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論近人情 五 論任性與不可捉摸

看起來現在的軍人代替了放浪者而成為人類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們不要那種任性的、無從捉摸的、難於測度的自由人,而要合理化的、有紀律的、受統制的、穿制服的、有愛國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組織之下,五六千萬人所結成的一個民族共同信仰同一種主義,皈依同一種思想,喜歡同一樣的食物。關於人類的尊嚴,我們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種以放浪者為理想;另一種以軍人為理想;前者認為保持其自由和個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後者認為喪失了獨立的判斷力,將私人意見完全受制於統治者和國家,那才是最優越最崇高的人類。兩種見解都可加以辯護,前者以常識為辯護,後者以邏輯為辯護。用邏輯去替愛國的自動機式理想做辯護,是不很困難的。愛國的自動機式模範公民,可以當做達到另一個外在目標的工具,這就是國家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又是為了另一個目標而存在,這個目標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國家。這一切都可用邏輯很容易證明出來——又簡單又坦白,所有的呆子都會死心塌地地相信。歐洲許多「文明的」和「開化的」的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抱著這種見解,這實在使人好似難以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種以為被遣到埃塞俄比亞首都去,結果卻是在西班牙登岸的軍人。這種公民又可分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統治者所認為較好的公民,這種人曉得了他們被運到西班牙去時,仍是非常溫順、愉快,自己禱告,或由軍中的牧師代為禱告,感謝上帝派遣他們到槍林彈雨中去為國犧牲。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開化的人,那些知道了被運錯了地方而心中覺得憤恨的人。在我看來,那種內心的憤恨反抗情緒,是人類尊嚴的唯一標誌,是那幅陰森慘淡圖畫中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類在未來世界中恢復原位的唯一希望。所以,不管它是什麼邏輯,我自然還是擁護放浪者。我絕對擁護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也並不如此。我們這種矛盾心理就是我們的文明唯一的希望,我的理由很簡單:我們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為我們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經變成更優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使我願意讓牛有一種溫馴而滿足的脾性,在人類命令下,無論是被領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場裡,都能保持同樣曠達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為主人而犧牲。也因為十分鍾愛人類,所以我不希望我們自己也變成牛。等到牛能開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緒,或等到它們現出任性的樣子,現出較不服從的樣子時,我就要把它們稱做有人性的動物了。我以為一切獨裁製度都是不對的,這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理由,獨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處,卻不能跟猴子和睦相處。

老實說,我從一九二年後,對於西洋的文明已經減少了尊敬。我過去對中國的文明總感到慚愧,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創造出一個憲法和公權的觀念,這是中國文明上的一個缺點:我始終相信建立一個共和或君主的立憲政府,是人類文化上的一種進步。可是現在在西洋文明的發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權、個人自由,甚至個人的信仰自由權(這自由權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享有著)都可以被蹂躪,看到西洋人不再視立憲政府為最高的政府,看見歐裡庇得斯悲劇(Euripidean)的奴隸在中歐比在封建時代的中國還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比我們中國只有更多的邏輯而缺少常識,這真使人暗中覺得欣慰,覺得中國是足以自傲的。現在我除了將中國人觀念中人類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現出來,把那個中國人理想中聽天由命、逍遙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現出來之外,我還有什麼更便當的制勝良策呢?西方可也有這麼一個勢均力敵的良策嗎?可也有什麼東西足以證明它的個人自由和公權學說是一種嚴肅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嗎?我拭目以待。

歐洲個人自由的傳統怎麼會消失,擺子在今日為什麼會擺到錯誤的方向去,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由於現代集體經濟運動的結果,第二是由於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機械觀念的遺傳。在今日的各種集團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方興未艾的時候,人類似乎自然地放棄了他的反抗權利,忘掉了他的個人尊嚴。當經濟問題和經濟思想佔了優勢,遮蔽了其他一切人類思想的時候,我們對於那種較有人性的知識和哲學,尤其是關於個人生活問題的哲學,便完全不加理會,而淡然置之了,這是極自然的。一種患胃潰瘍的人時時在想到他的胃疾,一個社會有著經濟弊病時,永遠是被經濟的思想糾纏著,結果把我們自己完全忘記了,幾乎記不起還有個人……

可是我們能知道人類這種機械觀是怎樣在機械科學完成工業、征服自然的當中創造出來的。人類偷竊了這種科學,把這種機械式的邏輯拿來應用於人類社會,於是研究人事的人們便竭力利用「自然律」這個嚴肅的名詞。因之我們就有「環境比人類偉大」,及「人類個性可以化成方程式」這一類的流行理論。這也許是精湛的經濟學,但總是拙劣的生物學。良好的生物學,承認一個人的反應力量跟物質環境在生命的發展上兩者是同樣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醫承認病人的性情和身體的反應在抗拒疾病時是同樣重要的因素。現代的醫生已能確定每一個人都有一種不能測算的因素。有很多病人如依邏輯和前例診斷起來,實在是應該死的,結果卻會不死,反而復原起來,使醫生也覺得驚奇。醫生開著一式一樣的藥方給兩個患同樣疾病的人去吃,而不問他們的反應如何,我們真可以把他當做危害社會的人。社會哲學家如果忘掉個人,忘掉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忘掉他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為,那麼社會哲學家也是危害社會的人了。

《生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