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談哲學的「可愛」、「可信」

王國維(1877-1927年),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哲學家,1927年因多種原因投頤和園昆明湖自殺,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

王國維與同時代大部分學者不同,他並不僅僅停留在對西方哲學思想的介紹,他不僅對以叔本華、康德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而且能夠運用這些思想來整理、分析中國哲學的問題和概念。這使他在20世紀初的哲學介紹和研究者中顯得高人一籌。但是生活中的具體困難和思維上的困境使他很快放棄了哲學。

自視甚高的王國維,在體會哲學的純粹性的同時,也承受著哲學研究所帶給他的苦惱,這種苦惱一部分來自於不同哲學觀念之間的矛盾,如經驗論和唯理論之間的矛盾。這對於將哲學視為純粹的解脫超越之路的王國維而言是十分痛苦的。於是,便有了哲學「可愛」與「可信」之間的矛盾。「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雖然有人認為這種矛盾是因為王國維對於西方哲學瞭解不夠所導致的,但無論如何這種情緒促使他放棄了哲學。與此同時,以王國維的自我期許而言,他是不願意成為只是簡單地傳播別人觀點的「哲學史」家,但他對於自己能否成為康德、叔本華這樣的自成體系的哲學家,則肯定是沒有足夠的信心。「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余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

儘管王國維只在短短的幾年內從事哲學研究和翻譯,但他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梳理中國哲學所進行的開創性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20世紀初中國哲學研究的雛形。

(干春松)

《中國文化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