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由衷感謝科羅拉多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和中國現代文化研究所主辦這個會，感謝系主任 Laurel Rasplica Rodd 教授、Madeline Spring 教授的支持，感謝研究生院副院長 Dean Rodney Taylor 代表科羅拉多大學所致的歡迎辭和大學圖書館館長 Dean James Williams 的歡迎辭，以及他們所作的各種協助。還要特別感謝此次會議的召集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和劉再復教授，以及會議的秘書長、副秘書長和各位秘書。感謝各位遠道而來出席這個研討會，尤其是李澤厚先生和倫敦大學的趙毅衡先生，他們兩位匆匆趕來，一位在會前跌倒，一位在路上扭傷了腳，雖都是小傷，我還是感到十分過意不去，希望兩位盡快痊癒。
關於我的作品討論會，以前中國大陸曾召開過幾次，但我都沒有參加。前年我故鄉海寧開了一次「海寧金學研究會成立會」，馮其庸先生、嚴家炎先生去參加了。去年，杭州大學的學者們也舉行了一次研討會，提出的論文內容很豐富。今年春天，雲南省大理州舉行研討會，嚴家炎教授、作家協會副主席鄧友梅先生、雲南省省委書記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說愛好者，自稱「令狐大俠」）、陳墨先生等都在會上發了言，我只在開幕式中對參加者表示感謝之後就離開了。我所以不敢參加，是因為這些會議的題目都叫做「金學研討會」，題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劉夢溪先生曾寫了篇文章說，只有《紅樓夢》研究可稱「紅學」，其他的都不宜稱「學」。李白、杜甫的詩篇不夠偉大嗎？但我們從來沒有「李學」、「杜學」。我很同意他的意見。這一類討論會，最早提出的是劉再復先生，那時他在北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他在一九八八年寫信給我，準備由他們研究所召開一次研討會。我失禮得很，沒有積極支持。只因為我覺得我寫的小說內容平凡，沒有多大深刻意義，不值得勞動許多學者先生們來研討。說到「金學」，萬萬不敢當。我自己目前還在用功讀書，希望自己學有所成，將來能做一個學者，不敢讓真正的專家學者們來研究我的作品。
香港與台灣出版我小說的出版公司，前幾年計劃出一本叢刊，刊登討論我小說的文字，想叫做「金學研究」。我建議改名「金庸茶館」，大家在其中閒談，隨便發表意見，現在「金庸茶館」在台灣與香港都已上了 internet ，讀者們在網上閒談，《中國時報》的副刊每星期刊載一次。「金庸茶館」是中性的，大概不會惹人反感。台北有人組織了個讀書會，叫「紙醉金迷會」。台北金石堂書店中有人發起組織一個讀者會，到香港來旅行，並到我家來訪問，戲稱其名為「拜金團」，那是有點自嘲和開玩笑了，大家嘻嘻哈哈，因此我不感到尷尬，還請他們吃了飯。這次開會之前，劉再復教授把確定的題目??「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告訴我，這個題目我能接受。「金庸小說」四個字，符合實際，中性，我寫的確實是小說，不是詩。再復兄還給我一份與會者的名單，我看到有這麼多的教授、作家、博士、博士侯選人參加，心就動了。這不是因為給了我面子，而是覺得這麼多學者一定能給我指教，我不應失掉這個機會。
金庸作品正進行第三次修改
我在這裡要向大家透露一個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進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都準備出線裝本，但要在修改之後才出版。現在我已改定了《書劍恩仇錄》，《碧血劍》正在修改中。在第三次修改中，我能聽聽大家的指教，特別難得。例如我在這次會上聽到華東師大李□先生的發言，就很受啟發，對修改《越女劍》一篇短篇就很有幫助。李□先生說，在吳越之爭中，吳國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國，而越國則是文化很低的野蠻之國。越王勾踐為了打敗吳國，使用了許多野蠻卑鄙的手段，勾踐實際上是個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這在中國歷史上好像是條規律。我日後修改《越女劍》將會吸收李□先生的意見，不過，不可能重寫太多。這個例子說明，我在這個會上真的得到具體的教益。
剛才我聽到加拿大堅尼小姐、英國虹影小姐的發言，也受到教益。堅尼說，李陀先生把人分成聰明人和不聰明人兩大種。我以為，這種分類重視先天的資質，不重後天好人壞人的道德判斷，也不重視學問高低。好人壞人很難分，用聰明與不聰明來分就容易得多。聽說今天來開會的田曉菲小姐，六歲就開始讀小說，八歲多發表新詩，十四歲進北京大學，相繼獲學士、碩士學位，二十歲進哈佛大學攻讀博士，今年已獲得博士學位。剛才初見，旁人還沒介紹，我問她：「你貴姓？」她笑笑說：「姓田，田伯光的田。」一句話就顯得聰明之極。李陀先生自己，顯然也是很聰明的，剛才我向他請教，請他指出我小說的缺點，他說：「有幾部小說結構不好。」我一聽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寫小說，結構是一個弱點，好像 Thomas Hardy 的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還鄉記》）、Charles Dickens 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雙城記》）那樣精彩的結構，又如莫伯桑的一些小說，結構的勻稱渾成，是我絕對及不上的。現在我只好老了臉皮地說：「結構鬆懈，是中國小說的傳統，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說，與十九世紀的西洋小說不同。」但如《天龍八部》、《鹿鼎記》等幾部，結構確有重大缺陷，現在要改也改不來了。
讚美女性以否定男權社會
堅尼小姐批評我在貶抑男人的時候使其女性化，有類似西方男權主義的傾向，例如東方不敗、岳不群、林平之。這是我沒想到的。堅尼小姐雖然批評我把某些男人女性化，但還是欣賞我的女性描寫。我應坦白地說，為什麼我把女性寫得比較好，因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聰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強，但她們具有男性所沒有的一個根本優點：不把名譽、地位、面子、財富、權力、禮法、傳統、教條、社會責任等等看得那麼重要，而專注於愛情與家庭。女人往往愛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潛意識裡是這樣，許多男性在國家、民族等等漂亮的藉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權力、追逐身外之物，貪污腐敗，做了許多壞事，而女性往往看輕這一切。我對女性的崇拜和描寫，就想間接地否定男性社會中扭曲人性、輕視真情的這一切。在小說的人物描寫中，我把男性與女性的不同特點嚴格區分開來，不喜歡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歡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說裡，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氣概愈強；愈是可愛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顯。我不喜歡東方不敗，把他女性化了。東方不敗等傾向於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說他們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蟲、母夜叉之類，也不是可愛的。
剛才虹影講到女性的下毒也很有意思。我的朋友項莊寫過一本書，說金庸小說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靈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歡的。她對情郎有著刻骨銘心的愛，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愛的一種表現形式。
武俠小說中「江湖」的審美距離
武俠小說確實有一套表現形式。哥倫比亞大學的徐鋼先生講到江湖問題，又講到 presentation vs significance 的問題，我想在各位研究比較文學的範圍中，這大概就是 form （形式）與 content（內容）的關係，也即是expression （表現）與 idea （意念）的關係。在希臘悲劇中，表演者常帶面具，與中國京劇的臉譜差不多，臉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後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時候台上的對話暫時停止了（中國的川劇有類似手法），這就使觀眾和表演者拉開了距離。這一距離令觀眾意識到舞台上表現的是一個故事，它與現實並不相等。武俠小說中的江湖，與面具、大合唱的審美作用相似，它使讀者意識到書中展開的是一個故事，與現實生活不同。陳家洛並非是真的陳家洛，他們在江湖中行走，玩的是江湖中的一套，江湖就使讀者獲得一種距離，這是不是屬於浪漫主義，常有爭論。但武俠小說如果用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恐怕是很困難的。
宋偉傑博士專門研究我的小說，他的博士論文我也讀了，剛才又聽到陳穎小姐簡要地介紹了他的論文中的一節。宋偉傑的論文寫得很好，有些批評我也同意。他說我不知不覺地把漢文化看得高於其他少數民族文化。我的確是如此，過去是這樣看，現在還這樣看。我現在研究中國歷史，最有興趣的是魏晉南北朝史，其中我又特別喜歡的是北魏孝文帝，他把首都從北方平城遷到中原的洛陽，自己不僅穿漢服，還說漢語，作漢文，寫漢詩，甚至要殺拒絕漢文化的人，他是少數民族的帝王，但承認漢文化高於自己鮮卑族的文化，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自然應當平等相待，和睦共處，但也應當承認文化有高低，少數民族學習漢文化時，放棄一點自己的文化，並不吃虧，反而提高了。少數民族的文化也影響漢文化。
人物「原型」之辯析
葉洪生先生討論到我小說人物的「原型」問題，他舉了許多例子，說明某某武俠小說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說中的某某人物是從那部小說中取材的。從古人書中取材，文學創作向來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故事均非獨創，如果真是這樣，倒也不必否認。葉先生說臥龍生的小說《飛燕驚龍》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偽君子岳不群是抄自臥龍生所創造的假好人，臥龍生（本名牛鶴亭）是我相當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時我去台灣，台灣的武俠小說家來香港，我們經常相聚飲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請客者，所以他們一致稱我為「幫主」。這個幫，大概就是胡鬧幫，幫中成員主要是古龍、臥龍生、諸葛青雲、倪匡、項莊，此外尚有張徹、王羽等等。我做了幫主，總不好意思去偷幫中堂主、香主們的傳家寶了。岳不群是偽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鄉願，德之賤也。」鄉願就是偽君子，孟子形容這種人「媚於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中國社會中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有偽君子，不必到書中去找「原型」。至於東邪黃藥師的原型，那種玩世不恭的高人隱士，中國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齊、介子推、莊周、柳下惠，《論語》中的楚狂人接輿、長沮、桀溺，以及魏晉時的阮籍、嵇康，有一個極長的傳統。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於某一個人。如老頑童周伯通這個形象，其原型在歷史上就有幾個，漢時的東方朔，《三國演義》中的於吉，後來寒山拾得、濟公活佛等等，他們嘻笑怒罵，遊戲人間，到老還保存著天真。現實社會中也有不少這樣的人，香港就有人自稱「老頑童」。
我喜歡小說創作，但只是普通的作家，很願意聽取大家的批評。批評也好，指教也好，都能使我得益，對以後的創作會有幫助。今天孫立川先生在發言中說我和魯迅先生有幾點相同處，例如說，都是浙江人，這一點是賴不掉的，又說我們都關心時事，關心國家興亡，又都曾在外國人統治的地區中生活與寫作，但他沒有指出不同處，最大的不同處即魯迅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作家而已。
最後，我要再次表示謝意，為了參加這次會，有些學者從亞洲、歐洲來，走了很遠的路，有的還跌倒負了傷，我心裡很過意不去。這就像江湖中為了在武林大會上幫我打幾招，自己反而在路上先負了傷，真令我感動。在這次會上我見到了一些老朋友，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青的才識很高的朋友，真叫我高興。我最喜歡交朋友，尤其是年輕的小朋友。
謝謝各位朋友的隆情厚意和辛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