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有三種不同學派的政治家。第一種人教導的學說是這樣的：「我們這個星球上住滿了愚昧無知的可憐人，他們不能獨立思考。在需要自己作出決策的時候，就頭腦發脹，因此會被第一個遊說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這些愚昧的群眾受某個瞭解他們思想的人的統治，對整個世界來說大有好處；對這些人而言，也會是件其樂無窮的事情。因為他們無需再費神去過問議會和投票箱的事，可以把全部時間用於自己的工廠、孩子、廉價小汽車和菜園上。」
這一學派的信徒們成了皇帝、蘇丹、要客、酋長、大主教。他們很少把工會看成是文明的必要部分。他們努力工作，修建公路、簡易房、大教堂和監獄。
第二種政治思想流派倡導者有以下論點：「普通的老百姓是上帝的最高貴的發明。他們是自身權利的統治者，具有難以逾越的智慧。他們的動機審慎而高尚，完全有能力關照好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們想通過委員會來統治世界，而這個委員會在處理政務中的一些棘手問題時緩慢得出奇，這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人們應該把執政的事務交給幾位可信的朋友，這些人用不著總惦記養家餬口，所以能把全部時間奉獻給人們的福祉。」
不用說，這種燦爛理想的鼓吹者在邏輯上就是寡頭政府、獨裁者、首席執政官和貴族保護者。
他們拚命地工作，修築公路和簡易房，卻把教堂變成了監獄。
但是還有第三種人。他們用嚴肅的科學眼光觀察人，認清人的真面目。他們讚賞人的良好品質，也瞭解人的局限性。他們通過對歷史的長期觀察，認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身利益的影響，就的確能竭盡全力做正確的事情。但是他們不對自己抱任何虛假的幻想。他們知道自然的發展過程非常緩慢，要想加速人們智慧的增長，就好比是要加速潮汐或季節的更迭一樣，只能是勞而無功。他們難得被邀請加入一個州的政府，但是每當有機會把他們的思想轉化為行動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修築公路、改進監獄，並把剩餘資金用在學院和大學上。這些堅定不移的樂觀派相信正確的教育將會逐步消除世界上遺留下來的古代的弊病，因此這樣的事業應不遺餘力地予以支持。
作為實現這個理想的最後一個步驟，他們通常是編寫一部百科全書。
像其他許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極度忍耐力的東西一樣，第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書源自中國。中國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5020卷的百科全書博取臣民的歡心。
第一個向西方引進百科全書的是薄林尼，他有37本書，引以為豪。
基督教時代的最初1500年，在啟蒙方面沒有搞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聖·奧古斯丁的一個同鄉、非洲人費利克斯·卡佩拉花費了許多年編寫成了一本書，自以為此書是彙集了各種知識的真正寶庫。在編寫時，他採用了詩歌的形式，目的是使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記住他提供的大量趣事。此書中有一大堆可怕的謬誤，卻被中世紀以後的18代子孫牢記在心，他們把這些玩意兒當成了文學、音樂和科學領域中的定論。
編寫百科全書的人
200年以後，塞維利亞一個叫艾西多爾的主教編纂了一部嶄新的百科全書。從此，百科全書以每100年增加兩本的速度增長起來。但我不知道這些書的最終情況。蛀書蟲（對家禽是有用的）可能擔當了我們的搬運工。如果所有這些書都保存下來的話，恐怕地球上就沒有擺放其他東西的地方了。
最後，在18世紀前半期，歐洲經歷了聲勢浩大的求知運動，百科全書的編纂人進入了真正的天堂。和現在一樣，這些書通常是由貧困的學者們編寫的，他們靠每星期8美元過活，個人的勞苦費還不夠買紙張和墨水的。英國尤其是存在這類作者的偉大國家，所以居住在巴黎的英國人約翰·米爾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錢伯斯成功的《萬能辭典》翻譯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國王的臣民們兜售他的作品，借此大發橫財。出於這個目的，他和德國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後又和國王的印刷商雷伯萊頓打交道，讓他做實際的出版工作。長話短說，雷伯萊頓看準了這個生財之道，就故意欺騙他的合夥人，把米爾斯和那個條頓醫生逐出後，便為了一己之私而繼續盜印該書。他把即將出版的書稱為《藝術與科學的萬能百科全書辭典》，並發出了一系列很能招徠顧客的精美書訊，頗引人注目，預訂單很快就排滿了。
然後，他聘請了法蘭西學院的一名哲學教授做總編，購買了大量紙張，然後就坐享其成。
不幸的是，編寫一部大百科全書並不像雷伯萊頓的如意算盤那樣簡單。那位法蘭西教授搞出了筆記而不是文章，預訂者大吵大鬧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全亂套了。
在這緊急關頭，雷伯萊頓想起了幾個月前出版的頗受歡迎的《醫學萬能辭典》。他把醫學卷的編輯找來，當場就聘任了他。這樣，一本專科的全書就變成了《百科全書》。這個新編輯就是丹尼斯·狄德羅，這項本來是艱苦而枯燥的工作變成了18世紀對人類整體啟蒙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狄德羅當年37歲，他過著既不安逸也不幸福的生活。他不願意上大學，拒絕做一個年輕體面的法國人應做的事。他一離開耶穌會的老師，就前往巴黎，當了一個文人。經過短時間忍饑挨餓的生涯（按照兩個人挨餓和一個人挨餓是同樣的邏輯），他和一個後來證明是虔誠得可怕的悍婦結了婚。這種結合絕非像某些人認為的那麼少見。但是他得養活她，就必須得做各種雜活兒，並編輯各種各樣的書，從《關於美德與價值的探討》到聲名掃地的修訂版的薄伽丘的《十日談》。然而在他內心，這個拜勒的學生依然忠於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像處於艱難時期的政府一樣）發現，這個並不使人討厭的年輕作者對《創世記》第一章描述的創世故事抱有嚴重懷疑的態度，是一個不得小覷的異教徒。結果，狄德羅被帶進了萬塞納監獄，被嚴密監禁幾乎有3個月之久。
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後，才當了雷伯萊頓的雇工。狄德羅是當時最能言善辯的人。他在這個由他領銜的項目中看到了出人頭地的機遇。僅僅將錢伯斯的舊資料修改一番簡直是降低身份。當時正處於思想極其活躍的時期。太棒了！雷伯萊頓的百科全書要讓每一個可以想到的題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由各個領域最有權威的人士撰寫。
狄德羅對此滿腔熱血，他實際上說服了雷伯萊頓讓他全權負責，並且不限制時間。然後，他列出了一個同他合作的人員名單，取出一張大頁紙，開始寫上「A，字母表的第一個字母」，等等。
過了20年，他終於寫到了最後一個字母「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這種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工作。雷伯萊頓聘任狄德羅時，他原有的資本已經增加了，但他每年給編輯的薪金從不大於500美元。至於那些應該提供幫助的人，唉，我們都知道會是怎樣一種情況。他們或者是當時很忙，或者說下個月再寫，或者得去鄉下看望祖母。所以，儘管教會和政府的官員們的謾罵使他感到不快，他還是得親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現在他的百科全書的版本很少見了。這倒不是因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為好多人都要毀掉它。一個半世紀之前這本書就被斥責為有毒害的激進主義表現形式，淹沒在一片怒吼聲中。而在今天讀起來卻像給嬰兒餵奶的器具一樣單調無害。但是，對於18世紀教士們中更為保守的人們來說，這部書就像吹響了衝向毀滅、無政府、無神論和無秩序的響亮號角。
當然，人們進行了那種司空見慣的譴責，指責總編是社會和宗教的敵人，是既不信奉上帝和國家、又不相信神聖家庭關係的放蕩惡棍。但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個規模寬闊的鄉村，彼此之間都很熟悉。狄德羅不但主張生活的目的應該是「做好事，尋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實踐之。對飢腸轆轆的人，他敞開大門來招待。為了人類每天工作20個小時，除了要一張床、一個寫字檯和一疊紙外，從沒有要求過任何回報。這個一門心思努力工作的人是美德的典範，而這些正是高級教士和君王們明顯缺少的，因此要從這個角度攻擊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官方就想方設法找他的麻煩，建立了一個諜報系統，總在他的辦公室周圍窺探情況，還會對狄德羅的家進行突襲搜查，沒收他的筆記或者有時乾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這些障礙絲毫沒能阻抑他工作的熱情。這個大項目終於完成了，《百科全書》真的按狄德羅預期的那樣竣工了！有些人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嗅出了新時代的氣味，知道世界急需全面徹底的大修，《百科全書》便是他們重整旗鼓的轉折點。
看來我對這位編輯的真實形象有點誇大。
但他畢竟還是狄德羅，整天穿著一身破舊的衣服。每星期富裕而睿智的朋友霍爾巴西男爵請他去飽餐一頓的時候，他就興高采烈。當4000冊書銷售一空時，他會感到十足滿意嗎？他和盧梭、達蘭貝爾、杜爾哥、愛爾維修、沃爾涅、孔多塞，還有其他許多人是同時代的人，所有這些人享有的聲譽都比他高得多。但是如果沒有這部《百科全書》，這些卓越者就不可能發揮他們的影響。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社會和經濟的綱領。它告訴我們當時那些領袖們的真實思想。它具體陳述了不久之後就統治了整個世界的那些理念。它標誌著人類歷史上的決定性時刻。凡是有耳朵能聽，有眼睛能看的人都知道，法國已經到了緊要時刻，必須採取某種嚴厲措施以避免即將臨頭的災難，然而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卻拒絕採取措施。他們全都非常固執地堅信——和平只能靠嚴格執行梅羅文加王朝的一套過時了的法律來維護。當時這兩個黨派實力相當，都保持著原樣，這就導致了奇怪的複雜情況。法國在保衛自由中起了引人矚目的作用，它給喬治·華盛頓先生（一名共濟會成員）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並且為本傑明·富蘭克林部長先生安排了愉快的週末晚會，別人稱富蘭克林是「不可知論者」，我們稱他為樸素的無神論者。這個屹立在大西洋岸邊的同一個國家又是各式各樣進步的仇敵，只有在判處哲學家和農夫都要過同一種貧困而無生機的生活時，才表現出一點兒不偏不倚的民主意識。
最後，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
然而，變化的方式卻是出人預料的。這次鬥爭是要掃清非王族出身的人在精神上和社會上的障礙，而參加鬥爭的卻不是奴隸本人。鬥爭活動的參與者是少數幾個公正無私的人。新教徒對他們痛恨得咬牙切齒，就像天主教壓迫者痛恨他們一樣。那些無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虔誠的人都能升入天堂。
18世紀保衛寬容事業的人很少屬於某個特殊的派別。為了個人方便起見，他們有時也參加一些可以把憲兵從寫字檯前趕開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動。然而就內心活動而言，他們倒是像生活在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或是中國的孔子時代。
對於同時代的大部分人對各種事物的敬畏感，他們通常缺乏必要的尊重。因為他們認為這不過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事物，雖然沒什麼害處卻很幼稚。
他們很少注重古代民族的歷史，西方世界的人們出於某些好奇的原因，從巴比倫人、埃及人、亞述人、赫梯人以及迦勒底人的歷史記載中撿取一些片段，作為道德和習俗的行動指南。但是大師蘇格拉底的真正信徒們只傾聽自己良知的內在呼喚。在早已變得屈服溫順的世界中，他們根本不計後果地生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