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那時你最想寫的是什麼？
何偉：那時我更喜歡虛構類作品。主要是因為我對這類題材更熟悉，我想我當時相信小說更重要，更有文學性，更具藝術感。這在我們的文學生態中也是一種通識。小說比非虛構更有聲望。小說界的獎項也更多——比如，諾貝爾獎會頒給非虛構作品嗎？一切都在暗示非虛構類作品沒有藝術性。我那時很年輕，大概未加思索就接受了這種偏見。
所以上學期間我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寫小說上。但一份工作將我帶入了非虛構的領域。那時每個暑假我都去做調研員，那些工作包括採訪與整理資料，都是非常實用的技巧。大三之後，我得到了一份在凱洛格基金會（Kellogg Foundation）擔任人種學調研員的暑期工。我要前往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賽克斯頓（Sikeston），在當地做些調研，寫一份較長的人類學論文。因為他們想更深入地瞭解那個地方，從而為當地的年輕人開發一些課程。
我當時非常年輕，但那份工作給我了很大的自由度和責任感。我必須自己規劃所有的調研，沒人會指導我。我開車南下到賽克斯頓，住進一家旅館，然後採訪當地社區的居民。那真是一段非常棒的經歷，毫無疑問是我在大學期間做過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最後，我在一家學術期刊上發表了這篇調研文章，但那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與大學課程無關。那就是一份暑期工而已。這就是教育面臨的困境——你仍然需要在規定學科之外不斷地學習。我很幸運在大學就得到了這樣的機會。在成為一名作家的路上，它對我影響很大。當我打算寫一個長江邊的小城時，我仍然能用到當年寫密西西比河邊那個小鎮時的經驗。
正午：你最初發表的都是什麼樣的故事？
何偉：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我開始零散接一些自由撰稿的活兒。我曾去瑞士報道一個職業籃球運動員，可實際上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其實我在牛津也不常寫東西，對我來說，那是令人沮喪的一段時間。 1994年夏天畢業後，我決定花半年時間環遊世界，到東方去看看。我當時的想法是多走一些國家，然後決定接下來住在哪裡。但我也計劃寫點什麼。旅途中我一直都在尋找故事，回到美國後我把它們都寫了出來。
第一個故事，是我乘火車從莫斯科到北京的經歷。那是一次迷人的旅行，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我寫了一篇隨筆，寄給了《紐約時報》。我不認識那裡的任何人，只是盲目地投了稿。奇跡地是，他們發表了那篇文章。我就這樣開始了。那段時間我的署名是Pete Hessler，而不是Peter Hessler。大部分作品都是遊記。
正午：編輯們是怎麼反饋他們的意見的？
何偉：他們對我真的很好。我那時不在紐約或華盛頓，住在密蘇里的父母家裡，文章寫好後再郵寄給他們。在媒體這一行，我不認識任何人。最初我每年都能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兩三篇文章，同時還為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Newark Star-Ledger和其他報刊撰稿。The Newark Star-Ledger的編輯給了我最大的鼓勵。他說，我一定會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
正午：那時在美國做一名全職作家，是否很難？
何偉：那時我其實還沒有能力養活自己。雖然我已經發表了相當數量的文章，但絕大部分都是發在報紙的旅遊版上，稿酬並不豐厚。所以，我跟父母一起住以節省生活開銷，同時我還在密蘇里大學教書以及擔任助教。那段期間我還嘗試寫一本書，講述我從牛津返回美國期間的旅行經歷。我寫了大約150頁之後把稿子寄給了紐約的一家出版商。一位編輯給我答覆說，有些章節很不錯，但是她不覺得達到了可以出版的標準。我同意她的意見。我並沒有因此感到消極。我很享受寫書的過程，並且我相信自己最終會拿出更好的作品。
我想當時我對未來並不確定——我知道要成為一名作家會很難，而且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應該著重寫小說還是寫非虛構。 但我確定自己想學習一門外語，並且去國外生活，寫點更深入的東西。所以我加入了和平隊，到了中國。
正午：寫《江城》之前，你在涪陵居住時都在寫什麼？
何偉：我在涪陵寫的大部分故事，都沒有發表。寫過一些旅行故事，其中一兩篇還不錯，發表在《紐約時報》。有一篇是我在成都的一家茶館坐了12個小時，觀察周圍的人。但我並沒做太多自由撰稿。因為給紐約的編輯發稿真的很麻煩——我當時沒有電子郵件。稿子是郵寄過去的，然後當我們需要編輯修改時，每次都要長途跋涉到烏江對面去收發傳真！
正午：會寫日記嗎？
何偉：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事實上我從來沒幹過這事。但每當遇到好玩的事，我都會寫下來。比如，我們參加過一次瘋狂的酒席，真的很好笑，然後我回家就坐下寫出來。我還寫了很多有關教書的東西，也拷貝了很多學生作業，因為我發現他們寫得非常優美有趣。所有這些都不是為了出書。我寫作是因為這些經歷太濃烈，而寫作是個美妙的回味過程。這也是一個作家領悟到的最好的事——當你寫下身邊發生的故事，你會有很多收穫，並非僅僅是為了發表。你在記錄那些可能會被遺忘的故事。你在培養自己成為一名作家。並且，你給了自己一個機會去思考和消化它們。
正午：《江城》的結構很有趣。除了主文，還夾雜著一些第三人稱的章節。你是怎麼結構的？
何偉：關於這本書的結構，我想過很多。在涪陵最後一年的1月，約翰·麥克菲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建議我考慮寫一本關於涪陵的書。沒有他的建議，我不會想要開始寫書。但突然之間一切顯得順理成章，我便開始準備。
我意識到這本書有一個難點。我希望自己能描繪涪陵——營造出一種強烈的地方特色感。我留意到大多數描寫中國的外國作品，都沒有突出這一點，因為外國人通常都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居住。但對我來說，涪陵是可以那樣處理的。我在當地常常徒步旅行和跑步，因此對那裡的風土人情很熟悉。
但同時，我還想描述出一個毫無頭緒的外國人剛剛抵達涪陵時那種感覺，然後讓那個地方的特色以及語言慢慢清晰起來。問題在於：如果我寫到自己初到涪陵，什麼都不瞭解，然後突然又開始深入描述這座山城，這樣讀起來會非常奇怪。因為我好像才剛一無所知，馬上又瞭如指掌。讀者可能會想，這傢伙剛剛下船，怎能這麼詳細地描述這裡。所以我的解決方法就是把我自己從這些章節中去掉。我不再使用「我」來描述這個小城、群山，以及一些當地老百姓。隨後，我把這些內容，安插在那些以第一人稱講述並按時間順序推進的章節之間。
正午：這兩部分內容，是一起完成的嗎？
何偉：我能感覺到，那種結構會讓這本書呈現出多變的筆調。所以，在涪陵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四處走訪，把所有使用第三人稱的部分都寫完了。我也理清了這本書的結構，但那時我沒有開始寫第一人稱講述的部分。我想這是個性使然，我希望能在告別涪陵後再寫它。
然後我帶著那些用第三人稱講述的章節飛回老家密蘇里，坐下來開始寫我在涪陵的生活。一切都順理成章地完成。不過，在涪陵時我就有一種感覺。當我寫那些第三人稱的章節時，我能感到自己的聲音成熟了許多。聽起來，我像個真正的作家了。
正午：但在結構《甲骨文》那本書時，你用了另外一種方式。
何偉：在《甲骨文》裡，結構則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希望有兩種敘述方式：一種是編年體，每章的標題都標有故事發生的時間，連續講述特定的人物與事件。這是書的主要部分，它是線性呈現的——隨時間平鋪直敘。但在這些章節之間，我希望能夠加入一些立體的、跳躍式的短章。這些短章不會沿著主體的方向發展；而是以一種隨筆式的方式，調查一些話題。當然，這類章節的大部分內容都與考古或歷史有關。我的想法是希望能結合多種情感：時間的流逝，現實的演變，以及你只有在考古學中才能體會到的所謂的「deep time」。
當然，這兩種敘述方式之間還是有些許關聯的。我寫到了考古學家正在為一座被掩埋的城市「繪製」地下城牆，然後我們看到深圳的艾米麗（Emily）被一個現代經濟特區的藩籬包圍著。我寫到了梅維恆（Victor Mair）談論馬和考古的關係，然後我們看到姜文從他的馬上墜落。並且中文的副標題與英文的主標題也不同。書中有很多小線索和小包袱，只有那些對中國有深入瞭解的人才能領會。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充滿樂趣。但是工作量非常大，素材也讓我很費神——整理資料是項艱巨的工作。
這本書可能是中國三部曲裡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部。我覺得它非常特別。我寫了一些老人，他們幾乎從來沒在記者的文章和書裡出現過，這有點悲哀。我們不應該如此輕易地忘記那幾代人，不過中國的活力以及年輕一代也確實更具魅力。在這本書裡，我還有機會寫了我喜歡的地方——台灣。
正午：你居住在北京時，寫過一些偏新聞、偏記者式的短文，對你的寫作有幫助嗎？
何偉：從1999年3月到2000年秋天，我頻繁地寫了很多短文，然後我開始把重心完全轉移到雜誌的長篇故事和寫書上面了。所以那是個短暫的時期。但它很有用，因為你能嘗試不同的風格，看看到底哪種感覺比較自然。這類工作還迫使我出去採訪。這一點至關重要——我走了很多地方，和很多人聊天。而且我學會了推銷故事，學會謀生。那非常關鍵。靠寫作賺錢並非易事，你必須有一些經濟頭腦。在涪陵時相對貧窮的歷練，以及身為一名年輕的自由撰稿人的困擾，這些都讓我學會了如何去打理這種生意。能自己處理這些事務，可以給我更多寫作上的自由，而不必為錢擔心。
我很幸運那段時間並沒有持續很久。大約一年半，剛剛好。因為最終你無法在短篇文章中嘗試那麼多有趣的結構和故事。所以，我從中汲取了「營養」之後，接著寫我的長篇去了。
正午：吃老鼠肉的那個故事，怎麼登上《紐約客》的？
何偉：你知道，我當時要去香港辦理簽證，這樣我就能繼續非法地在中國做自由撰稿人了。我每半年都要辦一次，所以我才得以在深圳認識艾米麗——去香港時我會住在深圳。而且，坐火車去深圳，比飛香港便宜得多。
我在中國的媒體上讀過關於老鼠肉餐廳的故事，決定去看看，爭取能寫篇稿子，這樣我此行的旅費就有著落了。隨後我寫了一篇文章，被《南華早報》買走了。其間我也給我的朋友們，包括麥克菲，寄去了一篇不那麼正式的關於這個故事的隨筆。他很喜歡，就發給了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紐約客》編輯）。然後雷姆尼克來信說他想發表在《紐約客》上。當然可以，那一直是我的夢想。但是我已經把文章賣給《南華早報》了！我給他們打電話，懇求先不要發表，他們同意了。他們真是大好人。這個故事刊登在《紐約客》後，《南華早報》隨即也在他們的報紙上刊發了，所以他們應該沒太大損失。
之後，雷姆尼克問我還有沒有其他故事。一年前，我去過一次朝鮮邊境，寫了一篇文章。我把它寄給了《大西洋月刊》，但沒有任何回應。於是現在我可以給雷姆尼克了，他很喜歡，又發表了。他們還想看看我的書，隨後我們從中抽取了一部分，又發表了。很快我開始給《紐約客》撰寫第一篇報道，也就是深圳的艾米麗的故事。
正午：《紐約客》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何偉：當然，上面說的一切完全改變了我的職業歷程。但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如何應對，所以轉型的過程很困難。我本應飛到紐約去與編輯們見面的，但是我人在中國。在面對面見到《紐約客》雜誌的任何人之前，我已經發表了五六篇文章。我從未自信他們會繼續發表我的文章。我們在溝通上出現過很多問題。分隔兩地也增加了溝通的難度，而我從沒有為任何刊物像記者那樣工作過，所以我真的不懂這個行業裡的文化。而且，我對中國的看法與絕大多數記者不同。我不想寫名人，或者大的政治人物。我覺得繼續自己在《江城》裡的那種風格會更有意義。所以，《紐約客》與我之間並非總是能理解對方。實話實說，直到2005或2006年，我在這份工作上才有了一點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