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制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制度，是他最後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麼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何況線索也很清晰，起點則在憂患意識。也就是說，正因為憂患「天命無常」而「不易為王」，這才有了「君權天授」。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於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國」。何況我們民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基礎，是井田制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制的血緣關係。對於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聖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於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聖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聖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範。忠不忠，看行動。「現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於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
總之，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徵。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於樂。
毫無疑問，這裡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衝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憂患是出發點，快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也是中華文明的地基和承重牆。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序，以樂致和，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系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面。因此，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後來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後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裡，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獨具一格無法複製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我們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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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命無常」原作「天命靡常」，見《詩·大雅·文王》；「不易為王」原作「不易維王」，見《詩·大雅·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