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大約十八年前由洛杉磯搬到紐約，開始定期（每天）看《紐約時報》以來，我逐漸不知不覺地有了一個可以告人，但從未告人之密。我每天必看它當天的訃聞。
我已經發現了好一陣了，就是，不止我一個人有此一很少告人之密。紐約有一大堆每天必看訃聞的人。我最近又在一篇文章裡讀到，《紐約時報》訃聞版編輯說，以前人們是在年紀大了之後才開始看訃聞版，現在，他發現許多年輕人也在看。
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80年代出現了艾滋病，使上了訃聞版的大小名人的年紀，從以前的七十、八十、九十幾，可以突然下降到四十、三十幾。之所以難得有二十幾歲的人上訃聞版，只不過是因為難得有二十幾歲的人，不管其死因為何，有足夠的成就或聲譽，使他的死亡消息值得在《紐約時報》上佔哪怕只是一個兩英吋欄的篇幅。例如，今年11月初有這樣一則訃聞，標題是：「蒂莫西·巴萬德拉（Timoci Bavadra），五十五歲，斐濟前總理。」訃聞說他因癌病去世，1987年任斐濟國總理，一個月後因軍事政變而下台……只有一段，不到八十字，兩英吋欄。這是我的意思，就連一國總理，哪怕只做了一個月，也只不過配給到兩英吋欄的篇幅，那二十幾歲的人，除非當事人是娛樂或運動明星，或神童棋王，否則就很難在訃聞版上競爭了。
《紐約時報》2012年10月19日，左上圖為70年代情色片「艾曼妞」女主角
當然，我這裡談的是所謂的「社論性」（editorial）訃聞，指報紙認為有值得一提的死亡報道。另外當然還有誰都可以出錢刊登的「死亡通告」（或訃告，至少四行，大約60美元，額外的每行另外算錢），只不過報紙要有確實的死亡證據，例如死亡證書、殯儀館或教堂等地的喪禮通知等才肯登。這一方面是負責，另一方面是防止有人搞惡作劇，還怕被告。
不過，就算「社論性訃聞」，也分大小兩種。《紐約時報》每天一頁的訃聞版，除了自費的告喪通知之外（三十至六十則不等），其他都是「社論性訃聞」。報道斐濟前總理去世的同一天，另外還有七則。這七名死者之中，我只知道一人，就是當年（1966年）越戰期間以「綠色貝雷帽之歌」（Ballad of the Green Berets）聞名全美、並引起當時反戰分子反感的巴利·沙德勒（Barry Sadler）：他近年來在危地馬拉訓練尼加拉瓜反抗軍，頭部中彈，死於美國，年四十九，留有一妻二子一女。其他六名死者，想來各有各的成就，但是除了當事人的親戚朋友同行同業等人之外，大概沒有幾個其他人會注意到他們的死，更不要說為他們的死而悲痛（我這裡絕沒有對死者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儘管他們都上了「社論性訃聞」版，儘管一人是五十八歲的投資銀行家，一人是七十七歲的心理學家，一人是七十五歲的醫學院教授，一人是四十九歲的藥品公司主管，一人是三十九歲的護士兼律師，一人是七十歲的愛爾蘭文學評論家。
不論他們在訃聞版上得到的篇幅是兩英吋欄，還是六英吋欄，有沒有照片，顯然訃聞版編輯認為他們各自一生事業成就或貢獻，足以佔據這寶貴的兩英吋欄，但這些仍然算是「小」訃聞。只有從《紐約時報》頭版（國際國內大事）刊起的訃聞才有資格被稱為「大」訃聞（這大小之分是我的說法，報紙自有它們的標準）。最近只有一人有此榮譽和資格（11月6日）：「弗拉基米爾·霍羅威茲（Vladimir Horowitz），八十六歲，鋼琴大師，故世。」在頭版左下角佔了三個六英吋欄加半身照之後，下轉到第三部分的整整一頁，同時還有七張照片。這七張照片之中，除了生活的、家庭的（其夫人為托斯卡尼尼之女）、年輕時代的、演奏的、謝幕的之外，還有一張是他在世界各地演出時永遠使用的那架鋼琴，正從他曼哈頓家的樓上被吊著搬運出來的照片。只有這樣的大師才能享有如此大的「社論性訃聞」的待遇。霍羅威茲晚年的閱報習慣是，每天早上首先看訃聞版。他對朋友說，如果當天訃聞版上見不到他的名字，他這一天就很快樂。由此又可證明，看訃聞的有各式各樣的人，而各式各樣的人又有各式各樣的目的。
當然，這類大師或大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或鄧小平）的「訃聞」早都已經寫好，存放在《紐約時報》的訃聞數據庫，只等他們某年某月某日嚥下最後一口氣（死最民主，死也最絕對），再加上幾段最新情況罷了。
如果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那訃聞可以算是尚未蓋棺的論定。大訃聞不談，日後多半自有無數傳記論著另外介紹分析研究，但小訃聞的當事人則，不是說絕對沒有，而是很少有機會成為一部傳記或論著的主角。前面提到的那位越戰美軍沙德勒，很可能有人為他作傳，但是，不論他一生是多麼傳奇，他那訃聞的標題，即蓋棺前的論定，卻是「巴利·沙德勒，四十九歲，民謠樂手，故世」。打了一輩子仗的沙德勒，給今天比較年輕的訃聞讀者留下的最後印象卻是：60年代的一位歌星死了。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大部分哪怕是上了《紐約時報》訃聞版的人，多半也只有此則訃聞作為他一生的總結，那這尚未蓋棺的論定就很突出了。想想看，關於蒂莫西·巴萬德拉的小標題只是「斐濟前總理」，那「某某某，四十九歲，藥品公司主管」的標題，的確顯得和死一樣的冷酷。但反過來說，就算有關斐濟前總理的訃聞，除了提到他幹了一個月的總理就給軍事政變趕下台之外，還介紹了他幼年生活、教育背景、成長過程、奮鬥經驗、家庭狀況、社會貢獻、品行為人、喜怒哀樂——這才可怕，有誰在乎嗎？斐濟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是定期看訃聞的人的一種自然而又矛盾的反應。所以，除非一則訃聞無論在哪一方面和你能夠扯上一點點關係（親朋好友理所當然，我指的是不相識但卻例如同校同屆同行同業同年同病……），你會經歷一種所謂的「認識的震驚」之外，絕大部分的訃聞，我們只能站在遠遠的地方看。這樣比較保險，因為，儘管是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我們畢竟仍然是在偷看一個否則永遠無從得知的陌生人的一生，哪怕這一生只容納在一個六英吋欄裡。
冷酷嗎？我想不是。不錯，我從未見過任何人為一個陌生人的訃聞流淚，但他並不比那則訃聞，或這個世界，更冷酷。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