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試圖通過鎮壓一切新思想來為世界開創一個和平寧靜的時代，他們使秘密警察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不久，各國監獄都人滿為患，關押的都是要求人民自治的人
想要清除拿破侖洪水所帶來的禍害幾乎是不可能的，古老的防線被沖得蕩然無存。歷經40朝代的宮殿遭到嚴重破壞，以致無法居住。其他的王宮則拚命擴張地盤，殃及不幸的鄰居。這場革命的洪水退去之後，留下許多奇怪雜亂的革命教義的殘餘，如果要強行清除它們，必定會給整個社會帶來風險。不過維也納會議的政治工程師們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他們也確實取得了種種「成就」。
多年以來，法國攪得世界不得安寧。人們幾乎是出於本能的害怕這個國家。雖然波旁王朝借塔萊朗之口，允諾以後要好好治理國家，但「百日政變」使歐洲國家明白，如果拿破侖再次脫逃，將會出現什麼可怕的後果。於是他們開始未雨綢繆。荷蘭共和國成了王國，比利時甘心淪為新尼德蘭王國的一部分（由於比利時沒有參加16世紀荷蘭人爭取獨立的戰爭，它一直屬於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先後由西班牙和奧地利統治）。無論是新教徒控制的北方，還是天主教徒主導的南方，他們對這種聯合不以為然，但也沒人提出反對意見。因為它可能有利於歐洲的和平，而這才是該主要考慮的因素。
波蘭曾希望能大大獲利，因為一個名為亞當·查多伊斯基的人是亞歷山大沙皇的密友，並且在整個反拿破侖戰爭及維也納會議期間一直擔任沙皇的高級顧問。他們有理由期望很多東西。波蘭被劃為俄國的半獨立屬地，由亞歷山大出任國王。這種解決辦法不能讓任何人滿意，引起了極大的不滿，由此引發了第三次革命。
丹麥一直追隨拿破侖，是他最忠實的盟友，因此它也受到了極為嚴厲的制裁。7年前，英國艦隊闖進了卡特加特附近海域，突襲哥本哈根，並掠走所有丹麥軍艦，徹底斷了丹麥再次向拿破侖表達忠心的後路。維也納會議則採取了進一步的懲罰措施。它將挪威從丹麥劃分出去（前者從1397年的卡馬爾聯盟之後，一直與丹麥聯合），並把它當成禮物獎賞給背叛拿破侖的瑞典國王查爾斯十四世，因為他背叛了把他扶上王位的拿破侖。非常離奇的是，這位瑞典國王本來是個法國人，名叫貝納道特。他作為拿破侖的副官長來到瑞典，當霍倫斯坦-格特普王朝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去世之後，身後未留下子嗣，友好的瑞典人就請貝納道特當上了這個國家的國王。從1815年至1844年，他盡心盡力統治著這個收養他的國家（儘管他從未學會該國語言）。他極其聰明，治國有方，贏得了瑞典和挪威人民的共同尊重。可他沒能成功將這兩個在天性和歷史截然不同的國家結合在一起。二元化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從來就成不了什麼氣候。1905年，挪威以一種最平和有序的方式，建立起一個獨立的王國，而瑞典也樂得祝願挪威「迅速發展」，明智地讓它走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人自從文藝復興之後，一直深受侵略之苦，所以他們對波拿巴將軍寄予厚望。可當了皇帝的拿破侖卻讓他們非常沮喪。他們沒有得到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相反他們的國家被劃分為一系列小公國、公爵領地、小共和國及教皇國。教皇國是整個意大利半島（除那不勒斯外）治理得最為糟糕的地區，人們的生活非常悲慘。維也納會議廢除了幾個拿破侖建立的小共和國，取代它們的是幾個古老的公國，並把它們分給了哈布斯堡王室中的有功之臣。
可憐的西班牙人發動過反抗拿破侖的偉大民族運動，並不惜為了他們的國王而犧牲他們優秀的兒女。可當維也納會議允許國王陛下返回其領地時，西班牙人卻受到嚴厲的懲罰。這個邪惡的人物就是斐迪南七世，他餘生的最後4年是在拿破侖的監獄中度過的。為打發坐牢時光，他給自己心愛的守護神像編織外套。他重新恢復了已被大革命廢除的殘酷的宗教法庭和刑房，來慶祝自己的回歸。他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傢伙，不但他的人民，就連他的4個妻子也同樣鄙視他，可神聖同盟卻堅持要維護他的合法王位。為了擺脫這個萬惡之源，以及建立一個立憲王國，正直的西班牙人做出了種種努力，最後都以屠殺和流血而告終。
自1807年王室成員逃到巴西的殖民地，葡萄牙便一直處於沒有國王的狀態。在1808～1814年的半島戰爭期間，葡萄牙一直是威靈頓的軍隊的物資供應基地。1815年後，葡萄牙依然是英國的行省，直到布拉同扎家族重返王位。這個維持了若干年的美洲唯一的帝國，於1889年倒台後變成了共和國。
在東歐，希臘人和斯拉夫人依然在蘇丹的統治之下，他們的悲劇境況從未有過任何改善。1804年，一位叫布蘭克·喬治（卡拉喬戈維奇王朝的創建者）的塞爾維亞養豬人發動反抗土耳其人的起義，但是他被敵人打敗了，最後被他自以為是朋友的另一塞爾維亞領袖殺害。殺害他的人名為米洛歇·奧布倫諾維奇，後來成為塞爾維亞奧布倫諾維奇王朝的創始人。這樣，土耳其依然是巴爾幹半島無可爭議的主人。
早在2000年前，希臘人就喪失了獨立。他們先後受到過馬其頓人、羅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的統治。現在，他們寄希望於自己的同胞，科孚人卡波·德·伊斯特裡亞。他跟波蘭的查多伊斯基同為亞歷山大最親密的私人朋友，也許他能為希臘人爭取點兒什麼。維也納會議對希臘人的要求不屑一顧，他們感興趣的是讓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蘭教的或其他教的，都坐在他們尊貴的王位上。因此，希臘人什麼也沒盼到。
維也納會議犯下的最後一個、也可能是最大的錯誤，就是對德國問題的處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戰爭使繁榮富強的德國變成一片無可救藥的政治廢墟。它被劃分為兩三個王國、四五個大公國、許多個公爵領地以及數百個侯爵領地、男爵領地、選帝侯領地、自由市和自由村，由一些只在歌舞喜劇裡才能見得到的千奇百怪的統治者分別治理著。弗雷德裡克大帝曾建立了強大的普魯士帝國來拯救一盤散沙的德國，但是普魯士在他去世後不久又四分五裂了。
許多這樣的小國家都有獲得獨立的願望，但是拿破侖否決了他們的要求。在總共300多個國家裡，只有52個存續到了1806年。在為獨立而鬥爭的偉大歲月裡，許多年輕的德國士兵都夢想著建立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可是，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領導，統一是不可能的。誰能擔當這個領導者的角色呢？
在講德語的地區一共有5個王國。其中的兩個是奧地利和普魯士，他們各自擁有上帝恩准的神聖國王，而其他3個國家，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維騰堡的國王卻是拿破侖時代的產物。由於他們一度是拿破侖皇帝的忠實黨羽，因此在其他德國人眼裡，他們的愛國信譽不免要大打折扣。
維也納會議確立了新的日耳曼同盟，即一個由38個主權國家組成的，現在在奧地利皇帝的統一管理下。這種臨時性的解決方案，人人都不滿意。確實，一個日耳曼大會在古老的加冕典禮城市法蘭克福召開了，目的是討論「共同政策及其重要性」。可38名成員分別代表38個小國的利益，做出任何決定都需要全票通過（這種議會規則在18世紀曾經毀掉了強大的波蘭王國），因此著名的德國聯邦成了全歐洲人的笑柄，這個古老帝國的政治家們不得不開始模仿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們中美洲鄰國的那些做法。
這對於為民族理想犧牲一切的德國人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但是維也納會議並不關心「臣民們」的個人情感。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就此告一段落。
難道沒有人反對嗎？當然有。當人們對拿破侖的憎恨逐漸冷卻，當人們反抗拿破侖統治的熱情漸漸平息，當人們對「維護和平與穩定」背後的巨大陰謀有了清醒的認識，他們便開始低聲抱怨了。他們甚至揚言要舉行暴動。可是他們能做什麼呢？他們只不過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完全處於無權無位的弱勢。何況，他們正面對著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殘酷無情且極富效率的警察體系，處處受到嚴密監控，只能像羔羊一樣任人宰割。
維也納會議的參與者們真誠地相信，「革命的思想導致拿破侖犯下篡奪王位的罪行」。他們覺得他們有責任將那些所謂的「法國思想」的擁護者們消滅乾淨，這是順應天意民心的神聖之舉。就像宗教戰爭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一邊無情地燒死新教徒或絞殺摩爾人，一邊覺得他的殘酷作為只不過是聽從了自己良心的召喚一樣。16世紀的教皇和19世紀初的歐洲國王或首相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統治自己的臣民，如果誰膽敢質疑這一神聖權力，就會被視為「異端」，所有忠實的市民都有責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檢舉他，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
1815年的歐洲統治者們卻從拿破侖那裡學到了「統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們幹起反異端工作時，比1517年完成得更加出色。1815年至1860年這段時間，是政治密探大顯身手的時代。間諜無孔不入。他們出入王公貴族的宮殿，他們深入最下層的低級酒店。他們透過鑰匙孔窺探內閣會議的進程，他們偷聽市政公園裡人們的閒談。他們監視著海關和邊境，以免那些沒有正常簽證的人離境。他們檢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任何一本可能帶有危害「法蘭西思想」的書籍都不允許帶進皇帝陛下的領土。他們和大學生一起坐在大學禮堂裡，如果哪位教授說了一句反對當局的話，那麼他馬上就會大禍臨頭。他們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兒童身後盯梢，以防他們逃學。
密探們的許多工作都在是教士的幫助下完成的。在大革命期間，教會吃盡了苦頭。它的財產被沒收，一些教士被殺。所以，當公安委員會於1793年10月廢除對上帝的禮拜儀式時，受伏爾泰、盧梭和其他法國哲學家的無神論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輕人，竟在理性的祭壇旁翩翩起舞，教士與貴族們一起度過了漫長的流亡生涯。現在，他們隨盟軍士兵一起重歸故里，準備復仇。
甚至耶穌會也於1814年捲土重來，繼續他們教育年輕一代的工作。他們打擊教會敵人的做法未免太過火了。他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建立「行政區」，向當地人傳播天主教的福音。不過它們很快發展成一個正式的貿易公司，經常干預當局的內部事務。在葡萄牙偉大的改革家、首相馬奎斯·德·龐博爾掌權時期，耶穌會教士們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領土。在1773年，應歐洲主要天主教國家的要求，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廢止了他們的做法。現在，他們又重操舊業，將「服從」、「熱愛合法君主」的道理灌輸給孩子們，以至於使他們在碰到諸如瑪麗·安東奈特被送上斷頭台這類情形時，不至於發出笑聲來。
即使是新教國家普魯士，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偉大的愛國領袖，對篡位者發起神聖反抗的詩人、作家，他們如今都被貼上了「危險煽動家」的標籤，成了威脅現存秩序的危險分子。他們的家被搜查，他們的信件受到檢查，他們被迫每隔一段時間向警察匯報自己的狀況。普魯士教官把沖天的怒火都發洩到年輕一代的身上，對他們非常苛刻。當一群學生在古老的瓦特堡，吵吵嚷嚷但無傷大雅地慶祝宗教改革300週年時，敏感的普魯士當局竟將其視為一場可怕的革命前兆。當一名誠實卻不夠機靈的神學院學生魯莽地殺死了一個在德國執行公務的俄國間諜後，普魯士各大學受到警察的監視，教授們未經任何形式的審訊，便紛紛被投入監獄或遭到解雇。
當然，俄國在實施這些反革命行動方面就顯得更加可笑了。亞歷山大已經從他突發的虔誠狂熱中恢復過來，又逐漸患上了憂鬱症。他十分清醒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他在維也納會議上成為了梅特涅和克呂德納男爵夫人的犧牲品。因此，他對西方的厭惡之情與日俱增，開始變成一位名副其實的俄羅斯統治者，把興趣放在君士坦丁堡，那個古老的聖城曾經是斯拉夫人的啟蒙老師。隨著年齡增長，亞歷山大越發努力工作，但成績卻越來越差。當他端坐於自己的書房時，他的大臣們把整個俄國變成了一個軍事營地。
這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也許，我該縮短對這個大反動時期的描述。但是，我認為，讓你們更深入瞭解這段歷史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這種倒行逆施的嘗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結果都是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