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一生的政治道路很坎坷。在朝任官期間，正值王安石變法，他要求改革弊政，但主張變法不宜過於激烈，反對急於求成，由於建議未被皇帝採納而請求外調。蘇軾在外任官期間，一些官僚趁機從蘇軾詩文中羅織罪狀，將他逮捕入獄，釀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王安石變法失敗後，蘇軾被重新起用，因反對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完全廢除新法，先後被遷到杭州、穎州、揚州等地任官，任職期間曾減賦賑災，抗洪保堤，整飭軍紀，加強邊防，政績很突出。紹聖元年（1094年），新黨得勢，蘇軾再次成為新貴打擊的對象，被一貶再貶，由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州）。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蘇軾才遇赦北歸，一年後在常州逝世。
蘇軾是豪放詞派的創始人。豪放作為文學風格，始見於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楊廷芝在《詩品淺解》中將「豪放」解釋為「豪邁放縱」，「豪以內言，放以外言，豪則我有可蓋於世，放則無物可羈乎我」。可見豪放詞氣度超拔，不受拘束。豪放派的特點，大體上是創作視野較為廣闊，喜用詩文的手法、句法來寫詞，善於運用典故，不受音律束縛，氣勢恢弘雄放。作為豪放派的始創者，蘇軾突破了詞必香軟的樊籬，創作了一批風貌一新的詞章，為詞體的長足發展開拓了道路。從現存的作品來看，蘇軾對詞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有詞以來，文人多用它來描寫男女戀情，渲染離情別緒，「詞為艷科」是人們的固定觀念。蘇軾不僅用詞寫愛情、離別等傳統題材，而且還抒寫報國壯志、農村生活、貶居生涯等，擴大了詞的意境，增強了詞反映社會生活的功能。他以雄健的筆力刻畫英氣勃勃的人物形象，寄托立功報國的壯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等篇。蘇軾在詞中更多地傾入自我，表現個性。如《沁園春·孤館燈青》寫青年時代的政治抱負；《卜算子·缺月掛疏桐》寫貶謫後孤高自賞不肯隨波逐流的情緒；《滿江紅·江漢西來》即景懷古，借用禰衡的遭遇來暗喻憤懣不平的感慨；《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借日常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處的生活態度。這些詞作都很有個性。在徐州寫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雋秀的語言，生動描繪了農村生活的景象，刻畫了黃童、白叟、採桑姑、賣瓜人等各式各樣的人物，描繪了一組富有生活氣息的農村風俗畫。
蘇詞在筆力和體制上都有所創新。他以寫詩的豪邁氣勢和勁拔筆力來寫詞，格調雄健激昂，達觀瀟灑。詠史時長嘯「大江東去」，抒懷則沉吟「鬢微霜，又何妨」，懷友時放歌「有情萬里卷潮來」，寫景則渲染「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飲酒時高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蘇軾的詞集中表現了豪放派的特點，王士禎評價蘇詞「挾海上風濤之氣」（《花草蒙拾》）；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蘇軾還把陶淵明《歸去來辭》改寫成《哨遍》，將韓愈《聽穎師琴詩》改寫成《水調歌頭》，在詞體上堪稱創製。
在語言和音律上，蘇詞也有新意。蘇詞語言大多吸收詩賦詞彙，並把口語融會其中，不僅激揚頓挫，而且清新質樸，改變了以往詞人鏤金錯采的風格。蘇詞還時常突破聲律的限制，追求自由無拘的形式。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說：「居士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豪放傑出，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復齋漫錄》）李清照說蘇詞「皆句讀不協之詩耳」。實際上蘇軾的《蝶戀花》《賀新涼》等在當時都廣為傳唱，宋代詞評家也讚賞《水龍吟》「聲韻皆婉」（《曲洧舊聞》）、「全章妥溜」（《詞源》），這些都說明蘇詞並不忽視音律，只是更重視詞的文學價值。
豪放派主要作家除蘇軾外，同時代的還有王安石、賀鑄等。宋朝南渡之後，由於時代巨變，悲壯慷慨的高亢之調得到發展，陳與義、葉夢得、朱敦儒、張孝祥、張元干、陳亮、劉過等人都寫豪放詞，豪放詞派蔚然成風。南宋詞人辛棄疾直接從蘇詞中得到啟發，用詞抒發愛國之思，提升了詞的思想高度，形成蘇辛詞派。豪放派的出現打破了「詩莊詞媚」的傳統，結束了婉約派風靡詞壇的局面，開創了新的天地，把詞從柳蔭花下帶到了山川河流、農舍阡陌的廣闊天地，戰士、郡守、漁夫、浣衣女、蓮娃等各類人物形象也進入了詞的描寫範圍。這些都大大拓展了詞的表現空間，加強了詞反映生活的功能。由於內容的擴大，帶來了形式上的變化，豪放詞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聲律的限制。在詞的文學性和音樂性上，豪放派詞家更重視其文學性，為了達到文學上的效果，他們「不善剪裁以就聲律」（陸游《老學庵筆記》）。因此，也出現了一些過於平直甚至粗糙的作品。但作為一個重要的文學派別，豪放詞派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宋、金直到清代，寫作豪放詞的作家歷來都大有人在。由於蘇軾等人的倡導，豪放派形成一個巨大的流派，與被視為正宗的婉約派「並行而不能偏廢」（《四庫提要·東坡詞》），成為古代詞壇的兩座奇峰。
（盧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