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位中國學者和他一個朋友談了一次話以後的一句贊語，這句話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話」現在已成為一種口頭語，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談話，不論是已過的或期望的。中國有兩三種著作，其書名即《一夕談》（A Night\'s Talk）或《山中一夕談》（A Night\'s Tlak in the Mountains），書的性質和英文的「週末文集」（Weekend omnibus）相似。這種和朋友的一夕快談，是人生難得遇到的。因為正如李笠翁所說，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於言談，而善談者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發現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同時是善談者，則其愉快自不亞於一位天文家發現一顆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學家發現一種新植物了。
現在有許多人都以為圍爐聚談或坐桶聚談的談話藝術，已因今日商業生活的動率而喪失掉。我以為動率對於這事確也有些關係。不過談話藝術的毀滅，實開端於家庭改為沒有火爐的公寓，而由汽車的影響完成這樁毀滅工作。這動率是完全不合的，因為談天這樁事只在一群富有閒適精神的人當中，寫意、心平氣和、幽默自然的時候方能辦得到。因為「說話」和「談話」之間顯然有分別，這兩個中國名詞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談話的時候所說的話，天南地北，較為瑣碎，態度較為閒適，而沒有辦公事時那種煞有介事。商務信和文友之間通信也有著相類的區別。我們可以和任何人都說話或談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談的。所以我們如若得到一個能真正談天的朋友，則其愉快實不下於讀一本名著，更不用說親耳聽見他的語音，親眼看見他的動作的樂趣。這種快樂的談天，我們有時得之於老友的重逢或回溯當年的談話中，有時則在夜晚間火車的吸煙室中，或旅行時的旅舍中。所談的話，狐鬼、神怪、獨裁、賣國，談言微中，料及未來，也是常事。這種談天，過後可以長在心頭，一世不忘。
當然夜間是最宜於談天的時候，因為白天的談天總好似缺乏夜間那種魔力。至於談天的地點我以為毫無關係。在十八世紀式的「沙龍」（即客廳）中，可以談關於文學或哲學的閒天，但在農家木桶的旁邊也未嘗不可以談。或在風雨之夕的航船中，對河船上的燈光微映水波，而臥聽船夫閒談當地的一個女子怎樣被選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這類談天之所以悅人者，實在於所得的樂趣因地點時間和談者而各不相同。我們所以能牢記不忘，有時因為談天的時候是正在桂子飄香、秋月懸空的佳景下；有時因為是正在風雨之夕，一爐柴火之前；有時因為是正坐在一個高亭之中，遠眺河中船隻往來，而有一隻船忽因潮流過激而側翻的時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車站候車室中的時候。這種眼前即景常和所談的天聯繫一起，因而使我們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內，談者或是兩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陳微醉，老秦有些傷風鼻塞，都可以使這夕的談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於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們做這類簡單的樂趣，我想不至於為造物主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談天等於一篇好的通俗文章。兩者之間的體裁和資料都相仿。如狐狸精、蒼蠅、英國人的古怪脾氣、東西方文化的異點、塞納河旁的書攤、成衣鋪中色迷迷的學徒、各國元首政治家和軍人的逸事、儲藏佛手的方法等，都是極好極相宜的談天資料。它之所以類似文章，即在體裁的通俗。所談的題目盡可以嚴肅重大，如本國情形的慘苦混亂，或瘋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沒落，剝奪人民的自由、人類的尊嚴，甚至剝奪人類快樂的終點，或關涉真理和公平的大問題等，均無不可。不過意見的發表總是出之以一種偶然的、閒適的和親切的態度。因為在文明的當中，不論我們對強奪我們的自由怎樣惱恨，我們至多只許用我們的舌頭和筆尖，以輕描淡寫的字句來表示感想。至於充分發揮真情感的激烈言論，只可以在少數幾個知己朋友之間，私下發洩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談天，其必要條件是一間關上門的屋子，幾個知己的朋友，旁邊沒有我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那時，方能悠閒地發表我們的意見。
這種真正的談天有異於政治上的交換意見，正如一篇優美通俗的文章之有異於政治家的宣言。這類政治家的宣言雖表現著較為高尚的情感，例如：對於民主制度的意見、服務的願望、窮人的福利問題、精忠報國、崇高的理想主義、酷愛和平、保證維持國交、絕不貪圖權位金錢或名譽等動人聽聞的說話，但其中終免不了帶著些令人遠而避之的氣息，正如我們畏避一個打扮過分、胭脂水粉搽得太濃的妖嬈女人一般。反之，我們在聽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談天，或讀到一篇優美的通俗文章時，便如面對著一個在河邊洗衣的鄉村少女，穿著極淡雅的布衣服，頭髮或者有一綹拖在前面，身上的紐扣或許有一粒未曾扣上，其天真爛漫的姿態自然令人見而生愛，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著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動人姿態。凡是有趣的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
所以談天的適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卻身處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談言吐語，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主。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著便談，並無一定的題目。我們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地談天，而談時各人也是任性坐臥，毫無拘束，一個將兩腳高高地擱在桌上，一個坐在窗檻上，一個坐在地板上，將睡椅上的墊子搬下來當褥子用。因為必須在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位置，全部身體感受舒適時，我們的心地方能安閒舒適，此即前人所謂：
眼前一笑皆知己，
舉座全無礙目人。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越去越遠，既無秩序，也無定法，隨意所之，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這就是談天和空閒的聯繫關係，也就是談天和散文之勃興的聯繫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散文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產生。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文的發展中最為顯明。我以為孔子之後的數百年中，思想的活動產生所謂「九家」的學說，其起源即因當時有一群學者，平生唯以說話為事，所以即發展成一種文化的背景。這種發展，除此之外，實在說不出其他的理由。當時列國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時。每人的家中都聚著食客數千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家中養著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數既如此眾多，則當時你談我說，議論紛紛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這類人的說話，在傳於後世的《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氏春秋》諸書中，可以得其大概。《呂氏春秋》據說實是呂不韋的門下所著，而不過用他的名義（這和英國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時代的作家著了書用贊助人之名義發表的情形相似）。這部書中已經發展了一種善處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處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還有一群長於說辭的縱橫家，列國君王常利用他們到鄰國去下說辭，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勸說退兵解圍，或去說合聯盟，而他們也大都能成功而返。這群縱橫家或學者都是長於口才，善於譬喻，他們的言論很多記載於《戰國策》中。從這種自由而智巧的言論中產生了幾位大哲學家，以「為我主義」著名的楊朱，以「現實主義」著名的韓非子（他和馬基維裡Machiaevelli相似但較為溫和）和以敏捷辯論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這些都可以證實我的假說。
公元前三世紀末葉，楚國李園把他的才貌雙全的妹妹獻給楚相春申君。這樁事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很文明的一個榜樣。後來春申君又將這女子獻與楚王，以致楚國漸漸衰弱，為秦始皇所滅。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春申君，逕得見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托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運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女弟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
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這就是當時受過教育的女子和閒適的文士的社會背景，因而使中國的散文也有了第一次重要的發展。當時有善說辭、通文才、嫻於音樂的女子，使男女共處的社會中有著社交的、美術的和文學的動機交織，點綴著社會的性質和氣像當然是貴族化的，因為，相國是常人很難於見到的貴官，但他在知道一個女子嫻於音樂擅長文才時，便也渴於一見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文人和哲學家所度的閒適生活，而當時的一切著作，也不過是彼此談話的產物而已。
只有在有閒的社會中，談話藝術方能產生，這是很顯明的；只有從談話藝術中，優美通俗的文章方能產生，這是同樣顯明的。一般說起來，談話藝術和優美通俗文章的藝術在人類文明進步史中產生的時間比較遲。因為人類的心靈必須先經過一種敏銳微妙技巧的發展，方能達此地步。而要發展這些，則又非生活有閒不可。文化本身的進步，實是有賴於空閒的合理利用，而談話不過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罷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飯就睡覺，鼾聲如牛者，是絕不能有所助於文化的。
一個人的空閒，有時是環境所迫，而不是自我的，許多文學傑作都是在環境所迫的空閒中完成。因此我們如遇到一個極有希望的文學天才，看見他虛靡時間於社交或寫作流行的政治論文時，對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將他關進監獄去。因為我們須記得《周易》，一部討論人生變遷的哲學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時寫成。而中國的歷史傑作《史記》，也是司馬遷被囚在獄中寫成的。古代許多著名的作家大都因為宦途不達，屈在下僚，或是傷心國是，轉變生活而產生了他們的文學或藝術傑作。元朝何以產生這許多名畫家和詞曲家？清初何以能產生名畫家石濤和八大山人？即由於這個理由。激於恥為夷狄之民的愛國思想，使他們致一生心力於藝術和學問。石濤實是中國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對於這班心不臣服的藝術家有意埋沒，所以他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還有很多科舉考試名落孫山的人也發憤而致力於創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滸傳》和蒲留仙之著《聊齋》。
《水滸傳》的序文中（金聖歎本），有一段形容朋友談天之樂的絕妙文字：
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欲飲則飲，欲止則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吾友不談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遙傳聞為多，傳聞之言無實，無實即唐喪唾津矣。亦不及人過失者，天下之人本無過失，不應吾詆誣之也。所發之言，不求驚人，人亦不驚。未嘗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際，世人多忙，未曾常聞也。
《水滸傳》即在如此環境和情感中產生的，而所以能產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閒。
希臘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樣的空閒社會背景中產生的。希臘思想的清明，散文體裁的簡潔，顯系空閒談藝術造成。柏拉圖以《會話》為其書名，即能證明此點。在《宴飲》一篇中，我們看見一群希臘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鮮果和美少年的氛圍中歡笑談天。因為這種人已養成了談天的藝術，所以他們的思想才能如此清朗，文體如此簡潔，與現代作家的誇大迂腐恰成一種對比。這方面希臘人顯然已學會了用輕描淡寫的態度去應付哲學問題。希臘哲學家動人的閒談氣象，好談天的慾望，對聆聽有趣味的談天的重視和對談天的適當環境的選擇，都在《斐德若》一篇序文中描寫得很分明。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一篇中，並不像現代作家用「人類文明從它發展的各個連續梯階觀察起來，乃是一種從多種生殖變化為純一生殖之動力的運動」。或諸如此類令人費解的話頭開場，而只說：「昨天我和亞里士多德的兒子格勞可到比雷埃夫斯去拜女神，同時想去看看他們將怎樣慶祝這個節日，因為這尚是第一次舉行。」早年中國哲學家的氣象，即思想最活潑最有力時代的氣象也可以從希臘人的畫像中看得到，在這種畫像中幾個希臘人偶然齊集在一起，如《宴飲》一篇中所描寫的，討論一個偉大的悲劇作家是否同時必是一個偉大的喜劇作家。集會的氣氛中，交織著嚴肅輕快和惡意的敏捷應對。旁人嘲弄蘇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無人地坐在那裡，欲飲即斟酒而飲，欲止即止。他口若懸河地談了一整夜，直談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和阿迦松（Agathon）之外，其餘聽者都已沉沉睡去。後來連那二人也倦極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方起身離開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個澡，即又精神煥發了。希臘的哲學即是在這種善意的談論之氣氛中所產生的。
毫無疑義的，我們在高尚地談天時，須有幾個女子夾雜在座中，以使這談天具有必不可少的輕俏性。談天如缺乏輕俏性和愉快性，即變為沉悶乏味，而哲學本身也就變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離了。不論在哪一個國家，不論在哪一個時代，凡是注意瞭解生活藝術的文化者，都一致發展歡迎女子加入為點綴的習尚。雅典在伯裡克利時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紀法國沙龍時代也是如此。中國男女之間雖禁止交際，但是歷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們的談天，在晉宋明三朝之中，當清談藝術最為流行的時候，都有許多才女如謝道蘊、朝雲、柳如是等摻雜中間。因為，中國人雖對於自己的老婆力主賢德，迴避男子，但自己免不了極想和有才的女子為友。因此中國的文學史中，幾乎隨時能發現才女名妓的蹤跡。男子談天之時，渴望女子加入以調劑精神，乃是一種普遍的願望。我曾碰到過幾位德國女子，她們能從下午五點鐘談到晚間十一點鐘。我曾碰到過幾位英美女子，她們熟習經濟學使我不勝驚異，因為這種學問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認無望的。無論如何，即使一時沒有能和我對於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做辯論的女子，如若座中雜坐幾位善於聽人談論、心地玲瓏的女子，實可以使在座者精神格外興奮。我覺得座中面對玲瓏的女子，實勝於和一個滿臉笨相的人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