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諗禪師駐錫趙州觀音院以後，學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來，有一次竟然來了好些僧徒。於是，院主（監寺）就請這位後來被稱為趙州從諗或趙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來的新人，給他們上開學第一課。
八十高齡的趙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藹可親地依次詢問：同學，你以前到過我們寺院嗎？
第一位新生雙手合十答道：弟子來過。
趙州說：好好好，喫茶去。
又問另一個。
回答是：弟子沒有來過。
趙州又說：好好好，喫茶去。
如此這般詢問一遍，開學典禮就宣佈結束。
院主不懂。他問：大和尚，前面那個是來過的，你讓他喫茶去。後面這個沒來過，怎麼也讓他喫茶去？
趙州大聲說：院主！
院主說：在！
趙州說：喫茶去！[8]
啊！莫非學佛參禪就是喫茶？
正是。因為六祖惠能說得非常明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禪，當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飯、洗碗、打掃衛生、挑水砍柴，等等。[9]
準確地說，就是生活。
這是一種人間佛法。
人間佛法是符合中華傳統的，因為先秦諸子的思想就是人間哲學。就連最抽像的周易哲學和老子哲學，也不是亞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學之後」（形而上學），而是中國式的「倫理學之後」，是可以付諸行動的實踐理性和實用哲學。[10]
孔孟之道，儒家倫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處，也就是儒家講修身，禪宗講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個人怎樣才能成為孝子？晚上鋪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寢，早上去探視請安，叫「昏定晨省（省讀如醒）」。同樣，一個人怎樣才能成佛？也很簡單，那就是踏踏實實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養活自己。
提倡這種修行方式，並建立起相應清規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孫、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懷海。百丈懷海在禪宗發展史上的地位，應該視為僅次於菏澤神會。神會的重大貢獻和歷史功績，是確立了南宗的正統身份。南頓北漸，北方神秀一系是漸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頓宗，這個說法就是從他開始的。禪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從他開始的。為此，神會隻身一人與神秀派公開辯論，差一點就惹來殺身之禍。
這就有點像基督教的聖保羅。事實上，如果不是聖保羅提出了原罪和救贖兩大教義，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樣，沒有神會不畏強暴力挽狂瀾，惠能的學說也很可能就煙消雲散無疾而終。要知道，當時北宗的後台老闆可是皇家。[11]
神會，是禪宗的聖保羅。
不過神會獲得成功，卻是在安史之亂以後。當時，兩京淪陷神州陸沉，九十高齡的神會挺身而出，設壇度僧收「香水錢」以供軍需。戰後，唐肅宗為了報恩，建造菏澤寺作為神會的駐錫之地，所以史稱菏澤大師、菏澤宗。[12]
禪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後續發展當然也不能脫離人世自命清高。然而與朝廷共赴國難的機會畢竟百年不遇，籌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徹底打消統治者的顧慮，必須讓對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會謀反，也不會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因為他們將自食其力。
懷海的「百丈清規」由此產生。
百丈清規的正式名稱是「禪門規式」，它明確而詳細地規定了禪宗寺院僧團的組織體制、宗教禮儀和生活方式。這些規定經過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時奉旨修訂後，便成為禪院僧尼必須遵守的叢林清規。叢林是阿蘭若（Aranyaka）的梵文漢譯，意思是僧侶的修行處，當然也包括禪院。
這是佛教儒學化的重要一步。
實際上百丈懷海創立的禪院制度和禪林清規，從組織上和思想上都滲入了中華的精神和主張。比如：叢林以無事為興盛，長幼以慈和為進德，待客以至誠為供養，處眾以謙恭為有禮。這豈非溫良恭儉讓，再加道家的清靜無為？
百丈懷海還規定，禪院僧尼在學佛修道的同時必須參加生產勞動，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他本人更是親自開荒種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這樣一種「農禪」生活，與儒家主張的耕讀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爾！[13]
百丈懷海所制定的「禪門規式」，又稱「古清規」，其原貌已無從得見。現在流傳的《敕修百丈清規》是懷海禪師入滅五百多年後，由元朝順帝敕命重新編撰的。
但對於佛教，卻是革命。
佛教的誕生地印度是一個堅持種姓制度的地方，屬於婆羅門階層的僧侶充滿了優越感和高貴感，根本就不屑於自己動手，甚至視掘地、除草、種樹為「不淨業」。因此，他們只能靠佈施和供養。也因此，他們並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節約開支，儘管他的素菜並不便宜。
懷海卻清醒地意識到，佛教招人厭惡與吃不吃肉沒有多少關係，有關係的是那寄生蟲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鹹菜和稀粥。作為農業民族，華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勞而獲巧取豪奪的。因此，禪門僧侶的自力更生，就能為佛教重新贏得尊重，也使禪僧與其他僧尼判然有別，使禪院從一般寺院分離出來，從而使禪宗最終成為獨立的宗派。
如此懷海，豈非宗教改革家？
當然。事實上這樣一種叢林清規，不但對於佛教，就連對於禪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說過，禪（Dhyana）在梵文中的本義是靜慮，因此英文通常翻譯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懷海和惠能卻把這個定義完全顛覆。成佛的途徑不但是瞬間頓悟，而且是身體力行。這離那個既條分縷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實在是十萬八千里。
難怪他們要自稱「教外別傳」了。
與儒學卻越靠越攏。成佛與成聖，修行與修身，慈悲與仁愛，幾乎可以置換，只不過禪宗並不治國平天下。但他們主張的普度眾生，豈非也可理解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還贊成忠孝，與儒家倫理更是全無衝突。
披著袈裟的，已儼然是儒者。
然而這種變革卻只有禪宗才能實現。這不僅因為惠能主張人間佛法，也因為他堅持眾生皆有佛性。佛性問題與叢林清規是有關係的。因為鄙視勞作的人，也不會當真認為眾生平等。小乘佛教堅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實就是主張一部分人天生種姓高貴，也只有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與眾生，在他們那裡其實有天壤之別。
惠能抹平了這一界限。雖然「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觀點，把這種觀點變成現實的卻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為禪宗六祖，便雄辯地證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性作為般若智慧的種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會不會耕耘。
這是一種時代精神。
的確，生機勃勃的大唐是一個耕耘的時代，也是一個撒下種子就能開花結果的時代。之前四百年的動亂，等於把中華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層的沃土翻了上來，外面的肥水流了進來，開放寬容的政策更是讓陽光雨露得以充分降臨，生命活力得以盡情揮灑。毫無疑問，這樣的時代是需要發出自己聲音的，無論是在哪個領域。
於是，禪宗便被挑選為宗教方面的發言人。
[8]見《五燈會元》卷四。
[9]見《六祖壇經·般若品》。
[10]這裡說的周易哲學，準確地說是《易傳》的哲學思想，與《易經》無關。
[11]請參看顧准《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本中華史《兩漢兩羅馬》。
[12]神會事跡，見《宋高僧傳》卷八，《景德傳燈錄》卷四，並請參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宗教卷》，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
[13]百丈懷海事跡見《宋高僧傳》卷十，《景德傳燈錄》卷六，修訂後的清規戒律全名《敕修百丈清規》。請參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宗教卷》，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