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社會」把「整體」的安全放在所有考慮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個人卻認為世界迄今的發展無一不依靠個人努力，而非依靠集體的奮爭（說白了就是不相信所有變革），因此個人的權利要比集體的權利重要得多，爭取寬容的鬥爭，正是這兩派自古以來衝突的一部分。
我們如果同意這個前提是正確的，那麼一個國家的寬容程度便與大多數居民享有的個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往昔歲月裡，有時會出現一位非常難得的開明統治者，他對臣子們說：「我堅信『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原則。我希望所有可愛的臣民們都對他人施以寬容，不然就會自食其果。」
在這種情況下，性急的臣民們就急忙貯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幾個壯麗的字樣：「寬容第一」。
但是，這個突然的轉變是出於對國王的絞刑吏的懼怕而作出的，因此難以持續長久。國王只有在恫嚇的同時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級教育的明智體系，把它當做每天的政治活動，才能取得碩果。
16世紀後半期，這種幸運的環境在荷蘭共和國出現了。
首先，這個國家有數千個半自給自足的城鎮和鄉村。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漁夫、水手和商人。這3種人都習慣於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職業的性質迫使他們作決定時要迅猛果斷，依據自己的利弊，判斷出工作中的機遇。
我絕不是說，他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聰明或者心胸更寬闊。但是艱苦的工作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幹勁使他們成為整個北歐和西歐的糧食和魚類的搬運工。他們知道，天主教徒的錢和新教徒的錢一樣好用，他們喜歡現金交易的土耳其人，討厭要賒賬6個月的長老會教徒。於是，荷蘭成為進行寬容試驗的理想國度，不僅如此，每個人都能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實踐「意欲統治世界者必須瞭解世界」這句古老格言的光輝榜樣，他起初是個著裝時髦、錢多財廣的青年，有令人羨慕的社會地位——給當時最偉大的君主當機要秘書。他在晚宴和舞會上揮霍無度，娶了好幾個非常有知名度的女繼承人，生活放蕩奢侈，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不是個很用功的人，對他來說，競賽圖表遠比宗教小冊子更為有趣。
在他看來，宗教改革引起的社會動盪，最初不過是被僱傭者與僱傭者之間的又一場爭吵，只要稍微耍點手腕，再擺出幾個大塊頭的警察，就能夠解決掉。沒那麼嚴重。
不過，等他把握了國王和臣民之間爭端的本質時，這個和藹的大人物就一下子變成了能力超群的領袖。遺憾的是，他所要從事的是當時已經完全失勢的事業。他在短期內賣掉了宮殿、馬匹、金盤和鄉間地產（或者不經公告立即予以放棄）。這個布魯塞爾的紈褲公子成為哈普斯堡家族最堅定、最成功的敵人。
財產的變動並沒有影響他的個性。威廉在富有的時候就是個哲學家。後來，他住在兩三間出租房子裡，而且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費的時候，他仍然是哲學家。曾經，有一個主教想建造大量的絞架來處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盡全力挫敗了主教的計劃，如今，他同樣盡量要制止那些狂熱的加爾文教徒要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企圖。
他的目標幾乎毫無指望。
已經有2萬～3萬人慘遭殺害，宗教法庭的監獄裡裝滿了新的即將赴死的人，遙遠的西班牙正在招募一支軍隊，準備在叛亂還沒有蔓延到歐洲其他地方的時候就將其粉碎。
有人想告訴那些為生命而戰的人們，應該熱愛剛剛絞死他們的兒子、兄弟、叔父以及祖父的人，但這談何容易！但是，威廉通過自己的切身事例和他對待反對者的和解態度，已經向追隨者表明，一個有性格的人應該超脫摩西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律法。
在這場爭取樹立公共道德的論戰中，他得到一個傑出人物的支持。在豪華的瓜達教室裡，你會看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簡短墓誌銘，記載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遺體就埋葬在那裡。這個孔赫特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一戶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輕時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國外旅行，獲得關於德國、西班牙和法國的第一手資料。他剛一返回故鄉，便愛上了一個身無分文的姑娘。他的荷蘭父親處事謹慎，極力阻撓他們的婚事。不過，兒子依舊娶了那位姑娘，父親便做了長輩在這種情況下必然要做的事：譴責兒子的忘恩負義，並剝奪了他的繼承權。
年輕的孔赫特不得不自己幹活謀生了，這是有些困難。不過孔赫特是個多才多藝的年輕人，學會了一門手藝，當上了銅雕匠。
天哪！一旦成為荷蘭人，便終身要說教。夜幕剛一降臨，他就急匆匆地放下雕刻刀，拿起鵝毛筆，就一天的重大時事撰寫文章。他的文筆並不大像現在人們所說的「引人入勝」。但是他的作品裡有許多類似於伊拉斯謨所闡述的易為人所接受的可笑常理，這使他結識了許多朋友，並和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觸，威廉高度讚賞了他的能力，雇他做自己的機要顧問。
當時威廉正忙於一樁奇特的爭論。在教皇的支持下，國王菲利浦要幹掉人類的大敵（也就是威廉），他懸賞25000金幣，並以貴族頭銜和赦免一切罪行為條件，找人去荷蘭殺死威廉這個頭號異教徒。威廉已經經歷過5次沒有成功的被謀殺，覺得自己有用一套小冊子駁倒菲利浦國王論點的責任，孔赫特出面助了他一臂之力。
論點直指哈普斯堡內閣，不過要是指望內閣的態度會由此而轉化為寬容，那真是癡人說夢，然而整個世界都在關注著威廉和菲利浦的這場決鬥，小冊子也被譯成多種文字，廣為傳閱，其中許多題目人們過去只敢低聲議論，現在卻公開爭辯起來。
不幸的是，爭辯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就結束了。公元1584年7月9日，一個法國天主教徒謀殺了威廉，拿到了25000金幣的酬金。6年以後，孔赫特還沒有完成把伊拉斯謨著作譯成荷蘭語的計劃，也離開了人世。
在以後的20年裡，戰火四起，炮聲不絕於耳，湮沒了不同觀點的神學家之間的斥罵。當敵人最終被驅逐出新共和國的邊界時，卻沒有威廉這樣的人來掌管內部事務了。不同的教派本來在大批西班牙僱傭軍的壓力下暫時很不情願地和解了，如今又要扼住對方的喉嚨了。
他們的爭論當然要尋找個借口，但哪個神學家沒有一點要抱怨的事呢？
在萊頓大學裡，有兩名教授持有不同的意見。這本來沒什麼新鮮或出眾的。但是，他們在關於意志自由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這倒是個嚴重的事。興致勃勃的人們立即參加到討論中去，不到一月，整個國家便分成了兩大對立的陣營。
一派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派是戈馬魯斯的追隨者。
戈馬魯斯雖然出生在荷蘭家庭，卻一生在德國度過，是條頓教育體系的優秀產物。他的學問非常淵博，卻又缺乏起碼的常理。他的大腦精通希伯來的詩律，而心臟卻按照阿拉米語的句法規則跳動。
他的對手阿米尼斯卻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人。他生於奧德沃特，這座小城市離伊拉斯謨度過不愉快的少年時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遠。他在孩提時代便贏得了鄰居、馬古堡大學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教授的友誼。這個人叫魯道夫·斯內裡斯，他把阿米尼斯帶到德國，讓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在第一個假期回家度假時，阿米尼斯才發現家鄉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所有的親人都被殺害了。
這種情景似乎要終止他的學業了，幸虧一些好心的有錢人聽說這個年幼孤兒的悲慘遭遇，便慷慨解囊，送他到萊頓大學學習神學。他勤學苦讀，五六年後便學完了全部應該學習的課程，之後，他又去尋找新鮮的知識源泉了。
那個時候，聰穎出眾的學生總可以找到資助者為他們的前程出幾個錢。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幾個行會給他開的介紹信，興高采烈地去南方尋找受教育的機會了。
阿米尼斯
作為一個備受尊敬的神學繼承人，阿米尼斯首先來到日內瓦。加爾文這個時候已經與世長辭了，但是有一個名叫西奧多·貝扎的侍僕，像天使的牧羊人似的接替了加爾文。這個捕捉異端邪說的老手鼻子非常的靈敏，立刻嗅出這個年輕荷蘭人教旨中的拉姆主義氣味，對他的拜訪也就縮短了。
拉姆主義這個詞對現代讀者已經沒有絲毫的意義。不過熟悉《彌爾頓文集》的人都清楚，300年前它卻被看成是非常危險的宗教新說。它是由一個名叫彼爾·德·拉·拉姆發明或創始的（隨你高興用哪個詞吧）。他做學生時，十分厭煩教授們那老套的教學方式，於是選了一個使人震驚的題目做他的博士論文題：《亞里士多德傳授的一切儘是謬誤》。
不用說，這個題目沒法取得教授們的好感。幾年以後，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寫進了一系列頗有才華的學術著作中，這使他的死成了注定之事。他是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的第一批受難者。
不過呢，惱人的著作並不會隨著作者一起被殺掉，拉姆的書倖存了下來，拉姆奇特的邏輯體系也在西歐和北歐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但是，真正的虔誠人士卻認為拉姆主義是奔赴地獄的通行證，於是有人勸說阿米尼斯前往巴塞爾，這個不幸的城市自從陷入對一切持探索態度的伊拉斯謨的魔咒後，「自由派」一直被視為好樣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這番警告後，便啟程向北走去。但是他又作出一項不同尋常的決定。他大膽闖入敵人的境內，在帕多瓦大學學習了幾個學期，還去了一趟羅馬。公元1587年返回故鄉時，在鄉親們的眼中，他成了一個危險分子。不過他似乎既沒有長角也沒有添尾巴，於是漸漸地贏得了眾人的好感。他應邀擔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長。
在阿姆斯特丹，他不僅有所作為，還在瘟疫肆虐的時候博得了英雄的美譽。不久，人們便開始真心擁戴他，委託他重組該城市的公立學校體系。公元1603年，當他作為羽翼豐滿的神學教授被召往萊頓時，首都的全體居民都對他依依不捨。
倘若阿米尼斯知道在萊頓等待他的是什麼，我肯定他是不會去的。他到達萊頓的時候，正好下拉普薩裡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薩裡安派教徒之間的鬥爭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薩裡安派的。他本想不帶偏見地對待同事——上拉普薩裡安派的戈馬魯斯。但是兩派之間的差異已經是水火不容。阿米尼斯不得不聲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下拉普薩裡安派教徒。
讀者們當然會問我，這兩派到底是什麼啊，我不知道，好像也無法弄明白這些事兒。不過據我所知，兩派的爭論由來已久。包括阿米尼斯在內的一派認為，人們某種程度上具備自由意志，並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爾文和戈馬魯斯等人，他們教導說，人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運取決於造物時神骰的一擲。
公元1600年，絕大部分北歐人是上拉普薩裡安派。他們願意聽這樣的布道——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數人命中注定要沉淪地獄，如果有那麼幾個教長敢於講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們便馬上會被懷疑患有罪惡的軟弱症，猶如心慈手軟的醫師，給病患者開不出苦口的良藥，卻以他們的軟弱心腸將那些病患者害死。
萊頓的許多饒舌老婦一發現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薩裡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他從前的朋友和支持者肆意攻擊、咒罵他。最終，這個可憐的人被折磨而死。隨後，上拉普薩裡安派和下拉普薩裡安派都介入了政治領域，這在16世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薩裡安派在選舉中獲勝，於是，便宣佈下拉普薩裡安派是公共秩序的敵人和國家的叛逆之徒。
這場荒誕不經的爭戰還沒有結束，奧爾登·巴內維爾特就腦袋夾在兩腳中間躺下歸西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追隨者，為荷蘭共和國的建立立下功勞。格羅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宮裡，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儘管他的溫和節制曾經使他成為國際法律公正體系的第一個偉大倡導者。在這種情景下，寡言的威廉所獻身的事業似乎到此半途而廢了！
但是加爾文主義者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
荷蘭共和國只是名義上的共和國，實際上是商人和銀行家的俱樂部，由幾百個非常有勢力的家族執掌大權。這些紳士對平等和博愛沒有絲毫的興趣，卻信仰法律和秩序。他們承認並支持現存的教會。每逢星期日，他們便滿腔宗教熱情地來到四壁潔白的聖物存放處，這裡過去是天主教堂，如今是新教徒的布道廳。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見市長大人和議員們，想抱怨說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時候，官員們卻又在「開會」，無法接見這些虔誠的教會人士。如果這些教會人士堅持不懈，且召集數千名忠誠的教民在市政大廳前「示威」（這種事時常發生），那些官員們也會彬彬有禮地接過教會人士抄寫得整齊的訴苦書和建議書。但是，大門在最後一個穿黑袍的請願者面前關上後，官員們就會用剛收到的那些文稿點煙。
他們已經採納了實際而有用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為例。」上拉普薩裡安教派掀起的大規模內戰的可怕年月把他們嚇壞了，於是他們堅定地壓制宗教狂熱的發展。
後人並不總是誇讚這些新貴族。他們無疑把國家視為私有財產，也不能持之以恆地把祖國的利益和他們自己的利益加以明確的區分。他們缺乏從整個帝國角度考慮問題的宏觀視角，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但是他們做了一件值得我們發自內心推崇的事情——把國家變成了國際交換所，擁有各種思想的人在這裡都得到了最廣泛的自由，隨心所欲地去說、去想、去寫、去出版。
我並不想描繪得過於動人。在內閣們非難的威脅下，市議員也會不時地被迫鎮壓天主教的一個秘密協會，或沒收某一本過於囂張的異端派發行的小冊子。不過，總體說來，只要不爬到市場區中央的肥皂箱上高聲斥責宿命論的教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帶到公共餐廳裡，不在南方衛理公會教堂裡否認上帝的存在，人們就可以確保一定程度上的平安無事。基於這一點，在差不多兩個世紀裡，許多人在世界其他地方會因為觀念而遭受迫害，而荷蘭共和國卻成為他們的名副其實的避風港。
沒過多久，這裡又重新變成為天堂的消息廣泛傳開了。在以後的200年裡，荷蘭的印刷所和咖啡館裡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群，這些人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軍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