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的一個偏僻角落裡，有一座佈滿岩石的半島，在不到200年的時間裡，這裡為我們如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礎，包括政治、文學、戲劇、雕塑、化學、物理，等等。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在漫漫歲月中，這個問題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哲學家們在一生中也曾花費不少時間，試圖解疑。
對於那些「探尋歷史規律」的努力，可敬的歷史學家們總是輕蔑地看待。他們不相信研究物理、化學、天文、醫學的那一套。那些做法對於研究蝌蚪、微生物或流星也許行之有效，然而，在研究人類的領域，它們似乎毫無用處。
可能是我誤解了，但我認為歷史應該有自身的一套運行規律。的確，到現在我們尚未有多少發現，也未曾下足工夫探討。我們總是忙於積累事實，以至沒有時間對這些事實予以加工和昇華，從中抽像出一星半點的對我們人類這哺乳動物具有某些實際價值的智慧結晶。
我惶恐地涉足這個研究領域，借助科學家著作中鞭辟入裡的分析，獻上一個與歷史有關的原理。
根據現代科學的最新認知，一旦物理、化學條件達到產生第一個生物細胞的理想比例時，生命（區別於無生命存在的有生命存在）就開始了。
把這句話翻譯成歷史學的術語，即：
「只有當一切種族、氣候、經濟和政治條件達到或者接近一種理想的條件和比例時，才有可能貌似自發地、突然地產生高級文明。」
下面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來詳細闡述這一論點。
一個頭腦發展水平和穴居人一樣的種族，就算是在天堂裡，也不會繁榮興旺。
如果出生在愛斯基摩人的圓頂屋裡，並把白天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趴在冰面上盯著捕海豹的洞，那麼倫勃朗就畫不出美術作品，巴赫就寫不出《受難曲》，普拉克希特裡斯(1)就創作不出雕塑。
如果達爾文不得不在蘭開夏郡的棉花廠裡做工謀生，就不會在生物學領域作出貢獻。如果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2)是羅曼諾夫(3)沙皇領地上的農奴，且住在窮鄉僻壤，他也不會發明電話。
在高級文明形態的發祥地——古埃及，雖然氣候條件宜人，但是原住居民並不十分強壯，進取心也不強，其政治經濟條件更是糟糕。在巴比倫和阿西利亞的情況也一樣。後來遷徙到兩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閃米特人，倒是體魄強壯、精力旺盛。氣候條件也沒什麼問題。不過，政治經濟條件卻仍然不夠好。
巴勒斯坦的氣候也不值一提。農業落後，除去貫穿國土、連接亞非的大篷車道外，其他地方幾乎沒有商業可言。況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廟的教士手中，這自然不會有助於鼓勵個人的開創精神。
在腓尼基(4)，氣候影響倒不是很大，這裡的人身強體壯，商貿條件也不錯，但是國家的經濟體系卻非常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控制了全部的財富，並建立了森嚴的商業壟斷。於是早期的泰雅(5)和西頓(6)的政府就落入了富豪之手。窮人被剝奪了從事產業的權利，漸漸變得麻木冷漠，最終腓尼基重蹈迦太基(7)的覆轍，走向隕滅。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結局，乃緣於國家統治者的短視、自私和貪婪。
總而言之，在各個早期文明的中心，總是缺少成功所需的某些要素。
希臘
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完美平衡的奇跡終於出現了。它只持續了一段很短的時間，而且很奇怪，它沒有在希臘本土發生，卻出現在愛琴海對面的殖民地。
我在《人類的故事》這本書中描述過那些著名的島嶼橋樑(8)，它們連接著亞洲大陸和歐洲大陸。從沒有文字記載的年代起，埃及、巴比倫和克里特商人就通過這些島嶼到達了歐洲。他們的足跡留在了小亞細亞西岸的一塊叫做愛奧尼亞(9)的狹長地帶上。從亞洲運到歐洲的，既有貨物又有思想。
在特洛伊戰爭前幾百年，這塊約144.9千米長、僅有幾千米寬的狹長山地，被從大陸來的希臘部落征服了。他們在這裡建立了一些殖民城市，其中以弗所、福賽、埃裡斯萊和米萊圖斯(10)最為著名。就是在這些城市周邊，後來出現了各種成功條件的完美組合，使得文明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後世的文明最多可與之比肩，卻從未曾超越。
首先，這些殖民地的居民來自十多個不同民族，他們是這些民族中最活躍、最有開創精神的人。
其次，這裡有通過亞洲和歐洲之間的商貿，進而積累起了巨額財富。
再次，對於佔大多數的自由人而言，殖民地的政治體制使他們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
上述成功的條件中，我之所以沒有提到氣候條件，理由如下：對一個全力以赴地從事商業的國家，氣候的影響並不大。不管晴天還是下雨，船隻都可以建造，貨物都可以裝卸。只要天氣沒有冷到港口冰封，城市沒有遭受水淹之苦，眾人就不會對天氣預報有多大關注。
商業城市
更何況，愛奧尼亞的氣候對知識階層的發展而言，可謂得天獨厚。在書籍和圖書館出現之前，知識依靠的是人們口口相傳。城裡的抽水機週遭就是最早的社會活動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學所在地。
在米萊圖斯，一年365天中只有幾天不可以坐在抽水機的旁邊。而米萊圖斯早期的愛奧尼亞教授們，曾充分地利用了這種氣候方面的優越性，從而成為日後各種科學進步的先驅。
根據記載，現代科學第一位真正的奠基人是泰勒斯(11)。他的出身可疑，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搶了銀行或殺了家人，進而從什麼不為人所知的地方逃逸到米萊圖斯，而是沒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何等人士。他是比奧夏(12)人還是腓尼基人？是北歐日耳曼人還是閃米特人？
這倒說明了，在那些歲月裡，位於曼安德爾河口的小古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中心，如同今日的紐約。該古城的居住人口來自四面八方，由多種不同成分的人群組成，人們只是根據表面印象判斷自己的鄰居，從來不會深究其家底淵源。
既然本書不是一部數學史或者哲學手冊，我們也就無需為泰勒斯的思想浪費過多筆墨。不過，我們知道，泰勒斯對愛奧尼亞人流行的新思想表現得很寬容。當寬容之風吹遍愛奧尼亞時，羅馬仍然是一個偏僻、遙遠的小集鎮，它鮮為人知地坐落在一條渾濁的小河旁。猶太人還被囚禁在亞述人(13)的土地上，北歐和西歐也只不過是一片野狼出沒的荒野。
要想理解為什麼希臘的愛奧尼亞能有這樣的發展，我們就該瞭解自從希臘首領們乘船駛過愛琴海，掠奪特洛伊(14)的財富以來發生的一些變化。那些聞名遐邇的英雄仍然不過是原始文明的產物，他們是一些快速成長的孩子，他們把生命看成是一場漫長而光榮的暴力競技，充滿了刺激、角鬥和賽跑，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其實我們現代人要不是為了謀求吃喝而不得不埋頭於日常工作，也會樂意去做這樣的事情一顯身手的。
這些性格暴烈的武士對待他們的神，就像對待日常生活中的嚴肅問題一樣，持一種率直而簡單的態度。公元前10世紀曾經統治希臘世界的奧林匹斯山諸神，都有實實在在的人的形象，與普通人並沒有什麼兩樣。人與神究竟是在何時、何地、如何分開的，多少是個謎團，從來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在當時，那些居住在雲霄之外的諸神，對匍匐在地面上的蒼生始終滿懷著友好之情。人與神之間親切的個人交往特色，使希臘宗教具備了獨特的魅力。
每一個希臘的小孩子都會聽到長輩講述關於宙斯的故事：宙斯是一個蓄著大鬍子的強悍統治者，一時興起就會以他的閃電霹靂耍威風，電閃雷鳴般的場景彷彿讓世界到了末日一般。但是當孩子們長大，能夠自己閱讀那些古老的傳說時，就會漸漸意識到，孩提時代那些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中的可怕主人公，其實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這時他們看到的神似乎是以家庭聚會的面貌出現的一些人物——他們彼此間開著玩笑，且不間斷地捲入其塵世朋友的政治紛爭，以至於希臘的每次衝突之後，都會緊接著在天上的諸神中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當然啦，儘管宙斯身上的人類弱點如此之多，他仍不失為一位偉大的神。在諸神中他是最強大的一位，得罪了他，就會被降禍於身。然而他還是通情達理的，只要走對了路子，接近他還是可能的。幽默感是他最大的優點，他也從不把自己和自己的天國看得太重。
對於一個神來說，這也許不是最莊重的形象，不過這一點卻提供了某些非常突出的好處。在古希臘人那裡，從來沒有什麼嚴格的法則，人們應該把什麼信奉為真理，又應該把什麼藐視為錯誤。正因為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信條」、僵硬的教條和靠著世俗的絞刑架來強制維護這些教條的一群職業教士，所以這個國家各地的人們都能夠依照各自的好惡，重新塑造他們的宗教思想和天國觀念。
居住在離奧林匹斯山附近的塞薩利(15)人，對自己可敬的諸神的尊崇，自然遠比不上住在拉科尼亞灣偏遠小村中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自認為既然能得到守護神雅典娜的直接蔭庇，那麼對該女神的父親宙斯就可以相當隨便；居住在遠離主要商路的偏僻山谷中的阿卡迪亞(16)人，則嚴格地堅持更為樸素的信仰，對於那些在嚴肅的宗教事務中存有的絲毫輕浮舉止都深表不滿。至於福西斯(17)的居民們，他們依靠到德爾法(18)的朝聖者謀生，他們堅信供奉在那座能給他們帶來滾滾財源的神廟中的阿波羅，認為阿波羅在諸神中是最偉大的。自遠方而來的人們，只要口袋裡還有兩三枚硬幣，就應該對這位神有所表示。
猶太人是一神論者，這使得猶太民族有別於其他民族。如果不是當年猶太人集中住在一座城裡，這座城又強大到足以打敗其他的朝聖之地，並維持對宗教的排他性壟斷幾乎千年之久，這種單純的一神信仰是絕不可能的。
而在希臘，並未形成這樣的條件。不論是雅典還是斯巴達，都始終未能成功地使自己成為統一的希臘人們所公認的首都。他們做過這樣的努力，但結果只是導致了曠日持久的毫無益處的內戰。
一個如此尊崇個性的民族，自然會為獨立思考的精神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有時被稱為「希臘人的聖經」，其實它們與《聖經》完全不同。它們僅僅是兩本書而已，從來沒有被歸到「經書」之列。書中講述了一些叱吒風雲的英雄們的冒險故事，人們對此津津樂道，並視這些英雄們為希臘人的直系祖先。書中也附帶包含了一些宗教知識，因為希臘諸神無一例外地都參與了人間的紛爭，常常把正經事兒拋在腦後，津津有味地觀看人間的王位之爭。
哲學家
然而，希臘人從來沒有思索過，荷馬的作品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從宙斯、米納瓦(19)和阿波羅的故事中得到啟發。反正這兩部史詩是文學史上的精彩作品，是陪伴漫長冬夜的良好讀物，何況，它們還讓希臘的孩子們對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呢。
而這就是一切的一切。
在這樣的知識和精神自由的氛圍中，在一座來自世界各地的船舶散發的刺鼻氣味瀰漫的城市裡，在到處是東方色彩斑斕的絲綢映照下，到處可以聽到飽足衣食的人們的歡聲笑語，泰勒斯誕生了。他在這樣的一座城市裡工作、教書，直至死亡。他的觀點與大多數人的看法相去甚遠，但要切記，他的思想只是在一個十分有限的範圍內傳播。普通的米萊圖斯人也許聽聞過泰勒斯的名字，那就像現在的紐約人都聽說過愛因斯坦的名字一樣。你問人愛因斯坦是誰，他會回答說，那是個留著長頭髮、叼著煙斗、拉著小提琴的夥計，每個星期在報紙上刊登一篇關於一個人在火車上如何走過的文章。
這個叼著煙斗、拉著小提琴的人捕捉到一點真理的火花，最終推翻（至少是大大修正）了長久以來的科學結論，這對於千百萬普通的紐約市民來說，實在是毫不在意的事情。或許當他們熱愛的擊球手試圖顛覆萬有引力定律而引起紛爭時，他們才會對數學有些興趣。
古代史教科書通常避開這個難題，只是寫上「米萊圖斯的泰勒斯（約前624至前546），現代科學的奠基人」，我們甚至能夠想像出當時《米萊圖斯報》上的大標題：「本地畢業生發現了真正科學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怎樣超越前人走過的舊路，另闢蹊徑的，我也說不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並非生活在知識的真空世界中，他的智慧也不是憑空臆造出來的。公元前7世紀，科學領域中許多開拓性的探索工作已經完成，有大量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的資料足可以供學者隨時參考使用。
巴比倫的觀星家已經在探索星空。
埃及的建築師們經過大量的精心計算，才大膽地把兩塊重達百萬噸的石頭堆放到處於金字塔核心的墓室的頂部。
古希臘神話
尼羅河谷的數學家們認真研究了太陽的運轉，預測出旱季和雨季，從而為農夫提供了調節農活的曆法。
然而，解決了這些實際問題的人們，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視為不可見的神靈意志的表現，是那些神掌管著季節更迭、星球運行和海洋潮汐。這種情形就好比是總統的議會議員掌管著農業部、郵電部或財政部一樣。
泰勒斯反對這一觀點。不過他像當時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一樣，並不想自找麻煩在公開場合討論這個問題。倘若海濱的水果販遇到怪異的日食景象時，嚇得匍匐在地上乞求宙斯神靈的保佑，那只是水果販自己的事，泰勒斯絕不會試圖說服他們，說什麼稍有天體運行知識的小學生都會預測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個時刻會出現日食，米萊圖斯城會經歷幾分鐘相對的黑暗。
就在那次著名日食發生的當天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亞人正在戰場上廝殺。由於光線不足，他們只好停止廝殺。即便在那時，泰勒斯也絕不相信這是利迪亞的諸神倣傚了幾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戰役中發生的先例，又一次演繹了奇跡——使天國的光芒突然熄滅，以便勝券掌握在他們寵愛的人們手中。
由於泰勒斯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這正是他豐功偉績所在）：他敢於把一切自然現象看做受永恆法則支配的結果，是永恆意志的具體體現，而不是人們一直想像的神靈任意操控的結果。所以，他認為，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狗或者在哈利奇有一次婚筵，而沒有發生更重大的事件，日食還是要出現的。
泰勒斯通過科學的觀測，得出了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他把萬物的產生歸結於一條普遍和不可避免的法則，並作出了這樣的推測（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推測是正確的）：水是萬物之源，水從四面八方包圍著世界，而且從時間開始的時候就存在了。
可惜的是，我們沒有泰勒斯親手撰寫的任何文稿。那個時代，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達他的觀點，因為希臘人已經從腓尼基人那裡學會了字母，但如今由他直接書寫的文稿蕩然無存。我們只能依靠與他同時人的書稿中發現的只鱗片爪的資料，對泰勒斯的個人生活略曉一二。比如，泰勒斯是個商人，與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都有廣泛聯繫。順便說一句，早期哲學家大都是商人，這也是當時的一大特點。這些哲學家是「智慧的惡人」。不過他們從不忽視這個事實：生活的奧秘寓於生靈之中。他們認為，「為智慧而尋求智慧」的觀點，就好比是「為藝術而藝術」「為食品而吃飯」一樣，危險至極。
在他們眼中，世界上有各種個性的人，好的、壞的和不好不壞的，這是衡量世間萬物的最高標準。因此，他們用閒暇時間耐心地研究人這一奇妙生靈的本質，並非憑先入為主的臆造從事。這使他們能夠與其他人和睦相處，從而很好地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如果他們不厭其煩地進行說教，指給人們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徑，效果不一定更好。
他們很少提出森嚴的清規戒律來限制人們活動。
夜觀天象的天文學家
但是，他們以自身的榜樣成功地向人們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會獲得內心深處的安寧。那是一切幸福的根源所在。哲學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裡贏得了周圍人的好感後，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調查，甚至獲準可以深入一般被認為只有神靈才能干預的領域中去探險。泰勒斯作為這一新福音的先驅，把博學多才的一生奉獻給了這項有益的事業。
儘管泰勒斯對希臘人眼中的全部世界進行了分解，並且分別考查了每一個細微的部分，還公開質疑了亙古以來大多數人一直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他仍得以平靜地壽終正寢。反正我們並未見到關於曾有人讓他對自己的異端邪說作出解釋的記載。
一經泰勒斯指明道路，就有許許多多的熱心人士紛至沓來。
例如，阿那克薩哥拉(20)，約在35歲時離開小亞細亞來到雅典，後來一直在希臘各城邦擔任「詭辯家」，並擔任私人教師，教授哲學和修辭學。他對天文頗有研究。在他的授課內容中，強調指出太陽並非人們公認的是由一名神靈駕馭的天車，而是一個鮮紅而熾熱的大火球，這個火球比整個希臘還要大千百萬倍。
阿那克薩哥拉提出這一理論後，相安無事，神靈並沒有因他的魯莽放肆而用雷電將之斃命。於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論推進了一步，大膽宣稱月球表面覆蓋著山脈和低谷，最後他甚至暗示說，世間有一種「種子」，是萬物的起源和歸宿，從創世紀起就已存在。
但是，阿那克薩哥拉涉足到了一個危險的領域，因為他所談的正是人們熟悉的事情。後來的不少科學家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太陽和月亮距離地球遙遠至極，普通的希臘人並不在乎用什麼字眼稱呼它們。但當阿那克薩哥拉開口宣稱說，世間萬物都是從一個叫做「種子」的原始物質中逐漸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這毫無疑問是走得太遠了。這樣的言辭與天神(21)的故事大相逕庭——在大洪水過後，天神把小石子變成無數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興旺。希臘全部孩子在童年就聽到過這個故事，因此，要想否認這個莊嚴無比的故事的真實性，無疑會攪亂現存社會的安寧，也會使孩子們懷疑長輩的智慧，無論如何都行不通。於是，阿那克薩哥拉就成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擊的對象。
假如當時是君主制或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統治者還會有足夠的能力保護一名宣揚鮮為人知的理論的學者，使其免受愚蠢而無知的雅典農夫的迫害。但那時的雅典，民主制已經發展到了巔峰，個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何況，當時深受多數人鄙視的伯裡克利(22)恰是阿那克薩哥拉這位天文學家的得意門生，這又為法庭的治罪打開了方便之門，進而使人們藉以掀起一場反對該城邦老獨裁統治的政治運動。
一名叫奧莫菲特斯的教士，在一個人口最稠密的郊區當行政官，他提出的一條法律被通過了。這條法律要求：「對一切不相信現存宗教者或者對一切神靈持自己見解的人，要立即治罪。」依據這一法律，阿那克薩哥拉被投入監獄。不過，該城中的開明勢力最終佔了上風。阿那克薩哥拉只繳了很小一筆罰款就獲釋出獄了。他移居到小亞細亞的朗薩庫斯，並在那裡頤養天年，到公元前428年才與世長辭。
阿那克薩哥拉的事例表明，官方對壓抑科學理論的發展實在是收效甚微。阿那克薩哥拉儘管被迫離開了希臘的雅典，但他的觀念卻留在了那裡，並傳給後代。兩個世紀之後，這些觀念受到亞里士多德的注意，亞里士多德以阿那克薩哥拉的思想為基礎，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科學假設。經過千年的漫長黑暗時期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總算令人欣喜地傳授給了偉大的阿拉伯醫學家伊本·路西德(23)。這位醫學家還在西班牙南部摩爾各大學的學生中普及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並把這些理論和個人觀察結合起來，撰寫了很多著作。這些著述被及時地運過比利牛斯山脈，直抵巴黎和布隆的各大學。在那裡被譯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歐人和北歐人全盤接受了書中的思想，如今它們已成為科學入門書的核心部分，被人們視如乘法口訣表一樣沒有危害。
現在我們回到阿那克薩哥拉的話題。在他受審判後差不多一代人後，希臘的科學家獲準可以教授與民間信仰有所出人的各種學說。這時已經到了公元前5世紀末年，又發生了第二件事例。
這次受害的是普羅塔哥拉(24)，一個流浪教師，來自希臘北部愛奧尼亞殖民地的阿希戴拉村。該村由於是德謨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聲不佳。德謨克利特是具有創見的「微笑哲學家」，他提出的法則是：「只有能夠給絕大多數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會，才是可貴的。」結果他被視為激進分子，應該置於警察系統的監視之下。
普羅塔哥拉
普羅塔哥拉深受這一觀念的影響。他來到雅典，經過幾年的鑽研，向人們宣稱：人是衡量世界萬物的尺度。生命之短暫猶如曇花一現，所以不應該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本來就令人懷疑的神靈的存在上，我們的所有精力應該用在使生活更加美好和更加愉快的目的上。
這一論述當然是擊中了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或口述的所有東西更能動搖人們的信仰。況且，這一觀點問世之時，正值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勝敗攸關之際，人們飽受失敗和疾病之苦，已經處於走投無路的狀態。最明顯的是，這時對神靈的超凡力量提出質疑，激起神靈的怒火，實在是不當時。普羅塔哥拉被指控為「無神論者」，並被勒令必須改變理論，屈從於法庭。
伯裡克利本來能夠保護普羅塔哥拉，但此時伯裡克利已經作古。而普羅塔哥拉儘管是科學家，卻對殉道毫無興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駛往西西里的航程中，普羅塔哥拉的船觸礁了。他貌似溺水而亡，因為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慘遭雅典人毒害的另一個犧牲品是戴阿哥拉斯。其實他根本稱不上是哲學家，他只是一個青年作家。由於他在一次官司中沒有得到神靈的幫助，便把個人的怨恨一股腦兒發洩到神靈頭上。在很長時間裡，他為自己的苦情難訴而鬱鬱寡歡，以致思想發生劇變。他四處奔走呼告，以褻瀆的語言誹謗北部希臘人普遍敬仰的「神聖玄機」。他如此放肆，以至於被判死刑。但在臨刑前，這個倒霉蛋卻得到機會逃跑了。他去了科林斯，繼續對奧林匹斯的神靈大放厥詞，最終由於脾氣過於暴躁而一命嗚呼。
希臘人不容異說的偏見最後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法庭對蘇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決。對此史料有詳盡的記載。
只要一談到世界一如既往，談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狹窄的程度不亞於後人，人們就必然舉出蘇格拉底的例子作為希臘人食古不化的強有力證據。如今，我們經過詳盡考察研究後，有了更清楚的瞭解。這位街頭演說家的一生漫長而平靜，他頗有才華，卻又容易激怒他人，他對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貢獻。
當普通百姓依然堅信神靈存在時，蘇格拉底就宣稱自己是代表上帝的預言家了。雅典人儘管不能完全理解蘇格拉底所說的「精靈」（即在內心深處告訴他應該說什麼做什麼的神啟聲音）意味著什麼，卻完全領悟了：蘇格拉底對周圍人奉若神明的理念持十分否定的態度，對傳統習俗也完全缺乏尊重。當政者最終殺死了這位老人，然而他的神學理念（只是官方為了說服群眾而牽強附會地作為加罪之辭）其實與審判的結果幾乎沒什麼關聯。
蘇格拉底是石匠的兒子。他父親子女很多卻收入菲薄。因此，這個男孩子沒有足夠錢財到正規大學進行學習，因為那個時候的大多數哲學家都講求實惠，往往為了一門學科就要索取2000元的授課費。況且，在年輕的蘇格拉底看來，探求純粹的知識、研究沒用的科學現象簡直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依他之見，一個人只要善於培養自己的良知，沒有幾何學的知識也沒什麼。為了拯救靈魂，瞭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現象也毫無必要。
這個鼻樑塌陷、衣衫襤褸的樸實的小個子，白天在街頭巷尾與無業遊民爭論不休，晚上則洗耳恭聽妻子的滿腹牢騷（蘇格拉底的妻子為了養活一大家人，只好在家裡給別人洗衣服，而蘇格拉底卻把掙錢餬口看做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瑣事）。他多次參加過戰爭和遠征，是個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參議院的前議員，在當時人數眾多的教師中，他被選中為了自己的信仰而蒙難。
為了便於瞭解事情的始末，我們必須瞭解當蘇格拉底為人類的知識和進步作出痛苦而有益的貢獻時，雅典的政治狀況如何。
終其一生（蘇格拉底被處以死刑時已年逾70歲），他都在試圖向人們表明：他們正在虛度年華，浪費著機遇，生活得毫無意義，把過多的時間浪費在了空洞的享樂和虛無的勝利上，不可避免地濫用偉大而神秘的上帝賜予的各種恩典，力求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野心哪怕只有數小時的時間。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命運，他打破了一切舊哲學設置的框框和禁區，甚至比普羅塔哥拉走得還遠。普羅塔哥拉曾經教導人們說：「人是衡量世間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則宣稱：「人的不可見的良知是（或應該是）世間萬物的最終尺度，塑造我們命運的不是神靈而是我們自己。」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作的那次演講（準確地說，法官足有500人之多，他們是蘇格拉底的政敵精心挑選出來的，其中有些人還會讀書寫字），對任何聽眾來說——不管其同情與否——都是最令人歡欣鼓舞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這位哲學家據理力爭說：「世界上誰也無權命令別人信仰什麼，或剝奪別人隨心所欲思考的權利。」他還說：「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沒有朋友的贊同，沒有金錢，沒有妻室甚至沒有住房，也會有所作為。但是如果不徹底研究問題的來龍去脈，誰也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因此，人們必須擁有討論所有問題的充分自由，必須完全不受當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蘇格拉底是在錯誤的時間進行了錯誤的陳詞。早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之後，雅典富人與窮人之間、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係便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蘇格拉底是「溫和分子」——一個既看到雙方的利與弊，又想盡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滿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義者。這當然使他失去了雙方的人心，不過那時候雙方實力難分上下，騰不出手對他採取行動。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貴族派趕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權，蘇格拉底自然在劫難逃了。
他的朋友們獲悉形勢後，紛紛建議蘇格拉底盡早離開這座城市，這是很明智的。
但蘇格拉底的敵人並不比朋友少。在大半個世紀裡，他一直是個「口頭評論家」，一個絕頂聰明的大忙人，善於揭露那些自詡為雅典社會支柱的人的偽裝和思想騙術，這甚至成為他的一種癖好。久而久之，人人都對他有所瞭解。他在上午說的一些趣事，到晚上就已經傳遍全城了。還有人為他編演了戲劇。他被捕入獄時，全雅典城邦的人沒有一人不對他一生中的細枝末節瞭如指掌。
在實際審判中起主導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個既不會讀又不會寫，卻因通曉一切神靈旨意而成為起訴中最賣力氣的高尚的糧食販）深信他們審訊蘇格拉底是在為社會盡職，他們正在為城邦除掉一個所謂「知識界」中的極端危險分子。這個危險分子的教誨只能導致懶惰、犯罪和奴隸的不滿情緒。
相當有趣的是，即使在那種環境下，蘇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為自己辯解，而且竟然使陪審團的絕大多數人傾向於給他自由。他們提出，只要蘇格拉底放棄爭辯和說教的陋習，不再干涉他人所偏好的東西，不再用他那永無休止的懷疑去糾纏他人，他就會獲得赦免。
但是蘇格拉底拒絕接受。
「這絕對辦不到！」他大聲喊道，「只要我的良知和我那種微弱的心聲尚在，讓我繼續向前，並向人們顯示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繼續拉住我遇到的每一個人，向他們道出我的想法，絕不計較後果。」
在這之後，法庭除了判處這名囚犯死刑外，別無他法。
蘇格拉底獲得30天的緩刑。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聖的聖船還沒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聖船歸來之前是不准行刑的。在這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裡，蘇格拉底泰然地待在地牢裡思索怎樣改進他的邏輯體系。他有許多次逃跑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已不虛此生。他累了，準備辭世而去。直到行刑之時，他還在和他的朋友們談話，試圖用自己追求的真理開導他們，要他們把頭腦用在精神世界上，不要浪費在物質世界上。
接著，他飲下毒酒，躺在臥榻上。從此以後，一切爭論都隨著他的長眠而宣告結束。
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的門徒們曾一度被鋪天蓋地而來的公眾憤怒嚇破了膽，覺得還是離開他們先前活動的場所為好。
可是等他們看到一切都平息無事了，便又回來重操公開講學的舊業。在蘇格拉底死後不過10年，他的思想更普及了。
與此同時，雅典城邦經歷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爭奪希臘半島領導權的戰爭已經結束5年了，在這場戰爭中雅典人一敗塗地，斯巴達人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是一場體力戰勝腦力的大勝仗。不用說，這種狀況是持續不了多久的。斯巴達人從沒寫下一句值得記憶的文字，也沒有對人類知識有過一點兒貢獻（只有一些戰術除外，這些戰術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賽裡）。斯巴達人認為，當敵人的城牆被推倒，雅典的艦隊也被削減到數條時，他們已經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頭腦卻沒有因此而失去敏捷和智慧。伯羅奔尼撒半島戰爭結束10年後，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船隻，在希臘聯合艦隊中，雅典的海軍將領又一次身先士卒地投入戰鬥。
況且，伯裡克利的努力雖然沒有得到同代人的讚賞，卻使雅典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好比公元前4世紀的今日巴黎一樣。羅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錢家庭都想使孩子受到時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允許參觀一下衛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學校，家長也會以此為榮。
我們現代人對古代社會難有恰當的理解，當時生存問題被看得無比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響下——當時的基督教是一切異教文明的死敵——普通羅馬人和希臘人被視為毫無道德的傢伙。他們隨意崇拜一些說不清的神靈，餘下的時間便耗費在吃飯喝酒上，聽埃及舞女的纏綿細語，偶爾還奔赴戰場，為享受嗜血的樂趣而屠殺無辜的日耳曼人、法蘭克人和達西雅人。
毋庸置疑，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在羅馬（在羅馬可能更多一些），都有許多商人和戰爭販子。這些人累積起萬貫財產，無視蘇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闢闡述的道德原則。正是因為這些人富有至極，普通人不得不對他們忍氣吞聲。然而，這些富人在社會中毫無威信，因此不可能被當做當時值得稱讚的文明的代表。
我們發掘了埃帕菲羅迪特的公寓，這傢伙同尼祿把羅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從而聚集了百萬家財。我們看著這個老奸商用不義之財建造起的擁有40個房間的宮殿的廢墟，禁不住搖頭歎息：「太腐敗了！」
隨後，我們坐下來閱讀愛比克泰德的著作。愛比克泰德曾經在埃帕菲羅迪特這個老惡棍家裡做過奴僕。但讀了他的著作，我們卻感到是在與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顯赫的靈魂相伴。
我知道，人們喜歡關起門來對自己的鄰居或鄰國評頭論足，但是不要忘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不愧是他生活時代的名副其實的代表，恰如朝廷中的勢利小人埃羅菲羅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樣。2000年前人們追求盡善盡美之生活的慾望與如今的人們同樣強烈。
當然，那時的盡善盡美與今天的盡善盡美在概念上大不相同。這一點毫無疑問。那時的盡善盡美本質上屬於一個被歐化了的產物，與東方社會毫無關係。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並將其作為生活中最崇高追求的所謂「原始人」，畢竟是我們的祖先，正是他們慢慢地發展了一種生活的哲理（如果我們都對此予以認可，倒是極為成功的），並廣為人們所接受。這種哲理即純正的良知，簡樸的衣食，加上健康的身體和適足的收入，是普遍幸福和滿足的最好保證。靈魂的歸宿並未能引起那些「原始人」極大的關注。他們僅僅把自己視為一種特殊的哺乳動物，靠知識高踞於在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靈之上。他們常常提起神靈，但這些字眼猶如我們如今經常使用「原子」「電子」「以太」一類的詞彙。在他們眼中，萬物的起源總要有個名稱，因此在愛比克泰德說到宙斯時，不過是個尚未得出答案的難題的未知數，這種情景好比是歐幾里得在解題時所用到的X和Y，含義可以龐大無比，也可以不足掛齒。
那時人們最感興趣的首先是生活，其次才是藝術。
所以，他們研究包羅萬象的生活，並沿用蘇格拉底創立並加以普及的理性分析法，從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有時他們由於尋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熱情而走到了荒唐的極端，這是令人遺憾的。不過話說回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柏拉圖是古代眾多導師中唯一一個出於對完美精神世界的熱愛而鼓吹不寬容的人。
眾所周知，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得意門生，也是蘇格拉底言論的記載者。他收集了蘇格拉底說過或想過的一切，彙編成一系列的對話錄，堪稱《蘇格拉底福音書》。柏拉圖完成這項工作後，又著手對蘇格拉底思想中的晦澀難解之處加以闡釋，撰寫了一系列文采橫溢的著述。最後他開展了許多講座，使雅典人公平和正義的理念享譽四海。
在這一切活動中，柏拉圖所表現的全力以赴的無私奉獻精神簡直可以和聖徒保羅媲美。不過，聖徒保羅的一生極為驚險，他始終東奔西走，把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地中海的每個角落，而柏拉圖卻從未離開過他那舒適花園的座椅一步，只是讓世界各地的人來拜見求教於他。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是因為他擁有優越的出身和足以自立的財產。
首先，他是雅典市民，從他母親的血統可以追溯到索倫(25)。
其次，他剛一到法定年齡，就繼承了一筆財產。這筆財產足以維持富裕生活。
再次，他具有卓越的口才，以至任何獲准聆聽他在柏拉圖的大學裡授課的人，哪怕只是聽過很少幾次課的人，都會心甘情願地來到愛琴海。
至於其他方面，柏拉圖與當時許多青年人相似。他曾在軍隊裡當過兵，但對軍事並無多大興趣。他也參加過戶外運動，是摔跤和賽跑的能手，卻從未得到過什麼榮譽。他和當時的青年人一樣，也把很多時間花在國外旅行上。就像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索倫一樣，他曾駛過愛琴海，在埃及北部有過短期停留，不過，他返回家鄉後就再也沒有外出。他一直在雅典郊外賽菲薩斯河畔一座令人心曠神怡的花園的濃蔭角落，傳授教義長達50年。
學院
柏拉圖起初是個數學家，後來漸漸轉向了政治學。在這個領域裡，他奠定了現代政治機構的理論基礎。他內心是個堅定的樂觀主義者，相信人類正在持續不斷的穩定進化。他認為，人的生命從低級向高級緩慢提升，世界從美好的個體發展到美好的制度，再從美好的制度中發展出美好的理念。
柏拉圖的這種思想寫在羊皮紙上倒是蠻有吸引力，可是當他試圖把這種思想轉化成具體原則、為他理想中的共和國提供理論基礎時，他追求公正和正義的熱情就變得非常高漲，以至於無法容忍其他人的思慮。他主張的共和國一直被那些空談的烏托邦建設者們視為人類完美的終極境界。這個奇特的共和國組織不論是在過去還是從現在來看，都孕育著許多偏見——一些退伍上校們獨有的偏見，這些人始終享受著充裕的私人收入帶來的舒適生活，喜愛到彬彬有禮的圈子裡走動，並極端鄙視下層階級，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妄想在只有「上流社會」才有的那些特權中分上一塊「蛋糕」。
不幸的是，柏拉圖的著作在西歐中世紀學者中頗受推崇。在這些學者手裡，聞名遐邇的共和國變成了向寬容精神挑戰的可怕武器。
這些才識淵博的學者有意忽視：柏拉圖得出結論的背景與他們生活的12世紀和13世紀的情況不能同日而語。
比如，按照基督教的觀點，柏拉圖根本不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對祖先們敬仰的神靈極為輕蔑，將其視為來自遙遠的馬其頓的鄉巴佬，俗不可耐。他曾經為特洛伊戰爭紀年表中涉及的有關神靈的醜惡行徑倍感羞愧。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年復一年地坐在他的小林園裡，對他祖國各個城邦之間愚蠢的爭吵也越來越憤怒了。他目睹了舊民主理想的徹底失敗，愈發堅信，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某種形式的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不然他想像中的共和國就會立即陷入一種失控的混亂狀態。所以，他力主模範社會的立法結構應該制訂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動的明確規章，無論是自由人還是奴隸，都無一例外地必須遵守，違反者則判處死刑、監禁或流放。這一主張看起來與蘇格拉底在不久前曾為之英勇奮鬥的寬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格格不入，但這確實是柏拉圖理論的本意。
態度上發生這一轉變的原因並不難尋找。蘇格拉底扎根於群眾之中，而柏拉圖卻懼怕生活。他為了逃避醜陋不快的世界，躲到了自己幻想的王國中。他當然知道自己的夢想絕無絲毫可以實現的機會。各自為政的城邦並存的時代，不論是想像中的還是實際存在的，都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集權統治的時代已經開始，不久，整個希臘半島就要歸並進廣闊的馬其頓帝國，這個帝國從馬裡查河畔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在這座古老的希臘半島上難以駕馭的各個民主城邦尚未落入征服者的魔掌之前，那裡卻出現了一位力壓群雄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他使整個世界都受惠於如今已經絕滅的古希臘民族。
亞里士多德
我指的當然是亞里士多德，一個來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個時代就已經通曉了許多尚不為人知的知識，為人們的知識寶庫增添了豐富的寶藏。他的著作成為智慧的溫泉，在他以後，亞歐兩洲約50代人都無需絞盡腦汁，便可以從中汲取豐盛的精神食糧。
在18歲那年，亞里士多德離開了馬其頓的家鄉，前往雅典，在大學裡聆聽柏拉圖的講課。畢業後，他在許多地方講學授課，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羅神廟附近的一座花園裡開辦了自己的學堂。這就是眾所周知的亞里士多德哲學授課學園，它很快就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並不願意在自己的城堡裡增建一些學園。該城邦漸漸喪失了傳統的商業上的重要地位。精力旺盛的市民都移遷到亞歷山大港、馬賽以及南方和西方的其他城市。剩下沒有出走的都是些窮人或懶惰成性的人。他們是老一輩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規的不良殘餘。這些人曾經為苦難深重的共和國增過輝添過彩，也導致了它的毀滅。他們對柏拉圖學園裡發生的一切沒有什麼好感。在柏拉圖去世的十多年以後，其最著名的門生——亞里士多德竟然重返故土，繼續講授那些仍然不為大眾普遍接受的關於世界起源和神靈有限能力的教義。對此，老守舊派的人便搖起頭來，並低聲咒罵這個人把他們的城邦變成了自由思想和不拘信仰的場所。
如果那些守舊派不假思索地行事，就會把亞里士多德趕出國境。但是他們明智地並沒有採取行動。因為這位身健體壯、眼睛近視的紳士以飽讀群書和講究的衣著聞名，在當時政治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並非僱傭幾個流氓打手就能隨意趕出城邦的無名小輩。他是馬其頓宮廷御醫的兒子，和皇子們一起長大。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剛一結束學業，就被任命為皇儲的家庭教師。整整8年的時間，他每日均陪伴在年輕的亞歷山大左右。就這樣，他贏得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君主的友誼和庇護。在亞歷山大去印度前線期間，掌管希臘各行省政務的攝政王對他關懷備至，生怕有災難降臨到這位皇帝摯友的身上。
然而，亞歷山大去世的消息一傳到雅典，亞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危險。他想起了蘇格拉底的遭遇，不願意像他那樣捨生取義。他像柏拉圖一樣，謹慎地避免把哲學和現實政治混為一談。但是，他對政府民主形式的厭惡和對平民掌權缺乏信心是眾所周知的。當雅典人爆發出沖天怒火，把馬其頓的守衛部隊驅逐時，亞里士多德便駛過埃維亞海峽，來到卡爾希斯寄宿，並在那裡離開人世。幾個月後，馬其頓人重新攻克了雅典並懲治了叛民。
由於時間久遠，現在要想弄清楚亞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誠的真憑實據，談何容易！不過按照一般情況，在那樣一個隨便哪個人都可以發表演說的國度裡，他的活動必然與政治糾纏在一起。亞里士多德不得人心，與其說是因為散佈了會使雅典遭受宙斯嚴厲懲罰的駭人聽聞的新異端邪說，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對偏見很深的少數幾個地方實力派人士採取了不屑態度。
其實，這些都無關緊要。
各自為政的小城邦共和國氣數已經到了末日。
不久之後，古羅馬人繼承了亞歷山大在歐洲的遺產，希臘從此變成其眾多行省中的一個。
一切爭吵到此結束，因為羅馬人在許多事情上甚至比黃金時代的希臘人還要更加寬容。他們允許臣民自由思考，只要人們不對政治上的某些通變的原則提出質疑，因為羅馬政權之所以從史前時期就能保持平穩、安定和繁榮，全部依賴這些原則。
和西塞羅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伯裡克利的追隨者們視為神靈的理想之間也存在著微妙的差別。希臘思想體系的老一代領袖人物把其寬容精神基於某些明確的結論上，這些結論是他們經過幾百年認真實踐和思索總結出來的。而羅馬人卻認為他們用不著從事這方面的探討。他們不僅漠視理論問題，還把這種冷淡的態度引以為豪。他們的興趣點在實用的東西上，他們注重行動，對高談闊論深惡痛絕。
倘若異國人願意在下午坐在一株老樹下，討論政府理論方面的問題或是月亮對海潮的影響，羅馬人是歡迎的。
但是，如果異國人的知識能付諸實踐，那便會受到羅馬人的重視。至於哲學說教，連同唱歌、跳舞、烹飪、雕塑和科學一類的東西，最好還是留給希臘人或其他外國佬去做，大慈大悲的朱庇特創造出的族類，正是為了讓其擺弄這些真正的羅馬人不屑一顧的玩意兒。
與此同時，羅馬人的注意力則十二分地投入掌控日益擴大的領土上：他們會訓練足夠的外籍步兵和騎兵連隊，以保衛外圍省份；他們會巡查溝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亞的交通要道；他們通常要花費很大精力來維持數百個不同部落和民族間的和平。
但是，榮譽桂冠畢竟還是要給予無愧於這個稱號的人。
對立的宗教派別
羅馬人通過精心的工作，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統治體系，這個體系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一直延續到今日，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貢獻。只要繳納必要的賦稅，表面上尊重羅馬統治者制訂的為數不多的行為準則，稱臣的部落就可以享受到廣泛的自由。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個神靈，也可以信仰十幾個神靈，甚至崇拜整個廟宇中的全部神靈，怎麼做都沒有關係。但是，不管選擇信仰什麼，在這個包羅世界的大帝國裡，混居著的形形色色的人們必須牢記：「羅馬和平」的成功實現，有賴於公正地實踐「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原則。
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得干涉他人或自己大門內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認為自己信仰的神靈遭到了褻瀆，也不要找官府來出氣。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紀念的場合上所指出的：「如果哪位神靈認為他們感到不滿，他們肯定會照顧自己的。」
有了這樣一句安慰人心的話，法庭就可以對類似的一切案子不予受理，並要求人們不要把涉及個人見解的問題帶進法庭。
如果說一群卡帕迪西亞的商人決定在哥羅西人的地盤定居時，他們就有權繼續信仰自己的神靈，並在哥羅西鎮子裡建立起自己的神廟；那麼，如果哥羅西人為了類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亞人的地盤落戶時，也必須擁有同樣的權利並獲得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們時常爭辯說，羅馬人之所以能夠擺出至高無上的寬容姿態，乃由於他們對哥羅西人、卡帕迪西亞人以及其他所有居住在拉丁姆外圍的蠻族都持同等程度的輕蔑態度。這話可能是正確的，我對此不敢確定。但是，在500多年間，在形式上幾乎是徹底的宗教寬容一直盛行於文明和半文明的歐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部分地區。而且羅馬人創建了一種治國術：最大限度地減少摩擦，從而獲取巨大的實際成果。這也畢竟是事實。
在很多人眼中，太平盛世已經到來，這種相互容忍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但世上沒有永存的東西，至少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帝國是不能永存的。
羅馬征服了世界，但同時也毀滅了自己。
羅馬帝國年輕戰士的白骨，散落在數以千計的戰場上。
在差不多5個世紀中，社會上眾多聰穎的市民都把智慧和生命浪費在管理從愛爾蘭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國這個龐大的工作上。
惡果終於顯現了。
以一城為邦統治全世界，這個難以實現的重任在人力和腦力上把羅馬拖得筋疲力盡了。
隨後，又發生了一樁可怕的事——整個民族對生活逐漸厭惡，失去了生存的熱情。
他們已經佔有了所有的城鄉住房，擁有了他們希望使用的全部遊艇和驛車。他們還發現自己擁有了全世界的奴隸。他們嘗遍一切美酒，踏遍綠水青山，玩遍從巴塞羅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他們的藏書館裡收藏著所有的文字書籍。他們家的牆上懸掛著最好的繪畫。他們吃飯的時候，有世界上最傑出的樂師為他們演奏。他們在童年時代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為他們授課，使他們學會了應知的一切。結果，所有的美味佳餚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書籍都變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索然無味，甚至連生活本身也成為一種負擔，很多人巴不得獲取一個體面的機會讓自己喪生。只留下了一種安慰！對未知和不可見世界的遐想。
然而，舊的神靈已經死去多年了，有頭腦的羅馬人是不會看重那些在幼兒園裡教唱的愚蠢歌曲裡對朱庇特和密涅瓦(26)的讚頌的。
當時已經出現享樂主義學派、斯多葛學派和犬儒學派的哲學體系，均宣揚仁愛、克己和無私的美德，宣揚一生要有益於他人。但是，這些言論顯得太空洞了。芝諾、伊壁鳩魯、愛克比泰德和普盧塔克的書本在街頭書店裡比比皆是，書裡面講的倒是頭頭是道。
不過從長遠的觀點看，這種純理性的教義缺乏羅馬人所需要的營養成分。羅馬人開始追求一種可以作為精神食糧的「情感」。
於是，純哲學色彩的「宗教」（如果我們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及高尚生活的願望聯繫起來，這確是一種哲學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悅於極少數人，這些人幾乎都屬於上層人士，早已經飽享能幹的希臘教師對其個別授課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卻認為這些冠冕堂皇的哲學思想如同草芥。他們的想法也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認為大部分古代神話無非是粗俗祖先的幼稚產物。但是他們畢竟不能企及所謂的知識高層，還不能否認上帝的存在。
於是，他們採取了所有知識淺薄的人在這種環境中會採取的行動：他們表面上一本正經地敬奉共和國官方認可的神靈，暗地裡卻為了謀求真正的幸福和舒適而投靠某種神秘的宗教行會。在過去的200年裡，這種宗教行會在台伯河畔的古城裡已經大受歡迎。
前面提到的「行會」一詞源於希臘語，原意是一群「受到啟示的人們」——這群男女不准把本行會最神聖的秘密洩露出去，他們必須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們才能知道這些秘密，這種行會就像大學兄弟會的咒語或「海鼠」獨立幫會的神秘咒符一樣使人們結合在一起。
其實，在公元1世紀的時候，行會只不過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崇拜、一種說法、一種教派。一個希臘人或羅馬人（請原諒時間上的小小混淆）已經離開長老教會而加入了基督教科學會，便會告訴別人他已經轉投「另一個行會」了。因為「教堂」「英國北部教會」「貴族院」這些用語相對來說都是新近的用語，在當時可無人知曉。
如果你對這一問題特別感興趣，並且希望弄明白當時羅馬的情況，就請在下週六買一份紐約的報紙吧，任何一份都行。你會在報上看到四五欄關於從印度、波斯、瑞典、中國以及其他十多個國家引進的新教旨和新處方，旨在給人們以健康、財富和得到永恆的拯救之類的特殊承諾。
當時的羅馬與我們如今的大都市十分相近，也同樣充斥著外來的和本地的各種宗教。這種情形不可避免，因為它是一座國際性的城市，從小亞細亞北部覆滿青籐的山坡上開始了對神母的崇拜，弗裡基亞(27)人把神母尊崇為所有神靈之母。伴隨這種對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體面的表達感情的放蕩形式，這使羅馬警方不得不訴諸武力關閉神母廟，最後還通過了果斷的法律，禁止進一步宣揚任何鼓勵公眾豪飲以及其他更有傷風化的宗教。
埃及這塊充滿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為人類提供了六七位怪誕不經的神靈，奧賽利斯、塞拉皮斯和愛西斯(28)，等等。這些名字在羅馬時代就如同阿波羅、迪梅特和赫耳墨斯(29)一樣家喻戶曉。
至於希臘人，他們在若干世紀之前就把抽像真理和基於道德的行為實用法典的雛形體系奉獻於世。這時，他們又向堅持偶像焚香膜拜的異國居民提供了聞名遐邇的艾蒂斯、狄奧尼修斯、奧爾費斯和艾多尼斯(30)的「宗教行會」。就公共道德而論，這些神靈沒有一個能經得起推敲，卻受到人們的廣泛歡迎。
在整整1000年裡，腓尼基的商人們時時光顧意大利海岸，使羅馬人熟悉了他們的神靈巴爾(31)（耶和華的不共戴天之敵）及其妻子艾斯塔蒂(32)。為了這位奇妙的女神，所羅門曾在晚年時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建造了一座「高壇」，這使他所有忠誠的臣民們大為震驚。這個令人敬畏的女神在爭奪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長戰鬥中，一直被公認是迦太基城的保護者。女神的廟宇在亞洲和非洲全部被打碎後，卻以基督教最受尊敬的聖者身份重新回到了歐洲。
不過，還有一位最為重要的神靈，這位神靈飲譽全軍。在從萊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羅馬邊境線上，每一堆殘磚破瓦之下都會發現他破碎的雕像。
這為神靈就是偉大的米思拉斯。
據我們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光、空氣和真理的古老的亞細亞神，在裡海低地的平原上飽受香火。當時，我們的先祖佔據了那片牧草肥沃的田野，使人類在這一帶的山坡和峽谷之間得到了棲身之所，這裡以後便成為人所共知的歐洲地區。對這些先民而言，這個神靈給予人類各種美好的東西。人們相信，這塊土地的統治者們得以行使權力全依仗這個神靈萬能意旨的恩賜。米思拉斯作為天恩的象徵，終日處在天火之中，有時他會把一縷天火降在身居高位的人們的身上。雖然他早已離去，連名字也被人們遺忘，但是自中世紀起，那些善良的聖者頭上的光環，卻足以提醒我們早在教堂問世的千年之前就已經開始的一種古老的傳統。
儘管米思拉斯長年累月受到人們的極大崇敬，但要想比較準確地瞭解他的一生卻仍然非常困難。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基督教傳教士對米思拉斯神話恨之入骨，仇恨的程度比起對一般神話的仇恨還要大上千百倍。這些傳教士明白印度的神靈是他們最兇惡的對手，於是竭盡全力驅除一切能使人們記起米思拉斯神存在的東西，他們的努力卓有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神廟蕩然無存。這個宗教曾在羅馬盛行了500年之久，就像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長老教派在美國盛行一樣，最終卻連一張文字記載的紙片都沒有保留下來。
慶幸的是，當時炸藥還沒有發明，建築物不可能被徹底剷除，人們通過認真搜索一些廢墟，依靠幾處從亞洲的古地得到的資料，總算可以填補些空白，以致人們現已掌握了關於引人遐想的米思拉斯神及其軼事的相當準確的情況。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奇地從一塊岩石中誕生。他剛剛躺睡在搖籃裡，附近的幾個牧羊人就過來向他朝拜，還送禮物逗他高興。
米思拉斯在孩提時代就經歷過種種怪異的險境。其中很多故事讓我們聯想起使赫爾克利斯成為希臘兒童心目中的英雄的業績，不過，赫爾克利斯(33)通常殘忍暴虐，而米思拉斯則始終與人為善。有一次他與太陽神格鬥，並將其打敗。由於米思拉斯勝而不驕，太陽神便和他親如手足，以致旁人常常分辨不清他們誰是誰。
當邪惡之神(34)降下一場乾旱、意欲滅絕整個人類的時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塊岩石，頓時大雨傾盆而下，澆灌了乾裂的土地。當艾赫裡曼又想以一場洪水達到其惡毒的目的時，米思拉斯得知後，便啟示一個人，告訴這人造一隻大船，把親屬和家畜都帶上，從而又一次把人類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他竭盡全力使人類免受因自身的各種弊病而帶來的惡果之後，便升入天國，永遠操控正義和公正的大權。
當時有誰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會，就必須通過一套嚴密的入會儀式，吃上一頓有麵包和紅酒的禮餐，以此來紀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陽神一起吃的那頓著名的晚餐。不僅如此，他還必須在水邊接受洗禮，做很多我們現在看來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因為這種宗教儀式早在1500年前就被徹底廢除了。
一旦成為米思拉斯的信徒，便享受一視同仁的待遇。他們一起在同一個燭光明亮的祭台前禱告，唱著同一首聖歌，一同參加每年12月25日舉行的活動，慶祝米思拉斯的誕辰。他們還要在每週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紀念這位偉大的神靈。直到今天，我們仍然稱那一天為「星期日」。他們死後，屍體要擺放整齊，等到復活日，屆時，好人會得到公正的報答，惡人則被擲入不熄的烈火中。
這些色彩繽紛的神話的成功和在羅馬士兵中米思拉斯的廣泛影響，都表明了人們對宗教是非常感興趣的。的確，羅馬帝國在最初的幾百年裡，一直不停地追尋能夠滿足群眾精神需求的某種東西。
到了公元47年，發生了一件事。一葉扁舟離開腓尼基駛向佩加城，該城是通往歐洲各條道路的起點。乘客中有兩個人，他們帶著不多的行李。
他們的名字是保羅和巴納巴斯。
他們是猶太人，但其中有一個人持有羅馬護照，還通曉非猶太人的智慧。
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起點。
基督教開始征服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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