訃聞

  自從我大約十八年前由洛杉磯搬到紐約,開始定期(每天)看《紐約時報》以來,我逐漸不知不覺地有了一個可以告人,但從未告人之密。我每天必看它當天的訃聞。

  我已經發現了好一陣了,就是,不止我一個人有此一很少告人之密。紐約有一大堆每天必看訃聞的人。我最近又在一篇文章裡讀到,《紐約時報》訃聞版編輯說,以前人們是在年紀大了之後才開始看訃聞版,現在,他發現許多年輕人也在看。

  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80年代出現了艾滋病,使上了訃聞版的大小名人的年紀,從以前的七十、八十、九十幾,可以突然下降到四十、三十幾。之所以難得有二十幾歲的人上訃聞版,只不過是因為難得有二十幾歲的人,不管其死因為何,有足夠的成就或聲譽,使他的死亡消息值得在《紐約時報》上佔哪怕只是一個兩英吋欄的篇幅。例如,今年11月初有這樣一則訃聞,標題是:「蒂莫西·巴萬德拉(Timoci Bavadra),五十五歲,斐濟前總理。」訃聞說他因癌病去世,1987年任斐濟國總理,一個月後因軍事政變而下台……只有一段,不到八十字,兩英吋欄。這是我的意思,就連一國總理,哪怕只做了一個月,也只不過配給到兩英吋欄的篇幅,那二十幾歲的人,除非當事人是娛樂或運動明星,或神童棋王,否則就很難在訃聞版上競爭了。

《紐約時報》2012年10月19日,左上圖為70年代情色片「艾曼妞」女主角

  當然,我這裡談的是所謂的「社論性」(editorial)訃聞,指報紙認為有值得一提的死亡報道。另外當然還有誰都可以出錢刊登的「死亡通告」(或訃告,至少四行,大約60美元,額外的每行另外算錢),只不過報紙要有確實的死亡證據,例如死亡證書、殯儀館或教堂等地的喪禮通知等才肯登。這一方面是負責,另一方面是防止有人搞惡作劇,還怕被告。

  不過,就算「社論性訃聞」,也分大小兩種。《紐約時報》每天一頁的訃聞版,除了自費的告喪通知之外(三十至六十則不等),其他都是「社論性訃聞」。報道斐濟前總理去世的同一天,另外還有七則。這七名死者之中,我只知道一人,就是當年(1966年)越戰期間以「綠色貝雷帽之歌」(Ballad of the Green Berets)聞名全美、並引起當時反戰分子反感的巴利·沙德勒(Barry Sadler):他近年來在危地馬拉訓練尼加拉瓜反抗軍,頭部中彈,死於美國,年四十九,留有一妻二子一女。其他六名死者,想來各有各的成就,但是除了當事人的親戚朋友同行同業等人之外,大概沒有幾個其他人會注意到他們的死,更不要說為他們的死而悲痛(我這裡絕沒有對死者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儘管他們都上了「社論性訃聞」版,儘管一人是五十八歲的投資銀行家,一人是七十七歲的心理學家,一人是七十五歲的醫學院教授,一人是四十九歲的藥品公司主管,一人是三十九歲的護士兼律師,一人是七十歲的愛爾蘭文學評論家。

  不論他們在訃聞版上得到的篇幅是兩英吋欄,還是六英吋欄,有沒有照片,顯然訃聞版編輯認為他們各自一生事業成就或貢獻,足以佔據這寶貴的兩英吋欄,但這些仍然算是「小」訃聞。只有從《紐約時報》頭版(國際國內大事)刊起的訃聞才有資格被稱為「大」訃聞(這大小之分是我的說法,報紙自有它們的標準)。最近只有一人有此榮譽和資格(11月6日):「弗拉基米爾·霍羅威茲(Vladimir Horowitz),八十六歲,鋼琴大師,故世。」在頭版左下角佔了三個六英吋欄加半身照之後,下轉到第三部分的整整一頁,同時還有七張照片。這七張照片之中,除了生活的、家庭的(其夫人為托斯卡尼尼之女)、年輕時代的、演奏的、謝幕的之外,還有一張是他在世界各地演出時永遠使用的那架鋼琴,正從他曼哈頓家的樓上被吊著搬運出來的照片。只有這樣的大師才能享有如此大的「社論性訃聞」的待遇。霍羅威茲晚年的閱報習慣是,每天早上首先看訃聞版。他對朋友說,如果當天訃聞版上見不到他的名字,他這一天就很快樂。由此又可證明,看訃聞的有各式各樣的人,而各式各樣的人又有各式各樣的目的。

  當然,這類大師或大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或鄧小平)的「訃聞」早都已經寫好,存放在《紐約時報》的訃聞數據庫,只等他們某年某月某日嚥下最後一口氣(死最民主,死也最絕對),再加上幾段最新情況罷了。

  如果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那訃聞可以算是尚未蓋棺的論定。大訃聞不談,日後多半自有無數傳記論著另外介紹分析研究,但小訃聞的當事人則,不是說絕對沒有,而是很少有機會成為一部傳記或論著的主角。前面提到的那位越戰美軍沙德勒,很可能有人為他作傳,但是,不論他一生是多麼傳奇,他那訃聞的標題,即蓋棺前的論定,卻是「巴利·沙德勒,四十九歲,民謠樂手,故世」。打了一輩子仗的沙德勒,給今天比較年輕的訃聞讀者留下的最後印象卻是:60年代的一位歌星死了。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大部分哪怕是上了《紐約時報》訃聞版的人,多半也只有此則訃聞作為他一生的總結,那這尚未蓋棺的論定就很突出了。想想看,關於蒂莫西·巴萬德拉的小標題只是「斐濟前總理」,那「某某某,四十九歲,藥品公司主管」的標題,的確顯得和死一樣的冷酷。但反過來說,就算有關斐濟前總理的訃聞,除了提到他幹了一個月的總理就給軍事政變趕下台之外,還介紹了他幼年生活、教育背景、成長過程、奮鬥經驗、家庭狀況、社會貢獻、品行為人、喜怒哀樂——這才可怕,有誰在乎嗎?斐濟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是定期看訃聞的人的一種自然而又矛盾的反應。所以,除非一則訃聞無論在哪一方面和你能夠扯上一點點關係(親朋好友理所當然,我指的是不相識但卻例如同校同屆同行同業同年同病……),你會經歷一種所謂的「認識的震驚」之外,絕大部分的訃聞,我們只能站在遠遠的地方看。這樣比較保險,因為,儘管是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我們畢竟仍然是在偷看一個否則永遠無從得知的陌生人的一生,哪怕這一生只容納在一個六英吋欄裡。

  冷酷嗎?我想不是。不錯,我從未見過任何人為一個陌生人的訃聞流淚,但他並不比那則訃聞,或這個世界,更冷酷。

  1989

《一瓢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