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電話，梅爾辛看我的眼神變成了心疼，她立刻請我吃了一頓昂貴的大餐，之後，她再沒怨過我「你是幹嗎來了」。
轉眼，到了1989年的聖誕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聖誕節，一切都很新奇。梅爾辛的親人朋友聚在家裡，我們坐在聖誕樹下吃點心、拆禮物，忽然，我開始說德語，我告訴梅爾辛我在中國怎樣失戀，怎樣來德國，這一路經歷了什麼。我的單詞一個個往外蹦，梅爾辛全聽懂了。「征，你會說話了！」
是啊，我會說話了，雖然那時說得錯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學語言就該這樣，先死記硬背，張開嘴，再學語法；要先從語法學，什麼都懂了還是不會說。
五
我順利在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註冊入學，跟著梅爾辛上表演課，還修燈光、修舞台美術、修服裝設計、修形體……課餘時間幾乎所有中國留學生都忙著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國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不用打工，那個時候，每個月梅爾辛給我800馬克的生活費，她希望我不打工，專心學習。沒課的時候，余隆給我打電話，約我聊天、喝咖啡。
偶爾留學生們聚會，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惱，打工的問題，跟德國人文化上的衝突，想家的感覺……誰唱一首悲傷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們只聊高興的事兒，不高興的索性都不提，湊在一起就是瞎鬧，樂呵。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書店裡挑書，一個女孩跑過來問，你們倆是中國人嗎？我們說是啊，她說她也是，「我是從難民營裡跑出來玩兒的」。這個女孩在國內研究生畢業，本來在深圳有個很好的工作，動盪之後，她花錢偷渡到泰國，在泰國等了三個月申請到聯合國派發的難民號，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難民營裡，一天拿幾塊錢發下來的生活費，等著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個中國人的聚會，我們就帶她一起去。她給大家講她偷渡的過程，大家都很高興。快到8點，女孩說要走，「難民營有規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9點之前必須回來，否則就要被遣送」。我們去送她，我跟她說，以後可以去學校食堂的咖啡館找我們，那裡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經常待在那兒。
她果然去食堂找過我們兩三次，她說難民營裡也有中國人，但都有點隔閡，還有那種四五十歲的男人，總想佔她便宜。跟我們在一塊兒，能說中國話，她慢慢就開心起來。
有一天她又來了，晚上我們又一塊兒去中國人家裡玩，大家說著中文，熱熱鬧鬧的。快8點了，她又說，我要走了；我說走啊，送你。她說，是要從柏林走了。消息傳下來，她被分配到一個小鎮——一個我們從未聽說過的德國小鎮，鎮上沒有一個中國人，她必須在那裡待滿八年才能拿到德國身份。
這麼一個小女孩，在那麼一個難以想像的地方，怎麼過啊？送她的路上，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想把話往開心了說，但總是開心不起來。她說，她有點後悔出來了，不知道自己這八年怎麼過，也不知道八年後還能不能回中國。 把她送上了公交車，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話都沒說。後來我們誰也沒再見過她。
還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計說話聲音有點大，突然一個提大密碼箱、穿西服的哥們兒三步兩步衝過來，「喲，你們北京的？快跟我說說中國話，我憋死了！」我問他是幹嗎的，他報了個地址，我一聽，難民營，「你怎麼是難民呢？」他說，別提了。帶著一副「給你們開開眼」的神氣，他把箱子打開——大半箱美金。他請我們吃飯，聊了才知道，他在國內貪了一筆錢，趕上動盪，自己造了個假通緝令，以難民身份跑出來了。此人也是在泰國等難民號，等半年也沒見發下來，後來才知道泰國那幫人故意拖著他——他在那兒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錢。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來會被分到哪兒，他就天天提著錢在大街上走，怕在難民營被人偷。這個人，後來我也沒再見過。
現在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的譚平曾寫過一本書，裡頭提到我。寫完了他專門來跟我打個招呼：「我寫你了啊，你別介意」，我心想，能寫什麼啊，「沒事沒事」。後來一看，他說我剛去德國的時候跟祥林嫂一樣，逮誰跟誰說失戀。我問譚平，我真那樣嗎？——「差不多」。想想還真是，那時候我們聊天不想說不高興的，就互相敘述感情經歷解悶兒。記得剛到德國一個多月的時候，我在學校碰到一個中國女孩，她跟我一樣都是戲劇系。我請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張嘴我就開始說我的失戀，等我意識到自己說了很久時，三個半小時已經過去了。女孩一句話沒說。我趕緊道歉，女孩說沒關係，「你說的挺逗的」。——能不逗嗎？我爆了那麼多隱私。
這個女孩現在還在德國，她開了個餐館。每次她回國，我們都會見面。
六
在梅爾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來了。中國留學生都說，沒見過一個中國人能在德國人家裡免費住三個月，你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話，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別人家裡白吃白喝白住，每月還拿800馬克生活費，我多少有點寄人籬下的感覺。
梅爾辛不想讓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課，別的什麼都不想。我們爭執了一回，她拗不過我，還是聽憑我開始找房子準備搬家。但梅爾辛給我鋪好了後路，她安排我在她一個學生開的劇團裡演戲，每月我有1500到2000馬克的收入。
於是我開始跟那些德國演員一起排戲、演出。排練時間從上午10點到下午3點，中間有一個小時休息。有天午休時，大家正邊吃午飯邊聊，我看見一名德國大提琴手沒飯吃——中國人心態，一堆人衝著一個人吃東西不合適——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塊三明治塞給了他。
大提琴手聽說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進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個德國人分住兩個臥室，另外一個15平的小房間歸我，不要房租。「有這麼好的事？你幹嗎對我這麼好？」大提琴手說，他覺得我是個好人，「德國人不會像你那樣，給我一個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終我們商量好，每個月我給他做兩次中國飯作為回報。中國菜要用的食材和調料能在越南超市買到，這事不難。
其實，在德國，我一直遇見好人。我想過永遠留在德國。這裡生活挺好，只要認真工作就能掙到錢，沒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豐富，尤其先鋒派戲劇非常發達，劇多得每天都看不過來。它不是一個容易離開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裡的一些經歷還是在慢慢影響著我的想法。
東西德剛統一時，很多德國朋友給我打電話，囑咐我千萬不要出門，否則遇到新納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後一班地鐵回家，車廂裡九個人，七個是外國人，兩個是德國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個滿身文身圖案、紮好多耳釘的人忽然衝到車廂門口大喊「外國人滾蛋！」雖然他們只是喊喊，沒有衝進車廂，地鐵出站後，那兩個德國人還是起身跟我們一一握手，為同胞道歉。我知道，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人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依然有著敵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劇場的酒吧裡，我拿著一杯酒跟同劇團的德國同事聊天，正聊得高興，突然有人在我旁邊坐下來，「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那你為什麼在這裡演戲？」「我在這裡學戲劇，能演戲對我是個機會，多好啊。」他就等著這句話，「你一個中國人在德國演戲，你知道有德國演員演不上戲嗎？你是中國人，回中國演戲去啊！」
後來我才知道他也是一個演員，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演上戲了。可以說大家都是憑實力，但是當個演員還要遭受敵意，我開始懷疑自己在德國演戲的意義。
還有一次，德國大選期間，平時玩得挺好的兩個德國朋友因為支持不同的黨派而爭得面紅耳赤，我在旁邊說了一句，某某黨挺好的，他們立刻同時住嘴，轉頭看向我，臉上的表情是「這跟你一個外國人有什麼關係？」
那段時間，一個朋友拿到了德國國籍，我們一塊吃飯，我敬他酒，為他慶祝，卻發現他垂頭喪氣的。他跟一個德國女人結了婚，婚後倆人處不來鬧離婚，他跟對方說，離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讓我拿了身份。那德國女人也算仗義，真等了他八年。現在身份拿了，接下來準備辦離婚，他說，以後回中國還要簽證了，但是「不拿出護照，哪個德國人會認為我是個德國人呢？」這叫什麼事啊！但已經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帶著無奈，說：「這輩子就在德國混吧，也就這樣了。」
這話太刺心了。在德國生活一年多之後，我開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毀滅」一樣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國比中國自由，但一年語言學校加四年高等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找我做演員。即使能演戲，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無非是餬口——像我在那個劇團裡的角色，就叫「外國人」，不停地在台上跑來跑去，偶爾說上一句話，也就比龍套好一點。如果我繼續讀書，讀戲劇史或戲劇理論，讀到博士畢業都快四十歲了，然後呢？搞戲劇研究？一部戲出來我評論道「這戲真本土、真德國化」？——一個中國人說一部德國戲「本土」？吃飽了撐的吧？
要留在德國就幾條路，一是找德國人結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結婚，給她幾萬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護照；二是放棄學業，利用簽證期拚命打工，開個中國餐館，變成老闆之後把學生簽轉成工作簽，再找個中國女人當老闆娘，讓老婆每天坐店裡數錢，自己去吃喝嫖賭——所有在德國的中國餐館都這樣；三是最慘的：放棄學業當導遊，打個小旗到機場接團。
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讓一個搞旅遊的朋友幫我訂一張回北京的機票，單程。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
七
走還是留，在德國的最後半年，我跟梅爾辛談過三次。她總是說，你不要走，你是中國唯一學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學完。即使我完成學業，梅爾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國，「回那個地方幹嗎啊？」她這麼說。那時中國的未來仍不清晰，許多留學生還在觀望，而梅爾辛想讓我繼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為她的傳人。
我說，在德國我永遠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說，那你可以教學、當老師啊。她覺得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但我還是想做演員。終於有一天，我告訴梅爾辛，我決定了，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她非常生氣，「好，征在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演員！行，你走吧，走吧！」
回國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爾辛家，告訴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國境況不好，我會回來的。她很冷淡，說，你隨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讓她難過了。
我又找到梅爾辛的媽媽，那年奶奶已經93歲了。住在梅爾辛家的那一年，經常家裡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們總是在她的小房間裡聊天。老太太對我特別好，用彩筆給我畫了很多幅小畫。我跟老太太說，我要回中國了。「回中國幹什麼呀？」我只能胡亂編個謊話，說我要回國換護照。她問我，你還回來嗎？我說，回來。她說，「你必須回來，我活著等你。」她親了親我的臉。看著她那張佈滿皺紋的臉，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必須要走了。在門外，我擁抱了梅爾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說：「媽媽，再見，一切順利。」
在德國的兩年改變了我的生存觀、世界觀以及對藝術的認知。我看到了很多東西，用德國人的思維方式在那個社會生活，我覺得如魚得水，但最後還是無法徹底融入，即使我在那裡成為一個演員——因為我長著這樣一張中國人的臉。柏林牆已經拆了，但是在德國的每一個中國人心裡都會有一道牆，就是中國跟德國之間文化的、生活習慣的牆。
回到北京，當天我就到了劇院，迎面碰上於是之老師，他問我：「你還回劇院嗎？」我說，回。
後來我跟牟森在電影學院辦了個培訓班，推廣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訓班的那些孩子大都來自農村，自我感覺長得像張豐毅或鞏俐，就覺得能當演員了。我跟他們說，估計今後你們這些人裡一個演員也出不來，他們特別沮喪。
我帶著學員們排《彼岸》，劇本是高行健寫的。在電影學院演了六場，好多先鋒派藝術家都來看，他們說，這才是中國的先鋒戲劇。崔健也來了，看完之後說，你們什麼都是中國的，怎麼就音樂用外國的？回去他寫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區別是，格洛托夫斯基認為任何人，只要智商沒問題，都有成為好演員的潛質，就像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定數量的金子，差別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師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麼掘，全靠老師的經驗和理解。在這個流派中，老師的言傳身教特別重要。梅爾辛師從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傳人，這也是為什麼她把傳人看得特別重。
在中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會。給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學生排《死無葬身之地》時，我不跟那些90後去解釋納粹和存在主義，我告訴他們：「把這個戲當成職場戲來演就行了：你想跟老闆告密？我們擠對死你。」——什麼生死險境，一說這個他們就懂了。我不信誰演個戲演完三個月還「從角色中出不來」——那是裝。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這樣，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麼，只要看到結果。
回國後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視劇，後來，我又回到了戲劇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機遇，我趕上了。其實當初如果我再在德國待個五年十年，回來可能也能當演員，但我就不會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