德國的皇帝。
沒過多久，情況就發生了逆轉。昏庸無能的奧地利皇帝斐迪南讓位給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約瑟夫。訓練有素的奧地利軍隊依然效忠於他們的戰爭頭子。劊子手們又忙個不停，素以偷偷摸摸的古怪天性聞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再度站穩腳跟，並迅速控制東西歐的霸主地位。他們憑借靈活多變的外交手腕大玩國家間的政治遊戲，利用其他日耳曼國家的嫉妒心，成功地阻止了普魯士國王登上帝國皇帝的寶座。他們在長期失敗的磨難中，不僅學會了忍耐，還學會了等待時機，他們變得成熟穩重了。與此相反，政治上極不成熟的自由主義者們正在誇誇其談，四處演說。此時奧地利軍隊卻在悄悄集結力量，準備著致命的一擊。最終，他們突然解散了法蘭克福議會，重新建立了無用的舊德國聯盟，因為它正是處心積慮的維也納會議試圖強加給整個德意志世界的。
參加法蘭克福議會的大多數人是充滿幻想的愛國者，但是在這些人中，有一位心機深沉的普魯士鄉紳顯得與眾不同。他不動聲色地觀察著整個吵吵嚷嚷的會議，自己少有說話，但把一切熟記在心，此人名為俾斯麥。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崇尚行動，反對空談。他深知（其實每一個熱愛行動的人都知道），空洞的演說沒有任何意義。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報效祖國。俾斯麥曾經在那種老式外交學校接受過訓練，為人精明，處世圓滑。他不僅能在外交上輕易蒙騙對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騎馬等方面也高人一籌。
俾斯麥堅信，德意志成為歐洲強國的唯一之路，就是必須把目前許多小國組成的鬆散聯盟變成統一而強大的日耳曼國家。出於根深蒂固的封建忠君思想，他認為應由忠心耿耿的霍亨索倫家族取代昏聵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來統治新德國。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必須首先清除奧地利對德意志世界的強大影響力。於是，他開始為施行這一痛苦的外科手術精心籌備。
與此同時，意大利己經成功地解決了自己的問題，擺脫其深受憎恨的奧地利人的統治。意大利的統一事業主要歸功於3位傑出人士——加福爾、馬志尼和加裡波第。三人之中，這位佩戴鋼絲邊近視眼鏡的建築工程師加福爾是一位小心謹慎的政治導師。馬志尼憑借出色的演講才能，在奧地利警察無所不在的追捕中，圓滿地完成了首席煽動家的歷史使命；加裡波第帶著他的紅衫騎士們，喚起民眾的覺醒。
馬志尼與加裡波第都是共和制政府的忠實信徒，可加福爾主張君主立憲。當時，由於兩個同伴都對加福爾過人的政治才能深信不疑，於是接受了他的決定，寧願放棄自己的雄心壯志。
就像俾斯麥寄希望於他所效忠的霍亨索倫家族一樣，加福爾傾向於意大利的撒丁王室。他以極大的耐心和無比的精明，一步步引誘撒丁國王，直至把撒丁國王推上統治的寶座，擔當起領導整個意大利民族的重任。歐洲其他地區的動盪局勢為加福爾的勝利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其中，為意大利統一貢獻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值得信任的（通常也是最不值得信任的）老鄰居法國。
1852年11月，在這個騷動不安的國家，執政的共和政府在人們的意料中突然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前荷蘭國王路易斯·波拿巴之子，偉大的拿破侖的小侄子拿破侖三世重建法蘭西帝國，並自封為「得到上帝恩准和人民擁戴的」皇帝。
這位年輕人曾在德國受過教育，因此他的法語中帶著一股刺耳的日耳曼喉音（就像拿破侖說法語時總是帶著濃重的意大利口音一樣），他竭力運用著拿破侖的聲望和傳統，來穩固自己的地位。由於樹敵太多，對能否順利戴上已經準備就緒的王冠，心中沒底。他贏得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好感，想討她的歡心並不是什麼難事，因為這位女王畢竟是一位不夠出色且極易被奉承話打動的人。至於歐洲其他君主，他們不僅以一種令人屈辱的高傲姿態來對待滿臉諛笑的法國皇帝，還千方百計地鄙視這個一夜暴發的「好兄弟」。
為了消除鄰居們的敵意，拿破侖三世不得不積極尋找出路，要麼通過愛，要麼通過懼怕。他知道，「榮譽」一詞對他的臣民仍具有吸引力。既然他無論如何都得為自己的王位賭上一把，他決定下個大賭注，將整個帝國的命運押上去。於是，俄國對土耳其發動的攻擊為他找到了借口，挑起了克里米亞戰爭。法國與英國站在土耳其蘇丹一邊，共同對抗俄國的沙皇。這是一場代價沉重、得不償失的戰爭。無論對俄國、英國、法國，都沒有贏得多少榮耀或尊嚴。
不過克里米亞戰爭並非一無是處，它還是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國王有機會自願站在了勝利者一邊。當戰爭結束後，加福爾就抓住時機向英國和法國索取回報。
加福爾充分利用國際局勢，使撒丁王國成為公認的歐洲重要列強之一。1859年6月，這位聰明的意大利人又挑起了一場與奧地利的戰爭。他以有爭議的薩伏伊地區和確實屬於意大利的尼斯城作為交換條件，換取了拿破侖三世的支持。法意聯軍在馬戈塔和索爾費裡諾擊敗了奧地利人，原奧地利的幾個省份及公國被納入了統一的意大利版圖。佛羅倫薩成為了這個新意大利的首都。到1870年，法國人才從羅馬召回自己的軍隊來對付普魯士人。駐守羅馬的法國軍隊一離開，意大利人後腳就踏進了古老的羅馬城。撒丁王室住進了古老的奎裡納宮——一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廢墟上修建而成的。
喬賽普·馬志尼
此時，教皇只好渡過台伯河，在梵蒂岡的高牆大院內躲風避雨。自1377年那位古代教皇從阿維尼翁返回之後，這裡就是歷任教皇的居所。教皇陛下大聲抗議意大利人公開搶奪其領地的專橫行為，並向那些同情他的忠誠天主教徒們發出求助，他們對他的損失表示同情，附和者寥寥無幾。因為人們普遍意識到：一旦教皇從世俗的國家事務中解脫出來，他就能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去關注精神問題。對教皇而言，擺脫歐洲政客們瑣碎的紛爭，教皇反而更有威信，這對教會的事業顯然會大有幫助。從此，羅馬天主教會成為了一股推進社會與宗教進步的國際力量，並且能夠比大多數新教教派更為明智地認識現代經濟問題。
維也納會議將整個意大利半島變為一個奧地利省份的企圖最終沒有得逞。
不過德國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且看來問題十分棘手。1848年革命的失敗導致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大批精力充沛、思維活躍的德國人流亡國外。這些年輕人移居美國、巴西及亞非的新殖民地重新開始生活。他們未竟的事業由另一些不同類型的人去完成。
德國議會垮台，自由主義者建立一個統—國家的夢想破滅了。後來在法蘭克福，又召開了一個新議會。其中代表普魯士利益的是我們在前幾頁裡講到過的馮·奧托·俾斯麥。現在，他已經是普魯士國王的心腹，這也是他正想要的，至於普魯士議會或人民的意見，他絲毫沒有興趣。他曾目睹過自由主義者的失敗。他深知，若想擺脫奧地利的控制，就必須發動一場戰爭。於是，他悄悄著手加強普魯士軍事力量。他的獨斷專行激怒了州議會，他們拒絕向他提供必要的資金。這根本難不倒俾斯麥。他繼續自己的理想，用普魯士皮爾斯家族及國王提供的資金來擴充軍隊。一切準備就緒後，他伺機挑起民族爭端，以此達到在德國人民中間點燃巨大的愛國主義熱情。終於，他找到了機會。
在德國北部，有兩個公國，石勒蘇益格與赫爾斯泰因。它們自中世紀起就一直是個多事之地。兩個國家都住著一定數量的丹麥人和一定數量的德國人，兩國雖然不在丹麥的版圖內，但一直由丹麥國王統治，民族矛盾非常激烈，因此爭端永不休止。我不是故意重提這個早被遺忘的問題，最近簽署的《凡爾賽和約》似乎通過協議把它解決了。不過在當時，赫爾斯泰因的德國人對丹麥人的殘酷統治憤憤不平，與此同時，石勒蘇益格的丹麥人則拚命維護他們的丹麥傳統。整個歐洲都在談論這個話題。當德國男聲合唱團和體育協會還在傾聽「被遺棄的兄弟」的動人演講，當許多內閣大臣還在試圖調查事情的真相時，普魯士已經先發制人，派軍隊去「收復國土」。作為日耳曼聯盟的傳統領袖，奧地利是堅決不允許普魯士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單獨行動的。哈布斯堡也把軍隊調動起來，和普魯士軍隊一道殺入了丹麥的國土。丹麥人雖然進行了異常頑強的抵抗，但是奧德聯軍最終佔領了石勒蘇益格與赫爾斯泰因這兩個公國。
隨後，俾斯麥開始著手他的帝國計劃的第二個步驟。他以分贓戰利品不均為借口，挑起與奧地利的激烈爭端。哈布斯堡家族中了俾斯麥的陰謀。俾斯麥及其將軍們締造的新型普魯士軍隊成功挺進波西米亞，在不到6個星期的時間裡，就在科尼拉茨和薩多瓦將奧地利軍隊全部殲滅，通向維也納的大道就這樣打開了。不過俾斯麥不想把事情做得太過分，因為他想在歐洲政治舞台上尋找一位新夥伴。他向戰敗的哈布斯堡家族提出了非常體面的議和條件，只要他們放棄日耳曼聯盟的領導地位。不過對那些站在奧地利一邊的德意志小國，俾斯麥一點兒也沒有心慈手軟。他毫不客氣地將它們全部併入了普魯士版圖。這樣，德意志北方的大部分國家組成了一個新的組織，即所謂的北日耳曼聯盟。獲勝的普魯士自然成為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領袖。
面對俾斯麥迅雷不及掩耳的擴張與吞併，歐洲人吃驚得喘不過氣來。英國人並沒有放在心上，但法國人則憤憤不平。拿破侖三世對人民的控制正在逐漸地放鬆。克里米亞戰爭耗資巨大，且毫無收穫。
1863年，拿破侖三世再度冒險。他派出軍隊，強迫墨西哥人民接受一位名叫馬克西米安的奧地利大公做他們的皇帝。可當美國內戰以北方的勝利而告終，法國的這次冒險行動又以慘敗而告終，華盛頓政府迫使法軍撤軍，這樣墨西哥人有機會清除國內的敵人，並處決了那位不受歡迎的外國皇帝。
我們有必要為拿破侖三世的皇冠再塗上一層榮耀的油彩。幾年之內，北日耳曼聯盟蒸蒸日上，成為法蘭西危險的對手。因此，拿破侖三世認為，發動一場對德戰爭對他的王朝是大有益處的，於是他開始尋找開戰的借口，飽受戰爭之苦的西班牙，正好為他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當時，西班牙王位正好虛位以待。王位本應由一直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倫家族來繼承，但是由於法國的反對，霍亨索倫家族委婉地拒絕了。不過此時的拿破侖三世已顯病容，並且深受他的漂亮妻子歐仁妮·德·蒙蒂納的枕邊風影響。歐仁妮的父親是一位西班牙紳士，其祖父威廉·基爾克帕特裡克是駐盛產葡萄的馬拉加的一位美國領事。雖然她天資聰明，但是像當時大多數西班牙婦女一樣，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完全受到一幫精神顧問的操縱，而這些人對普魯士的新教徒國王深為憎惡。「要勇敢」，皇后對自己的丈夫這麼說，但是她省略了這句著名的普魯士格言的後半句「但絕不要魯莽」。對自己的軍隊深信不疑的拿破侖三世寫信告訴普魯士國王，要求國王向他保證，「絕不允許霍亨索倫王族登上西班牙王位」。由於霍亨索倫家族剛剛放棄了這一榮耀，拿破侖三世是多此一舉。俾斯麥如此照會了法國政府，但是拿破侖三世仍然心懷不滿。
1870年，威廉國王正在埃姆斯河游泳時接見了一位法國外交官，試圖舊話重提。可國王愉快地回答說，今天天氣不錯，西班牙問題已經解決了，對這個議題沒有什麼好談的了。作為一種程序，這次會晤的成果被整理成報告，通過電報發給負責外交事務的俾斯麥。俾斯麥將電文修改以後發給了普魯士和法國的新聞界。許多人因此對他進行指責。俾斯麥辯解道，自古以來，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文明政府應有的權利。當這則經過「加工」的電報發表之後，柏林的善良人們感到他們留著白鬍鬚可敬的老國王受到了矮小自負的法國人的戲弄，而巴黎的善良百姓同樣怒氣衝天，認為他們彬彬有禮的首相竟在一名普魯士皇家奴僕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這樣，雙方不約而同地訴諸戰爭。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拿破侖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成了德國的階下囚。法蘭西第二帝國結束了，隨之建立的第三共和國準備奮起保衛巴黎。戰爭持續了5個月之久，最終巴黎淪陷。就在該城陷落的10天前，普魯士國王在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它由德國人最危險的敵人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宣佈登上德意志皇帝的寶座。一陣轟天齊鳴的槍炮聲告訴飢餓難耐的巴黎市民，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誕生了，古老、弱小的條頓國家聯盟已經成為了歷史。
以這種粗魯草率的方式，德國問題最終通過戰爭得到了解決。1871年末，也就是著名的維也納會議召開56年之後，它所有的成果都化為烏有。梅特涅、亞歷山大、塔萊朗本想賜予歐洲人一個持久穩固的和平樂園，可他們所採用的方式卻導致了無窮的戰爭和革命。緊隨18世紀的「神聖兄弟之情」而來的，是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時代，它一直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