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問題在民族，南方的問題在階級。
階級鬥爭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後一年多，就誅殺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羨之和傅亮（請參見本書第三章），便正是鬥爭的表現：慫恿劉義隆殺掉這兩個人的都是名門望族，徐羨之和傅亮卻是庶族寒門。
這很不尋常。
前面說過，作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劉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後者掌握朝政，前者則掌握軍權和政區。此後，寒門掌機要，外藩托宗室，便成為南朝的基本國策。這固然因為宋、齊、梁、陳的開國之君都出身寒門庶族，也因為士族已經腐朽沒落，不堪重任了。[26]
那麼，劉義隆為什麼要殺徐羨之和傅亮？
也許是因為恐懼。
事實上，當徐羨之和傅亮迎奉劉義隆入京為帝時，義隆的許多部將都表示擔憂和疑慮，只有出身名門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們的說法是：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這樣的泥鰍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為懼？[27]
劉義隆卻很清楚，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寒門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燈。作為顧命大臣，徐羨之和傅亮既然膽敢謀殺皇上和王爺，又豈能保證他們不會再起圖謀？這些靠著僥倖和投機進入上層的小人，根本就沒有道德底線。因此劉義隆坐穩江山之後，那兩個傢伙便必須人頭落地。
南朝的階級鬥爭，也血淋淋地拉開了帷幕。
血案的背後是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糾結，那就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兩個階級的權力和路線之爭。這種鬥爭表現為皇族與士族、庶族的三角戀愛，也表現為他們的三國演義，因此波詭雲譎，卻又並無道理。因為按照商鞅變法和秦並天下的邏輯，帝國根本就不該有階級。
的確，作為地主階級與領主階級鬥爭的產物，帝國的意志原本是要消滅階級的。在這種新的制度下，原來的封建貴族沒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無論貴賤賢愚，統統成為帝國的編戶齊民，包括後來當了皇帝的劉邦。
編戶齊民，就是編入戶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當然，是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
這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歸於一統。於是有劉邦的誅滅功臣，晁錯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七卷《秦並天下》、第八卷《漢武的帝國》）。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許在皇帝與平民之間，再有一個階級或階層。
士族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
首先，他們有做官特權。其次，他們有免稅特權。更嚴重的是，根據兩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們合法地佔有一定規模的土地和一定數量的佃客。佃客則不自立戶籍，也不負擔國家課稅，完全是豪門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還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莊客。他們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實際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裝。從東漢末年起，部曲就作為親兵跟隨主人南征北戰，往往在關鍵時刻起著重要作用。而且由於歷屆政府對部曲的數量從無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們擴軍備戰的重要手段。[29]
此外還有食客和門生。他們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龍附鳳在豪門那裡分一杯羹。由於士族壟斷了仕途，這些人是有利可圖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們做縣令。因此食客和門生雖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誼卻更親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門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與依附人之間，是君臣關係。就連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屬，雖然不是依附人，也視長官為君，終身追隨不離不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跟春秋時期的家臣與大夫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說，漢末魏晉儼然退回到秦漢以前，國家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士族無諸侯之名而有諸侯之實，難怪日本學術界有「六朝貴族政治」一說。[32]
實際上，士族雖然沒有世襲的爵位和封地，因此並非真正的貴族，派頭卻絕不亞於春秋的大夫。表現之一，就是與寒門庶族嚴格劃清界限。士族如與寒門通婚，便會成為駭人聽聞的事情；寒門若想與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願，因為士族根本就羞與為伍。
這實在是沒有道理。
無理是顯然的。且不說士族與庶族同為帝國子民，就算有士農工商之別，世族與寒門也都是士人，難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內部也有貴賤之分。比如，說洛陽話的北方士族就高於說吳語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來後到。
於是，階級和等級被人為地製造了出來。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會階層也變成了五個：世家大族、寒門庶族、編戶齊民、依附人、奴隸。[33]
這是一種怪異的結構。
怪異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卻變成兩個階級；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編戶，卻變成依附人；率土之濱原本莫非王臣，豪門大族卻自成體系逍遙法外。這樣怪異的現象，也只有在那亂世才會成為現實。
結構的怪異只能造成心理的變態和社會的畸形，何況這種毫無道理的森嚴等級和階級壁壘，已經嚴重威脅到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統治集團內部既不能精誠團結，士族憑借種種特權和眾多依附，也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長此以往，豈非國將不國？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東晉政權卻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時，所有的資源都在士族手裡，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桿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後繼者別無選擇，只好讓出實權和實惠，甚至尊嚴和體面，與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連這都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士族對於皇室的態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們看來，家族的門第聲望遠比國家政權重要，因此，可以為了保全家門而擁護中央，卻絕不會為了服從中央而犧牲門第。為此，即便放棄中央或改換門庭甚至賣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當時無論南北胡漢，都承認門閥制度和士族特權。既然如此，誰當皇帝又有什麼關係？[34]
這樣的士族，簡直就是帝國的癌細胞。
不過治療的方案卻讓統治者為難。篡晉的桓玄，建宋的劉裕，都主張動手術；後來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則似乎傾向於保守療法。事實上，正是由於劉義隆和蕭衍在起用寒門的同時也善待士族，這才各自有了數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東晉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監之治也罷，都不過迴光返照，之後則是更加不可救藥的墮落。梁亡前，國土面積已經最小，社會風氣已經最壞，世家子弟已經最不中用。侯景殺進來時，他們毫無還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著玉器餓著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裡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並非不努力，卻無論怎樣都事與願違：善待宗室卻眾叛親離，調和士庶卻勢同水火，以德治國卻道德淪喪，建立信仰卻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澤，越是掙扎，滅頂之災就來得越快。只不過這沼澤不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民族和社會的。
那麼，我們能夠走出這片沼澤地嗎？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裡？
[26]把劉裕稱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是田餘慶先生的觀點，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27]見《南史·王華傳》、《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
[28]頒布占田令，是在西晉太康元年（280），見樊樹志《國史概要》；頒布占客令，是在東晉大興四年（321），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29]如《三國誌·鄧艾傳》即稱：「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衛熲傳》則稱：「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又請參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30]請參看範文瀾《中國通史》。
[31]漢代地方官與僚屬之關係有如君臣，見錢穆《國史大綱》。
[32]請參看（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及閻步克為該書所寫推薦序。
[33]史學家一般認為，南北朝社會階層是四個。如傅樂成《中國通史》稱四個階層為世族、平民、部曲、奴隸，鄒紀萬《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稱四個階層為士人、編戶齊民、依附人、奴婢。但這樣的說法均無法體現出士庶之別，因此本書持五階層說。
[34]請參看錢穆《國史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