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當局原本並不喜歡佛教。
不喜歡是可以理解的。被他們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楊而且尊佛。即便為了畫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張，何況被道教尊為教主的老子據說還姓李。因此，儘管老子究竟是誰並無定論，更非號稱「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們家也風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貞觀十一年（637）頒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佈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這一年，武則天進宮，成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則天當然管不了這事，出面據理力爭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對唐太宗說，陛下的李氏出自鮮卑，與隴西李氏毫無關係。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應該尊奉胡人的宗教，何況拓跋的血統比老子高貴多了。
法琳自以為得計，卻沒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們視為胡人。想當年，純正鮮卑血統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時，就明確而坦然地宣佈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獄。法琳哪壺不開提哪壺，豈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將法琳打入死牢，並且下令說：法琳不是在著作中聲稱口誦觀音的人刀槍不入嗎？那就讓他在獄中好好念誦菩薩的聖號，七天之後再來試刀。
期滿之日，執法官問：念觀音有效嗎？
法琳答：貧僧不念觀音，只念陛下。
執法官說：你怎麼念起陛下來？
法琳答：因為陛下就是觀音。
太宗皇帝輕蔑地撇了撇嘴，將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過一劫，問題卻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南朝，北朝》中所說，自從胡僧佛圖澄被後趙皇帝羯人石勒尊為「大和尚」，佛教在中國就跟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要依靠皇權與道教爭奪江湖地位，國家則要借助宗教維持統治。只不過，主動權在後者手裡。皇帝可以選擇佛教，也可以選擇道教，還可以在二者之間搞平衡。
原因，則多種多樣。
隋文帝是公私兼顧。這個武川軍閥誕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撫養成人，對佛教有著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興佛不但可以報答養育之恩，證明自己得天獨厚，還能與滅佛的前朝撇清關係，爭取到佛教信徒的眾多人心。[2]
後來武則天的崇佛，原因也在這裡。
於是，前面的皇帝滅佛，後面的篡位者就興佛，比如楊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後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們必須這樣選擇，非如此不能顯示自己正確。佛道兩教的此消彼長，也不是什麼風水輪流轉，而是強權在操縱。
這實在與信仰無關。
中國的皇帝，也沒誰真有信仰。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政權的穩固、統治的長久，佛教卻總讓他們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國以後，佛教興盛發達，僧尼不入編戶，不納賦稅，不敬王者，許多寺院甚至有著自己的法律法規（僧律）和武裝力量（僧兵），儼然王土之上的國中之國。幸虧它們規模有限也未聯成一體，否則那些方丈豈非割據的諸侯？[3]
問題是他們還要自稱「佛子釋種」，等於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即便那些帶髮修行的居士，雖然也娶妻生子，但誰能保證孩子們不會被教育成「中國面孔天竺心」？
更嚴重的是，靠著佛教，外來文化和異端邪說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離經叛道的異己分子，完全可以躲進那裡「政治避難」，以佛祖的名義蠱惑人心，不斷挑戰儒家倫理的底線。其種種表現，已如前章所述。
這很危險。寺院超過規模，會亡國；信徒超過數量，會亡種；文明根基動搖，會亡天下。因此，在統治階級和正統儒家眼裡，佛教豈止精神鴉片，簡直就是定時炸彈。唐太宗只是貶低佛教，仍然讓佛教與道教並行，已是開明。
相比較而言，道教讓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夠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優點，最突出的優點就是具有中國特色。比方說，食人間煙火，修現世功德，講修身養性，求長生不老。這些都非常符合華夏文明的現實精神，何況道教的養生之道也不乏技術含量。
更何況，它好歹也是中國人「自主研發」的。
可惜道教不爭氣，總也鬥不過佛教。說起來這也怪不得他們。中國原本沒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發產生宗教，只能照貓畫虎。這樣硬生生弄出來的東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術的升級版，哪裡比得上體大思精內涵豐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權也奈何不得。
競爭不過，只好動粗。
於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後，又有了唐武宗的會昌毀佛和後周世宗的整頓佛門，史稱「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難。儘管此前由於武則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達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擊下，已是元氣大傷。
這雖然理無可恕，卻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僅在於武宗崇道，更因為佛教的過速發展已經嚴重影響到政權穩定和國計民生。以當時的生活水平，十戶人家才能供養一個僧人，而會昌五年（845）還俗的僧尼就多達二十六萬，大唐子民的負擔之重可想而知。這時就算換了武則天，恐怕也得調整政策，何況武則天只有一個。[4]
但，三武一宗以後，卻再也沒有滅佛的事情發生。佛教不但與朝廷，與道教和儒家也相安無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中，佛僧和道士還往往聯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沒有引起政局的動盪。自稱破塵居士或圓明居士，在宮中舉行法會說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樣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風暴，將帝國的財政扭虧為盈。[5]
這當然不會是皇權政治變成了神權政治，只可能是佛教發生了變化，當權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應調整。他們學會了和平共處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則兩敗，和則俱存」的道理，終於攜起手來致力於中華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國的結構中擺正了位置。他們通過種種方式和途徑，包括對寺院規模和僧尼數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統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將永不謀求執政地位，也不打算將中華帝國變成中華佛國。但，這只能保證他們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難。要想長期生存，必須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說，徹底中國化。
中國化早就開始了。第一步是巫術化的浮屠道，時間在東漢到五胡十六國；第二步是玄學化的般若學，時間在西晉到東晉。靠著這兩步，佛教從鮮為人知的外來文化變成了風靡天下的中華時尚。這就讓他們意識到，與華夏傳統相結合才是自強自立的不二法門，而代表著這傳統的是儒家，因此還必須邁出關鍵的第三步——實現自身的儒學化。
儒學化的佛教就是禪宗。[6]
禪宗雖然創始於唐，大行其道卻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憂也是在宋。這說明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佛教的中國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麼說，這一切都是從惠能開始的，他提出的「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正是佛教的儒學化綱領。[7]
這就同時給我們提出了四個問題：禪宗怎樣實現了佛教的儒學化？實現這一革命目標的為什麼不是別的宗派，而是禪宗？變革為什麼不早不晚，偏偏在這時發生？禪宗在改變了佛教的同時又改變了別的什麼？
那就讓我們探個究竟。
[1]法琳最後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跡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均無記載，只見於《續高僧傳》卷二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八、《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等，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有條目。
[2]見《隋書·高祖紀》，並請參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3]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4]會昌五年全國人口統計為四百九十五萬餘戶。按十戶人家供養一個僧人計算，二十六萬僧尼的供養者達二百六十萬戶，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半數。辛替上書勸諫唐中宗時甚至說，天下之財，佛有十之七八。見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
[5]請參看拙著《品人錄》。
[6]此處及以後所稱禪宗均指惠能開創的南宗。特此說明，不再另注。
[7]見《六祖壇經·決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