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在鄭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終沒分到工位,要與其他人共享一個辦公桌,常常在用著電腦時不得不起身讓位,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憤。

無親無友,艾國柱喜歡在鄭州的黃昏裡漫無目的地走,路過城中村,期待著想像中的艷遇。但什麼都沒有,他只能側耳研究樓上出租屋裡偷情的聲音。「我一直聽著那漫長而銷魂的呻吟聲,就像江南一場綿綿細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剛剛定下來時,他得到了上海《青年報》的機會,想到自己當初的規劃:縣城、省會、直轄市,艾國柱沒有多少猶豫,跳槽去了上海,沒待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體育》吸引,南下廣州。

這期間,一直寫作的艾國柱積累了大量如何寫爛故事的經驗。傳統媒體的編輯工作,也天然教會了他如何傳遞信息給讀者,默默寫了兩年,他自認為漸漸處於「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間」。

2004年,朋友阿丁介紹他到了當時創刊不久的《新京報》。艾國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規劃裡的前面大半,他一級級通關,終於從洪一鄉來到了首都。在隨筆裡,他提到《聊齋誌異》裡的賀生,面對色藝雙全的瑞雲時「緊張、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雲,艾國柱始終是自卑的賀生。

在北京,艾國柱用上了警校時取的筆名「阿乙」。很快,阿乙這個名字,以飯局上旁若無人地看書而出名。王小山回憶說,阿乙靦腆,每次出來吃飯都帶著書,往座位上一坐,不怎麼開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悶頭讀書,聽到飯桌上有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連珠的妙語。「典型的悶騷男。」

「在人類的陰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著,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書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時醒來會有口水,但並不感到狼狽。

飯局也帶給了他成名的最早契機。一次,仍是王小山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圓桌最外圍,和同樣晚到的東北人羅永浩坐在一起,離桌子遠,兩個大男人緊挨著,需要發生交談,以打破尷尬。兩人寒暄著,聽說羅永浩在辦牛博網,阿乙也想試試,老羅就把他的博客要了過去。交談結束,阿乙拿出書本繼續看書。

沒想到過了幾天,已經忘了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羅永浩電話。老羅在電話裡抑制不住興奮,直誇阿乙寫得好。

當時的老羅剛做牛博網不久,網羅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寫作者。在首頁,老羅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說家」推薦阿乙,在最顯眼處擺著他的作品。認識阿乙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學青年,他們身處各地,共同的特點是,願意不知疲倦地寫。原本屬於媒體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學圈。

對阿乙這一代人來說,文學圈一直充滿誘惑力。當初介紹阿乙進京的阿丁,也是個文學青年。因為名字相似,他們倆常被誤認是同一人。阿丁來自河北保定,走著和阿乙相似的寫作之路,他早先是個麻醉科醫生,後來辭職,進入媒體工作,先去重慶,幾次跳槽,最後來到北京。

阿丁正式寫小說也是在進入媒體後。起初也以模仿博爾赫斯等大師為主。那幾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寫小說,創作令他興奮,寫出滿意東西後愜意無比,「幾乎超過了性快感」。寫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經在天涯、豆瓣等論壇流傳,並被網友譽為「王小波之後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強調,講好故事是寫好小說的本分。他覺得嚴肅文學應該回歸傳統,「《聊齋誌異》才是世界級的,好的文學家就是蒲松齡和荷馬這種會講故事的人」。在阿丁看來,如今許多寫作者背離了講故事的傳統。「短篇小說的話語權基本被主流文學雜誌和學院派壟斷了,那基本是個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麼樣的小說會發、會得獎。新人要不變成和他們一樣,要不就沒有出頭的機會。」他覺得,更多來自民間的文學青年,擁有真正的創作熱情,以及講故事的天賦。

但「文學青年」四個字,隨著時代變遷,早已偏離了原意,變得輕薄甚至是貶義。在80年代,文學青年是一種光榮而又時髦的稱謂,常有人回憶說,當時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學》《收穫》之類,便可昂首挺胸。但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讓「文學青年」逐漸邊緣,像受潮的彩色電視機,漸漸喪失了瑰麗。然後是互聯網的興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學青年變成了文藝青年。

網絡的興起彷彿讓「文學」變得唾手可得。誰都能成為作家,而且是暢銷作家。但在很多人看來,這使得嚴肅文學越來越尷尬和艱難,尤其體現在了圖書市場上。2010年,媒體統計作家收入榜,王蒙、賈平凹、周國平、麥家四人的總版稅,敵不過寫了《明朝那些事兒》的網絡作家當年明月。

儘管市場如此,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的李敬澤卻堅信,所謂網絡文學衝擊嚴肅文學,只是個浮躁的偽命題。他認為,相比有著悠久歷史的嚴肅文學,網絡雖然帶來了技術上的革新,但仍是個不確定概念,「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的文學繁榮期,還是所謂的80年代,時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嚴肅文學復興或者衰落的結論」。

在中國,《人民文學》一直是嚴肅文學期刊的橋頭堡。但時代變了,他們也開始尋求轉變。2011年4月,《人民文學》開始試水零售市場,他們「要尋找的讀者是作家、文學愛好者和想要獲得文學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兒有沒有人要」。

不過,文學青年們仍試圖在這個時代擁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長篇小說《無尾狗》。雖然頗受好評,但阿丁發現,即使夢想達成,成了作家,實現了出版,名動江湖,也並不能完全衣食無憂。

企圖全職寫作是奢侈的。從媒體離職後,阿丁開始思考文學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寫作,也能幫助其他文學青年。

2012年,在移動新媒體蜂擁之時,阿丁卻做了一本叫作「堅果」的小說雜誌,但紙質雜誌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雜誌就夭折了。阿丁並不甘心,又找朋友牽線投資,次年將雜誌改為純電子版,並更名為「果仁小說」——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為純文學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反哺文學夢。

《果仁小說》開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費,這是嚴肅小說雜誌裡罕見的高價。阿丁招來兩個剛畢業的文學青年做編輯,沒有辦公室,只能在咖啡館開會,一直堅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雜誌斷了投資,阿丁拿出自己最後的積蓄,給兩個編輯發了最後一個月工資,此後雜誌斷糧。

但他們並不罷休,一邊籌錢支付拖欠的稿費,一邊想著為果仁續命。2015年3月,原本厭惡拋頭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錄製視頻,為《果仁小說》發起眾籌。短短一周,果仁眾籌到30萬,早早達到預期。這筆錢來得這麼快,阿丁感到驚訝,這似乎印證了他一直堅持的想法。他始終認為,富足以後的中國人需要填補心靈的空虛,移動網絡讓閱讀和寫作變得更為方便了。

「我很樂觀。」阿丁說,「網絡不會衝擊嚴肅文學,反而是助力。」

2008年,在羅永浩的熱心聯絡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錄了他挑選的三十一則短篇小說。出書後,自然被更多人認識。這年冬天,回鄉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電話,標準的普通話像是電台裡的廣播。

廣播聲問,是阿乙嗎?阿乙答,我是。電話那邊說,你好,我是北島。山上信號差,電話斷斷續續通了四十分鐘。北島叮囑他珍惜才華,把時間用在讀書上。

在北島的推薦下,《灰故事》的幾個短篇以專題方式,發表在文學雜誌《今天》。李敬澤因此也讀到了阿乙,他稱阿乙的小說令自己激動,是近些年少有的「聞到小說味道」的作品。隨後《人民文學》刊登了《意外殺人事件》。小說裡的文學青年艾國柱出走紅烏縣未遂,意外斃命,在現實裡結束了流放,復活在文學期刊裡,登堂入室。

但李敬澤並不認為自己對阿乙有文學上的助力。他說,阿乙寫博客獲得市場認可,直到在期刊發表作品,都是文學公道的體現。「一個文學青年寫得好,漸漸走到更大的圈子,從小縣城來到北京,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說明時代沒有變過。」

發表與出版變得更為順利。2010年,磨鐵圖書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鳥,看見我了》,在書的封底,北島對阿乙不吝讚美:「就我的閱讀範圍所及,阿乙是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

此後榮譽不停。2010年,《意外殺人事件》獲得《人民文學》中篇小說獎,次年,阿乙獲得《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獎,2012年,阿乙當選《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以及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聯合文學》二十位40歲以下華文作家、《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週刊》青年領袖獎、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雙年獎,併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

這是一長串令文學青年們羨慕的獎項,對阿乙這一代作家來說,幾乎意味著在文學圈佔據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離開家鄉時,阿乙還只是個小鎮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卻有點悲觀——對大多數文學青年來說,他像個例外。

阿乙並不看好文學青年的命運。從洪一鄉到北京,他見到了許多個和自己相似的文學青年倒下去,忘掉了鄉音,普通話逐漸地道,再也不會去田野聽蛙聲尋找靈感。

在非虛構中篇作品《模範青年》裡,阿乙回憶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廠子弟,與阿乙同年進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後,在同一間辦公室共事。在阿乙還廝混於縣城夜宵攤時,周琪源已經筆耕不輟,早早在期刊雜誌發表論文,令阿乙羨慕而嫉妒。但因為早已成家,周沒有勇氣出走,只能掙扎在縣城的泥潭裡,雖像萬事俱備的勾踐,卻最終抑鬱地死於鼻咽癌。

阿乙曾經拿電影《立春》裡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鎮上的王彩玲熱愛美聲,嚮往北京,不甘於平庸的教師生涯,窮盡辦法出走縣城,卻始終碰壁。阿乙相信,在中國的縣城裡,有許多看不見的王彩玲,在菜市場和超市,他們並不作聲,回到家裡才偷偷拉起窗簾拉小提琴,或者背誦偉大的詩歌。

但即便阿乙實現了王彩玲的夢想,他時不時也會焦慮。有段時間,他得了廣場恐懼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裡。之前經常熬夜,他的身體也變得越來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熱衷向舊交展示自己。起初從城市回到家鄉,他們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別姬》《世界第一等》《紅日》和《好漢歌》,在酒桌上聽舊同事讚美他出走的勇氣,表達對城市的羨慕。但直到有一次,一個老同學喝多了,才吐了真話。他用瑞昌方言說,艾國柱你這個傻逼,放著機關裡的皇帝日子不過,居然跑出去做流寇。

他曾夢見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縣紀委謀得職位,親朋們無不關切,讚許他的回歸。阿乙在夢裡落下淚來,醒來發現身在北京,才安下心來。

「無疑是噩夢。」他醒來寫道。阿乙始終覺得,自己並無文學天分可言,「燃燒的文學激情來自持續焦慮帶來的懲罰」,離開瑞昌定居北京,依靠的是「傻逼式的勇氣以及狗屎運氣」。

但在王小山看來,阿乙有著充足的文學天分,他的焦慮和悲觀,來自小鎮青年無法擺脫的不自信。「我特別明白這種狀態,我們這些小地方出來的人,到了四十歲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漸漸沒了,自信的東西還是很少。」這是阿乙,也是所有小鎮文學青年的羈絆,也許需要時間來解決。

自2004年來到北京,阿乙換了好幾次工作。他在報紙做過體育編輯,在雜誌擔任過文學編輯,還去一家出版社幹了不到一年。所有這些工作到最後似乎都是為了寫作而存在。然後他得了一場大病。2012年,他決定辭職,在家專事寫作,每月靠著前幾年的積蓄和幾本書的版稅過日子。「現在的收入與工作時相比,好像也沒怎麼下降。」他說,「我願意繼續在家待著」。

王小山曾擔心名氣會給阿乙帶來壓力。但他最後發現,「真正的作家是純淨的,而阿乙是純之又純的寫作者」。

在2009年的一篇隨筆中,阿乙描述了他生病之後某個無聊的一天。他拿到了一份體檢報告,打算看場電影,閒逛之中到了一家書店。「寫作是我修煉到今天幾乎唯一的理想。」阿乙寫道,「我曾以為我喜歡打仗,喜歡體育,喜歡新聞,最終發現還是喜歡寫作。」

2015年,阿乙獲得紐約書展的邀請,於5月份第一次前往紐約。阿乙還上了艾國柱在洪一鄉發過的願:去紐約,去人類的首都。

《正午故事1我穿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