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時代裡，我們常聽人們說起新聞廣告人員的惡毒努力，許多善良的人們都批評「宣傳」是現代魔鬼的一項成功發明，是一種既新奇又刻毒的方法，為的是使人們注意某個人或某件事。不過這種斥責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一般認為「宣傳」是近代才發明的。但是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待過去的事件，就會發現這與當前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舊約》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預言家們，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師。用新聞界的術語來說，希臘和羅馬的歷史是一個長長的連續長篇的「宣傳噱頭」。有些宣傳是體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現在連百老匯都拒絕刊登的花樣翻新、粗俗卑劣的宣傳。
像路德和加爾文這樣的改革者們都完全懂得精心佈置的宣傳的巨大價值。我們不能責備他們。他們不能像紅菊花那樣，只要謙卑地生長在路邊就會感到幸福。他們十分認真。他們想讓自己的觀點發揚光大。他們期望取得成功，倘若不吸引一大群追隨者，又怎麼行呢？
肯皮斯的一個叫托馬斯的人，在一個修道院安靜的角落裡生活了整整80年，這種漫長的自我流放，如果及時做廣告（事實上就是如此），變成一個突出的賣點，就會產生深遠的道德影響，就會使人們好奇地想去閱讀那本關於他一生祈禱和思考的結晶的小書。但是阿西斯的弗朗西斯或羅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確實有成效，那他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地運用現在時常與馬戲團或電影新星聯繫在一起的那種方法。
基督教精神特別強調謙虛，並讚美那些有謙卑精神的人。但是讚揚這些美德的布道現在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卻是因為當時在宣揚時運用了特定的方法。
難怪那些被譴責為基督教死敵的男男女女們，在抗爭西方世界精神專制的枷鎖時，從《聖經》上撕下一頁，並採用了一種相當奇特的宣傳方法。
我提供這些微不足道的解釋，是因為善於作大量宣傳的最偉大的學者伏爾泰，有時不擇手段地利用公眾思想上的空虛，因而經常遭到抨擊。也許他的手法並不總是那麼高尚，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許不這麼看。
進一步來說，就像檢驗布丁要通過品嚐一樣，對像伏爾泰這樣的人的成功或失敗，也應該根據他到底為他的同胞們作了些什麼貢獻來確定，而不是他所喜歡的衣服、玩笑或壁紙。
這個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說：「我沒有王權又有何妨呢？我有一支筆嘛。」他說得一點兒沒錯。他有一支筆，而且有許多支筆。他是鵝的天敵，因為他使用的鵝毛筆比20多個一般作家用的還要多。他屬於文學巨匠那類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獨自一個人揮筆，寫出和作家協會所有的作家總數一樣多的文章。他在骯髒的鄉下小店裡伏案疾書。他在冰冷孤獨的鄉下客房裡創作出了難以計數的六韻步詩歌。在格林尼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撒滿了他的稿紙。他把墨水飛濺到普魯士王室行宮的地毯上，還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獄監獄長名字的私人信箋。當他還在玩滾鐵環和做彈球遊戲時，尼農·德·蘭克羅曾送給他一筆數目可觀的零花錢，讓他「買一些書」。80年後在同一個巴黎，我們聽見他說要買一疊大紙和無數的咖啡，以便在無法逃脫的黑暗和死亡來到之前再完成一部書。
伏爾泰在法國的學校讀書
關於他撰寫的悲劇、故事、詩歌、哲學以及物理論文，都無需在本書裡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評論。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比同時期的幾十個詩人寫得好。作為歷史學家，他的資料既不可靠又乏味得很，他在科學領域的探險並不比我們在星期日的報紙上看到的那種水平高。
但他是愚蠢、狹隘、固執和殘忍的敵人，由於他的勇敢、堅強，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公元1914年爆發那次世界大戰之前。
伏爾泰生活的年代是個走極端的時期。一方面是一個極端自私和腐敗過時的宗教、社會和經濟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積極但又過激的青年男女，他們想建造一個太平盛世，但完全沒有實際基礎，只不過是良好的願望罷了。他是個不引人注意的公證員的兒子，面色蒼白，詼諧的命運把他拋進了鯊魚和蝌蚪的大漩渦裡，要麼溺水而死，要麼游出來。他願意游出來衝到岸上。他同逆境作鬥爭，採用的方法常常令人懷疑。他乞求、諂媚、充當小丑的角色。但這是在他沒有版稅和成為文學巨匠之前的所作所為。讓這個從來也不為混飯吃而粗製濫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塊石頭吧！
這並不是說，伏爾泰為了幾塊多餘的磚塊而發愁。在他漫長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獻身於與愚蠢的鬥爭，經歷了數不勝數的挫敗，因此不在乎被當眾挨人揍或是被別人扔來的香蕉皮擊中這類小事。但他是一個不屈不撓、充滿了希望的樂觀主義者。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監獄裡消磨了時光，說不定明天就會在驅逐他的同一個宮廷裡得到一個顯貴的職位。如果說他的一生都被迫去聽那些氣沖沖的鄉村牧師罵他是基督教的敵人，有誰知道在塞滿了舊日情書的櫥櫃的某個地方，說不定扔著教皇頒給他的一枚漂亮勳章，以證明他既能遭到教會的斥責，也能受到教會的讚許。
這一切是不足為奇的。
他盡情地領略生活的快樂，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過著光怪陸離的、豐富多彩的生活。
伏爾泰在出身上屬於中產階級。他的父親——由於沒有一個更得體的稱呼——可以稱為開私立信託公司的那類人。這位父親給許多富豪貴族的心腹打雜，料理他們的法律和財務利益，因此年輕的亞魯艾（因為這是他家的姓氏）習慣於接觸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為好點的階層，這在後來的生活中給予了他壓倒大多數文學對手的優勢。他的母親是一個叫德·奧瑪爾德小姐的人。她原本是個窮姑娘，沒給丈夫帶來一分錢的嫁妝。但是她的姓前有一個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國中產階級（和一般歐洲人，乃至個別的美國人）對此都肅然起敬，她丈夫覺得獲得這樣的獎賞是相當幸運了。做兒子的也沉浸在被封為貴族的祖輩給他帶來的榮耀裡，他一開始寫作就把帶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瑪麗·德·亞魯艾改為更具有貴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瑪麗·伏爾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麼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還是一個大大的謎團。他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伏爾泰對姐姐非常敬愛，她在母親去世後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誠教士，非常熱情和正直，卻攪得伏爾泰心煩意亂，這也是伏爾泰盡量不在父親家中多住的一個原因。
他的父親可不是傻瓜，很快就發現小兒子長大後定會標新立異，為此他把小兒子送到耶穌會，希望他成為一個精通拉丁文六步韻詩和斯巴達式的嚴於律己的人。虔誠的神父們盡最大的努力培養他，給這個下肢細長的學生進行已經消亡的拉丁文和正在使用的希臘語的扎扎實實的基礎訓練。但是他們發現不可能根除這孩子的某種「古怪」才能，這從一開始就使他與其他的學生有所不同。
伏爾泰去英國讀書
在伏爾泰十六七歲的時候，教士們都很樂意讓他離開耶穌會。為了贏得父親的歡心，年輕的伏爾泰開始學習法律。不幸的是，一個人不可能一天到晚閉目塞聽地讀書。晚上有很長的閒暇。為了消磨時光，伏爾泰不是為地方報紙撰寫一些滑稽逗樂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給他親密的朋友們朗讀他的新文學作品。兩個世紀以前，過這種生活一般是被認為要下地獄的。他的父親完全清楚兒子所冒的危險，便求助於一個頗有影響的朋友，為伏爾泰在海牙的法國使館裡謀得一個秘書職位。由於沒有事情好做，伏爾泰就開始和一個不特別漂亮的女孩談戀愛了。女孩的母親是一個社會新聞記者，還是個刁蠻的婦人。這位婦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更有前途的黨徒，就趕緊找到法國大使，請求他在整個城市還不知道這件醜聞的時候把這個危險的羅密歐調離。大使此時正在為自己的事情犯愁，當然不想再添加什麼麻煩。他把自己的秘書匆匆忙忙地攆上去巴黎的下一輛公共馬車。伏爾泰丟掉了工作，再次處於父親的調遣之中。
在這種緊急的時刻，伏爾泰的父親想了一個權宜之計，這種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國人使用。他求了人，並得到一封「蓋有國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兒子面前，讓他選擇——要麼到強制的監獄去賦閒，要麼寫一份到法律學校勤學苦讀的申請書。兒子說他選擇後者，並保證要做認真和用功的模範。他信守諾言，投身到自由創作小冊子的幸福生活，這方面的勤奮使整個鎮子都議論紛紛。這當然不符合父親的口味，於是他決定運用做父親的權利把兒子從塞納河的尋歡作樂的場所趕走，讓他到鄉下的一位朋友家裡待上1年。
在鄉下，伏爾泰每天都有24小時的閒暇時間（包括星期日在內），於是便開始非常認真地學習文學，並創作出了他的第一個劇本。12個月的新鮮空氣和受益不淺的獨處生活之後，他被准許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馬上寫了一系列諷刺攝政王的文章來彌補損失的時光。其實對於那個可惡的老傢伙，罵他什麼都不過分，但是他一點兒也不喜歡伏爾泰這樣替他做宣傳。就這樣，伏爾泰招來了第二次流放，最後還被投入了巴士底獄，不得不在那裡待上一段時間。但是當時的監獄，也就是說為像伏爾泰這樣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年輕紳士準備的監獄，算不上是壞地方。囚犯除了不允許擅自離開房間之外，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任何事情。這正是伏爾泰所需要的。地處巴黎中心的孤獨牢房，給了他認真做些正經事兒的機會。他被釋放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好幾部劇本，上演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齣戲連續上演了45個晚上，打破了18世紀的所有紀錄。
這不僅使他賺了一筆急需的錢（他非常需要錢），而且使他獲得了才子的聲譽，這對於一個還得為前途奮鬥的年輕人來說，其實是很不幸的。因為從此以後，人們把在林蔭大道上或是咖啡館裡開的能在幾小時內博得人們歡迎的玩笑都歸到他頭上。順便提一句，這也是他到英國學習自由政治家研究生課程的原因。
公元1725年，伏爾泰對古老而又昏庸的羅漢家族開了（或沒開）幾句玩笑，羅漢的騎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擊，一定要對此有所報復。當然啦，古代統治者的後人是不可能和一個公證員的兒子舉行決鬥的，所以，這位騎士就把復仇的事交給了他的侍從們。
一天晚上，伏爾泰正與父親的一個主顧蘇裡公爵一起就餐，有人告訴他外邊有人要跟他談一談。他走到門口，就被羅漢爵士的侍從們狠打了一頓。第二天這件事在鎮子裡傳開了。伏爾泰在打扮得最體面的時候也活像漫畫上的醜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腫，頭上纏滿了繃帶，成了好幾份通俗評論的再好不過的話題。只有採取一種非常斷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的聲譽，使他不至於在滑稽報紙的手裡聲譽掃地。肚子裡的生牛排一給他鼓勁，伏爾泰先生就把他的見證人送到羅漢騎士那裡，然後開始緊張地練習擊劍，準備進行一場殊死的戰鬥。
天啊，等到決戰的那天早晨，伏爾泰發現自己再次被送進監牢了。羅漢這個地地道道的無賴，把這次決戰的事情通告了警察，於是這位要決鬥的作家勇士就被拘留了起來，直到給了他一張去英國的船票才被釋放。伏爾泰被打發向西北方向起程，並且被告知，只要國王陛下的憲兵不發邀請，他就不得返回法國。
伏爾泰在倫敦的城內和郊區住了整整4年。不列顛王國並不是個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國相比，多少還有點像天國的樣子。
皇家斷頭台給這塊土地投下了一道陰影。公元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永遠不會遺忘的日子。發生在死去的查理國王身上的事也會（在稍加修改的條件下）發生在任何膽敢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於國教，官方教堂理所當然要享受某種權力和優厚的待遇，但是願意在別的地方做禮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與法國相比，宗教神職人員對國家事務的直接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承認是無神論的人和某些令人討厭的不信奉國教的人，偶爾也會到監獄裡逛一逛，不過對於法王路易十五的臣民來說，英國一般的生活條件還算是完美的。
公元1729年，伏爾泰回到法國，雖然得到了允許可以居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享受這種待遇。他像一隻戰戰兢兢的動物，樂意從朋友們手裡接過一塊白糖，卻又總是非常警覺，稍微有一點兒危險的跡象，馬上就會逃離。他努力地工作，寫出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時間和事實，自己選定題目，從利馬和秘魯講到俄國和莫斯科，寫了一系列淵博和通俗易懂的歷史劇、悲劇和喜劇。40歲時，他已經步入當時最為成功的文學家之列了。
另一件事使伏爾泰接觸到了另外一種文明。
在遙遠的普魯士，開明的腓特烈國王在土裡土氣的院子裡被一幫土包子簇擁著，大聲地打著呵欠，期望可以找到幾個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非常尊崇伏爾泰，多年來一直想把伏爾泰請到柏林來。但在公元1750年，對於一個法國人來說，這樣的移居就等於遷到荒無人煙的弗吉尼亞。腓特烈一再提高給伏爾泰的款項，伏爾泰才接受了邀請。
伏爾泰來到柏林，矛盾也就開始了。普魯士國王和這個法國劇作家都是無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不可能指望著這兩個人毫無怨恨地在同一個屋簷下和平共處。經過兩年的你爭我鬥，一場無關緊要的爭吵就把伏爾泰趕回了他樂意稱為「文明」的地方。
不過伏爾泰學到了一條有益的教訓。也許他是對的，普魯士國王寫的法國詩歌真的很糟糕。但是國王陛下對宗教自由的態度卻是無可指摘的，這就是他比歐洲的任何一位君主更值得一提之處。
在差不多60歲的時候，伏爾泰返回了自己的故鄉，他沒有心情去接受法國法庭嚴酷的判決，而法國的法庭正是靠這種判決來維護其秩序的，不允許有什麼嚴厲的詞句抗辯。上帝在創世紀的第六天賦予了他的最偉大的產品以神聖的智慧光芒，而人類卻不願意利用它，這使伏爾泰一生都很惱火。伏爾泰痛恨和厭惡各種形式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憤恨都發洩在那些「邪惡的敵人」身上，像古羅馬的政治家加圖一樣，總是威脅要毀滅它。這個「邪惡的敵人」不是別的，就是「廣大群眾的懶惰與愚蠢」。這幫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絕思考。
從孩童時代，伏爾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部巨大的機器驅趕著，這部機器似乎是通過一種完全沒有生氣的力量，把殘酷和頑固連在了一起。摧毀或至少打翻這套玩意兒就成了他晚年難以擺脫的夢魘。而法國政府並沒有虧待這個特殊的夢魘，為世界提供了一大堆法律上的醜聞，著實給了伏爾泰很大的幫助。
第一件事發生在公元1761年。
在法國南部的圖盧茲城裡，居住著一個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他是個新教徒。圖盧茲向來是個虔誠的城市。這裡的新教徒不許擔任公職，也不許當醫生、律師、書商或是助產士。天主教的家庭裡不得任用新教徒僕人。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體居民都要用感恩和隆重的讚美盛宴來紀念殺戮新教徒的聖巴托羅繆日大屠殺。
儘管環境有種種不利，卡拉斯一輩子還是和左鄰右舍和睦相處。他的一個兒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做父親的對兒子仍然很好，還告訴人們，就他自己而論，他的孩子們完全可以自己選擇喜愛的宗教。
但是卡拉斯家發生了一件不可外揚的醜事，那就是關於他的大兒子麥克·安東尼。麥克是個不幸的人。他想成為一名律師，但這個行當是不允許新教徒參加的。他是虔誠的加爾文教徒，還拒絕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精神上的鬥爭使他得了憂鬱症，最後病魔深深地摧殘了這位年輕人的頭腦。他開始為父母背誦哈姆雷特的著名獨白，他獨自長時間散步，並常常向朋友們講述自殺的好處。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一天晚上，家裡人正在接待一個朋友，這個可憐的孩子悄然離去，偷偷溜到父親的儲藏室裡，取出一根打包的繩子，在門柱上上吊死了。
幾小時後，他父親發現了他。他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放在鞋子上面。
全家人絕望了。那時自殺的人要臉朝下赤身裸體地被拖著穿過城裡的街道，然後綁在城門外的絞架上，讓鳥把屍體啄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不甘心發生這樣的奇恥大辱。他們站成一圈，商討著應該做什麼和準備做什麼。這時一個鄰居聽到了這場混亂，便通告了警方。消息迅速傳開了，這條街上沒過多久就擠滿了憤怒的人群，他們大聲呼喊要求處死老卡拉斯，「因為他為了不讓兒子成為天主教徒就把他害死了。」
在小城市裡，什麼離奇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而在18世紀法國的鄉下，無聊就像一個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壓在人們的身上，因而最荒誕不經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們能使人們如釋重負地鬆一口氣。
在這種可疑的情況下，高級官員完全清楚自己應該做什麼。於是，他們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傭人及最近去過或接近過卡拉斯家的人。他們把犯人送到鎮公所，給他們戴上鐐銬，拖進專門關押重犯敵人的地牢裡。第二天對他們進行了審訊。所有人講的都一樣：麥克·安東尼怎樣像平時一樣精神正常地進了家門，怎樣離開了房間，他們認為他是去一個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這時圖盧茲城的教士們也插手了這件事。在他們的幫助下，駭人聽聞的消息傳開了：這個胡格諾派教徒害死了自己的兒子，因為他要樹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為兒子要回歸真正的信仰，就殺死了兒子。
熟悉現代刑偵方法的人們可能會認為，官方一定要利用當天對謀殺現場的調查結果。人們都知道麥克·安東尼身強力壯。他28歲，父親63歲。父親不經過一場搏鬥就輕而易舉地把他掛到門柱上吊死，這種可能性實在是太小了。但是沒有一個鎮議會議員為這微不足道的細節費神，他們忙著收拾死者的遺體，因為麥克·安東尼的自殺眼下被視為應享有殉教者的待遇，遺體在禮堂裡停放了3個星期後，被穿白袍子的懺悔者們按最隆重的儀式安葬了。他們出於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把這個已死去的加爾文教徒當成自己組織的正式成員，把他的塗抹了防腐藥料的遺體隆重地送到大教堂——這通常是為大主教或當地非常富有的人才採用的盛典。
在這3個星期中，城裡每個布道壇都一再敦促圖盧茲虔誠的人們提供反對吉恩·卡拉斯以及他們家的證據，最後大眾報刊披露了這個案件的始末。審判在麥克自殺5個月後終於開始了。
當時一個審判官靈機一動，提出應該到這位老人的鋪子裡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種自殺是否可能，但他的這個提議被12票對1票否決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車裂處死。
他們把卡拉斯帶到刑訊室吊起來，腳離地有1米高，然後用力拉扯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脫臼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報道）。由於他堅持不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來，灌了大量的水。很快，他的身體就比「原來大了一倍」。他還是否認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車送到劊子手那裡，要把他的胳膊和腿都撕開。在後來的2個小時裡，他絕望地躺在刑板上，地方官和教士們還繼續喋喋不休地逼供他。老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繼續申辯自己是無辜的。首席執行官被這種固執的「謊話」弄得憤怒不堪，便放棄了對這個無望案子的審訊，下令將他絞死。
這時，眾人的憤怒已經平息了，就沒有處死他家裡的人。卡拉斯的遺孀被剝奪了所有財產，允許她隱居起來，在忠實的傭人陪伴下，飢腸轆轆地過活。孩子們全都被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殺的時候正在尼姆讀書，他很明智地跑到了自治城市日內瓦。
絞刑架上的卡拉斯
這個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伏爾泰居住在費內的城堡裡（城堡建得離瑞士的邊界很近，只有幾分鐘的路程），聽聞了這個案件，但一開始他沒有打算深究。他向來與瑞士的加爾文教的教長們不和。他們也把矗立在他們自己城裡的那個私人小戲院看成是明目張膽的挑釁，是惡魔撒旦的建築。因此，伏爾泰在傲慢的心境下寫道，這個所謂的新教殉教者並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熱情，因為如果說天主教不好的話，那麼頑固不化，抵制他的戲劇的胡格諾教徒豈不是更壞！另外，在他看來（也就是其他許多人看來），那12個法官似乎非常受人尊敬，要說他們平白無故地把一個無辜的人判處死刑，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幾天後，費內城這個來者不拒的好客聖人，招待了一個從馬賽來的誠實商人。他在審判期間正好在圖盧茲。他向伏爾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資料。這時，伏爾泰終於明白了他們已經犯下的這種罪行的可怕之處。從那兒以後，他就開始一門心思地思索這個問題了。
世界上的勇氣有很多種，但一等功勳應該留給那些具有罕見精神的人們。這些人孑然一身，卻敢於面對整個社會的現存秩序；在最高法庭進行了宣判，而且整個社會都認為審判是合法、公正的時候，敢於為了正義而高聲疾呼。
伏爾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於控告圖盧茲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決，大風暴就會降臨。他像一個職業律師那樣，精心準備自己的訴訟。他會見了卡拉斯家逃跑到日內瓦的孩子。他寫信給每個可能知道內情的人。他還聘請來辯護律師檢查和修改他的結論，以免自己由於滿腔怒火和義憤而喪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依據有了把握，他就開始了戰鬥。
首先，伏爾泰推動每一個在法國有影響力的人士（他對其中大部分人都很熟悉）給國務大臣寫信，請求重審卡拉斯案件。然後他開始尋找卡拉斯的遺孀，找到她以後，馬上自己花錢把她帶往巴黎，僱用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律師照看她。這個老婦的精神已經徹底崩潰了。她呆呆地祈禱，祈禱在她死前把女兒們從修道院裡領出來。除此之外，她再沒有任何別的企望。
然後，伏爾泰又聯繫上了卡拉斯那位皈依天主教的兒子，幫助他設法逃出學校，到日內瓦尋找與他會合。最後，他在一本小冊子中把所有的事實公佈於眾。這個小冊子以《關於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為題出版，由這出悲劇的倖存者們的書信組成，一點兒也沒有涉及伏爾泰本人。
後來，在重審這個案件的過程中，伏爾泰還是謹慎地躲在幕後，但是他成功地策劃了這場宣傳攻勢，不久卡拉斯家的訴訟就成為整個歐洲所有家庭關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包括英格蘭國王和俄國的女沙皇）都為幫助被告而捐款。
最終，伏爾泰取得了勝利，打贏了一生中最艱苦的一仗。
當時，佔據著法國王位的是聲名狼藉的路易十五。所幸，他的情婦對耶穌會和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內）都痛惡到了極致，因此站到了伏爾泰這邊。但是國王喜歡讓享樂高於一切。人們對一個死了的默默無聞的新教徒如此議論不休，這讓他大為惱火。當然國王只要不簽署新的判決令，大臣們就不敢貿然採取行動。只要大臣們不輕舉妄動，圖盧茲法庭就會安然無事。他們自認為很強大，一方面用高壓手段蔑視公眾輿論，一方面想方設法阻止伏爾泰和他的律師們接近判決的原始文件。
在這艱難的9個月裡，伏爾泰堅持不懈地做鼓動工作，最後在公元1765年3月，大法官要求圖盧茲法庭上交全部關於卡拉斯案件的記錄，準備進行新的審判。當這項決定公佈於眾時，吉恩·卡拉斯的遺孀和最後回到她身邊的兩個女兒，都來到了凡爾賽。1年以後，受命調查這個上訴案件的特別法庭判決吉恩·卡拉斯是由於一項他沒有犯過的罪被處死的。人們經過巨大的努力，總算說服國王賜給卡拉斯的遺孀和孩子們一小筆撫恤金。此外，處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們都被解職。這件事很委婉地向圖盧茲人民暗示，類似的事情不許再發生了。
儘管法國政府對這件事可以採取委婉的態度，但是法國人民的內心深處卻激起了憤怒。伏爾泰突然意識到，這並非唯一的誤判案，還有許許多多像卡拉斯那樣清白的人蒙受了冤枉。
公元1760年，圖盧茲附近的一個新教徒鄉紳在家裡盛情款待了一個前來參觀的加爾文教長。由於這是個聳人聽聞的罪行，這位鄉紳被剝奪了財產並被處罰做划船苦工。他一定是個身體十分強壯的人，因為13年後他居然還活著。有人把他的困境告訴了伏爾泰。伏爾泰又著手於這項工作，把這個倒霉的人從划船苦役中救出，送到瑞士；妻子兒女也在那兒靠政府的救濟金度日。伏爾泰一直照料他們全家，直到政府退還了他們一部分被沒收的財產，並允許他們返回荒蕪的家宅為止。
下一個是紹蒙的案件。這個可憐的人是在參加新教徒的露天集會上被抓的。由於這個罪名，作為懲罰，他被遣送到船上做無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後來經過伏爾泰的多方調停，他被釋放，重返自由了。
然而，這些案件與下面發生的一案相比，不過是一樁小事。
地點還是在法國飽受災難的朗格多克。這裡在阿爾比和韋爾多異教徒消亡之後，剩下的是無知和偏見的荒野。
在靠近圖盧茲附近的一個村莊裡，住著一位名叫瑟文的老資格新教徒。這個人是個備受尊敬的公民，憑藉著鑽研中世紀的法律度日。由於當時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經變得非常複雜，連一張普通的租約都像所得稅申報單一樣，需要讓他這樣的人來填寫。所以，這是個頗能賺大錢的職務。
瑟文有3個女兒。最小的是個不會傷害人的傻子，一天到晚就是悶悶地待著。公元1764年3月，她離開了家。他的父母到處尋找，但就是蹤影全無。幾天之後，當地的主教告訴瑟文說，他的女兒拜訪了他，表示願意做修女，現在她在一個女修道院裡。
幾個世紀的迫害已經使法國這片土地上的新教徒的精神崩潰了。瑟文恭恭敬敬地回答說，在這個糟糕的世界裡，每件事都會有好報，並溫順地接受了這個不可逆轉的狀況。但是在修道院的異常氛圍裡，這個可憐的孩子很快就喪失了最後一點兒理智。等她開始令人生厭時，就被送回了家。那時她的精神非常抑鬱，她總是說四周有可怕的聲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擔心她的生命。沒過多久，她再一次失蹤了。過了兩個星期後，人們從一口舊井中把她的屍體打撈了出來。
當時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審，大家對新教徒的任何造謠和誹謗都會信以為真。瑟文一家還記得發生在無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決定不會讓悲劇重演。他們離家出逃了。在穿過阿爾卑斯山的艱難旅途中，他的一個小孫子被凍死了，最後他們抵達了瑞士。但他們走得有點晚了。幾個月之後，父母被判處犯有殺害自己親生女兒的罪（缺席判罪），並下令將他們吊死。女兒們被判處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後終身流放。
盧梭的一個朋友把這個案件告訴了伏爾泰。伏爾泰一處理完卡拉斯的案情，就立刻轉到訴訟瑟文一家的案件上。這時瑟文的妻子已經死了，剩下的任務只是為瑟文辯護了。伏爾泰用了整整7年的時間做這項工作。圖盧茲法庭再次拒絕提供任何資料證據或移交任何文件。伏爾泰只好又一次開始宣傳，向普魯士的腓特烈、俄國的凱瑟林、波蘭的波尼亞陀斯基請求捐款，以迫使法國王室關注這件事為止。最後，在伏爾泰78歲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撓地上訴的第8個年頭，瑟文被宣判無罪，倖存的流亡者也得到了重返家園的允許。
第二個案件就這樣結束了。
第三個案子又接踵而來。
公元1765年8月，在離亞眠不遠的阿布維爾村鎮中，樹立在路邊的兩個十字架不知被誰折斷了。3個少年被懷疑犯了瀆聖罪，所以當局下令將他們逮捕。其中一個逃到了普魯士，剩下的兩個被抓住了。這兩個人中，大一點兒的名叫巴爾騎士，人們懷疑他是無神論者。人們在他的書籍堆裡發現了一本《哲學辭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師都彙集到了這本著名的辭典裡，這一點就很令人生疑了。法官們決定調查這個年輕人的過去。他們尋找能把他和阿布維爾案件聯繫在一起的證據。在一次宗教遊行隊伍路過時，他不是沒有下跪、脫帽致敬嘛！
巴爾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當時他正忙著趕乘一輛公共馬車，並不是有意冒犯。
於是，他遭到了法官的拷打。由於年輕，他不能像老卡拉斯那樣忍受痛苦，就承認毀壞了其中的一個十字架。這樣由於他「不虔誠，並故意不在聖餅前下跪，不脫帽，還唱褻瀆的歌，對瀆神的書也有讚許之意」，還有類似性質不尊敬的罪行，他被判處了死刑。
對他的判決非常殘忍（要把他的舌頭用燒得通紅的烙鐵撕下來，右手要被砍掉，然後被慢慢燒死，而這只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此事激起了民眾的非議。即使他犯了所有寫在羅列詳細的起訴書上的罪行，也不能用這種慘無人道的方法來殺戮一個少年！人們向國王請願，大臣們被請求緩刑的呼聲包圍了。但是國家騷動不安，必須殺一儆百。於是，巴爾受了和卡拉斯同樣的折磨後，被送上斷頭台斬首了（這種方式對他已經是特別的恩惠了）。他的屍體，連同他的《哲學辭典》以及我們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作品，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劊子手們燒燬了。
對於那些懼怕索茲尼、斯賓諾莎和笛卡爾的不斷增長的影響的人們來說，這倒是彈冠相慶的一天。它表明了，對於那些誤入歧途的年輕人來說，如果背離真理與謬誤之間這條窄狹道路，追隨一小伙激進的哲學家，這便是必然的結局。
伏爾泰聽說此事後就接受了挑戰。他行將過80歲的生日，但他還是以往昔的熱情和充滿怒火的正直頭腦投入到這一案件中。
巴爾由於「褻瀆」而被處以死刑。伏爾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這樣一條法律——人們犯了假設的罪就能夠被處死。他找不到這樣一條法律，接著他又咨詢他的律師朋友們。他們也找不到這樣的法律。人們逐漸明白了，是法官們用他們邪惡的狂熱「發明」了這樣一條捏造的律條，以便除掉他們的犯人。
在處決巴爾的時候，到處都是不堪入耳的傳言。現在出現的這場風暴迫使法官們不得不謹慎行事，對第三個年輕罪犯的審判從來沒有得出結論。至於巴爾，他一直未能雪冤。案件的複審拖拉了許多年，到伏爾泰去世的時候還沒有結果。但是伏爾泰打出的這一拳已經開始奏效了。即使不是為了寬容，至少也是為了反擊不寬容。
由於愛搬弄是非的老婦人的鼓動和昏聵法庭的判決而導致的種種恐怖的行徑，到此結束了。
懷有宗教企圖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對伏爾泰所採取的這種進攻方法，法庭是難以抵擋住的。
伏爾泰點亮了所有的燈，聘請了一支龐大的樂隊，邀請公眾來參加，把敵人逼得走投無路。
結果，敵人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