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宗教，就不會有信仰。
什麼是信仰？嚴格地說，信仰就是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這樣的存在不屬於自然界，不能靠科學實驗證明；也不屬於人類社會，不能靠日常經驗證明。沒辦法，只能「信仰」。
難怪德爾圖良大主教說：正因為荒謬，我才信仰。[5]
這樣的對象，華夏歷來沒有。我們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義；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貴在天，是世俗的。就連老子的道，也一樣。
至於殷商的上帝，則是他們的祖宗帝嚳，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神。
當然，民間並不是什麼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風水，卻其實「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風水師，都可以花錢雇。至於燒香拜佛，則不過例行公事，又變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讓他真信，必須顯靈。所謂「信則靈」，說穿了是「不靈就不信」，或「靈了我才信」。標準，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們民族的信，沒有定准。祖宗、菩薩、狐仙、關老爺、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對象。某些農村的神龕裡，還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國人對他們，一視同仁地給予禮遇。只要這些神靈能給自己帶來實際上的好處，我們是不忌諱改換門庭的。
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經驗主義。
它的背後，則是中華文明的第二種精神。
這就是「現實精神」。
所謂「現實精神」，也就是不承認「彼岸世界」。既沒有宗教的彼岸，也沒有哲學的彼岸，甚至沒有科學的彼岸。因此，杞人憂天一直傳為笑柄，清談則被認為會誤國。難怪魏晉玄學只能曇花一現，還要在後世備受詬病，儘管兩晉之亡未必由於清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
總之，所有一切抽像的、玄遠的、非世俗的、不能兌現的，都不在視線範圍之內。什麼天堂，什麼來世，什麼末日審判，什麼極樂世界，這些空頭支票才沒人當真感興趣，只能哄騙愚夫愚婦。我們真正感興趣的，還是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哥們義氣，天地良心。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們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織，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倫，才最是其樂融融。就連桃花源中人，過的也是這種日子；就連《天仙配》裡的七仙女，嚮往的也是這種生活，更不用說芸芸眾生了。他們主張的是「心動不如行動」，是「說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賴活著」。
這也是一種樂觀。
或者說，也是一種藝術。
於是，中華文明就有了第三種精神。
這就是「藝術精神」。
藝術精神不是藝術氣質。希臘民族的藝術氣質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們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現，所以才那樣爛漫天真。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卻是維穩的手段和結果，是一種陶冶和教化。後世儒家甚至編造出謊言，說帝舜命令後夔（讀如葵）掌管文學藝術，以此培養貴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後夔則保證，只要他奏樂，就連野獸和野蠻人都會跳起舞來。[6]
說到底，還是禮樂教化。
顯然，這樣的藝術，不可能是「純藝術」，只能是「泛藝術」。因此，在我們民族這裡，幾乎任何事情都能夠變成藝術，比如領導藝術、管理藝術、教育藝術。換句話說，即便不能變成藝術，也能把它們藝術化。
藝術化的境界是達成和諧，底線是糊住面子。有這樣一層脈脈溫情的面紗遮掩，哪怕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明槍暗箭，專制獨裁，都不至於太難看。至於小民，則可以苦中取樂，忙裡偷閒，舒展眉頭把日子過下去。
奇怪！我們民族不要宗教的空頭支票，卻陶醉於藝術的自我安慰，並持之以恆樂此不疲，又是為什麼？
也許還得問周公。
[5]德爾圖良（Tertullian）的話，見卡西爾《人論》。
[6]見《尚書·舜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