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詩人出差
嗜酒者
寫給《正午》的話
我給那些想要寫作的年輕朋友的建議就是：離開家。
——保羅·索魯
通往寫作的路徑
文_何偉（Peter Hessler） 譯_黃昕宇
一
1991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頓讀大三時，選修了一門非虛構寫作課程，老師是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那時，我讀的是英語文學，夢想成為一名小說家，因此也上了一些虛構寫作的課程。在那之前，我對非虛構沒什麼興趣，也從來沒有在校刊上發表過任何文章。關於寫作，我所喜歡的那些東西——人物性格、幽默感、營造場景氛圍——在傳統的新聞範疇裡似乎沒有位置。但約翰·麥克菲很有名，他在《紐約客》寫過許多題材各異的文章，從環保主義、體育到地質地理，都有涉獵。他幾乎每年都出一本新書。而他在普林斯頓開設的這門課程，口碑非常好，對年輕作家很有影響力，因此我報了名。
這堂課限定人數十六個，每週交一篇習作，麥克菲會親自批改。在我的讀書生涯中，從來沒有收到過這樣批改的作業。他用鉛筆批注，左手書寫，字跡很密；他把不合適的字眼劃掉，把需要重新組織的段落勾畫出來。他還在空白處寫下長長的評語。他從不打分——不同於普林斯頓的絕大多數課程，他的課是沒有成績的。但如果你已得到了麥克菲的關注，這些就無所謂了。常常是交上一頁三十四行的稿子，一周後發回來，有二十行都被畫上批注。有一次，我寫了350個字，其中80個字被標注出來，空白處還多了另外90個字評語。
這些評語也和其他老師所說的截然不同。「這裡頭可織不出錦繡來（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在一個不可救藥的壞句子旁邊，麥克菲寫道。另有一次，我用形容詞和從句堆砌了一段話，他寫道：「把嘴裡那些小石子吐出來再說話。」在一篇人物特寫中，我在兩句話裡四次使用了主角的名字，麥克菲寫：「聽聽，這人的名字響得跟馬蹄聲一樣。變一下，多用代詞。」他有時候無比直接。有一句評論是：「這類東西囉唆得令人抓狂。」另一句很簡單：「拙劣的小聰明。」有時他只在空白處寫一個大寫的單詞，還加上了下劃線：「《新聞週刊》。」
第一次看見這個詞，我不太確定這是什麼意思。《新聞週刊》是好，還是不好？畢竟我父母也訂閱這份雜誌。於是在兩週一次的師生單獨見面時，我問他：「『《新聞週刊》』的意思是，那是個好句子，還是個壞句子？」他很明確地說——不好，「《新聞週刊》」不是出色語句的標誌。在麥克菲的世界裡，傳統的新聞寫作是應該避免的，而非去效仿。
不過，有時候我也會受到表揚，他會在我作業的某些語句邊上寫道「沒錯」，或「啊哈」，或者「一個閃光點」。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個人的寫作完全可能兼具優點和缺點，關鍵在於找出自己的薄弱之處，並試著改善。我一直有重複詞彙和短語的傾向，但此前從沒有老師留意到這點。在某一份習作的末尾，麥克菲寫道：「你必須注意你的段落寫作，去掉不必要的重複，讓敘述更緊湊。你要仔細審讀你的作品，檢查出那些散落在各頁中的重複。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
在那堂課上，我第一次意識到，寫作真的是一門手藝。我們總習慣把優秀的寫作當成一種天賦，有時人們會說，寫作是不能教的。但事實上，每一個優秀的作家都曾經很糟，都曾寫出充滿缺點和惱人瑕疵的平庸文字。他最終獲得成功是因為他找到了讓自己進步的方法。麥克菲的課程結束後，他的話一直伴隨著我：「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必須依賴自己；我不能指望編輯或其他人來幫我改進自己的作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麥克菲的評論促使我在寫作時大聲朗讀自己的作品，因為這能幫助我避免重複。這也使我得以傾聽行文的節奏：當我聽到自己正在寫的文字時，我對一個句子如何與下一個句子相互作用、一個段落如何受到前後部分的影響，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大聲朗讀的習慣一直持續到現在——當我寫作時，我時不時地朗讀出聲，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改。（正因如此，我只能在房門緊閉的屋子裡獨自工作。我無法在咖啡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寫作，否則會打擾別人。）
更重要的是，約翰·麥克菲的課教會我以職業的態度和方式動筆——寫作不再是一項學業練習，而是真正變成了我的謀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還體會到，非虛構寫作的每個環節，都和寫小說一樣迷人而有趣。當麥克菲的課程結束時，我依然認為自己將會成為一個小說家，但我的某些興趣點已經開始轉移了。本科的最後一年，我開始作為自由撰稿人寫一些非虛構的文章，並一直持續到研究生階段，賺來的稿費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銷。在我加入「和平隊」到中國之前，我已經在《紐約時報》和其他五六家報刊發表過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識到，我的未來可能在非虛構寫作。事實上，我最後一次寫虛構類作品是在涪陵當老師的第一個學期。我寫了個短故事，並把背景設置在我的家鄉密蘇里，其實我覺得那是一篇足夠像樣的作品。但一寫完，我就意識到：我何必身處涪陵，卻編造關於密蘇里的故事呢？中國的現實比我虛構出來的任何東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後，我的路徑已定——我決定專注於非虛構寫作。
二
給年輕寫作者提出建議，從來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長途徑各不相同，大家從不同的方向進入這一領域；這不像學醫的，進入醫學院是一條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作為一個美國人，給中國的年輕寫作者提建議就更難了。我想強調的是，對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對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個學習中的寫作者，都必須找到自己獨有的成長路徑。當我談起約翰·麥克菲的寫作課時，我自然清楚，絕大多數有抱負的寫作者並沒有這樣的機會。但重點在於，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學裡有機會跟一位優秀的寫作老師學習，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編輯，仔細聽聽他們的建議，抓住一切機會。多和你認識的作家聊聊他們的作品。如果你沒法找到一個老師，那就從你所讀到的一流文章中學習。這也是我寫作教育中另一個關鍵的部分——我經常購買那些我欣賞的作家們的作品集，研究他們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結構的，他們又如何把握敘述的聲音、腔調和節奏。約翰·麥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選集（The John McPhee Reader也許是其中最有用的），瓊·迪迪恩（Joan Didion）的隨筆集也很出色（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 The White Album）。我還會推薦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約瑟夫·米切爾（Joseph Mitchell）和蘇珊·奧爾琳（Susan Orlean）的作品集。
雖然每個寫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徑，但也有一些經驗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長期通常很長。年輕時，你很難認識到這點，但對於寫作者來說，這也許是必須牢記的最重要的事。這個領域需要持之以恆。總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幾歲就已是很成熟的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杜魯門·卡波特、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但這樣的例子很少。更常見的情況是，一個作家得經歷漫長的發展過程，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一開始甚至經歷過許多失敗和否定。一般來說，一個作家到三四十歲甚至更大的年紀，才會寫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約翰·麥克菲為了給《紐約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卻不斷遭拒，直到他31歲那年。在34歲之前，他沒有出過一本書。他跟我說過，這不是編輯或出版社看錯了，而是他那時確實還不夠好。「別用顛倒的望遠鏡來回顧我的職業生涯。」他曾告訴我。這是常犯的錯誤——人們只看到成功，卻看不到這條路上所經歷的一切挫敗。
因此，對年輕的寫作者來說，持之以恆是必不可少的，他還必須具備極強的韌性。他不能因為失敗而過於受挫。我去普林斯頓大學讀書，部分原因就是那裡有一流的寫作課程，但我申請虛構寫作概論課時，連續三個學期都遭到拒絕。大多數有希望的寫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請時就被接受了；一個嚴肅對待寫作這門藝術的人，連續三次都被拒之門外是很不尋常的。我沒有很強的高中背景，並且，我的作品確實不夠優秀。幸運的是，我那時很堅持——我一直申請，直到最終被接受。這段經歷對我來說可能是件好事，因為當我離開校園給各種雜誌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時，我依然保持著耐心。我從不期待這條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獲得適當的成功和不多的錢。
不過，我確實期待寫作之路能帶我遠離家門。當我還是個大學生時，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缺乏足夠的素材，以發展成為一個作家。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我來自密蘇里州，深處美國中部、沒什麼人關心的地方，當然也是因為我那時年紀還輕。我的人生還沒什麼意思。有時我會很沮喪；一些同班同學的經歷似乎比我有趣、傳奇得多。但隨著時間流逝，我漸漸意識到，這其實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無法改變編輯和讀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無法一夜之間成為一個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體驗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認識各種人；我可以變換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後，這給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願意置身於那些具有挑戰性的處境，那些看起來陌生古怪，甚至有點可怕的地方，我卻毫不擔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適。事實上我的成長環境並不富裕，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個優勢，因為我並不渴望變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種爭強好勝的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幫助了我，他們從不向我施壓，不逼我走上傳統的職業發展道路。
參加過「和平隊」的另一個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曾寫道：「我給那些想要寫作的年輕朋友的建議就是：離開家。」我也覺得這話說得沒錯——離開家會迫使你變得更敏銳，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維觀念都將接受挑戰。所有這些都會幫助你成為一個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識上脫胎換骨成長的階段，並不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或牛津大學。它們當然都是很棒的大學，尤其我還幸運地遇到像麥克菲這樣優秀的寫作老師。但這仍然不是我作家訓練中最重要的部分。讓我收穫最多的地方，是涪陵。當我第一次乘船從重慶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歲，我知道自己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寫作者。那會兒我還沒打算把中國的經歷寫成一本書，我知道自己還沒準備好。但接下來兩年發生的事卻戲劇化地改變了我的能力。現在我仍清晰地記得剛開始動筆描寫涪陵的時刻，那時我在「和平隊」的歷程即將結束。和往常一樣，我一邊寫一邊大聲朗讀，聆聽敘述的節奏。突然，我像聽到了另一個人的聲音。我寫作的腔調徹底變了——感覺很深沉，也更加篤定；頁面上的那些字句彷彿被賦予了新的生命。這部分是因為我終於有了非常棒的寫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經歷是如此特別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歡我所描寫的那些人、那個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卻是我成長了。身為一個外國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並不容易，有很多讓人深感挫敗或羞恥的時刻。但幸運地，也有很多激動人心的、愉悅的時刻。到最後，這段經歷對我的影響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兩年之後，我徹底變了一個人。
所以這是我給年輕作者的最後一條建議。離開家。離開你的家庭，離開你熟悉的日常，離開你舒適的社交圈。花時間跟與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學著去觀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僅僅只是寫你自己。不要畏懼挑戰。有時最讓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帶給你最豐厚的回報。當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兩個決定下得格外艱難。第一個是參加「和平隊」，那意味著我將消失整整兩年，而且每個月只能掙120美元。第二個艱難的決定是1999年，我結束了「和平隊」生涯，回到美國試圖找新聞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幾家報紙雜誌遞交了簡歷，但全被拒了。因此我決定自行返回北京，試試看能否成為一個自由撰稿人。當時，這個決定是挺嚇人的，因為我不認識任何在中國的記者，也不確定自己究竟能否維持生計。但結果證明，這比留在美國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為它使我身處一個能迅速收集到鮮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還擁有自由——我可以自行決定寫作的主題，還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寫，而不用聽從某個編輯的建議。就像約翰·麥克菲曾告訴我的那樣：「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這對任何寫作者都是一個經驗，無論他在美國還是中國——一個寫作者可以得到來自老師、編輯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們能做的永遠有限。最終，一個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敗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決定，並且認識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生。說到底，你才是那個書寫自己故事的人。
特寫
唯一能夠瞭解的道路是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裸體朋克
文_葉三
一
1994年，吳維十九歲。這一年，他的兩個朋友死了，一個混幫派死在街頭，另一個死在他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