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後的五六十年，對於中國和世界恐怕都是頗為重要的。公元前27年，屋大維建立了元首制。公元25年，劉秀開始了新王朝。從此，大漢變成了兩個：西漢，東漢。羅馬也是兩個：共和國，帝國。
兩漢兩羅馬，即此之謂。
此後，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中國和羅馬都陷入分裂狀態。羅馬變成東西兩個帝國，中國則是南朝和北朝。南北朝之後的中國重歸一統，羅馬卻走上不歸之路。
如此鏡像，令人著迷。
羅馬跟中國確實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沒有信仰。中國的皇天上帝雖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終審權，平時卻並不直接插手人間事務。羅馬的諸神更是保護者而非裁判員。人的是非，神是不管的。
也就是說，中華和羅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唯其如此，他們才會一個發明了禮治，一個發明了法治。法治也好，禮治也罷，都是“人的自治”，沒有上帝同行。
所以，羅馬人跟中國人一樣，家族觀念強，重視親情倫理，相信君子協定，認為無信義即無人倫。或者說，他們其實也有類似於“五常”的觀念。
這一點，在愷撒被刺事件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前面說過，布魯圖等人刺殺愷撒，是為了阻止帝制、保衛共和。這在今天看來無疑是正義的，但在當時卻弄得人人喊打。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更不是變成帝國乃人心所向。他們成為過街老鼠，僅僅因為犯了眾怒。
為什麼會犯眾怒呢？
鹽野七生《羅馬人的故事》指出了兩點。
第一，元老院全體議員曾集體宣誓，誓死保衛愷撒的人身安全。這種誓言在羅馬屬於最高等級：無須人質也無須擔保，卻具有公共效力。因為宣誓人都是公眾人物，從來就視名譽如生命，不會也不敢背叛誓言。
第二，愷撒在羅馬被尊為國父，有著父親般的神聖光環，遺囑中又交待要將遺產分贈羅馬公民。因此，對於羅馬人來說，布魯圖等宣過誓的人刺殺愷撒，就不但是背信棄義，而且是弒父弒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難怪憤怒的民眾會把共和國的保衛者稱為“弒父者”，一個個恨不得亮出復仇之劍。這種情感，中國人不難理解。《後漢書》說羅馬“有類中國”，看來也有道理。
中國與羅馬，確實具有可比性。
不過，我決定寫這本《兩漢兩羅馬》，卻並非僅僅因為有這麼多看起來的相似和巧合，更因為只有漢代的中國人和古代的羅馬人，才第一次創造了世界性文明。
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亮點。
毫無疑問，文明從來就是相互影響的。埃及和西亞文明影響了希臘，希臘又影響了羅馬，也影響了北非、西亞和中亞。然而在希臘化時代，希臘本土是衰落的。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而在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
印度也一樣。最能代表印度文明特色的種姓制度和婆羅門教，影響力不出南亞次大陸。產生於恆河流域的佛教雖然傳播到了全世界，但在自己的文明圈內卻謙虛地退居二線，實際作用遠不如在異國他鄉。
兩漢兩羅馬就大不一樣。
羅馬與漢，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時期走向世界的。兩國都有強大的中央政權，治理著幾乎同樣大的疆域、同樣多的人民，也都依靠鐵馬金戈開疆闢土，並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
留下的遺產同樣豐富。
漢的貢獻是為中華帝國奠定了基礎。帝國制度雖然是秦始皇創立的，卻有著嚴重缺陷和致命弱點。正是由於漢武帝及其繼承人的努力，這些問題才得到了解決，中華也才成為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穩定的帝國。
兩漢，是帝國制度的樣板。
羅馬則為現代國家提供了原型。實際上正如本書第三章所述，羅馬的政體設計確實精巧而高明：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會，分別對應著君主制、貴族制（或寡頭制）和民主制，可謂集三種制度的優越性於一身。
當然，羅馬並非沒有問題。他們的問題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只適用於小國寡民的城邦國家，變成超級大國以後就再難實行。此外，元老院的精英性質和奉獻精神沒有制度保障，執政者從任期一年的執政官變成終身制的皇帝，則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因此，只要把人民民主由直選制改為代議制，給執政者（無論他叫總統還是國家主席）一個合適的任期，再解決元老院的組成問題，幾乎就是最不壞的政體。
更重要的是，羅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觀念，恰恰是現代文明最需要的。事實上，只要堅持共和，堅持法治，則無論人民民主，抑或君主立憲，都是現代文明。
這就是羅馬的貢獻。
更何況，他們還貢獻了基督教，儘管基督教其實是羅馬帝國和羅馬文明的掘墓人。
這樣看，中華文明就有了別樣的意義。
中華文明的意義在於：一個如此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沒有宗教信仰，也不靠血腥和暴力，卻能長時間維持統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後重建家園，維繫文明數千年不中斷，這裡面難道沒有原因？
同樣，中華文明雖未中斷，卻在衰減，並逐漸失去世界性。相反，羅馬文明卻浴火重生，在文藝復興之後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源頭之一。這裡面難道沒有奧秘？
當然有。
只不過，弄清楚這奧秘，需要全球視野。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寫本書的原因，也就是本書為什麼要從世界、歷史、制度、信仰和理念五個方面展開討論的原因。現在期待的，是諸位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