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懷疑世人是否曾體驗過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對於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學術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機能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化學上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和經驗的根本組織，我們須默認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喪失了一個帝國，或者如一個美國人所說，使德國人民損失了幾十萬萬元。威康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許會笑，可是在公共場所中，他鬍鬚總是高翹著，給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遠在跟誰生氣似的。並且他那笑的性質和他所笑的東西——因勝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決定他一生命運的重要因素。德國戰敗是因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笑，或對什麼東西應該笑，他的夢想是脫離笑的管束的。據我看來最深刻的批評就是：民主國的總統會笑，而獨裁者總是那麼嚴肅——牙床凸出，下頷鼓起，下唇縮進，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閒的事情，好像沒有他們，世界便不成為世界。羅斯福常常在公共場所中微笑，這對於他是好的，對於喜歡看他們總統微笑的美國人也是好的。可是歐洲獨裁者們的微笑在哪裡？他們的人民不喜歡看他們的微笑嗎？他們一定要裝著吃驚、莊嚴、憤怒，或非常嚴肅的樣子，才能保持他們的政權嗎？
現在我們討論獨裁者的微笑，並不是無聊地尋開心；當我們的統治者沒有笑容時，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他們有的是槍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當我們冥想這個世界，由一個嬉笑的統治者去管理時，我們才能夠體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說，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那麼世界有救了。因為幽默一定和明達及合理的精神聯繫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會辨別矛盾、愚笨和壞邏輯的微妙力量，使之成為人類智能的最高形式，我們可以肯定，必須這樣才能使每一個國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讓蕭伯納代表愛爾蘭，史蒂芬·裡科克（Stephen Leacock，加拿大著名作家和經濟學家）代表加拿大；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K.Chesterton，英國推理小說著名角色「布朗神父」創造者）已經死了，可是佩德勒·G·伍德豪斯（P.G.Wodehouse，英國幽默小說家，散文大師）或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國作家，代表作《美麗新世界》）可以代表英格蘭。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美國幽默大師及演員）可惜已經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個美國代表。現在我們可以請羅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美國幽默作家）或海伍德·勃朗恩（Heywood Broun，美國著名記者）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國、德國、俄國也有他們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這些人物在大戰前夕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我想無論他們怎樣拚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歐洲的大戰來。你不會想像到這一批國際外交家會掀起一次戰爭，甚至企謀一次戰爭，幽默感會禁止他們這樣做。當一個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戰時，他們是太嚴肅了，他們是半瘋狂的，他們深信自己是對的，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具有健全常識的幽默家是不會這麼樣想。你可以聽見蕭伯納在大喊愛爾蘭是錯誤的，一位柏林的諷刺畫家說一切錯誤都是我們的，勃朗恩宣稱大半的蠢事應由美國負責，可以看見裡科克坐在椅子上向人類道歉，溫和地提醒我們說，在愚蠢和愚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民族可以自譽強過其他民族。在這種情形之下，大戰又何至於能引起呢？
那麼是誰在掀起戰爭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計劃的人、謹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愛國的人，那些有「服務」人類慾望的人，那些想創造一些事業給世人一個「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麼場地裡造一個騎馬的銅像來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那些有能力的人、聰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也就是最懦弱而糊塗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氣、深刻和機巧。他們永遠在處理瑣碎的事情，他們並不知那些心思較曠達的幽默家更能應付偉大的事情。如果一個外交家不低聲下氣地講話，裝得戰戰兢兢、膽怯、拘束、謹慎的樣子，便不成其為外交家。——事實上，我們並不一定需要一個國際幽默家的會議來拯救這世界。我們大家都充分潛藏著這種所謂幽默感的東西。當歐洲大戰的爆發，真在一髮千鈞的當兒，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經驗」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於低聲下氣講話的，那些最會裝得戰戰兢兢、拘束、謹慎模樣的，甚至那些最切望於「服務」人類的外交家，在他們被派遣到會議席上去時，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開會議程中，撥出十分鐘的時間來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體外交家必須參加，那麼任何戰爭仍舊是可以避免的。我以為這就是幽默的化學作用：改變我們思想的特質。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並且替未來的人類對於合理時代的來臨，開闢了一條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覺得沒有再比合理時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為一個新人種的興起，一個浸染著豐富的合理精神，豐富的健全常識，簡樸的思想，寬和的性情，及有教養眼光的人種的興起，終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類的理想世界不會是一個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義上說來，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個缺陷會隨時被看出，紛爭也會合理地解決的世界。對於人類，這是我們所希冀的最好的東西，也是我們能夠合理地冀望它實現的最崇高的夢想。這似乎是包含著幾樣東西：思想的簡樸性，哲學的輕逸性，微妙的常識，才能使這種合理的文化創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識、哲學的輕逸性和思想的簡樸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產生。
這樣的一個新世界是很難想像的，因為它跟我們現在的世界是那麼不同。一般講起來，我們的生活是過於複雜了，我們的學問是太嚴肅了，我們的哲學是太消沉了，我們的思想是太紛亂了。這種種嚴肅和紛亂的複雜性，使現在的世界成為這麼一個淒慘的世界。我們現在必須承認：生活及思想的簡樸性是文明與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時必須承認當一種文明失掉了它的簡樸性，而浸染習俗，熟悉世故的人們不再回到天真淳樸的境地時，文明就會到處充滿困擾，日益退化下去。於是人類變成在他自己所產生的觀念、思想、志向和社會制度之下的奴隸，擔荷這個思想、志向和社會制度的重擔，而似乎無法擺脫它。幸而人類的心智尚有一種力量，能夠超脫這一切觀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這種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處。幽默家運用思想和觀念，就像高爾夫球或彈子戲的冠軍運用他們的球，或牧童冠軍運用他們的韁繩一樣。他們的手法，有一種因熟練而產生的從容，有著把握和輕快的技巧。總之，只有那個能輕快運用他的觀念的人，才是他的觀念主宰，只有那個能做他的觀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觀念奴役。嚴肅終究不過是努力的標記，而努力又只是不熟練的標誌。一個嚴肅的作者在觀念的領域裡是呆笨而侷促的，正如一個暴發戶在社交場中那樣呆笨而不自然一樣。他很嚴肅，因為他和他的觀念相處還不曾達於自然。
說起來有點矛盾，簡樸也就是思想深刻的標誌和象徵。在我看來，在研究學問和寫作上，簡樸是最難實現的東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經是一樁困難的事情，然而簡樸更須從明澈中產生出來。當一個作家在役使一個觀念時，我們也可說那觀念在役使他。這裡有一樁普通的事實可以證明：一個剛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出來的大學助教，他的講辭總是深奧繁雜，極難於理解，而只有資格較老的教授們才能把他的思想單純地用著簡明易解的字句表達出來。如果一個年輕的助教不用他自矜博學多才的語句來講解，他確有出類拔萃而遠大的前途的。由技術到簡樸，由專家到思想家，其間的過程，根本是一種知識的消化過程，我認為是和新陳代謝的作用完全一樣的。一個博學的學者，須把那專門的知識消化了，並且和他的人生觀察聯繫起來，才能夠用平易簡明的語句把這專門知識貢獻出來。在他刻苦追求知識的時間中[我們就假定說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心理學知識吧]，我覺得一定有許多次「心神清爽的休息」，好像一個人在疲乏的長途旅行中停下來喝一杯清涼的飲料一樣。在那休息的時間中，那些真正的人類專家，會自己反省一下，「我們到底在做什麼？」簡樸必須先消化和成熟，當我們漸漸長大成人的時候，思想會變得更明澈，無關緊要的一點或虛假的一面，將盡被剔去，不再騷擾我們。等到觀念有了較明確的形態後，一大串的思想便漸漸變成一個簡括的公式，突然有一天在一個明朗的清晨跑進了我們的腦子，於是我們的知識達到了真正光輝的境界。嗣後便再不用努力了，真理已變得簡單易解，讀者也將覺得真理本身是簡易的，公式的形成是自然的，因此獲得很大的快樂。這種思想上和風格上的自然性——中國的詩人和批評家那麼羨慕著——常常被視為一種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當我們講到蘇東坡的散文逐漸成熟時，我們便說他「漸近自然」——這種風格已經把青年人的愛好華麗、誇炫、審美技藝和文藝誇張等心理一概消除。
幽默感滋養著這種思維的簡樸性，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地說，幽默家比較接近事實，而理論家比較注重觀念，當一個人跟觀念本身發生關係時，他的思想會變得非常複雜。在另一方面，幽默家沉浸於突然觸發的常識或智機，它們以閃電般的速度顯示我們的觀念與現實的矛盾。這樣使許多問題變得簡單。不斷地和現實相接觸，給了幽默家不少的活力、輕快和機巧。一切裝腔作勢、虛偽，學識上的胡謅、學術上的愚蠢和社交上的欺詐，將完全掃除淨盡。因為人類變得有機巧有機智了，所以也顯見得更有智慧。一切都是簡單清楚。所以我相信只有當幽默的思維方式普遍盛行時，那種以生活和思維的簡樸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會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