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敗突厥的同時，大唐也迎來了貞觀之治。[30]
貞觀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職太子洗馬（洗讀如顯），官階從五品。他的職位雖不高，卻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經力勸李建成及早對李世民動手。因此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家兄弟？
這是大興問罪之師，來勢洶洶，咄咄逼人。
魏徵卻不好回答。賴賬是不行的，誰都知道他的立場和作為。解釋也不行，越解釋越不通。認賬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裡送。何況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偽問題。他們兄弟你死我活，哪裡是因為有人挑撥，又豈是誰能離間的？
那麼，李世民為什麼要這麼問？
為了給自己開脫罪責，也為了將驚天血案輕描淡寫。按照這個問題的內在邏輯，玄武門之變是他的自衛反擊，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則是被小人挑唆。
但，這個問題又為什麼要問魏徵？
因為需要魏徵亮出觀點。魏徵是太子黨中最有頭腦和影響力的人，他的回答不僅代表著李建成集團殘餘勢力的政治態度，也將決定大唐的政局和命運——如果魏徵質疑玄武門之變的正當性，那就不知道會有多少顆人頭落地。
魏徵的態度又是什麼？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說：先太子如果早聽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嚇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卻如釋重負。他馬上改變態度，非常禮貌地請魏徵到自己身邊來工作。因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東宮與秦王的鬥爭沒有是非，也無關乎道德，只有一個誰先下手的問題。因此，此案將按照成王敗寇的邏輯進行解釋。魏徵的個人態度和立場也很明確：士為知己者死。
難踢的球，被輕輕踢了回去。
毫無疑問，魏徵這樣回答並非沒有風險。李世民如果聽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但，故太子雖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運交給了上天。
李世民卻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應和判斷：與其殺了魏徵，讓他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讓他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議，同意太子餘黨參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禮。如此豁達大度，化敵為友，不但迅速地穩定了政局，也壯大了力量，終於造就貞觀之治。
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回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麼，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麼？
王道。
表面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後，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後，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饑又渴，只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獃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面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麼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亙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裡還能討論什麼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麼，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採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後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斗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歎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於封德彝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於脫離關隴集團，更在於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賬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鑒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像，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麼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麼，新政治又該是怎麼樣的呢？
[30]貞觀之治的實現，《新唐書·魏徵傳》和《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均記在貞觀四年，《資治通鑒》還明確記在頡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之後。
[31]見《舊唐書·魏徵傳》、《新唐書·魏徵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
[32]以上見《貞觀政要》卷一《政體》，《新唐書·魏徵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但《貞觀政要》將這次辯論記在貞觀七年是不對的，因為封德彝在貞觀元年六月即已去世。王先恭《魏文貞公年譜》記在唐太宗即位後不久，是符合歷史的。據查，魏徵在武德九年的七月至九月出差關東，因此辯論應在回京後的十月。請參看趙克堯、許道勳《唐太宗傳》。
[33]見《舊唐書·張玄素傳》、《新唐書·張玄素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
[34]請參看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35]據《舊唐書·張玄素傳》，魏徵評價說：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