蹶由是吳王夷末的弟弟。
說起來吳也是文明古國，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號稱「吳太伯」。他和弟弟仲雍為什麼要在千里之外建國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馬遷把他們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這「文明古國」在西周和東周，都悄無聲息，名不見經傳。直到春秋中期，吳國的國名才開始見於《春秋》，吳國的君主也才見於《左傳》，並且是在同一年。因為就在這一年，我們的一位老朋友來到了吳國。
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後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為晉國大夫的巫臣獲准出使吳國，見到了吳王壽夢，勸說他與晉國結盟，目的則是要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楚國。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眾所周知，楚是晉的死敵。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晉和楚的爭霸史。因此，從城濮之戰到邲之戰，兩國交兵不斷。連帶著那些中等國家（比如鄭和宋）和小國（比如附楚的沈，附晉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為晉臣，當然要聯吳反楚。這是他的職責所在，也是他能對晉國作出的貢獻。
另一方面，巫臣與楚也有私仇。實際上此前楚國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經殺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殺人是因為巫臣奪走了夏姬。子重殺人，則因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雙方結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繹出驚心動魄的歷史大戲。
巫臣使吳，是大戲的序幕。
決心復仇的巫臣帶去了三十輛戰車，還有駕駛員和狙擊手。他用這些戰車和戰士做教練車和教練員，教吳人行軍打仗，佈陣攻城。又讓自己的兒子擔任吳國的外交官，與華夏各國建立廣泛的外交關係，把吳的觸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軍事和外交這兩手，吳國開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縣），伐徐（今安徽省泗縣），並佔領州來（今安徽省鳳台縣）。子重和子反則被打得顧首不顧尾，疲於奔命。[4]
吳國崛起了。
崛起的吳國成為楚的死敵。公元前537年，楚人聯合越國和東夷伐吳，結果他們的一支部隊被吳國打敗。於是吳王便派蹶由去勞軍。這在春秋，原本是貴族的禮儀。楚人卻蠻不講理地把蹶由抓起來，還要拿他去釁鼓。
這事做得太不像話。
不像話是肯定的。蹶由是吳王的弟弟，吳國的公子。彬彬有禮來勞軍，不能款待也就罷了，豈能把他抓起來？這次遭遇戰，吳人是勝利方，蹶由也不是戰俘，豈能殺他釁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這是國際慣例，也是起碼的道德禮儀和遊戲規則，豈能如此破壞？真真豈有此理！
不過這時的楚君是靈王。他不像話，也不足為奇。
蹶由被帶到了刑場。
楚靈王派人問他：你來之前，沒占卜嗎？
蹶由說：占卜了。吉！
這就奇怪。吉，為什麼會成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釋說，寡君聽說偉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國進行軍事演習，便到太廟用龜甲進行了占卜。寡君對鬼神說：下臣馬上就要派人去犒勞楚軍，借此機會觀察一下楚王火氣的大小，以便做好我們的戰備，請神靈明示這事能否成功。龜甲顯示的徵兆是吉。事實也證明，我們已經成功。
這又奇怪！被殺，是成功？
當然也有解釋。
蹶由說，下臣這次出使貴國，君上如果春風滿面和藹可親地款待使臣，敝國一定會鬆一口氣。這樣一來，敝國就會放鬆警惕，忘記危險，忽視戰備，離亡國也就不遠。現在君上怒氣衝天大發雷霆，不但虐待使臣，還要以臣釁鼓，敝國也就知道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敝國雖然弱小，但如果準備充足，也還可以與貴軍周旋。關鍵，是有備無患。總之無論君上如何對待使臣，敝國都能知道該怎麼辦。戰爭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準備，當然吉。
接下來，蹶由又說：何況敝國寡德之君在太廟占卜，是為了國家人民江山社稷，哪裡是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請君上儘管拿去釁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條，能夠換來國家安全，相比之下，請問哪個更吉利？
楚靈王無話可說，只好不殺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魯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釋放回國。那時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靈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後一段話。
蹶由是這樣說的：既然有龜甲，又有什麼事情不能拿來占卜？占卜的結果，無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誰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貴國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後來才應驗在邲之戰嗎？[5]
這話值得商榷。
從邏輯上講，所謂「城濮之兆，其報在邲」的說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著每次占卜的徵兆未必立即兌現。這當然也未嘗不可。問題是，如果兌現或應驗都是遲到的，或不準時的，甚至說不清什麼時候才對得上的，那麼請問，我們還要占卜幹什麼？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辭」，相當於算命先生問你「算什麼」。總不能說我問這筆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後下筆生意才應驗吧？
由此想到的問題是：周人對於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術、祭祀等等，到底是信還是不信？
這可是關係到我們民族文化心理的問題，不能不問。
[4]事見《左傳·成公七年》。
[5]事見《左傳·昭公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