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所謂君子，雖然原本指階級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會變成一種人格精神，包括剛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俠仗義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則是高貴。這種精神在古代戰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且還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臘。
在波斯人眼裡，希臘人是固執、愚蠢和荒唐的。他們總是要選擇最平坦最開闊的地方，雙方擺好陣勢，派出傳令官相互宣戰，然後才開打。這跟我們春秋的「不以阻隘」，簡直如出一轍。由於雙方都沒有可以隱藏和躲避之處，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就算一方勝出也得不償失。
對此，一位波斯將領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們言語相通，又有傳令官宣戰，為什麼不能通過談判來消除爭端解決問題呢？如果只能訴諸戰爭，又為什麼不能先給自己找個有利地形，然後再嘗試開戰呢？[16]
其實，嘲笑希臘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臘的軍隊在普拉提亞平原會戰。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擺開陣勢。由三十多個城邦組成的希臘聯軍，則拖拖拉拉半天都湊不齊，開戰前還有人源源不斷趕來。然而就在希臘人慢慢集結，甚至只有少數散兵游勇時，兵強馬壯的波斯軍隊卻按兵不動。直到希臘人有了十一萬之眾，波斯統帥才下令進攻。這跟我們春秋時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麼兩樣？
結果，普拉提亞會戰以波斯人的慘敗告終。
這讓我們想起了泓之戰。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亞會戰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兩國戰於泓水。當時宋軍先到，也擺好了陣勢。然而無論在楚軍過河前，還是過河後，宋襄公都不肯發起進攻。他硬是要等到楚軍完全站穩腳跟陣勢擺好，才敲響戰鼓。結果，宋軍大敗，襄公負傷，並於第二年去世。
戰敗後，宋國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卻不後悔。他說，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禮。不遵守這些禮，就不是君子。寡人雖然是早已亡國之殷商的殘渣餘孽，也不能做偷雞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並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亞歷山大。眾所周知，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有一句名言：偷來的勝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戰的前夜，他拒絕了偷襲波斯大營的建議。是啊，有著貴族精神和君子風度的古代軍人認為，戰爭是一種高尚而榮耀的事情，必須堂堂正正地進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義的。這樣做，不但違反規則，而且勝之不武。
亞歷山大善有善報。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戰五年後，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魯斯。當時亞歷山大率領的是騎兵，且遠道而來，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魯斯布下的卻是象陣，還從容不迫，以逸待勞。勝負，幾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魯斯卻像當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統帥一樣，心甘情願地坐失良機。他耐心地等待馬其頓軍隊渡河、集結、調整、休息、佈陣，一直等到對方一切就緒，這才與之交鋒。結果印軍大敗，波魯斯也做了俘虜。
傻得可愛的波魯斯，可謂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過這位「印度宋襄公」同樣善有善報。亞歷山大待他以國王之禮，還讓他繼續統治自己的王國。這不僅因為波魯斯有著魁偉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為他有著武士的英勇和高貴。正是這種精神，讓亞歷山大由衷地表現出欣賞和崇敬。
這是一種王者風範。
的確，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王和武士都屬於第二等級，叫「剎帝利」。作為高貴的等級，剎帝利也必須有高貴的表現。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確規定，戰爭中不能使用「奸詐的兵器」。而且，跟中國春秋的「不重傷」和「不擒二毛」一樣，他們也不能攻擊處於弱勢的人。弱勢群體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傷病員，也包括俘虜、逃兵、膽小鬼、旁觀者，甚至包括沒穿甲冑、解除武裝和睡眠中的人。違反規定者，將受到鄙視和詛咒，並不得進入天國。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貴族，就得有貴族精神。儘管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無幾，但畢竟曾經存在。是的，曾經存在，在希臘，在波斯，在印度，在馬其頓，在中國。
宋襄公，你不孤立！
[16]請參看雷海宗《中國的兵》（中華書局2005年版）及書後附錄王以欣《古代的戰爭規則和俠義精神》。本節參考該書和該文之處甚多，無法一一註明，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