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古代世界的帷幕即將落下的時候，有一個人物現身在歷史舞台上，他的命運原本應該更好一些，卻過早地死去，還留下了一個並不討人喜歡的「叛教者」的稱號。
我所說的就是朱利安（Julian）(1)皇帝，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1年出生在帝國的新都城。公元337年他那出名的叔叔死了，3個兒子立刻像惡狼一樣撲到遺產上面，並且為了繼承權而廝殺地扭作一團。
為了防止有人提出財產要求，他們命令殺掉所有住在城內和離城不遠的親戚。朱利安的父親便是其中的受害者，而母親則在他出生後不到幾年就離開人世了。就這樣，這個6歲的小男孩成了孤兒。他有一個體弱多病的同父異母哥哥，兩人相依為命，一起讀書。他們學的多是些宣揚基督教優越性的內容，講課的是一位平庸卻為人和善的老主教，名字叫做尤西比烏。
但是當孩子們長大些的時候，人們覺得還是把他們送到更遠的地方比較好，那樣他們不會太顯眼，也許能夠逃過那種拜占庭小王子中地位較低者時常遭逢的厄運。他們被明智的人送到了小亞細亞中部的一個小村莊。那是一段枯燥的日子，但是朱利安卻趁機學到了許多實用的東西。因為他的鄰居是一些淳樸的卡帕多西亞山民，他們仍然信奉著他們祖先的天神。
對這個小男孩而言，是不可能有什麼機會擔任治理國家的重任的，因此，當他要求一心一意求學時，便被痛快地獲准了。
他先去了尼科美迪亞，那裡是仍在傳授古希臘哲學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之一。在那裡，他的頭腦中裝滿了科學和文學，已經把從尤西比烏那裡學到的東西全都擠掉了。
後來，他獲准去了雅典。在當年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待過的地方研讀。
這時，他的同父異母哥哥被暗殺了。君士坦丁的兒子中僅存的一個，即朱利安的堂兄君士坦提烏，想起了自己還有一個小哲學家的堂弟。他們是皇室中剩下的兩個男性成員。於是，他派人召回朱利安，客客氣氣地接納了他，還好心好意地把自己的妹妹海倫娜嫁給了他。然後，君士坦提烏命令朱利安到達高盧，抵禦野蠻民族的侵犯。
由此可知，朱利安從他的希臘老師那裡不僅學到了辯論的技巧，還學到了一些更實用的東西。公元357年，當日耳曼的阿拉曼尼部落威脅法蘭西的時候，他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擊潰了敵人的軍隊，而且還巧作安排，把穆茨河與萊茵河之間的土地全部納入高盧，自己則撤到了巴黎。在他的藏書室裡，擺滿了新添的他喜愛的書籍，一向嚴肅的他顯得非常高興。
當這些勝利的消息傳到君士坦提烏的耳中時，君士坦提烏非但沒有點燃歡慶的焰火，反而定下周密的計劃，要除掉朱利安這個競爭對手，因為朱利安顯得有點功高蓋主了。
但是朱利安深受他的士兵擁戴，當他們聽說自己的統帥要被召回家（這是一種禮貌的砍頭的邀請），於是闖進他的宮殿，當即擁立他為皇帝。同時，他們放出風去，說如果他不答應，就要砍下他的腦袋。
朱利安是個聰明人，當然接受了。
這個時候，雖然已經是羅馬帝國末期，但它的道路保養得依舊很好，所以朱利安能夠以創紀錄的速度，帶著他的軍隊從法蘭西中部開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但是在他還沒有到達首都，就聽到了他的堂兄君士坦提烏去世的消息。
就這樣，西方世界再次落入了異教徒的統治。
當然，朱利安要做的事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這樣一個聰明的人居然相信借助武力能夠重現過去的輝煌；他還以為只要重新建造雅典衛城，並讓教授們站在學院的園林裡，穿上往昔的寬外袍，用500年前的語言彼此交談，就能夠再現伯裡克利的時代。這真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這恰恰是朱利安想要做的。
在朱利安短短的不到兩年的執政時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創建古代的科學，而這時的人們大都對那些東西不以為然。朱利安企圖再度點燃人們探索、研究的熱情，而這時統治世界的卻是一群沒有文化的教士，他們覺得所有應該知道的東西都已寫在一本書裡了，再做什麼獨立的調查研究只會導致喪失信仰，引來地獄之火。朱利安想讓人們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歡樂，而人們卻對鬼魂的事洋溢著熱情和活力。
反對之聲從四面八方湧來，就是再堅韌的人也要絕望發瘋。朱利安崩潰了，至少有一段時間，他曾求助於他偉大祖先的啟蒙思想。安提阿的基督徒曾向他扔石頭和土塊，可是他沒有懲罰這座城市；愚蠢的教士曾經故意激怒他，要掀起新的迫害高潮，但是這位皇帝仍然執意指示他的官員們：「不要造成任何犧牲。」
公元363年，波斯人一支仁慈的箭終結了這個人奇特的生涯。
對於這位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異教統治者而言，這可能是最好的結局。
倘若他再活得長一些，他的寬容力和對愚昧的憎恨，也許會把他變成那個時代最專制的人。這時在醫院的病榻上，他可以坦然地說，在他統治時期沒有一個人因為個人見解不同而遭到處決。然而對於這種仁慈，他的基督徒臣民卻報以永久的仇恨。他們宣揚說，皇帝是被自己軍中的一個士兵（一個基督徒士兵）用箭射死的。他們精心譜寫了讚歌來讚美那名兇手。他們還描繪了朱利安臨死前是怎樣承認自己做法的錯誤，怎樣承認基督的神權。為了詆毀這位生活清苦、全心全意為百姓謀福利的正人君子，他們把4世紀詞彙庫中豐富的骯髒字眼幾乎全都加在了他的頭上。
當朱利安被抬進墳墓時，基督教的主教們終於可以把自己看成帝國真正的統治者了，他們立即開始清理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每一個角落，摧毀那些反對自己統治的勢力。
公元364年到378年，在瓦倫丁尼和瓦倫斯兩兄弟統治時期，通過了一項法令，禁止所有的羅馬人向他們舊有的神靈祭獻牲畜。如此一來，異教的教士失去了收入來源，被迫另謀生路。
但這些規定還算是溫和的呢。狄奧多斯皇帝的法律規定，所有的臣民都得接受基督教，而且還必須遵照天主教形式的法律。他自己則自命為天主教會的保護人，並使它獨霸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法律公佈之後，所有堅持「錯誤觀點」的人——就是那些堅持自己的「愚蠢的異端邪說」的人，那些仍舊忠實於「可恥教義」的人，將會由於故意違抗法律，要被流放或處以死刑。
從那時起，舊的世界迅速地走向最後的滅亡。在意大利、高盧、西班牙、英格蘭，異教的廟堂幾乎被毀廢無存。這些廟堂不是被人拆掉，用拆下的石頭去修建橋樑、道路、城牆和水渠，就是經過改造成了基督徒的聚會場所。自從羅馬共和國建立以來，積累下來的成千上萬的金製、銀製的神像，都被明目張膽地沒收或者私自盜竊，剩下的則被碾成了粉末。
新的世界帝國
亞歷山大城的塞拉佩恩神廟，是一座有著600多年歷史的廟堂。希臘人、羅馬人和埃及人一直對它都非常崇敬。然而，在這個時候，它也被夷為平地。那裡還有一座大學，自從亞歷山大大帝創建以來，便聞名於世。它繼續教授、解釋各種古老的哲學，從未間斷，因而吸引了來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大批學子。這所大學沒有遵照亞歷山大主教的諭旨被關閉，但是主教手下的教士們卻自己動手了。他們闖進教室，處死了柏拉圖學派最後一位偉大教師希帕提婭，還把她殘缺不全的屍體扔到大街上餵狗。
在羅馬，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朱庇特的神廟被關閉了，古羅馬宗教信仰的經典《古羅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了，首都成了一片廢墟。
在高盧，在著名的圖爾斯主教領導下，原先的天神被宣稱為基督教中惡魔的前身，所以供奉它們的廟宇都必須從地球上消失。
在偏遠的鄉村，農夫有時候會衝上來保衛他們愛戴的天神，於是就會有軍隊奉命過來，用斧子和絞刑架平息這類所謂的「撒旦的暴亂」。
在希臘，破壞工作的進程要緩慢一些。但是到公元394年，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是被廢除了。這個希臘人生活的中心（此時已連續存在了差不多1180年之久）既然已經不復存在，其他事情相對而言就容易多了。哲學家被一個接一個地驅逐出這個國家，最後，遵照查士丁尼皇帝的旨意，雅典的大學也被封閉了，維持學校運轉的資金自然也被全部沒收。碩果僅存的7位教授失去了生計，只好出逃到波斯。波斯皇帝倒是熱情接待了他們，而且還讓他們平平安安地享受晚年，恩准他們玩新奇的印度遊戲——下棋。
在5世紀的前半期，克裡索斯托大主教已經能夠毫不誇張地宣稱，過去那些作家的著作和哲學家們一起，都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西塞羅、蘇格拉底、韋爾吉爾和荷馬早就被人遺忘在地窖和閣樓裡了（更不必說那些被正派基督徒痛恨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了）。要過600年之後，他們才能夠重見天日，而在這段時間裡，整個世界只能憑藉著這些神學家賞賜的精神食糧過活。
這是一份奇怪的減肥食譜，絕不是一個均衡的食譜（套用醫學行話來說）。
基督教會雖然戰勝了異教的諸多敵人，但是仍然面臨著很多嚴重的磨難。那些吵著要給古代的神靈燒香的高盧和盧西塔尼亞的貧苦農夫，倒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制服他們，讓他們閉嘴。這是因為他們是異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一邊的嘛。然而，奧斯特羅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哥巴德人各執己見，爭論是亞歷山大教士阿里烏關於基督本質的說法對呢，還是阿里烏的死敵、亞歷山大主教阿塔那修斯的說法對；朗哥巴德人和法蘭克人對基督和上帝是「完全一樣」還是僅僅「相像而已」爭論不休；汪達爾人和撒克遜人在辯論，聶斯特利說的「聖母馬利亞是『基督的母親』而不是『上帝的母親」』究竟對不對；伯艮第人和弗裡西人在糾纏耶穌是否具有雙重本質，即是不是半人半神。這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野蠻人現在已經皈依了基督教，雖然在觀念上有點稀里糊塗，但還是教會忠實的朋友和堅定的支持者，所以絕不能將之革出教門來處罰他們，也不能用永恆的地獄之火恐嚇他們。對他們只能委婉地說服，然後用寬厚的仁愛和奉獻把他們帶回到正道中來。但是首先要讓他們有明確的教旨，明白什麼是應該堅持的真理，什麼是必須反對的錯誤，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
正是由於人們希望使教義中的所有問題達到某種統一，最終便導致了一系列著名的會議，後來被統稱為「基督教公會議」或者「基督教普世會議」。自從4世紀中期起，這種會議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召開一次，以確定哪些教義是正確的，哪些教義包含有異端的嫌疑，因而應該被判為錯誤、虛妄和異端邪說。
公元325年，在離特洛伊廢墟不遠的尼西亞第一次召開這種會議。第二次會議是56年之後在君士坦丁堡召開的。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開。從那以後，會議接二連三地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東岸的查爾斯頓召開了幾次，又在君士坦丁堡連續召開兩次，然後又在尼西亞，公元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開一次。
從那以後，會議就在羅馬或者由教皇指定的某座西歐城市中舉行了。這是因為，自從4世紀以後，儘管理論上皇帝有權召集這樣的會議（這個特權的附帶條件是，他要支付主教們的路費），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對強有力的羅馬大主教提出的建議應該認真對待。儘管我們不能肯定是誰主持了尼西亞的首次會議，但是後來的所有會議全都是由教皇主持的。這些神聖會議的決議，也必須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否則，便不能被視為有效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辭別君士坦丁堡，到氣候更宜人的西部地區去旅行了。
寬容與專制之爭始終反覆進行。有的人把寬容看成人類最偉大的美德，也有的人說它只不過證明人類有很多道德弱點。我不想探討這個問題純理論的一面，但是必須承認，教會的支持者在為殘酷懲罰異端的行為加以辯解時，都講得頭頭是道。
他們這樣辯解：「一個教會和任何其他組織一樣，比如一個村莊、部落，或者一座堡壘，必須有一個總指揮，有一套明確的法令和細則，那些教會的成員都必須強制服從。所以，任何人發誓加入教會，就同時默認了要尊重總指揮並遵守法令。如果他發現自己做不到這一點，就必須承擔自己的決定造成的後果，並且離開教會。」
到這裡為止，一切都非常正確，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師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禮宗的教義，他可以轉到衛理公會；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他不再信奉衛理公會的教旨，還可以成為一位論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猶太教的教徒，甚至還可以轉投印度教、土耳其的伊斯蘭教。世界是非常寬廣的，大門是為人敞開的，除了忍饑挨餓的家人，誰也不會對他說「不」。
現如今是一個蒸汽輪船和火車的時代，而且還有無窮的經濟機遇。
而5世紀的世界卻不這樣簡單。當時要想找到一個不受羅馬主教影響的地方，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當然，你可以從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異教徒做的那樣，但是路途迢迢，生存的機遇又非常渺茫，而且這樣做還意味著他本人與其家人從此天各一方呢。
而且，假如人們由衷地認為自己對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確的，要說服教會對教義做一點改動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為什麼要放棄信仰自己喜愛的宗教的權利呢？
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異端分子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統信徒還是異端分子，都認為宗教教義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如果聯合會中一群博學的神學家硬要定義不可能定義的東西，將上帝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公式化的東西，就像數學家因為對X的取值意見不一致而把對方送上絞刑架一樣荒唐可笑。
但是，那時基督教唯我獨尊和專制的精神已經牢牢地掌控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主張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肯定誰對誰錯」而倡導寬容的人，依舊有性命之憂，而且通常情況下，他們只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隱含在拉丁文字中，僅僅有一兩個絕頂聰明的讀者才能參透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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