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查良鏞——金庸先生曾有機會多次接觸，聆聽過他的許多高見，但常為時間或場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問題往往無法涉及，或因談得不暢而感到意猶未盡。於是我改變辦法，事先將問題書面寄給查先生，請他專門接受一次採訪，終於在１９９５年３月３日下午實現了這個願望。近日稍加整理，並請查良鏞先生審閱改定。
這次採訪是在輕鬆漫談的方式中進行的。可惜當時沒有帶錄音機，記得不好。下面是我提問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記錄。)
問：您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嗎？何時開始接觸諸子和佛家思想？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怎樣？
答：我祖父是清朝進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唸書。我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學。我哥哥也上新式學校，與馮其庸是同學。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進塾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就念小學。傳統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學的。佛經讀得更晚。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好東西。像中國史筆講究忠於事實，記錄事實，這就很好，與西方觀點也完全一致。史識是作者的，但事實是客觀的，不能歪曲。評論可以自由，事實卻是神聖的，春秋筆法就是於記載事實中寓褒貶。齊國崔杼殺了莊公，齊太史就記載：「崔杼弒其君。」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殺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後還是那樣記載，又被殺。到第三個弟弟，還是寫崔杼「弒莊公」。這種史筆就很了不起。
我對傳統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會感到虛無絕望。
當然，中國傳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東漢、宋朝、明末都發生過學生運動，就看引導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學講演，題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強調要保持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這就是傳統文化觀念的現代發揮。
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講究有節制，要含蓄，不贊成廉價宣洩，這也是很好的主張。
我並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學家像羅素、卡爾·蒲伯，我也很喜歡。
問：您何時開始大量接觸外國作品？在歐美文學方面，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戰後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做「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我只好轉而到中央圖書館去工作，那裡的館長是蔣復聰，他是蔣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圖書館裡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一年時間裡，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我比較喜歡西方十八九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這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致，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
後來我就轉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
至於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後來到香港才讀的。
問：在中國新文學方面，您接觸或喜歡過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小說文字美，意境也美。魯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讀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問：您在《倚天屠龍記》中寫謝遜這個靈魂和肉體都受盡創傷的人物時，說他的歎聲「充滿著無窮無盡的痛苦，無邊無際的絕望，竟然不似人聲，更像受了重傷的野獸臨死時悲嗥一般」，這令人想起魯迅小說《孤獨者》寫魏連殳的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說明您潛在地受過魯迅的影響呢？
答：是的。我的小說中有「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影響。但在語言上，我主要借鑒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最初是學《水滸》、《紅樓》，可以看得比較明顯，後來就純熟一些。
問：您從事的編劇和電影的實踐，對您的小說創作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您的小說筆墨形象特別鮮明，而且具有強烈的質感和動感？
答：我在電影公司做過編劇、導演，拍過一些電影，也研究過戲劇，這對我的小說創作或許自覺不自覺地有影響。小說筆墨的質感和動感，就是時時注意施展想像並形成畫面的結果。
戲劇中我喜歡莎士比亞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借外在動作表現內心，這對我有影響。
而中國傳統小說那種從故事和動作中寫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運用到作品裡。我喜歡通過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歡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紹。中國人喜歡具體思維，較少抽像思考，我注意這種特點，盡量用在小說筆墨上。這些或許都促成了我的小說具有電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說中也確實運用了一些電影手法。像《射鵰英雄傳》裡梅超風的回想，就是電影式的。《書劍恩仇錄》裡場面跳躍式的展開，這也受了電影的影響。
一些場面、鏡頭的連接方法，大概都與電影有關。
至於把小說場面舞台化，當然受了西方戲劇的影響。劉紹銘先生曾經提到過《射鵰英雄傳》裡郭靖的「密室療傷」，是戲劇式的處理。（嚴插話「其實，這類例子還很多。）
《雪山飛狐》中，胡一刀、苗人鳳的故事出自眾人之口，有人說這是學日本電影《羅生門》（據芥川龍之介原作改編》三個人講故事，講同一件事但講法不同。不過，在我其實是從《天方夜譚》講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啟發。不同之人對同一件事講不同的故事，起源於《天方夜譚》。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寫散文的？４０年代寫過小說嗎？
答：寫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後。４０年代在陳向平主編的《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上也發表過散文。
我在重慶時曾經寫過短篇小說，題為《白象之戀》，參加重慶市政府的徵文比賽，獲得過二等獎，署的是真名。題材是泰國華僑的生活，採用新文學的形式。
《絕代佳人》是根據郭沫若寫如姬的劇本（嚴按：即《虎符》）來改編的，曾得過新中國文化部的獎。
問：有人說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這可能嗎？
答：作家其實都有折射自己的時候，都會在作品中留下某種烙印。
寫郭靖時，我對文學還瞭解不深，較多地體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說有自己的影子的話，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應比較慢，卻有毅力，鍥而不捨，在困難面前不後退。我這個人比較喜歡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後來，隨著對文學理解的加深，實踐經驗的增多，我的小說才有新的進展。後面的小說，處理這個問題比較好。
問：可不可以說您把武俠小說生活化了？使武俠小說貼近生活，貼近人生，是您的自覺追求嗎？
答：生活化問題，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說寫武功的那些情節，是比較神奇的，並不生活化。
但一寫到人物的經歷、感情，以及和人們的相互關係，這些就必須生活化，必須使讀者感到真實可信。
問：據說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燒死」您，因由到底是什麼？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響，起來造反。《明報》當時持穩健的立場，對「文革」有批判、有意見，對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對的意見。於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殺死５個人，第一名叫林彬，是電台的廣播員。左派事先打聽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線，裝成修路工人，攔住林彬的汽車，拉開車門給他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我是五個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議員，一個是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還有一個是新界的群眾領袖。林彬事件發生後，香港政府採取措施保護４個人的安全，那時左派就對香港政府武鬥，並且到處放炸彈。
《明報》報社也收到郵包炸彈，後來周恩來總理公開出來表態，才控制住了局面。這就是那場「紅色風暴」。
問：有部《金庸傳》裡提到您對曾國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傳中所說的那樣？
答：我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漢奸。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我們就堅決反對。後來才改變看法。
《倪匡金庸合論》那裡面對我評論得實在未必對（有關曾國藩）。
有一部《金庸傳》，是根據各種公開的文字材料七拼八湊再加上想像寫成的。作者在寫作成書之前並沒有訪問過我。講我家鄉是哪一縣、哪一市，很多是錯的。還說我５０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襯衫和牛仔褲，其實我一輩子從未穿過牛仔褲。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襯衣，非凍死不可，他以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關鄧小平接見前批示「可以」之類，更是胡編亂造。
（原載《文藝報》,宇慧文學視界二次校對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