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以喜歡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要寫一段坐椅法的哲學。朋友之中，喜歡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個，但不知如何單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國文藝界中是如此。我認為在這現代世界中，我並不是唯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說我者，也有些言過其實。這件事的經過是如此，某年我刊發了一本《論語》（Analects Fortnightly）雜誌。其中，我頗力辯所謂吸煙之害並無其事。雜誌當中雖沒有刊載捲煙廣告，但文字中很多稱讚尼古丁的美德的話，因此傳了開去，說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只是躺在椅中吸雪茄。我雖屢次否認，並極力聲明我實在是中國最勤於做事者之一，但傳說之詞依然風行一時，甚至成為我是被人憎惡的有閒知識階級之一的證據。兩年後，又因我刊行了一種注重通俗文章的雜誌，於是更落實我是一個懶鬼。當時我因看不慣流行文章的體裁過於遲鈍、不忠實和虛誕，認為還是舊式私塾命十二三歲的孩子做「救國」和「恆心之德」等類題目的文章的遺毒，故而以為必須提倡一種坦白通俗的文體，方能解放中國文章，使之脫去陳腐的桎梏。但我於不經意之間，將通俗文體寫成瀟灑文體……因而我被認為是中國懶惰成家中最懶惰者之一，「在這國難時期中，更為殺無赦」。
我承認時常躺在朋友家客室裡的椅中，但別人何嘗不如此？如若沙發椅不是為了躺躺而設，則何必有沙發椅？如若二十世紀的男女都必須正襟危坐，則現代的客室中何必擺著那種沙發椅？而我們極應該坐在挺硬的紅木椅子上，身量較矮的婦女，須兩腳懸空地掛著。
其實躺在椅中這件事也有一種哲學。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於對恭敬的注重與否。古人的坐，以態度恭敬為主，今人則以舒服為主。兩者之間有一種哲理上的衝突。因為依照古人的見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服即罪惡，耽於舒服即趨於失敬。這一點奧爾德斯·赫胥黎在他討論「舒適」（Comfort）那篇文章裡已講得很明白。赫氏所說西方的封建社會阻止了躺椅的產生，直到近時這句話和中國的情形正完全相同。今日凡自認是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時，盡可把兩足高高地擱在他書桌上而不必有所顧忌，這是熟不拘禮，並不是失敬。不過這種行為，如在老輩面前，當然是要被斥為不當的。
道德和建築與室內陳設之間，有一種我們尋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關係。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為怕看見自己的肉體，不常洗澡，因而使現代式白瓷澡盆的發明遲延了數百年之久。當我們認識儒教的公私行為都以恭敬為主時，我們就能了然舊式的中國木器為什麼製成那種樣子。我們在紅木椅子上，只有挺起背脊筆直地坐著，就因為這是社會所公認的唯一合適的坐法。中國皇帝的寶座，坐時並不舒服，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鐘也不願意。英王的寶座也是如此。克利奧帕特拉出外時，總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抬著行走。她敢如此，就因為她沒有受過孔子的教訓。這種樣子如被孔子看見，當然也要像對付原壤一般「以杖叩其脛」了。在儒家社會中，不論男女都應該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場合中應該如此。在這種時節，如有人將腿腳略為蹺起，便立刻會被人視作村野失禮。事實上，最恭敬的姿勢如在謁見長官時，坐的時節應斜欠著身子，將臀部擱在椅子的邊沿上，才算知禮。儒家古訓和中國建築之間也有密切的關係，但這裡姑且不論。
我們應該感謝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派運動，它打破了古禮的傳統思想，方使「舒服」這件事不再被人認為罪惡。另一方面，除了浪漫運動之外，又因對人類心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於是對人生也產生了一種較為真切的態度。這種態度的改變，使人們不再視戲劇為淫猥，不再視莎士比亞作「野蠻人」（barbarian，伏爾泰稱他為「喝醉的野蠻人」）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潔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現，並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種較為真切、較為親熱的體裁。在這種意義上，我喜歡躺在椅中的習慣和我擬想將一種親熱自由瀟灑的文體導入中國雜誌界中的企圖之間，確有一種聯繫存在著。
如若我們承認舒服並不是一種罪惡，則我們也須承認我們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勢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對這個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簡括地說，客人能自己找尋舒服，實是在招待上協助主人，使他減少煩慮。試看多少做主人者每每為能否使客人舒服自在而擔憂啊！所以我坐時，每每將一隻腳高擱在茶桌或就近的傢俱上面，以協助做主人者，因而使其餘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機會拋棄他們假裝出來的尊嚴態度。
關於坐臥器具的舒服比較，我已發明了一個公式。這公式可以用簡單字句表達如下：椅子越低，坐時越加舒服。有許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種椅中覺得異常舒適，即因為這個理由。當我尚未發明這個公式前，我以為室內裝潢家對於一張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度的舒適，其高度闊度和斜度之間必有一種數學的公式。但自從我的公式發明之後，我即知道這事其實比較簡單。如將中國紅木椅子腳鋸去數寸，坐時即立刻較為舒服，如再鋸去一些，必更為舒服。這種情形的合理結論當然是，最舒服的姿勢就是平躺在床上。這豈不簡單？
從這個基本原則，我們即能演繹出一個附則，即我們倘因坐在一把太高又不便將腳鋸去的椅子上而覺得不大舒服時，只須在椅子的前面找一個擱腳的地方，以減少我們的腰部平線和著腳處的距離，也即等於減低椅子的高度。我所最常利用的一個極普通方法就是，將寫字檯的屜斗拉一隻出來擱腳。但這條附則應該怎樣聰明地實施，須視各人的常識了。別人說我一天之中倒有十六小時醒著的時間是躺在椅中的，為了化解這個誤會，我當說明我也能在寫字檯或打字機前很耐心地坐上三小時。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鬆弛我們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惡，但我並沒有說我們可以一天到晚鬆弛我們的肌肉，或如此辦法是最合衛生的姿勢。我的原意並不如此，人類的生活終須由工作和遊憩循環為用，即緊張和鬆弛相替為用。男人的腦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體一般，每月有一種循環式變遷。威廉·詹姆斯說，腳踏車的鏈子如若繃得太緊，即有礙於轉動的順利，人類的心力也正相同。無論什麼事情終是個習慣問題，人體內有一種調節的無窮能力。日本人慣於盤腿坐在地上，我頗疑心如叫他們改坐椅上，他們即易於犯腿抽筋的毛病。我們只有藉著將工作時間中完全挺直的姿勢和工作完畢後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勢循環變換，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至於婦女，坐著的時候如若眼前沒有擱腳的地方，則可把兩腿蜷擱在睡椅上，你們應知道這是一個最惹人愛的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