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寫歷史越來越難了。我就像一個自幼受訓做小提琴手，可是到了35歲的時候忽然有人給我一架鋼琴，並要求我像克拉威爾那樣當演奏家，理由是「鋼琴也是音樂」。我學到了某一個領域的技藝，卻不得不用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去。我所學的是從一種確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發，觀察過去發生的一切事件，這是一個由皇帝、國王、大公和總統，在國會議員、政府大臣的輔佐下較為有效地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輕的時候，上帝仍然是人們心中天經地義的萬物之尊，需要用最高的崇敬和禮儀來對待。
後來，戰爭爆發了。
事物舊有的秩序被徹底打翻，皇帝、國王被廢黜，負責的大臣被不負責任的秘密委員會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國的大門被委員會的命令正式關閉了，一個已死的經濟學僱傭文人被宣佈為所有古代先知的繼承人。
這一切當然不會長久，但是文明要花費好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恢復元氣，那時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時，我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東西，但這並不容易。
就拿俄羅斯的問題來說吧。大約20年前，我在那塊「聖地」待過一段時間。我們拿到手的外國報紙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版面塗滿了一種黑乎乎的東西，人們習慣地稱之為「魚子醬」。這些東西是小心的政府為了不讓心愛的臣民看到某些內容而塗上去的。
人們普遍把這種監督看成「中世紀黑暗時代」的復甦，讓人難以接受。西方偉大共和國的人保存了幾份塗著「魚子醬」的滑稽報紙，以便拿給國內的人看，讓他們知道聞名遐邇的俄國人實際上是多麼的愚昧與落後。
後來，偉大的俄國大革命到來了。
在過去的75年中，那位俄國革命者始終在大聲疾呼，他是被迫害的倒霉蟲，一點兒自由都沒有。作為證據，他指出，所有傾心社會主義事業的雜誌都受到了嚴密的監督。但是在公元1918年，劣勢者轉而成為了優勢者。那麼，又怎樣了呢？得到自由的朋友們取消了報紙審查嗎？根本沒有。他們關閉了所有不對新主子說好話的報刊，把許多他們不中意的編輯送到了西伯利亞或天使長那裡（除此之外，並無選擇的餘地）。總之，他們表現出的專制要比「小白父」為害四方的部長和警長表現出的超出很多很多倍。
我是在一個相當自由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這個社會信奉彌爾頓的格言：「按照我們自己的良心自由地瞭解、自由地發言和自由地辯論，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
如同電影中說的「開戰了」，於是《登山寶訓》被列為親德國的危險文件，不允許在千百萬國民中自由發行，編輯和印刷商膽敢出版就要被罰款或者監禁。
看到這種情形，真覺得更明智的選擇應該是放棄研究歷史，改行寫短篇小說或者做房地產生意。
但是這樣做就等於承認失敗。所以，我還是要堅持自己的工作，盡量讓自己記住，在一個十分規範的國家裡，每個守法的公民都有去說、去想、去發表他認為正確的東西的權利，只要他沒有妨礙別人的幸福與舒適，沒有違背文明社會的良好禮儀，沒有觸犯當地警察當局規定的任何法規。
當然，這會使我被列為一切官方檢查制度的敵人。但是依照我的個人之見，警察當局應當留心那些靠色情內容牟利的報紙和雜誌，至於其他的，誰愛印什麼就印什麼好了。
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人，不願意浪費精力，而且我非常熟悉近500年來的歷史。這段歷史清楚地表明，對文字和言論的暴力鎮壓，從來沒有得到任何益處。
胡言亂語就好比是炸藥，只有當被放進密閉的狹小空間，並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況下突然受到衝擊時，才會是危險的。一個滿腦子半生不熟經濟學思想的倒霉蟲，如果任由他去演講，也吸引不了幾個好奇的聽者，恐怕還會被人嘲笑一番，說他瞎費工夫。
還是這個人，如果被大字不識的粗魯法官戴上手銬，關進監獄，判處35年單獨監禁，他就會成為人們同情的對象，最後還會被推崇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記住：做壞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犧牲的烈士一樣多，前者都是些狡猾至極的傢伙，沒有人知道他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鎮壓
因此我要說，讓他們去說，讓他們去寫吧。如果說的是至理名言，我們當然應該聽一聽；如果不是，它們很快就會被忘記。希臘人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帝國時代之前的羅馬人也是這樣做的。但是自從羅馬軍隊的總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庇特的後裔，成為一個半人半神的人，遠遠地離開了普通凡人，情況就變得不同了。
於是「欺君犯上」的大罪被炮製出來。這完全是一種政治過錯，從奧古斯都時代到查士丁尼王朝，很多人因為直言不諱地向皇上進諫而被拖進監獄。但是只要不涉及皇帝陛下本人，羅馬人倒也沒有什麼可避諱的談論話題。
然而，教會統治的到來結束了這種幸福的環境。就在耶穌死後的若干年，善與惡、正與邪之間劃出了明確的界限。公元1世紀後期，聖徒保羅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這個地方的護身符和符咒非常有名）附近遊歷了很長時間。他四處傳教講道，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很多人相信自己信奉異教是錯誤的。為了表示懺悔，他們挑選了良辰吉日，聚在一起，把所有的魔法書都付之一炬，燒掉了大約價值2000英鎊的秘密符咒，這些在《使徒行傳》的第19章中都是可以讀到的。
不過，這些完全是一群悔過的罪人的自願行為，從來沒有聽說保羅曾經刻意禁止以弗所人擁有或者閱讀類似的書籍。
一個世紀以後，真就有人採取這樣的措施了。
當時，還是在以弗所，一些主教聚在一起，宣佈一本寫有聖徒保羅生平的書為禁書，忠實的信徒被命令不許閱讀它。
但是在公元325年尼西亞會議中基督教會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對書寫文字的檢查與監督就成了神職人員日常職責的一部分。一些書籍被絕對禁止了，還有一些被評判為「危險的」。而且老百姓還遭到警告，閱讀這些書就是冒險。作者們發現，要想在出版之前得到當局的批准，更方便的辦法是把手稿送到當地的主教那裡，以便先得到認可。後來這形成了一種慣例。
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不敢肯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可以獲得批准，在世上流傳。這個教皇說一本書有益無害，他的繼任者則可能說它褻瀆神靈。
不過，總的說來，這種辦法倒是保護了那些寫書人，他們不必和自己的牛皮紙作品一道遭受被燒成灰燼的危險。那時的書籍全靠手抄，出一本3卷的巨著大概要整整5年，所以這套體系一直運轉良好。
然而，這一切都被約翰·古登堡或者稱為約翰·古斯弗萊士的發明改變了。
在15世紀中期以後，一個能幹的出版商兩星期之內可以印出四五百本書籍，從1453年至1500年的短短時期，歐洲西部和南部的人們一下子有了4萬多冊各種版本的圖書，而在此之前，這相當於當時較大的圖書館的藏書量。
書籍數量出人意料的增長使教會憂心忡忡。一個異教徒有一本手抄的《福音書》，要想抓住都很困難；那麼2000萬異教徒手裡有2000萬本製作精良的書，又該拿他們怎麼辦呢？如此巨大的數量對當局的思想觀念構成了直接的威脅，今後必須指定一個專門的法庭，檢查即將出版的所有書籍，從源頭上把關，看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遠不能見天日。
這個委員會經常公佈一些名單，宣佈哪些書含有「違禁內容」。後來從中產生了有名的「禁書目錄」(1)，它幾乎和宗教法庭一樣為人不齒。
但是如果據此認為，只有天主教會才有這種出版檢查制度，那就有失公平了。由於懼怕印刷品造成的雪崩效應威脅國家的安寧，很多政府都規定各地的出版商必須把稿件送到公共檢察機關，而且禁止他們印製任何未經官方批准的東西。
運書的人
不過除去羅馬之外，沒有一個國家把這種做法持續到現在。即使在羅馬，這種制度自16世紀中期以來也作了大量的修改。這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的。出版業的發展速度如此迅猛，樞機主教任命的委員會，也就是所謂的「禁書目錄委員會」，即使再勤奮工作也難以應付。這還不算那些如同洪水般湧向山山水水的報紙、雜誌和各種各樣的小冊子，不用說是分類檢查，就是通讀一遍，也要這些人辛辛苦苦花上幾千年的時間。
這種專制制度非常可怕地報復了那些對其不幸的臣民強行禁書的統治者——這種自作自受的結局，恐怕很難找到更具說服力的例證了。
早在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的塔西陀就曾表示，他反對迫害作者，因為「這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只會給原本不被公眾注意的書籍做廣告。」
「禁書目錄」證明了塔西陀的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宗教改革剛一獲得成功，禁書目錄就成了一種指南，人們就靠它來跟上當前流行的文學主題。還不僅這些。在17世紀，德國和低地國家(2)想大撈一筆的出版商在羅馬安插了很多特別的信使，這些信使的任務就是提前把被禁或被刪節的書籍弄到手。這些東西一旦到手，就交給特別信使，由信使日夜兼程，越過阿爾卑斯山，穿過萊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僱主的手中。然後，德國和荷蘭的印刷廠就開始工作，夜以繼日地趕印。出售這些書籍可以獲得高額利潤，還有一大批職業的書販，將這些書偷運到被禁的領土上。
不過能夠偷偷運過邊境的書的數量畢竟十分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些國家，直到不久之前「禁書目錄」還在執行，這種壓制政策的後果的確非常觸目驚心。
如果這些國家在發展中逐漸落後，原因並不難找到。在這些國家，大學生被剝奪了閱讀任何外國教科書的權利，而且還只能使用質量低劣的國產貨。
更糟糕的是，「禁書目錄」使人們心灰意冷，不願意認真從事文學和科學研究。因為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願意寫出一本書，隨後眼睜睜地看著它被那些無能的檢察官「修正」得支離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不學無術的書記官「改正」得面目全非。
於是，作者寧可去釣魚或者在酒館裡玩多米諾骨牌，以此來消磨時光。
或者他會坐下來，在對自己、對民族的一片絕望中，寫下《唐·吉訶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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