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會是一種非常簡單的組織。基督教徒一旦看清世界末日還很遙遠，最後審判日也不會隨著耶穌之死立即降臨，基督教徒還會在被淚水浸泡的塵世中度過漫漫時光，便感覺到有必要建立一種或多或少比較定形的管理體制。
最早的基督教徒是在猶太教會堂中集會的，因為那時的信徒是清一色的猶太人。後來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出現了裂痕，非猶太人就到某個人的家中集會，如果找不到足夠大的房間來容納全部虔誠的信徒（還有好奇者），他們就在露天或者廢棄的採石場上集會。
起初，這種集會都在安息日舉行，但是猶太人基督教徒和非猶太人基督教徒之間的矛盾日增，非猶太基督教徒便放棄了以星期六為安息日的習慣，將集會改在星期日，也就是死者的復活日。
這些儀式雖然莊重，卻體現了整個運動本身所具有的大眾化和感情化的特色。集會時，沒有固定的演講或說教，也沒有說教者，不論男人女人，只要感受到聖火的激勵，隨時都可以站起來證實自己的內心信仰。如果我們相信保羅信函的話，這些虔誠的兄弟們直抒胸臆的話語，常常使這位偉大使徒的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因為教徒中的大多數人都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儘管這些即興演說中所包含的真誠不容懷疑，但是他們的情緒常常會過於激動，像是些躁狂症病人的囈語。教會雖然不怕迫害，但是對於冷嘲熱諷卻無能為力。於是，保羅和彼得以及他們的後繼者們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使這種精神宣洩和對宗教神靈的熱情變得有序一些，而不是使之處於混亂狀態。
這些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因為固定的儀式貌似與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精神大相逕庭。不過呢，實際的考慮最終佔了上風，集會開始按照固定的儀式進行。
集會開始時，他們先朗讀一段讚美詩（以安撫可能在場的猶太人基督教徒）。然後教眾就會齊唱一曲為羅馬和希臘信徒新近譜寫的頌歌。
唯一預先確定的致詞是一段包含了耶穌全部人生哲學的著名禱文。在幾百年的時間裡，講道從來都是完全自發的，誰覺得自己有話要說，就會登台講道。
集會的人數和次數漸漸增多，一直都對秘密團體心懷戒備的警察開始進行盤查了。這時必須選出某些人來代表基督教徒同外界打交道。保羅早就高度讚揚過領導的才能。他曾把自己在亞洲和希臘見到的眾多小教會們比作船隻，這些船隻在洶湧的風浪中顛簸，要想不被大海的狂濤吞沒，船上必須有一個聰敏的舵手。
就這樣，信徒們再次集會，選出了男女執事。執事由虔誠的信徒擔任，他們是教會的「僕人」，負責照料病者和窮人（這是早期基督教徒非常關心的大事），並且負責管理教會的財產，料理其他一切日常事務。
再後來，隨著教會成員數量的持續增多，管理工作變得越來越繁雜，必須有專職人員才可以勝任，因此便把這些工作委託給一小撮「長者」負責。這些人在希臘語中被稱為「長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教士」。
又過了若干年，每個城鎮、村莊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教堂，因此又需要有一個共同的政策。這時又選出了「監督」（或主教）來監督全區的教務，並指導教區與羅馬政府之間的交涉事務。
很快，在羅馬帝國的各個主要城鎮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羅馬、亞歷山大和雅典，主教都被人們當做聲名顯赫的權威人物，其重要性與其行省中的軍政長官不相上下。
在開始階段，掌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自然備受人們尊敬，因為耶穌曾經在這裡生活過，最後又在這裡受難死去。但是在耶路撒冷聖城被毀，期待世界末日來臨和天國勝利的那一代人從地球上絕跡之後，那位可憐的老主教眼看著自己失去了之前的聲望。
自然而然地，這個教眾領袖的位置被羅馬主教取代了，主教居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裡，護衛著保羅和彼得這兩位偉大的西方使徒殉道的地方。
這位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樣，被人稱為「教父」或者「神父」，這是對神職人員表達敬愛之意的一種通用的稱謂。然而在幾百年間，在人們心目中「神父」這個頭銜逐漸成了羅馬主教專用的名詞。當人們說起「主教」的時候，指的就是羅馬主教，而絕不是君士坦丁堡主教或者迦太基主教。這完全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就像今天我們讀報紙時遇見「總統」的字眼，不必再加上「美國」幾個字來加以限定一樣。我們知道，那指的是政府的首腦，而不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局長或哈佛大學校長或國際聯盟主席。
「主教」這個名字首次出現在官方文件裡，是在公元258年。那時羅馬還是強盛帝國的首都，主教的權力在皇權的籠罩之下顯得暗淡無光，但是在此後的300年中，由於內憂外患的不斷威脅，愷撒的繼任者們開始尋找一處更安全的新住所。他們在自己國土的另一處找到了一座名為拜占庭的城市。該城名來自於一位神話英雄，他叫拜扎斯，據說特洛伊戰爭之後不久，拜扎斯曾在此登陸。該城坐落於分割歐洲和亞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控制著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商貿通路，而且還掌握著好幾處重要的壟斷都會。由於其在商業上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斯巴達和雅典曾為了爭奪這座富饒的要塞而大動干戈。
在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獨立的。成為馬其頓的領土之後沒過多久，它又併入了羅馬帝國的版圖。
如今，歷經千年的持續繁榮，其有「金號角」美譽的海港裡泊滿了來自上百個國家的船隻，它被選為羅馬帝國的首都。
留在羅馬的人落入了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其他蠻族手裡。帝國的皇宮數年空無一人，政府機構一個接一個地搬遷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當羅馬首都的居民要聽命於約1609千米之外的人制定的法律時，這些人覺得世界末日已經來臨。
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從來都是此長彼消。隨著皇帝的出走，留下來的主教就成了城中地位最顯赫的人物，皇位之榮耀的唯一看得見、摸得著的繼承者。
於是，這個前所未有的好時機被主教們利用到了極致。由於教會的聲望和影響吸引了全意大利的精英，這些主教們也都是些精明的政治家。他們覺得自己是某種永恆信念的代表，所以他們不慌不忙，而總是以一種冰河消融般的遲緩來漸進，在機會到來時大膽抓住。他們不像別的人急於求成而草率行事，繼而忙中出錯，最終落得前功盡棄。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認定一個目標，且堅持不懈地朝著那一個目標前進的人。他們的所做所想所說，都受到一種願望的指引，這種願望就是為上帝增光以及使代表神意的教會組織更加強大。
他們的工作效果如何，此後1000年的歷史自有論述。
其他的城邦都在野蠻部落橫掃歐洲大陸的洪流中消失殆盡，帝國的城牆一段接一段地倒塌，上千個像巴比倫平原上那樣古老的上千體制被像垃圾一樣掃除乾淨，只有基督教一直巍然屹立著，堅如磐石，尤其是在中世紀。
不過，最終獲取的這一勝利，卻付出了非常驚人的代價。
基督教起源於馬廄(1)，最終卻得以登堂入室。它最初是對宗教強制形式的一種抗議——在那種宗教桎梏中，教士自命為神與人之間的媒介，要求所有的凡夫俗子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這一力求革命的新團體發展成一個超級神權集團，與之相比，原先的猶太國倒成了一個無憂無慮、幸福寧靜的自由之邦。
然而，所有這一切均完全符合邏輯又幾乎不可避免的，我即刻對這一點作出說明。
到羅馬遊覽的人大都會去參觀圓形劇場科利西姆，在那早已風化的圍牆裡，人們會看到一個大坑，在那裡，曾經有數千位基督教徒倒下，成為羅馬專制的犧牲品。
儘管對基督教徒有過好幾次迫害，但這與宗教專制卻沒有多大關係。
這些迫害完全是政治性的。
作為眾多宗教派別之一，基督教曾經享有極大的自由。但是有些基督教徒公然聲稱自己是和平主義信仰者，當國家遭受外來侵略威脅時仍然大肆鼓吹反戰論，不顧場合地公開蔑視本國的土地法，這樣的基督教徒自然被當做國家的敵人，受到相應的處決。
基督教徒按照自己最為神聖的信念行事，但一般的治安官根本無法理解。這些教徒試圖解釋其道德精神的確切本質，這些長官大人們卻滿臉迷惘，完全弄不懂教徒們在說什麼。
羅馬的治安官終究都是普通人。當他們突然被叫去審訊犯人，卻發現犯人的供述不過是一些無傷大雅的小事，自然摸不著頭腦。長期的經驗教會了他們，要遠離形形色色的神學爭論。更何況，許多皇家敕令也對這些公務員們加以警告：對付新教派時，一定要運用一些「手段」。所以他們就圓通地與對方理論。但是當全部爭論最終都集中到原則問題時，邏輯的力量就顯得微乎其微了。
最終，長官大人們面臨著這樣的選擇：是放棄法律的尊嚴，還是無理地堅持執行國家的最高權力？然而，對於那些堅信死亡是新生之始的基督教徒來說，監禁和酷刑並沒什麼可怕的。當聽到獲准離開這個悲慘世界前往天堂時，他們還歡呼雀躍呢！
就這樣，基督教徒和當局之間終於爆發了漫長而痛苦的游擊戰。究竟有多少人傷亡，我們沒有掌握到準確的數字。依照公元3世紀著名神父奧利金(2)——他的好幾位親屬在亞歷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被殺的說法，「為信仰而死的真正的基督教徒的人數，可以很容易地統計出來。」
我們追究一下早期聖徒的生平蹤跡，就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系列的血腥故事。我們禁不住心生疑惑：一個如此屢遭殺戮迫害的宗教，何以能流傳下來呢？
不論我給出什麼數字，肯定都會有人說我是個帶有偏見的騙子，所以我將保留觀念，而由讀者自己去得出結論。人們只要研讀一下羅馬皇帝德西厄斯（249—251年在位）和瓦萊裡安（253—260年在位）的生平，自然會對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時期的羅馬專制的真正本性有一個相當清楚的認知。
此外，如果讀者還記得，就連馬可·奧勒留如此開明的君主都承認：不能很好地處理基督教徒的問題，就會明白遠在帝國的偏僻角落，又想盡忠職守的無名小吏們所面臨的難題了：他們必須或者背棄自己的就職誓言，或者處決自己的鄰居親朋，因為這些人不能或者不願遵守帝國政府賴以自保的幾條簡單法令。
與此同時，基督教徒們並沒有因為異教徒的虛偽溫情而止步，而是繼續穩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在公元4世紀晚期，羅馬元老院中的基督教徒抱怨說，聚在一個異教偶像的陰影下使他們的感情受到了傷害。於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將勝利女神像搬走了。這座女神像在愷撒修建的大廳內已經矗立了400多年。好幾位元老對此舉提出異議，結果非但毫無益處，而且還導致其中的一些人被發配流放。
這時，有一位聲名遠播的忠誠愛國者昆塔斯·奧勒留·希馬丘斯，寫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一個折中的建議：
「為什麼我們這些異教徒和基督教鄰居不能平靜和諧地相處呢？我們抬起頭望到的是同樣的星空，我們是並肩走在同一行星上的夥伴，而且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們選擇不同的道路追尋終極真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生命的奧秘如此費解，通向答案的途徑不該只有一條。」
這樣想的人不止一個，也有不止一個人看到羅馬宗教寬容的傳統已經受到威脅。就在勝利女神像被搬移的時候，羅馬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的雙方是拜占庭的兩派相互對立的基督教徒。這次爭吵引發了有史以來關於寬容的一場最富智慧的討論。討論的負責人是哲學家泰米斯提厄斯，這個人一直信奉祖先的神靈，當瓦倫斯皇帝在正統基督教徒和非正統基督教徒的爭論中偏袒一方時，泰米斯提厄斯覺得有責任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職責。
他說：「有這麼一個王國，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夠在其中施展任何權威。這就是道德之國，個人宗教信仰之國。在其中實行強制，勢必會導致建立在欺騙基礎上的皈依和偽善。所以統治者還是容忍一切信仰為好，因為只有憑借寬容才能避免民眾的爭吵與衝突。何況寬容還是一道神聖的道義。上帝自己就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容忍多種宗教的意願。只有上帝才能判斷人類渴望理解神聖玄機的方法正確與否。上帝在對他奉獻的各種崇拜中感到高興，他喜歡基督教徒使用的某種典儀方式，也喜歡希臘人、埃及人的其他典儀方式。」
這說得多好，可惜卻是對牛彈琴。
舊的世界及其觀念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讓歷史時鐘倒轉的努力都注定要失敗。生活意味著進步，進步則意味著磨難。舊的社會秩序正在迅速地瓦解，軍隊全是由外國僱傭兵組成的反叛暴徒，邊境地區已經處於公開叛亂的狀態，英格蘭等邊遠地區則早已屈從於野蠻民族(3)手下。
當大災難終於降臨時，幾百年來一直投身政界的聰明的年輕人發現，所有晉陞之階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條路，那就是在教會任職。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長官執掌的權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願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學命題，就一定可以擁有眾多讀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宮裡代表羅馬主教，或者敢於冒險到高盧或斯堪的納維亞的腹心地帶，與那些野蠻部落的酋長修好，就一定能夠迅速飛黃騰達；如果你是基督教財務官，則可以通過管理那些迅速擴大的房地產來發財致富，就像拉特蘭宮的佔有者一樣，成為當時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過去的5年中，我們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質的事情。到1914年為止，歐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勞動謀生的年輕人，幾乎悉數進入了國家機構。他們在不同的帝國陸軍、皇家海軍裡擔任軍官；他們佔據著司法機構的高級職位，掌管財政，或者在殖民地擔任幾年地方長官或駐軍司令。他們並不期待變得非常富有，但是職位給他們帶來極高的社會聲望，而且只要再發揮一些智慧、勤奮和誠實，就可以擁有一個非常舒適而又備受尊敬的晚年。
隨著戰爭（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譯者注）的爆發，社會上那些舊的封建殘餘被掃蕩殆盡。下層階級掌握了政權。原先官員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無法改變生活習慣，典當了自己的勳章之後告別人世。然而，大多數舊官員還是順潮流而動。這些人從幼年起就受到教育：商業是一種卑賤的行業，不值得他們去勞神。也許商業的確是一種卑賤的職業，但是他們只能在辦公室或是收容院二選其一。相對來說，為了信念寧肯忍饑挨餓的人總是少數，所以巨變之後沒過幾年，我們發現原先的許多軍官和政府官員們做起了從前來不碰的行當，而且幹得心甘情願。另外，由於他們大多出身於世代從事管理工作的家庭，早已習慣了與人打交道，所以相對而言更容易在新生涯中取得進展。現在，他們的幸福和興旺已經大大超過了自己當年的期望。
今天商業的情形，就類似1600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個年輕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羅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要想讓他聽命於一個從奴隸之子成為簡樸牧師之人的訓誡，大概不會太容易。但是這位牧師能夠提供一些東西，恰恰是那個有著赫拉克利斯、羅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血統的年輕人急切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們雙方都很聰明（這完全是可能的），很快就能學會欣賞對方的優點，融洽相處。這又是一條奇特的歷史法則：越是表面上變化很大，實際上越是沒什麼變化。
自古以來，似乎就有一個不可避免的規律：小部分聰明人統治，大部分不那麼聰明的人被統治。在不同的時期，這兩伙人有不同的稱呼，但無非總是一方代表強大和領導，另一方則代表懦弱和服從。它們曾經被分別稱為帝國、教會、騎士、君主，以及奴隸、農奴、無產者。但是不論在莫斯科、倫敦，還是在馬德里、華盛頓，左右著人類發展過程的神秘規律一樣起作用，因為它既不受時間也不受地點的限制。它經常以怪異的形式和偽裝出現。它不止一次地穿上謙卑的外衣，大聲宣揚自己對人類的熱愛，對上帝的忠誠，以及為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利益的渴望。但是在這種令人心怡的外表之下，始終隱藏著、而且還繼續隱藏著原始法則的殘酷真理：人的第一職責是求生。不願接受人具有生物性這個事實的人，常常會對這樣的說法感到惱火，他們把我們稱為「物質第一主義者」「犬儒主義者」，等等。他們總是把歷史視為一本賞心悅目的童話故事，所以當發現歷史是一門科學，遵守著宇宙萬物都要遵守的鐵律時，便大驚失色，說不定他們還會起來反對平行線公理，懷疑乘法口訣表呢。
我個人建議他們還是接受這些客觀規律為好。
因為這樣——也只有這樣——歷史才能在某一天成為對人類有實際價值的東西，而不再是那些從種族偏見、部落專制和廣大群眾的無知中坐收漁利的聯盟。
逃離罪惡的世界
如果有誰懷疑這一論述的正確性，那就請他到我前面所寫的那些世紀的史料中尋找證據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400年間，那些偉大領導者的生平。
他定會發現：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原來的異教社會，一直在希臘哲學家的學校裡接受過教育，只是到後來不得不選擇職業時，才轉到基督教會。當然，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這種新思想的吸引，並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誨。但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之所以從效忠世俗的主人變為效忠天國的主宰，是因為陞遷的機會對後者而言要大得多。
教會從其自身來說，總是通情達理的，不追究是什麼動機促使這麼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而且還會細緻入微、竭盡全力地滿足所有人的願望。讓那些嚮往過實際的、世俗的生活的人得到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獲益的機會，而對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較多感情色彩的人，則盡可能地為其提供遠離城市喧囂的機會，以便其能夠在寧靜中思考生存的邪惡，甚至達到他們認為靈魂的永恆幸福所必需的個人聖境。
起先，過這種身心投入、靜思冥想的生活是相當自在的。
基督教出現以後的最初幾百年間，它只是一種鬆散的精神紐帶，聯結著遠離權貴豪宅而居的窮苦百姓。但是當教會繼承了羅馬帝國的世界主宰地位，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擁有了意大利、法國和非洲的大量地產之後，過隱居生活的可能性就減少了。虔誠的男女開始嚮往「昔日的好時光」，那時真正的基督教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禱和行善中度過的。為了能再次體會那種幸福感，如今只好人工地再造當年本是自然發展生成的環境。
追求修道院式生活的運動源起於東方。在其後的1000年中，它對政治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還為基督教會的武裝庫提供了一支忠誠的突擊部隊，可以用來有效地對付各種異端邪說。
我們不必對此感到吃驚。
在毗鄰地中海東部沿岸的幾個國家中，文明已經極其古老，人們也已經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單以埃及為例，自從尼羅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經交替出現了10個不同的文明時期。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平原上，情況也是如此。生命的虛無，人類努力的徒勞，在昔日宮殿廟宇的廢墟上都清晰地顯現。歐洲的年輕民族也許會把基督教作為對生活的一種急切期望，作為對剛剛復甦的精力與熱情的持續激勵，但是埃及人和敘利亞人對宗教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對他們來說，宗教意味著一種解脫。設想著死亡那一刻的愉快時光，他們可以從陰森記憶中逃離出來，躲進一片荒漠，在那裡只有他們的悲哀和他們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對可怕的生存現實。
出於某種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業似乎總是對士兵具有特殊的號召力。和其他人相比，他們更直接地接觸到人類文明中的殘酷和恐怖。不僅如此，他們還懂得，沒有紀律就會一事無成。為基督教而戰的最偉大的現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軍隊中的一位上尉(4)，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成組織的人名叫帕科米烏，是君士坦丁皇帝軍隊中的一個列兵，他是埃及人。在他服完兵役之後，就加入了一小群隱士的行列，領頭的人叫安東尼，也是埃及人。這群人離開了城市，在荒漠中與豺狗一起過著平靜的生活。但是離群索居的生活似乎會引起種種怪異的精神痛苦，使人們過於虔誠，不是整天待在古老的石柱頂上，就是終日悶在廢棄的古墓裡面（這會使異教徒竊喜，真信徒悲傷）。帕科米烏決心使這個運動更有實際基礎，於是成立了第一個宗教團隊。從那以後（4世紀中期），聚集生活的隱居者開始聽從一個指揮官命令，他被稱為「大將軍」，由他來指定一些院長（或主持），負責各個修道院，這些修道院則被他們看做天神的眾多堡壘。
在公元346年帕科米烏去世之前，亞歷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經把他的修道士思想從埃及傳到了羅馬，數以千計的人開始借此逃避世俗世界，逃避邪惡以及那些不依不饒的債主。
然而，由於歐洲的氣候和人們的性格，帕科米烏的設想不得不作一些小的改變。在冬季的歐洲，飢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羅河谷那樣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講究實際的頭腦，也難以接受東方的神聖理想中沾滿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國人就會自問：「早期教會如此重視的那些善事有什麼意義呢？讓一群群狂熱的信徒在遠離塵世的潮濕山洞裡苦苦修行，弄得瘦弱不堪，難道這樣能給寡婦、孤兒和病人帶來益處嗎？」
因此，以西方人的觀點，必須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這要歸功於亞平寧山脈的納西亞城一位名叫本篤的居民，這個人總是被人稱為聖徒本篤。他的父母送他到羅馬受教育，但是該城使他那顆基督教徒的心靈充滿了恐懼，於是他逃到阿布魯奇山下的蘇比亞克村，並在一片當年屬於尼祿行宮的廢墟中住了下來。
在那裡他完全與世隔絕地生活了3年。後來他的美德盛名傳遍了鄉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擁而至，多得足可以住滿十幾個像模像樣的修道院。
於是他告別了穴居生活，成了歐洲修道院制度的規章制定人。他先是起草了一套組織法典，其中的每個細節都顯示出他那種羅馬人的秉性。修道士們宣誓遵守他的規章後，就再也別想過閒散的生活。
除了祈禱或者冥想，剩下的時間修道士們必須下地幹活。那些年紀太大，不能幹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輕人，教他們如何做一個好的基督教徒，如何成為社會的棟樑之才。他們確實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使得本篤修道院在教育方面自成體系長達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獲准培養了大多數具有特殊才幹的年輕人。
作為辛勤勞作的回報，這些修道士們有著體面的穿著和充足的食品，還可以擁有一張床——可以在每天工作和祈禱之餘，躺在上面睡上兩三個小時。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修道士們不再僅僅是一些逃離世俗生活和種種義務，一心為靈魂的來世做準備的閒漢。他們成了上帝的僕人，必須在漫長而痛苦的考察期內證明自己配得上這樣的尊嚴，還必須積極地參與傳播天國的權勢和榮耀。
在歐洲異教徒中的初步傳教工作已經完成了，但是為了避免使徒們的成果不致落空，傳教工作必須得到當地居民和政府有組織的支持。修道士們便扛起鐵鏟和斧頭，拿上禱告書，來到了日耳曼、俄羅斯、斯堪的納維亞和遙遠冰島的荒野中。他們墾荒種地，辦學傳道，給那些遙遠的土地帶來了文明的啟蒙之光。對那裡的大多數人來說，文明還只是靠道聽途說而來的一知半解。
於是，教皇——整個基督教的最高執行人——就以這種方式使人類精神的各種力量發揮了作用。
務實的人可以獲得很多出人頭地的機會，而夢想家則可以在寧靜的樹林中找到快樂。沒有白費的工夫，沒有浪費的時間，結果便是基督教的權勢大增。不久之後，不論是皇帝還是國王都發現，如果忽視了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隨者的意願，就無法繼續實施統治了。
基督教獲得最後勝利的方式頗有意思，它向人們表明，基督教的勝利是出於一些實際原因，而並非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因為宗教熱情的心血來潮式的突然爆發。
對基督教徒的最後一次大迫害，發生在戴克裡先(5)皇帝統治時期。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親兵衛隊之威勢進行統治的歐洲權勢人物中，戴克裡先絕不是最壞的一個，但是他卻遭到了相當普遍的非議。他對基礎經濟的命題一竅不通。
當他發現自己擁有的帝國迅速地四分五裂時，一輩子的戎馬生涯使他確信，弱點在於羅馬的軍事體制組織渙散。邊遠地區的防禦任務交給了當地的軍隊，而那些士兵已經逐漸喪失了作戰的習慣，變成了過平靜生活的農夫，竟然向那些理應遠拒於國境之外的蠻族兜售起蘿蔔和白菜。
戴克裡先根本不可能改變這套積習成患的體制，所以他想創建一支新型的野戰軍來解決這一難題。這支新軍隊由身手敏捷的年輕男子組成，能夠在命令下達幾周之內進軍到帝國疆域內任何受到入侵威脅的地方。
這是一個高明的主意，但恰如所有軍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樣，是要花費大量金錢的。這筆錢只能以稅收的形式由國內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此舉導致百姓怨聲載道，聲稱如果再交一文錢就一貧如洗了。皇帝則說這是他們的錯，並且把過去劊子手才有的權力授給了收稅官。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帝國的百姓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到頭來卻還要倒貼錢財，於是他們便拋家捨業，蜂擁到城裡當起了流民。可是，皇帝陛下卻不想半途而廢，為擺脫困境，他大筆一揮，又頒布了一條法令。把所有的政府官職、手工藝、商業貿易都變成了世襲職業。這就是說，官員的兒子將來還是官員，不管他是否喜歡。麵包師的兒子一定還得做麵包，哪怕他可能在音樂方面更有天賦，或者更適合做個典當行的老闆。水手的兒子則命中注定要一輩子待在甲板上，就算他到台伯河划船都會暈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雖然理論上講他們還可以做自由人，但是不能離開自己的出生地，無非就是另一種形式上的奴隸罷了。這一下徹底表明，原來的羅馬共和國已經墮落成一個東方式的專制統治機構。
這樣一位對自己的能力極其自信的統治者，指望他能夠容忍或者願意容忍一小撮人僅僅遵守那些自己願意遵守的法令，豈不是荒謬至極嘛！但是，在評判戴克裡先對基督教徒的粗暴時，我們必須記住他當時處於一種毫無退路的境地。好幾百萬的臣民們從戴克裡先採取的保護措施中獲益，卻不肯分擔共同的重任，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懷疑這些人的忠誠。
你也許記得，最早的基督教徒沒有寫下任何東西。他們覺得世界末日隨時有可能來到，既然如此，又何必浪費時間和金錢寫一些文字東西呢？那些東西不出10年就會被天堂之火化為灰燼。但是新天國並沒有到來，而基督的故事（經過100年的耐心等待之後）開始被人們添枝加葉地傳來傳去，弄得信徒們對這些故事莫衷一是。這時，人們感覺到擁有一本這方面的權威書籍的必要性，於是，一些耶穌的小傳和門徒的被保存下來的原始信函被集結成一部大書，稱為《新約》。
七山之城
在這本書的眾多章節中，有一章叫做《啟示錄》，其中提到了一個建在「七山」上的城市，並有關於它的一些預言（大家都知道，自從羅姆拉斯時代起，羅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儘管這位匿名作者小心翼翼地把這座城市稱為他所深惡痛絕的巴比倫，但是書中形容那座城用到了「妓女的母親」「大地的污點」的字眼，還說這座城市浸滿了聖徒和殉道者的鮮血，注定要成為魔鬼的棲身之地、邪惡靈魂的歸宿及可憎的鳥類的巢穴，等等，諸如此類的貶損之詞遍佈其中。帝國的法官不需要有太多的洞察力，也能夠明白這些文字的影射意義。
這樣的句子也許可以解釋成某個可憐狂人的囈語，他也許想起了最近50年來被殺害的眾多朋友，所以被憐憫之情和熊熊怒火蒙蔽了雙眼。然而，這些句子卻是教會莊嚴禮拜活動中的一部分，一周又一周地在基督教徒聚集的地方被反覆地誦讀著。外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為，它們代表了所有基督教徒對台伯河岸這座強大城市的真情實感。我並不是說基督教徒們沒有理由懷有那樣的情感，但是我們也很難責備戴克裡先不理解他們的熱情。
但是事情到這裡還沒有結束。
羅馬人漸漸熟悉了一個前所未聞的詞——「異教徒」。最初「異教徒」這個詞只用於那些選擇信仰某種教義的人，或如我們所說，屬於某一「教派」的人。但是漸漸地這個詞的含義縮小到，指稱那些信仰基督教權威認為「不正確」「不合理」「不真實」或者「不正統」的教義的人，用聖徒的話來說，指的就是那些「異端、謬誤、虛假、永遠錯誤」的人。
還有少數固守古老宗教的羅馬人，從理論上講，他們完全不應被扣上異教徒的帽子，因為他們還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所以，嚴格地說，他們也沒權解釋其個人觀點。不管怎麼說，《新約》中的某些部分著實有傷帝國的尊嚴，比如說「異端就像通姦、猥褻、淫蕩、懶惰、巫術、憤怒、爭鬥、謀殺、騷亂、酗酒一樣，都是可怕的邪惡」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出於禮貌的關係，我就不在此一一列舉了。反正這些話讀起來是不會讓皇帝的尊嚴受到吹捧的。
這一切導致了摩擦和誤會，摩擦和誤會又導致了迫害。羅馬的監獄裡再一次關滿了基督教徒，羅馬劊子手又使殉道的基督教徒人數增加了許多。再次血流成河，卻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戴克裡先最終徹底絕望了，他捨棄了王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另一項非常有趣味的消遣——在後院裡種起大白菜。
繼任者沒有繼續實行鎮壓政策。相反，因為看到無法指望著用武力根除基督教的勢力，他不得已決定做一筆交易，用一些特別的恩惠贏得對方的好感。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313年，由官方首次正式「承認」基督教會的功績，這個人叫做君士坦丁(6)。
什麼時候我們應該搞一個「國際歷史修訂專家委員會」，所有的皇帝、國王、主教、總統、市長，凡享有「大」字稱號的，都要向這個委員會說明自己的資格。其中的一位候選人我們必須特別留意，他就是後面將要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這個野蠻的塞爾維亞人，曾經活動在歐洲的每一處戰場，從英格蘭的約克，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拜占庭，都留下過他揮舞長矛的身影。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兄弟和自己的侄子（一個7歲的孩子），還殺死了幾個地位卑微的親戚。即便如此，在迎戰最危險的敵人馬克森提烏時，由於他慌亂中大膽地請求基督徒的支持，從而贏得了「摩西第二」的美譽，最後又被亞美尼亞和俄羅斯的教會封為聖徒。他雖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終其一生都是個野蠻人。直到臨死之前他還取出祭獻的羊的內臟，蒸了來占卜未來，而這些都被大家體諒地忽視了。畢竟皇帝頒布了那部有名的《米蘭敕令》，向他鍾愛的基督徒保證他們享有「自由表達個人意見」和「在自己的會場不受騷擾地舉行集會」的權利。
此前我已經再三陳述過多次，在4世紀前半期的基督教領袖，都是一些務實的政治家。當他們迫使皇帝簽署了那部值得永遠紀念的法令時，基督教便從一個次要的教派跨越到國教的尊位。不過，他們深深知道這是怎樣得來的，君士坦丁的繼任者們也知道這一點，而且儘管他們想憑借演說把這掩蓋起來，但是機關算盡仍然要露出一點馬腳。
「拯救我吧！強大的統治者！」聶斯托利主教對狄奧多斯皇帝申告，「把教會的敵人全都交到我的手中吧，我將給你天堂！站在我這一邊，打倒那些不贊成我們教義的人吧。作為回報，我們也會站在你的一邊，幫助你擊敗你的敵人！」
在過去的2000年裡，還有不少類似的交易。
但是以妥協使基督教掌權這樣厚顏無恥的行為，的確非常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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