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紐約客》想要什麼樣的故事？在選題上，你們之間有過衝突嗎？
何偉：坦白說，我基本上從沒按照他們的選題建議寫過稿子。編輯們為此苦惱了很長一段時間，最終放棄了努力，停止向我提要求了。事實上，我是不想為他們提出的那些選題去調研和採訪，大多都很傳統或者政治性太強，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實際產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寫什麼，但很多想法也都被他們拒絕了。《甲骨文》裡有五個故事都是被《紐約客》斃掉的。
最讓人傷心的是那篇關於姜文的特寫。那是《紐約客》指派的選題，出錢讓我採寫，還派了個攝影師。但最後他們不喜歡那篇文章，一直沒有發表。我對此很難接受。姜文很大方地給了我很多時間，這個結果讓我很尷尬。不過我知道那篇文章不錯。如果我當時人在紐約，或者好好地與編輯們溝通，也許文章能通過。但它最終還是被斃了。還好，我在《甲骨文》一書中收錄了這個故事。因此，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一篇書評中特別提到他很喜歡姜文那個章節時，我非常高興。
正午：你是怎麼推銷你真正想寫的故事的？
何偉：我常常先斬後奏。我知道如果我報上一個有點晦澀的選題，他們十有八九是不想要的，所以乾脆直接先寫出來。我自己負擔前期的費用，沒有任何擔保，然後賭一賭他們是否要這稿子。我能這麼做是因為《江城》和《甲骨文》兩本書的銷量還不錯，這讓我在財務上有些餘地。很多我非常喜歡的文章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比如，我寫過一篇在中國開車的隨筆，就採取了那種冒險的方式。《中國巴比松》和《唐醫生》也是如此。如果我先告訴他們我想寫一個偏僻小鎮裡的藥劑師，他們一定會拒絕。所以我花了一年時間自己去採訪，然後寫完。這都是一些創作上的決策，有可能實現，是因為我出書存下了一些積蓄。
我很慶幸自己現在有能力這樣做。我也很感激雜誌社，當我把文章發給他們之後，他們一般都很開明地接受。他們願意看到任何態度積極的報道，也樂於發表。我們學會了如何與對方交流。那耗費了不少時間，但如今我們能相互理解，合作也非常愉快。過去五六年我的掙扎以及文章被拒的經歷，現在看來也都是值得的。我必須按部就班地工作，這樣才能繼續寫出像《甲骨文》和《尋路中國》這樣的書。
正午：即便《紐約客》的文章，有時也難免落入窠臼和某種套路。你如何避免程式化的寫作？
何偉：我想最主要的是保持獨立。我盡量與雜誌社保持一定距離——我並不經常去拜訪他們，我也沒結識幾個《紐約客》的其他作家。我很少與其他外國記者來往（除了我太太之外！），這有助於讓我保持思路上的獨立。我不想遵循別人的套路。我的個人經歷也比較特殊，這也有助於我保持獨立。我在密蘇里中部一個並不富裕的宗教家庭裡成長。然後我去了普林斯頓、牛津、涪陵。我大學修讀的是文學及創意寫作而非新聞，我還學了中文，這是條比較奇怪的人生路徑。我後來又在北京、裡奇韋和埃及居住過，就更奇怪了！我想是這種經歷讓我的想法與眾不同吧。
正午：你如何同時開展好幾個寫作計劃？
何偉：我從來無法預料自己什麼時候才能寫完一篇文章，所以我更喜歡同時著手好幾個選題。坦白說，這是個麻煩。想要多管齊下是很難的，這也讓我的編輯們抓狂。比如，今年春天有很長一段時間，大約四個月左右，我同時在進行五個選題，每一個都需要認真對待並且花費大量精力，都是我以後寫書以及雜誌文章需要的素材。這意味著我無法在那段時間真正完成任何一個選題——所有計劃都是正在進行中。經濟上倒沒什麼問題——幸運的是我的存款足以支持我用這種方式工作，但是編輯們都很頭疼，他們希望我的工作節奏能更有計劃一些。
正午：這些選題之間，不會互相干擾？
何偉：對新事物我總是持開明態度，這也是不循規蹈矩的表現之一吧。我不喜歡大多數報道的產生方式——有人看到了一則消息，然後他們決定圍繞這個主題再去寫一篇報道。我更喜歡跟隨事件順其自然的發展。舉個例子，大約一年前，我正在埃及南部地區的阿拜多斯（Abydos）進行考古學方面的調研。但在那個過程中，我發現埃及南部另一個地區阿瑪那（Amarna）也有些新鮮事值得寫寫。所以我去那裡開始了新的走訪。然後我在阿瑪那又遇見了一些住在那裡的中國人——跟考古毫無關係——我對他們也產生了興趣。所以從那以後，每當我到埃及南部去，我就會去走訪阿拜多斯、阿瑪那、還有那些中國人。那簡直瘋狂！但是我知道一切最終都會有意義，所以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素材。
正午：你通常都手寫筆記嗎？
何偉：採訪期間，我會盡快整理筆記。我通常用手寫，但最近也越來越多地使用錄音筆，因為被訪者覺得這樣更自在。但在中國，我從來不錄音，因為那讓人們覺得不安和緊張，特別是我的採訪對像更多是農民和工薪階層。或許現在情況不同了，人們已經對高科技習以為常。現在我去中國採訪時應該會錄音吧。
正午：所有素材收集結束後，你怎麼開始一天的寫作？
何偉：我喜歡在晨間寫作，但有了小孩後，早上的時間通常很忙碌。所以現在我的寫作時間很靈活。不過我確實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空間。但也並不一定十全十美。在裡奇韋，我是在穀倉裡寫作的。
給雜誌寫稿子時，如果效率高，我通常每天能寫1000字。寫書則更快，因為隨著時間的推進你會越來越有幹勁。《尋路中國》和《甲骨文》我每天能寫1500字。如果有必要，有時我也能寫得非常快。關於埃及的一些報道是在很大壓力下寫完的。報道軍事政變時，我四天之內就寫完了7000字。
正午：誰是你的第一個讀者？
何偉：我最重要的讀者是道格·杭特（Doug Hunt），他是密蘇里大學的一位退休教授。我大學期間就與他相識，因為他就住在我父母家附近。他是一位出色的編輯和作家，一直對我非常照顧。他是《江城》的第一個讀者，從那以後，他一直是我所有書籍以及文章的第一個讀者。大多數情況下，我並不需要很多編輯工作。我已經獨立寫作太多年，所以我自己已經成為一個很好的編輯了。但是也有一些時候，我會有點找不到方向，是道格幫我挽救了一些文章。
當然，我也會把文章發給Leslie。有時候也發給邁克爾·邁耶（Michael Meyer）和張彥（Ian Johnson）。
正午：在稿件發表前，你會發給採訪對像看嗎？
何偉：我基本上不會在發表前把稿子拿給受訪對像看。我會核對事實，但不會讓他們看到文章。這實際上是《紐約客》的一項規定。因為你無法預料到一名受訪對像會對文章作何反應。但也有幾次例外——比如，我給艾米麗看了那篇關於深圳的文章。不過通常來說，我不會讓他們提前看，這不是合著作品，我是作者。這一點讓我與他們的關係變得很關鍵——他們必須信任我。我在寫作時，也時時感受到自己肩負著他們的信任。
正午：就寫作而言，你曾說《尋路中國》是最成熟的一本書。你具體指的是哪方面？
何偉：我想，從寫作技巧上來說——筆調，意象，行文節奏——《尋路中國》都是最好的一本。我也說過，就結構和素材而言，《甲骨文》是最豐富的一本。寫《尋路中國》時，我想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方式。我考慮了一下自己曾寫過的不同文體——旅行文學，更多個人體驗式的敘述，以及以大量採訪為主的報道類文章。我希望寫一本同時含有這三種風格的書。很高興我做到了——我的目標一直都是寫出三本風格截然不同的書。我不想讓它們有雷同的結構或者腔調。
但即便如此，我仍覺得《尋路中國》的中段，也就是三岔村的章節，是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雖然浙江那部分內容有很翔實的調研和觀察，但是我在三岔村投入的個人感受，無法複製到別處。我覺得自己與三岔村和魏子淇一家人在情感上有深切的關聯。而且我住在那裡時，有一些非常戲劇化的事情發生。魏佳的病是我在中國經歷過的最吃力也最緊張的事。我很擔心他會死去。那段時間我一直陪在魏子淇身邊。我們一直在想辦法給孩子爭取更好的醫療。2007年離開中國前，我回到三岔去跟他們告別。我與魏家人一起吃了頓告別飯，魏子淇和我一路哭了三個小時。晚餐剛擺好我們就開始哭，根本停不下來。這麼多年，我們一起經歷了太多事情。
正午：《紐約客》的Lillian Ross寫過十幾條給記者的建議。其中一條說，不要去寫那些你不喜歡的人。你和你故事裡的人物關係如何？
何偉：聽上去是很不錯的建議。不過現實情況是，你通常無法提前知道。不過總體說來，我寫過的人物都是我欽佩的人，我很享受與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其中有些人還和我成了好朋友。魏子淇，曹春梅，當然還有艾米麗和威利（Willy）。石彬倫（David Spindler）和拉吉夫·葛亞爾（Rajeev Goyal）也常常和我聯繫，我很敬重他們。我也和紐克拉（Nucla）的唐·柯爾克特（Don Colcord）保持著緊密聯繫。我希望能聯繫上麗水那些被我寫過的人，但新移民經常更換號碼，所以慢慢就失去消息了。
當你完成一篇報道後，和你寫過的人物多聯繫，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得看看報道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我想那有助於你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更有責任感。我願意去寫那些人的原因是他們有趣，讓人產生好感，而不僅僅只是你書中的一個好角色。所以我不想讓他們覺得，一旦書或者報道付印，我就對他們失去了興趣。
正午：人們總說你寫的是普通人，但其實細看那些人物，每個人都有非常獨特的一面。他們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麼？
或許是因為他們其實並不普通。即使魏子淇，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超乎尋常地聰明，並且專注於提升自己。作為一名作家，你總是會被那些更具魅力的人吸引。我覺得這很正常，因為在描述他們的世界時，你也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了他們。對我來說，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個還沒那麼出名的人。人一旦有了名氣，就會有意識地注意如何維護自己的形象，你就很難接觸到更真實的東西。他們懂得如何應對媒體，通常也就不會與你敞開心扉。
我總是被異鄉人吸引，或許這與我個人成年後的經歷有關。從密蘇里到普林斯頓是一段動盪的時光，後來到牛津又到中國更是如此。我學會了讓自己習慣處在一個異鄉人的視角，並且我想這也能幫助我更好地觀察四周。這還意味著我與這些異鄉人有著深刻的共鳴。我能感覺到自己與深圳的艾米麗，華盛頓的拉吉夫或者長城上的石彬倫間的情感關聯。我知道，離開舒適的環境而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險，需要很大勇氣，這也是我喜歡住在中國的原因之一——我欽佩所有那些我遇見的背井離鄉、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們。他們是我的靈感源泉。
正午：書出版後，你會親自去推銷它嗎？
何偉：我並不認為推銷有那麼重要。推銷的重點總是集中在出版初期——也就是上市後的第一年。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一本書經過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之後獲得的評價，而你是不可能推銷那麼久的。所以你只需要盡全力寫出一本好書，然後隨它去，希望能有讀者產生共鳴。
《江城》出版時我幾乎沒做任何宣傳。沒有精裝本的巡迴簽售，出版商也沒打廣告什麼的。我也沒接到文學研討會一類的邀請。但我覺得那樣挺好。我沒把時間花在推銷上，而是集中精力準備《甲骨文》。到了《甲骨文》出版時，我的重心已經放在《尋路中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