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人物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只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只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只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繫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注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歷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歷史人物，當然要講歷史。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隨而來的。時代不同，人物也跟著不同。中國人一向看歷史總要變，故說世運。歷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態下。我們把歷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別，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歷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歷史一治一亂，西方歷史，治了不再亂。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如何使中國歷史也能治了不再亂。但我後來讀了歷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特別刺激我的，如英國。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只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顏色。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只在國家偏安局面內生活。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歷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並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並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國史。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只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只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謂人物，起於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於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歷史。由亂返治，由衰轉盛。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麼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復興，也是問題。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然而從歷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於堯舜」。此論人，不論事。乃論身後，不論生前。孔子對歷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人物，戰國要佔第一位。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只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將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鄭玄死在東漢末年。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若使我們承認儒家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麼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裡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迭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唐代興國，一切規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裡醞釀成熟，到漢初才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只是照中國歷史講，西方歷史似乎並不然。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別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歷史有上層，有下層。我們當知，歷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歷史。但孔子在《左傳》裡不佔地位。《左傳》裡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讚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產，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產。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產之在鄭。若論人物價值，子產並不定差於管仲。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但《左傳》裡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顏淵。顏淵雖不見於《左傳》，對將來中國歷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孔子、顏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產。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產是一個時代人物。歷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但時代變了，歷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歷史是如此。所以我們講歷史，不要太著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著重其底層下面的。我們講《左傳》，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產，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顏淵。只是孔子、顏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歷史記載。若把整部中國歷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而顏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並不比管仲、子產弱了。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只就狹義來講。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歷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只是歷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只是些反影響，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袁世凱只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歷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寧為第一人。管寧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寧，無論如何要他回來。管寧不得己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裡去察看，回來把管寧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歷史上。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管寧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回來，管寧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後來華歆做了魏國大官。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國家民族要成功，歷史也要成功，可是歷史上確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歷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侖，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於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這等人何該學。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侖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佈，形成了巴黎市區。另一部分，以拿破侖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侖。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侖還是他們的第一號人物。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侖，失敗顯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復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只是旁邊一個小建築。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於人物完成之一證。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只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著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著王權時代，國會代表著民權時代，三個建築並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裡，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並未失敗。即如南宋岳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岳飛失敗了。但岳飛只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大失敗。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於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從整個歷史論，他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說歷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歷史人物之分別。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於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內在的條件上。岳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岳飛本身之內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宋高宗、秦檜，一切外在條件，使岳飛失敗。而岳飛個人之內在條件，則使岳飛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岳飛這個人。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岳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他的內在條件並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歷史上，對將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單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因歷史一定要變。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只表現在事上。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歷史。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裡，我們將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歷史自然也斷了。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只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歷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歷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耶穌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穌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到今天，信耶穌教也好，不信耶穌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穌之偉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他說他死了要復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復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岳飛的風波亭精神，岳飛是復活了。到今天，岳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瞭解岳飛，岳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裡。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內在條件便得。若說不要內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只講內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穌。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他的內在條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但只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內在的。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內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內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內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著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歷史，還是和中國歷史一般。耶穌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穌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裡，不在他考慮之列。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穌便無奈何他們。所以耶穌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穌的人，更沒有了耶穌，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穌，也沒有這回事。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爭取得了自由與獨立，才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爭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裡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內。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別處，只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裡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如此來真瞭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於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只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歷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但讀者不要認為我只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歷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內面看。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只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侖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只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我在下面將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別究在哪裡？我想這個分別，簡單地講，只在其表現上。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這個世界在他手裡，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揚於世。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征、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因外在條件配得上。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人總得要有一股氣。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恨外面條件不夠。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聖人身上，比較不著痕跡。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隨時隨地隨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到得圓滿周到處便是聖賢。聖賢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見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也可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
只要他是個聖賢，可不問他的功業。只要他是一個豪傑，也可不論他的成敗。中國最大聖人孔子，他的品評人物，也是雙方面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講到吳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稱許吳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級了，甚至社會人群無法稱讚他。孔子共說了兩個民無得而稱的人，一是吳泰伯，另一個是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的偉大，無事可舉，說不出來。舜則有好多事可舉。但堯、舜同為大聖。孔子當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吳泰伯。吳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吳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歷，王季歷的兒子就是文王。吳泰伯三兄弟的父親太王，很喜歡這個小孫，說他將來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吳泰伯對他的二弟仲雍說：「我們跑了吧，我們跑了，父親可把王位讓給三弟，將來可以傳給小孫，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們兩人就跑了。孔子對吳泰伯十分稱讚。父子各行其是，說孝卻不像孝，說讓也不見讓。道大無名，無法稱讚他，孔子就把吳泰伯來上比堯。
第二個孔子稱讚的是伯夷、叔齊。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輕易用仁字來稱讚人，但卻稱讚了管仲，又稱讚了伯夷、叔齊。他們是孤竹君之二子，父親要把王位傳給叔齊，父死了，伯夷說：「父親要你繼位，你繼位吧！我跑了。」叔齊說：「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讓給了中間的一個。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齊從路上大軍旁站出，扣馬而諫，說：「你不該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親剛死，該守孝，不該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兩人拿下，幸而姜尚說：「這兩人是義士，放了他們吧！」放了以後，周朝得了天下，可是這兩人說：「我們不贊成。」但大勢已定。他們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終於餓死在首陽山。孔子大為佩服，說他們是「古之仁人」。孔子也並沒有反對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極尊崇周公，自己還要復興周道，曰：「吾其為東周乎。」可是孔子又講那一邊，直從吳泰伯到伯夷。當知要做吳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氣有節，特立獨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樣在歷史上有影響，有作用。漢代太史公司馬遷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來寫《史記》。《史記》裡有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世家第一篇，不是魯、衛、齊、晉，而卻是吳泰伯。吳國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時代才見到歷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傳第一篇則是伯夷。中國人的歷史人物觀，孔子以下，經太史公這一表揚，一面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時另一面還有吳泰伯、伯夷。其實孔子自己，正是兼此兩面，所以成為中國之大聖人。
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家，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家，或藝術家。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著這人。中國人則向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家呢？軍事家呢？外交家呢？經濟家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為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人怎樣才叫做聖人呢？似乎孔子很謙虛，他的學生問他：「夫子聖矣乎？」他說：「聖則我豈敢，我只有兩個本領，學不厭，教不倦。」他的學生說：「這樣你就是聖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國古代之三聖人。但他所提，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三聖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說：「聖人者，百世之師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現在也不過二千五百多年，聖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們榜樣。孟子舉出三人，卻是性格不同，表現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來形容。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負責任，積極向前。他生的時代也是一個亂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書裡講他「五就桀，五就湯。」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為要使這個社會變成一個像樣的堯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從桀處回來，又到湯處去。商湯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於有莘之野一農夫。五次到湯那裡，終於當一個廚師。湯極滿意他的烹調，慢慢同他接談，覺得他了不得，以後便幫助商湯平天下。湯死了，下一代太甲繼位，不行，伊尹說：「你這樣怎可作皇帝？」把他關閉起，說：「我來代替你。」太甲後來懺悔了，伊尹說：「你回來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一切污濁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紂，他反對。到後全中國統一，他寧餓死首陽山。柳下惠是一個耿介之人，但卻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現，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獨行，表現了一個無表現。孟子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氣。他是魯國人，在魯國做了官，罷免了又起用，又罷免，如是者三。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罷免了，還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請不到的，一些條件不合，他絕不來。柳下惠那時已是春秋時代，列國交通，有人勸他，你在魯國不能出頭，何不到別的國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樣不合時，還是會罷免。若我能改變，枉道事人，我在魯國也可以得意。可見柳下惠外和內直。所以孟子稱讚他，說：「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來交換他的鯁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獨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現的，卻完全是一個和。
孟子說這三人都是聖人。伊尹建功立業，開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講。孟子又有一篇文章並不講伊尹，只講伯夷、柳下惠。他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一個頑鈍人，沒有鋒芒，不知痛癢，聽到伯夷之風，也能有邊有角，有界線，到盡頭處就不過去。懦夫，軟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個人在一塊，兩個人反對你，你就沒勇氣。倘在一個大會場，全場兩三百人反對你，你就不能有堅強的立場。伯夷在當時，可稱是全世界都反對他。後來韓愈說，伯夷卻是千百世人都反對他。因從伯夷死了，到韓愈時，誰不說周文王周武王是聖人，然而伯夷要反對。誰不說商紂是一個壞皇帝，然而伯夷不贊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沒有反對周武王，韓愈也沒有反對周武王，然而孔子、韓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這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我此處用「特立獨行」四字，就是引據韓愈的《伯夷頌》。一個頑鈍無恥的懦夫，不能自立，一聽到伯夷之風，自己也會立住腳，也會站起來。一千年也好，兩千年也好，這種故事在三千年後講，雖然其人已沒，其風還可以感動人，使人能興起，所以說他是百世之師。有些氣量狹窄的鄙夫，一點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淺，是薄夫，一回頭把人便忘。魯國三次罰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還不願離去父母之邦。所以聞他之風，則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寬。孟子所謂頑、懦、薄、鄙，這四種人，時時有，處處有。孟子不講伯夷、柳下惠之知識學問地位事業等，他只是講那赤裸裸的兩個人。
孟子所舉的三聖人，三種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進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為」。此兩種性格正相反。孟子又舉一種，非狂非狷，而是一個「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獨行之處。此三種性格，卻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們若把全世界人來分類，大概也可說只有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說：「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他們之偉大，偉大在做人徹底，都跑在一頂端尖角上，個性極分明。人的個性，千異萬變，但不外以上所說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種姿態，三種格局，做到徹底，孟子都稱之曰聖。有些人則不成型，有些處這樣，有些處那樣，一處也不到家，不徹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頑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為外面條件所限，不能發現你個性。孟子和《中庸》都說盡性，要盡我們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這在我自己力量應該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個機器來做一件東西，也得要加進人力。若果我們要做一個第一等人，要做一聖人，怎樣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裡，只在我們自己內部，這是內在條件。但我們還得要進一步，不但要做一頂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圓滿周到之人。要處處中乎道，合乎理。等於射一枝箭，射到這靶上，可是沒有射到這紅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紅心不但要力量，還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這是我們做人的三大規範，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還有技巧。孔子無可無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謂至人。有時像伯夷，有時像柳下惠，有時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總是中到紅心。有力量若不見其力量，有規範若不見其規範。等於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聖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聖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聖人。但卻有偏缺不圓滿，不是一個大聖人。
孔子有時也做伊尹，有時也做伯夷，有時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今天我們只說孔子集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說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聖人。若一定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我們不登政治高位，我們自己的責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面條件不夠，哪能做聖人。幸而孟子另舉出三聖人，都是由其內在條件而成為聖人的，使人誰也逃不了自己的責任。人類中有此三種性格，有此三種標準。而孔子則兼此三者而融化匯通為一完全之人格。他積極向前，有時像伊尹。他一塵不染，有時像伯夷。他內介外和，有時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之至聖。孟子自己說，「乃我所願，則學孔子。」若說聖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終於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學。經過孟子這一番說話，中國後世只尊孔子為聖人，又稱之為至聖。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後世似乎都只稱之為賢。孟子也只是一大賢，亦有稱之為亞聖的。於是中國遂留下來一個聖人系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孟子，這是唐代韓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們從孟子這番話來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實在也就是聖人，而同時即是一豪傑。你看伊尹把太甲關起，說：「你不行，我來代你。」這種氣魄，不十足是一豪傑典型嗎？後人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須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夾著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個豪傑，餓死首陽山，那是何等堅強的節操。柳下惠如打太極拳，工夫深了，運氣內行，實際滿身是勁，也是個豪傑之士。孟子說他「不以三公易其介」，這還不是個豪傑嗎？
我們再來看孔子，他曾隨魯君與齊會夾谷。在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趙澠池之會的藺相如。不過孔子是大聖人，此等事，我們講孔子的，來不及講到，也就不講了。夾谷之會以後，齊國來歸侵魯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隊女樂到魯國，魯國君相迷戀著去聽歌看舞，一連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訴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生這一口氣，現在我們不懂，似乎他不像一聖人，一點涵養都沒有。其實這就是孔子所以為聖之所在。一跑跑到衛國，衛靈公聽孔子到來，他說：「魯國怎樣待孔子，衛國也照樣。」衛多賢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衛靈公知道孔子無所不能，有一天，問孔子打仗的陣法。孔子一聽，說：「我沒學過呀。」明天又對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的氣真大，一跑跑到陳國。後來在陳、蔡之間絕糧，沒有飯吃，大家餓著肚子。孔子的學生子路生氣了，說：「先生老講君子，君子亦有窮乎？也會走投無路嗎？」那時孔子卻不生氣了，好好向子路說：「君子也會窮，也會前面無路的。不過小人前面沒路便亂跑，君子沒有路，還是跑君子的一條路。」孔子在外十餘年，魯國人想念孔子，要請他回來，又怕孔子不肯，於是請他一個學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學生中一個理財專家，回到魯國，在權臣季孫氏家裡做管家，然後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學接回。冉有給季孫氏家種種經濟弄得很好，孔子卻又生氣。冉有常到孔子講堂來，有一天來遲了，孔子問他：「怎麼這般遲？」冉有說：「因有些公事沒完。」孔子說：「什麼公事？你所辦只是季孫家私事。你把季孫一家財富，勝過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對一輩學生說：「他不算是我學生，你們可鳴鼓攻之。你們大家可以反對他，可以打著鼓公開攻擊他。」其實孔子垂老返魯，還是這個學生的力量。在這種地方，我們要看孔子這口氣。一般人老了氣便衰，孔子那口氣愈老愈旺。人沒有了氣，哪會有道德仁義。若只從這些處看，孔子豈不也是一豪傑嗎？
再講孟子，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在當時是一位了不起的國君，他對孟子十分敬禮，開口便說：「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卻一口沖頂過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也是一個能生氣的人，也是個豪傑。他學生問他，「公孫衍、張儀，豈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孟子說：「這輩人是專做人家小老婆的，哪配叫大丈夫。」諸位試讀《孟子》七篇，至少也可以長自己一口氣。他的全部人格，都在他的話裡，一口氣吐出了。今天我們要講追隨潮流，服從多數，孔子、孟子所講仁義道德，我們置而不講。聖賢我們不服氣，也該懂得欣賞豪傑。豪傑沒有新舊。敢說敢做，不撓不屈，這才是一個豪傑。沒有了豪傑，那社會會變成奄奄無生氣。兩腳提不起，盡說有新的，如何般來追隨。
中國下層社會拜老頭子，似乎是從墨子開始。墨翟以下，墨家的老頭子，當時稱為鉅子。上一代鉅子死了，換第二代接上。墨子死後，傳了兩三代，那時的老頭子是孟勝。楚國有一貴族陽城君，他自己親身在楚國朝廷做官，慕墨家之名，請盂勝去為他守城。楚國大亂，陽城君被殺，楚國朝廷派人來，叫孟勝交出陽城。孟勝說：「我奉陽城君命守這城，沒有陽城君命就不交。」他學生們勸他，他說：「我不死，不能算為一墨者，將來也再沒有人看得起我們墨家了。」他學生說：「你是墨家老頭子，不該死。」他派兩個學生去齊國，告訴他們說：「我這鉅子的位，傳給齊國的田襄子。」這兩人去了，楚國派兵來攻城，孟勝死了，他學生一百八十人相隨而死。兩人到齊國，告訴田襄子，傳了鉅子位，便要回去。田襄子說：「你們不能回去，應留在這裡。」兩人不肯，田襄子說：「現在的鉅子是我。你們該聽我話。」兩人說：「別的都可聽，這話不能聽。」就回去自殺了。這也不是墨家才如此，孔子門下也一樣。子路在衛國，衛國亂了，子路進城去討亂，被人把他帽子帶打斷。子路說：「君子當正冠而死。」站在那裡，好好把帽子帶結正，亂兵刀矢齊下，就這樣死了。諸位當知，要講道德，臨死也得講。即在生死存亡之際，仍有道德存在。但道德也非奇怪事，我們誰沒有道德？誰不該遵守道德？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不是每一個子弟都不孝，每一部下都不忠。時窮節乃見，這種表現，卻都在最艱難的狀態下才發現。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兩句話，孔子的學生能做到，墨子反對孔子，但墨子學生也同樣能做到。我們該從這一標準看去，才知道所謂的中國歷史人物。這一種精神，便是我們的歷史精神，也即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但卻是一種豪傑精神，亦即是一種聖賢精神。近人不瞭解，乃說要打倒孔家店。沒有這番精神，空讀《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時習，又哪見得便是聖賢？便是豪傑呢？孔子跑出衛國，一般學生餓著肚子跟著他，跑到宋國效外一大樹之下，孔子說：「我們在此學舞、學歌吧」。宋國桓魋聽了，趕快派軍隊去，要抓住殺他們。孔子聞得此消息，說：「我們走吧，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不又是一番豪傑精神嗎？
戰國時代的豪傑之士，真是講不完，且不講。秦漢之際，有一齊國人田橫。歷史上所謂山東豪傑群起亡秦，田橫也是其中之一。漢高祖派韓信把齊國打垮，田橫逃在一海島上。漢高祖即了皇帝位，聽說田橫在海島上，派人向田橫說：「你來，大則王，小則侯。不來，當然要不客氣。」田橫答應了，帶了兩人同去。一路到河南，距離洛陽三十里，這時漢高祖在洛陽，這已是最後一站。田橫告訴他手下兩人說：「從前我與漢王同為國君，現在他是天下之主，我到他那裡去拜他稱臣，就不必了。」他說：「漢王要見我一面。從此地去不過三十里，快馬一忽便到。你們把我頭拿了去，他看我還如活時一般，豈不就好了嗎？」田橫自殺了，兩人帶著他頭，到洛陽見漢祖。漢高祖大驚說：「這哪是我意呀！」於是以王者之禮葬田橫。田橫下葬了，跟著田橫來的兩人也自殺了。漢高祖更為驚歎說；「田橫真是一了不起人，他手下有這樣二士。我聽說在海島上還有五百人，趕快去請他們回來。」海島上這五百人知道田橫死了，也就集體自殺了。這一故事，真夠壯烈呀！
孟子說：「聖人百世師。」使百世之下，還能聞風興起。我小時喜讀韓愈文，韓愈年輕時有幾篇文章，一是《伯夷頌》，一是《祭田橫墓文》。他進京赴考，過洛陽，在田橫死處，寫了一篇文章祭他。從漢初到唐代韓愈時，至少已一千年，伯夷更遠了，至少已到兩千年。當時中國後代第一大文豪，在少年時還如此般敬仰此兩人，這真所謂聖人為百世師，豪傑就應該如此。韓愈在當時，提倡古文，這亦不是一豪傑行徑嗎？若我們只讀韓愈《原道》，縱使信了他所說之道，沒有他一番精神，那道也不能自行呀！若非韓愈少年時即知敬慕伯夷、田橫，哪能即成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
再說漢代歷史人物，也是指不勝屈，且舉一個蘇武來作例。他出使匈奴，匈奴人看重他，勸他留下，蘇武不答應。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沒有飲食，蘇武嚙雪與旃毛並咽。幾天沒有死，匈奴人更敬重他。送他去北海，即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去牧羊，是公的羝羊。說：「等羝生小羊，就放你。」蘇武在那裡掘野鼠和吃草為生，這樣他就一留十九年。手中持著漢節，始終不屈。在匈奴，有他一好友李陵。李陵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軍事奇才，以五百步兵對抗人家八萬騎兵。匈奴下令：「這人須活捉，不許殺了。」結果李陵被擒，降了。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個，在前有衛律，也得匈奴重用。衛律、李陵都來勸蘇武降，蘇武不為動。蘇武在匈奴，既未完成使命，回來後，當一小官，也無表現。我們今天的小學歷史教科書，似乎更都喜歡講張騫、班超，因他們有表現。但蘇武在以前受人重視，尚在張騫、班超之上。我們相傳的戲劇，多只唱蘇武，不唱張騫、班超。張騫、班超當然也了不得，但是我們向來傳統更重視蘇武。因成功須受外在條件，際遇人人不同，無可學。若如蘇武守節不屈，卻是人人可學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際遇不可學，沒有際遇的如孔子，卻該人人可學。所以司馬遷《史記》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若把此幾句來講堯、舜、文、武，豈不是笑話。《漢書·蘇武傳》把李陵來合寫，兩人高下自見。李陵是數一數二的軍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蘇武。蘇武其實已為漢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從心中崇拜漢朝，比起打一勝仗更功大。《漢書》上又嫌把蘇、李合傳，太明顯，因作《李廣蘇建列傳》，從李廣寫到李陵，從蘇建寫到蘇武。隱藏著作史者之用心，卻使讀史者感動更深。這些是中國相傳之史法。
我們再講下去，不一定要講不成功的人，也不一定要講無表現的人，總之要講幾個具備豪傑性氣的人。具備豪傑性氣，即是具備了作聖作賢之條件。蘇武不能不說他是一個賢人，若要說他是一個聖人，他也得和伊尹、伯夷、柳下惠為等侍。他已在一點一角上是聖人，十九年守節不屈，做得徹底，做到了家。雖不能同孔子大聖相比，寧能說他不得比伊尹、伯夷、柳下惠？此刻且不必爭，也不必叫他是聖人，他總是一賢人，總是一豪傑。下到東漢，我不想再舉剛才說過鄭玄那樣的人，我且舉一個軍人馬援。只要我們到廣西、越南西南一帶邊疆上去，還始終流傳著馬援故事。馬援是光武中興時代一位將軍，光武的中興集團，大多都是他的太學同學。馬援卻是西北一個畜牧的人，牧牛羊為生。馬援有幾句話一向流傳。他說：「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他從事畜牧，正是他窮時。但他有了馬牛羊幾千頭，種田積穀幾萬斛，在邊疆上成了一個大財主，他又說：「我要這許多財產什麼用呀，我該能賙濟貧窮，否則不過是一個守錢虜而已。」看守一筆錢財，自己等如那一筆錢財之奴隸，此「守財奴」或「守錢虜」三字，也是馬援說的。後來漢光武見到了他，大為器重，可是馬援封侯還是在後來。他平越南封了侯，年齡也老了，漢朝又要派軍去討五溪蠻，馬援要去，漢廷說他老了，怎麼能再去邊疆？論當時的交通，那邊的氣候，一切一切，派一個少壯軍人去，當然更適宜。但馬援說：「我並沒有老」。他又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死於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馬革裹屍還」這五字，直傳到今天，也是他說的。馬援是個大豪傑，聞其風，一樣百世可以興起。不要錢，不享老福，情願一馬革裹屍還葬，還不算是一豪傑嗎？惟其他能具有這套豪傑之氣，才能表現出一個最高人格來。
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上人物，不能說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田橫、蘇武、馬援，便是頂尖出色人物了，上面還有孔子、顏淵、孟子許多人在那裡。這些人都從一大源頭上來，從中國古人的最高理論，中國的最高文化理想上來。下面我想講到南北朝，我且舉一人，那是一出家和尚。中國沒有大和尚，佛教怎會在中國發揚？相傳佛家有三寶。一是「佛」，沒有釋迦牟尼，就沒有佛教。一是「法」，那就是釋迦牟尼所講的一套道理。然而要信仰這套道理，肯照他做，便得還有一寶，就是「僧」。沒有僧人，佛也好，法也好，一堆空東西，什麼也沒有。今天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孔子是一佛，《論語》是一套法，但沒有孔家和尚的話，三寶缺其一，這兩寶也有若無。只有把此兩寶權放在那裡，將來總會有大和尚出來。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國一些大和尚高僧們。我只拿一個普通的人格標準來看和尚高僧，來看他們的表現。但中國高僧們，很少寫進二十四史。中國歷史人物實在太多，二十四史寫不盡，中國另外有《高僧傳》。《高僧傳》，一續、二續、三續，一路記下，我今天只講一個竺道生。和尚出家沒有姓，因佛教從印度來，印度那時繙作天竺，所以他姓一個竺字，叫竺道生。也有和尚只姓一個釋迦牟尼的釋字，到今天我們和尚都姓釋。那時中國人尊崇和尚，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併叫，故竺道生又稱生公。只有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孔子不叫孔子，也不叫孔仲尼，叫孔仲尼已經太客氣，必該叫孔老二。倘使你仍稱孔子，便是落伍。儒家思想，也該改稱孔家店。那是我們近代的事。生公當時，《小品泥洹經》初翻譯到中國。《泥洹經》有大本、小本，小本的叫小品，只有八卷。大品的是全部，有三十四卷。小本中有一句說：「一闡提不得成佛。」一闡提是譭謗佛法的人。竺道生卻說：「一闡提也得成佛。」當時北方和尚大家起來反對說：「經上明明講一闡提不得成佛，你怎能講一闡提亦得成佛。」召開大會，把他驅逐。竺道生當然只得接受大家決議。但他說：「若使我話講錯，我死後應進拔舌地獄。倘我話沒有錯，我死後還得坐獅子座，宣揚正法。」佛寺中大佛像，有坐獅子，坐象，坐蓮花的，竺道生在此中間特別欣賞獅子。諸位當知，出家當和尚，也得具備豪傑性氣，否則和尚也不成為一寶。幸而當時中國分南北，他渡過長江，跑到南朝來。結果《大品涅槃經》翻出來了，下面講到一闡提亦得成佛，竺道生的說法終於得到證明。
唐、宋兩代，一路有人物，惜於時間，且略去不講。我舉一個元代人作例。宋朝亡了，元朝起來，中國有一人鄭思肖所南，他沒有什麼可傳。據說他常作畫，只畫蘭花，卻根不著土。別人問他，他說：「沒有土呀」。他住宅門上題四個大字，「本穴世界」，拼上湊下，實是一個大宋世界。他著一本書，稱《大無工十空經》，實也還是大宋兩字。他還有一部《心史》，用鐵函封了，沉在蘇州一寺中井底，在明祟禎時出現了。他也是一豪傑之士，應該歸入孟子三聖人中伯夷的一路。
明代人物也很多，即如王陽明先生，諸位讀陽明年譜，就知他也是一個豪傑。再講一人海瑞。他是瓊州海南島人。一生正直，自號剛峰。今天的大陸，有話也沒得講，把海瑞故事來重編劇本。海瑞當時，市棺訣妻上疏。上海老伶周信芳，唱出海瑞罵皇帝。吳晗寫了一本《海瑞罷官》。你若不說海瑞是聖賢，他該是一豪傑。
清初，我想舉一人李二曲，他是陝西一種田漢。他講陽明哲學，名大了，清代皇帝定要籠絡他。派地方官送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他說生病，不肯去。朝廷下命，生病便好好用床抬著去。路上防備甚嚴，無寸鐵可以自殺。他只有餓死一法，不吃東西。地方官也受感動，說他實有病不能來，把他送回去。他說：「我實為名所誤」。從此一生絕交，地下掘一土室，不見任何人。只顧亭林到陝西，可下土室見他。一談一半天，不知談了些什麼。清末時，大家起來革命，讀者莫要認為這都是法國、美國革命來領導我們，其實明末遺老，如李二曲等故事，也發生了極大作用。今天我們要復興文化，大家又來談西洋文藝復興，其實也該在中國歷史上多舉幾個可資傚法的先例來號召。
再講到最近代人。我到台灣來就發現了兩人。一是鄭成功，一是吳鳳。有此兩人，我們來到台灣也不寂寞。我去美國，又知道一人。在他們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家住紐約。這位將軍脾氣不大好，一生獨居，所用傭僕，一不開心，就罵就打，工人來一個跑一個。有一中國山東人，名叫丁龍，來到將軍家。這位將軍照樣打罵，丁龍生氣也跑了。隔不幾時，那將軍家裡起火，房子燒了一部分，丁龍又來了。那將軍詫異說：「你怎麼又來了？」丁龍說：「聽說你房子被火燒了，正要人幫忙。我們中國人相傳講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應該來。」這位將軍更驚異，說：「孔子是中國幾千年前大聖人，我不知道你還能讀中國古書，懂你們中國聖人之道。」丁龍說「我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父親講給我聽的。」那位將軍就說：「你雖不讀書，你父親卻是一學者。」丁龍說：「不是，我父親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祖父講給他聽的，連我祖父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曾祖父講給他聽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家都是不讀書的種田漢出身。」那將軍甚感驚異，留了丁龍，從此主僕變成了朋友，那位將軍卻受了感化。兩人這樣一輩子。等到丁龍要病死了，向那主人說：「我在你家一輩子。吃是你的，住是你的，還給我薪水。我也沒有家，沒有親戚朋友，這些錢都留下。現在我死了，把這些錢送還你，本來也是你的錢。」這位將軍更驚異了，想「怎樣中國社會會出這樣的人？」於是他就把丁龍這一小筆留下的薪金，又捐上自已一大筆，一起送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那裡特別設立一講座，專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就叫「丁龍講座」。在全美國大學第一個設立專講中國文化的講座，就是哥倫比亞。現在美國到處研究中國文化，我想主要還該研究如何在中國社會能出像丁龍這樣的人，其實這故事並不簡單，非深入中國文化內裡去，不易有解答。我若說丁龍是一個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柳下惠一路。若說吳鳳也是一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伊尹一路。此也未嘗不可說，至少他們都是一賢人。換句話說，都是一豪傑之士。明代人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也是聖人。中國社會上聖人多的是。聖人外流，跑到海外去，一個跑到台灣，就是吳鳳。一個跑到美國，就是丁龍。在祖國，山東武訓，不也是個聖賢嗎？至少也是個豪傑之士。他討飯，碰到人跪下，請你幫助，要去辦學校。
這種故事太多了，不勝講。諸位若把這標準來看中國二十四史，除了政治家、軍事家、財政家、藝術家、學問家、宗教家等等，歷史上還有很多人物，只是赤裸裸的一個人，沒有什麼附帶的，也不要外在條件，只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現在我們大家要外在條件，覺得我們百不如人。若從歷史上講，時代不夠外在條件，人物不夠外在條件的也多得很。但孔子也是沒有外在條件，碰到魯哀公，衛靈公，碰來碰去總是不得意，然而孔子成為一大聖人。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孔、孟時代相比，或許還好一點。比南宋亡國蒙古人跑進來，明朝亡國滿洲人跑進來，那更要好得多。比吳鳳從福建來台灣，比丁龍從山東去美國，我們也要好得多。我們且莫太講究外在條件，應該注意到我們內在的條件。這樣始叫我們每個人都可做一個歷史的主人翁。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歷史，縱說是一段小歷史，如吳鳳，如丁龍，把這些小歷史合攏來，便成為一部中華民族的大歷史。我們的歷史理想，其實即是我們的人生理想。若把我們的歷史理想人生理想都放在外面去，則權不在我，也不由我作主，試問那還有何理想可言。
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卻愈轉愈離譜。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時，有一學生從大陸來，上我課，聽到「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一句話，他覺得這真是人生最大要求所在。他問我這個道理，我說：「你且慢慢聽，慢慢學」。他見我散步，也要學散步。他說；「我讀書程度淺，來不及，散步總該能。看你怎樣散，我也怎樣散，我散步庶亦可以自得其樂」。那學生極誠懇，極有志，可是別的同學有些會笑他，罵他。後來他覺得中國社會到處跑不進，轉進教會，外國人卻懂得欣賞他。現在他做了牧師傳教，見了我，要來向我傳教。他說：「先生，我得你好處不少，我該同你講講耶穌吧。」唉！今天的中國社會，偏偏中國道理不能講，要講就給人家笑罵，要逼得你特立獨行，只有學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們至少要大家負起一些責任，隱惡而揚善，來轉移風氣。至少要使年輕人有條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樣，除了去外國，好像前面無路。「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我們到鄉村老百姓圈子裡，在無知識人身上，或許還有一點中國文化影子。我們受這時代潮流的沖激太大了，我們都要變成一現代人，而我今天卻特別提出歷史人物這題目來講。當然我不過隨便舉幾個例，希望我們將來學校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教科書，多講一些人物，講一些中國歷史傳統所看重的，即如何做人。要講一個無條件的，赤裸裸的，單憑自己便能做到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這一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國防研究院「思想與文化」課講演，一九六九年八月《東西文化月刊》第二十六期刊載）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