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詩人無所事事，一個人去工作，賺來的錢養活其他詩人，等這個詩人工作煩了，再換另一個詩人去工作。在初期，這種群居生活彷彿有種奇妙的激勵作用，每天早上醒來他們腦子裡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寫一首什麼樣的詩呢？」北京的生活讓豎感到新鮮又刺激，而寫詩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他與其他詩人之間相互溫暖的社交方式。
有時，豎也會去參加一些藝術家的聚會——這個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經病」太多了。不過，當他認識雎安奇並決定和他一起拍電影的那一刻，他並沒有意識到，生活因此會泛起短暫的波瀾。
三
2002年8月的一個夏夜，導演雎安奇第一次見到豎，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個酒吧。那是一場藝術家的小型聚會。當時雎安奇正在籌備一部實驗電影《詩人出差了》，四處尋覓男主角。一本文學雜誌的編輯介紹豎給他認識。豎瘦高個，長得有幾分帥氣，第一眼見到豎，他散發出的詩人特有的一股子憂鬱氣質，讓雎安奇覺得，「豎就像是為這個片子而生的」。
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離他的處女作《北京的風很大》已經過去兩年多。那部電影入選了第5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並以其強烈的實驗性和風格化，收穫了巨大的讚譽。回到北京，《北京的風很大》舉辦了三十多場放映。這個24歲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小伙子在京城藝術圈，闖出了名堂。
在柏林電影節，雎安奇認識了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斯通問他：「你有沒有什麼計劃？」那時候，雎安奇已經在構思自己的第二部電影。他是新疆人，從小在烏魯木齊長大，新中國成立後，新疆出現了大批從內地前來支援的年輕人，因此產生了很多支邊家庭。他計劃拍一部關於支邊家庭的電影。
回到北京，他發給斯通一個粗略的故事大綱。斯通很快回信了：「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當你寫完劇本時，給我寄一份。」這封信對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導演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他拉上一個朋友，帶上攝影機，跑去新疆的一個兵工廠附近采風。有一輛警車注意到他們，一下子把他們抓了起來。
他們被關在不同的房間裡面，分開審訊。雎安奇嚇壞了，他很擔心朋友會被收容遣送。公安打電話給他在烏魯木齊的父母，家人知道後氣急敗壞地質問他：「你瘋了嗎？你在幹嗎？惹這麼多事兒？」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從公安局出來以後，他甚至連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貓在賓館裡。
他仍然決心要把這部電影拍出來，劇本的完成度已經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錢——他設計了跌宕的劇情，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年，預算也飆升至百萬。他四處找投資，談了幾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廣告，認識了當地一家貨運公司的老闆。老闆也出生於支邊家庭，看完劇本，感動得痛哭，當場許諾：「我要投資你這部電影。」不料，次年老闆生意失敗，電影拍不成了。
現實澆滅了他所有的熱情。雎安奇獨自在新疆待了將近一個月，從南疆走到北疆。這是一段對電影狂熱的青年為自己療傷的失意的旅程。他住在公路邊破舊的旅館裡，見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歲經歷的那個炎熱暑假，他跟著同學哥哥的運輸卡車從烏魯木齊前往南疆，沿路經過很多公路旅館，中午吃飯，司機把車停靠在旅館門前，他總要等候很長時間才繼續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煩了，跑進旅館房間，推開門，看見司機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驚極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歲的記憶片段像觸電一樣來回在雎安奇的大腦裡亂竄。他蝸居在一個山谷的旅館裡，重新構思新的劇本——一個詩人為自己開啟的一段放任的不斷尋找妓女的旅途，毫無目的地在風景和慾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風很大》一樣，這是一部極具風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這樣的電影拍起來不需要什麼錢。畢竟再沒有人會給他投資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開始找演員。整個過程幾乎有點瞎撞。他先找了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職業演員，一開始演員熱情很高，他找了一個妓女給他試戲：「你們干，我在旁邊拍。」當他拿起攝像機蹲在旁邊，接著靠近拍特寫，演員突然發火：「你這不成毛片了嗎？你別耍我行不行？」演員憤然離場，給他發了一條帶著勸告又義正詞嚴的短信：「雎安奇，一個人做事要有底線啊。」他接著在宋莊找了一個畫家，但對方態度十分閒散。有朋友甚至介紹了演員張嘉譯給他，兩人在國貿的星巴克見面，「不行，張嘉譯長得太正派了。」
時間已經滑到8月下旬，再不出發就要錯過最好的拍攝季節——一入深秋，新疆晝夜溫差極大，多變的天氣將給拍攝增加不必要的難度。而此時，雎安奇和攝制組在拍攝理念上也產生了難以調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機動性，把人員和裝備簡化至最少。
「最起碼我們得租輛車擱設備，不可能我們每個人背著行李拍電影吧？」其他人問。
「沒有車。」 雎安奇說，「傳統的拍法，你會喪失很多真實的東西。」
「拍多久？」
「一個多月。」
「一個月？你要我們背著行李去錄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雎安奇，你把我們當傻逼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徹底一點吧！」他賭氣似的。
「雎安奇瘋了！」
但是當詩人豎聽完雎安奇的這些描述，竟沒有半點猶豫，立即答應了。「有句話叫，無產階級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僅僅是鎖鏈。我有什麼好失去的，在那個時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裡的定義嗎？沒有身份沒有財產沒有精神家園，我當時就是這樣的狀態。」豎說。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帶著機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試拍。他一進門就被詩人頹喪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間裡橫七豎八地擺放著床和被子，琳琅滿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給豎試鏡的時候，「旁邊還有詩人在打飛機！」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樓居民區裡租了一個破舊的旅館房間，讓豎一個人待在那裡適應環境：未來幾十天，豎將在這樣簡陋的房間裡肆意發洩自己的慾望，同時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佈置了一堆行頭：兩個黑色大包、托友人從美國帶回的便攜調音台、自製的攝影機肩托、水杯、運動鞋、外套、還有十幾盒安全套。一切都顯得粗糙而又匆忙——一個是急於證明自身的導演，另一個是毫無經驗的詩人。當他們從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時，誰也無法預測，未來的一個多月裡他們將遭遇什麼。他們甚至不能肯定，這樣一部極端的電影到底能不能成立。
四
抵達烏魯木齊的當晚，雎安奇就進入拍攝狀態。這是豎人生中第一次嫖妓，他非常怯場，「甚至生理上都跟不上」。他本打算和妓女聊天以緩解緊張感，關上房門，還沒來得及開口，妓女迅速褪去了衣服，「一開始我根本進入不了狀態」。
幾次之後，豎的狀態放鬆了許多，但他仍然時常感到恐慌。有一次，他們來到一個小賣部，問：「哪裡有妓女？」老闆說這裡沒有正規的妓女，但有當地的農婦做這類生意。他來到農婦的家裡，她抿著嘴不說話，像例行公事一樣脫光了衣服，他能明顯感覺到她對於外來人強烈的厭惡和偏見。
在歌舞廳，拍攝常常在隱匿中進行。即便妓女同意，他們也必須躲避服務員和經理的目光。有一次，服務員中途開門，看見雎安奇正在架機器，隨後，經理帶上兩個打手衝進房間，凶神惡煞：「你們在幹嗎？你們哪兒人？為什麼要拍東西？」他們狼狽地逃出了歌舞廳。有的時候剛拍完，擔心妓女反悔，銷毀磁帶，他們得趕緊收拾行李換其他地方住。
那真是一次驚險、放縱、一生中再也無法複製的旅程。他們從烏魯木齊出發，到庫爾勒，穿過和田，再到尉犁縣，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間的大峽谷，到達鞏乃斯的國營農場，再到伊犁，霍爾果斯口岸，奎屯，途經果子溝和賽裡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們搭車，像遊客一樣邂逅風景與人交談，夜晚，他們進入旅館，放蕩地尋找妓女。
在塔克拉瑪干沙漠，他們經過一個叫作塔中的石油基地，地面空曠，許多輛廢棄的汽車像玩具一樣被隨手扔放在沙漠上。豎看見旁邊有人在劈柴，辟辟啪啪非常暴力，他對雎安奇說：「我也想劈一下。」雎安奇指著那些汽車：「你可以隨便踩這些車。」豎跳上車頂，用力蹦跳，車身被他踩扁，車窗玻璃被他砸碎，引擎蓋被他掀翻。雎安奇打開機器一邊拍一邊哈哈大笑，「感覺像脫離了地球，來到一個魔幻世界」。
但更多時刻，他們處於一種消耗過度的緊張和疲憊的狀態。雎安奇期望隨時捕捉可能有用的素材。即便在旅館，他也要求豎不停地走動，開門、進門、關門，前後左右來來回回，一個簡單的關門動作就要重複七八遍。對於從未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豎來說，他很快變得不耐煩。起初他覺得好玩、刺激，隨後他憤怒，發脾氣，「即使工作，這一天裡也有一些時間應該是我自己的，你不能完全侵佔我的時間，更何況我不是賣給你，而且我連一分錢的報酬也沒拿」。到了最後，他消極，麻木，「從朋友角度來講，我仁至義盡了，能夠貢獻的力量我已經貢獻了，我已經筋疲力盡了」。
雎安奇的壓力可想而知，他包攬了導演、製片、錄音甚至導遊的工作。一方面，他慶幸當初砍掉攝制組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當他和豎搭乘新疆人的汽車，逼仄的車廂裡，除了一個演員和拍攝者，再沒有空間可以容納更多的人，更何況機器。雎安奇常常得弓著身子，蹲在車窗的儀表盤上拍攝。另一方面，他身心俱疲，幾乎到達極限。這種即興的創作方式讓他不得不時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每到達一個陌生的環境，他就開始思考：今天住在哪一家招待所？去哪裡找小姐，賓館還是歌廳？需要設置哪些情節？
雎安奇也常常提心吊膽。豎愛喝酒，喝一瓶就暈暈乎乎，他不斷提醒豎：有些事情你得悠著點，不能衝動，遇事一定要冷靜。他把每個設備編號，每次臨走前點好數才放心。幾十天來他從沒有安穩地睡過一次。一節電池的續航時長只有一個多小時，他只帶了一個充電器，晚上不得不每兩個小時醒來，換另一節電池充電。他自嘲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人」，「這是最極端的環境了，除了導演和演員沒有其他人，你還能怎麼樣呢？」
其間，他們遭遇了一次意外。在尉犁縣拍攝沙漠的時候，雎安奇的機器裡面進了沙子，監視器壞了。他們來到當地一個修電器的地方，修理工粗魯地把機器拆開，排線斷了一根，他嘗試把排線挑出，找了一根銅絲把兩端的排線焊接在一起，銅絲裸露在外面，放進包裡，就折斷了。
第二天清晨，天剛濛濛亮，雎安奇決定坐車回烏魯木齊修理機器。他在車站等候上車的時候，一輛大客車從他身旁拐了一個彎，他被夾在兩輛車之間，甚至能夠感覺到客車擦過了他的脊背，他渾身顫抖，以為自己一定會被掀翻了，那輛車打了一把方向劃了過去。
「危機重重，太可怕了」他說，「我覺得自己會死在這個路上。」
若不是身處其中，很難體會那種孤絕的境地。漫長的行程像慢鏡頭把人的脆弱和孤獨拉長放大。雎安奇抱著不顧一切的心態拍攝這部電影，事實上連他自己也對這樣的行為產生了懷疑，他不斷地自我審視，不斷地自我懷疑，他知道他把自己逼入了一個絕境，「那種感覺，就像陷入了夢魘，逃不出來了」。
而對於這部電影是否成立的懷疑，是雎安奇和豎一直懼怕但又不敢戳破的一隻脆弱氣球。它時刻飄浮在豎和雎安奇之間，像一個定時炸彈，隨時爆破。
他們開始爭吵，甚至相互羞辱。「都多長時間了，你的表演還不開竅！」「你就是個傻逼！你這堆東西拍出來就是垃圾！」
打檯球是他們休息時候唯一的娛樂活動，也是兩個男人之間互相排解怨氣的出口。有一晚，在奎屯，雎安奇連贏豎三盤，豎明顯陷入了深深的沮喪。對於雎安奇來說，豎的沮喪就是一種勝利。豎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回到旅館，他痛哭流涕，抱著酒瓶一邊喝酒一邊唱歌。雎安奇又感到後悔，「作為一個導演怎麼能夠影響演員的情緒呢？」
在和田，他們遇到一個新疆妓女。對於拍攝，她表露出不同於一般妓女的友善。豎和她坐在床上抽煙，像兩個老朋友。她突然動情地哭起來，斜靠在豎的肩膀上，豎撫摸她的背：「你有啥不開心嗎？」「開心。」
新疆轉完一圈，雎安奇沒底，要補戲。他們回到和田，又來到相同的旅館。那個新疆妓女認出了豎，提出要和豎睡覺。雎安奇反對：「你不能和她睡覺，你明天還要補戲，你已經很累了，這樣明天狀態會更差。」豎不聽，那晚他和那個新疆妓女上了床，他遞給她四十塊錢的嫖資，他以為妓女不會收，但事實證明他對妓女的看法太過單純，妓女離開後，他感到非常失落。
雎安奇衝進房間，好像他一直守在門外。他譏諷豎：「你看你這個傻逼，是不是我說的那樣？」
很快，他們起了爭執，並蔓延到人身攻擊，他們互不相讓，惡狠狠地回擊對方。
「你他媽連妓女看著都要害怕的傻逼。」
「你個蠢玩意兒，生活中炮打得不夠就在電影裡找！」
那只飄浮的氣球終於破裂，爭吵持續到深夜一點多。豎和雎安奇同時背起行李，走出旅館，一個朝南，一個往北，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