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豎沿著戈壁走了三四個小時。一輪不規則的月亮懸掛在深色的天幕之中，雪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但他沒有心思欣賞這些，他又冷又餓。走了一段路，他聽見狼群的嘶吼，他攥緊口袋裡的打火機，邊走邊想與狼群搏鬥的方法——如果狼來了，他可以用唯一的打火機把衣服燒著驅逐狼群。
狼的鳴叫聲沒有減弱。他試圖搭車，可誰也不敢在深夜搭載一個陌生人。他極度疲倦，同時害怕，他大聲唱起了歌，把他從小學會的歌唱了個遍，直到天亮。
雎安奇也走了一夜，走累了他就蹲下來，抽根煙。他後悔懊惱同時充滿擔憂，「豎不會出什麼事兒吧？」但這一次，即便捏著電話，誰也沒主動給對方一個台階下，他更多的感覺是飢餓。他走到一個旅店門口，敲敲門，一個維吾爾族老頭探出頭，他問老頭要了一碗過油肉拌面，老頭邊做邊嘮叨：「這麼早就吃拌面了。」
「這個拌面太好吃了，怎麼能做出這麼好吃的拌面呢？」雎安奇想了想，「我太餓了。」
到達烏魯木齊，雎安奇接到豎的電話。但豎並沒有道歉的意思——他身上的錢不夠買回北京的車票：「我沒錢回去，即使你對我再有矛盾，我出發點還是幫你做這件事情，無論怎樣，車費給我。」
他們在烏魯木齊又見了一面。雎安奇把錢塞進一個信封，狠狠地扔給豎，依然怒氣未消。為了「圖便宜」，雎安奇經朋友介紹搭乘了一輛軍用飛機，機艙並不寬敞，他的座位旁神奇地出現了一隻烤全羊，全機艙漂浮著烤全羊的香味，他背著幾十盒錄像帶守在羊的旁邊，像做夢一樣，伴著燒烤味回到了北京。
起初，他打印了一摞厚厚的剪輯表，嘗試著想要把片子剪出來。但在回到北京的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精神幾近崩潰，他甚至無法正常生活了。
他總是處於一種走在路上的幻覺中。睡覺時不停地做夢，總是和新疆有關。妓女、公路、司機和性，像夢魘一樣令他無法擺脫。好幾次，他睡醒了，躺在床上，以為自己還在新疆的旅館裡。有一次他睡著睡著，突然坐起來，奇怪自己怎麼還在新疆，直到他的女朋友把他叫醒，他才回過神來。
有一次去大連拍廣告。晚上他住在酒店的賓館裡，一種對旅館房間無名的恐懼感襲來，他一刻也待不下去，幾乎要打開窗戶跳樓自殺，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北京。
傷害並不止於精神折磨。在新疆拍攝的四十多天，每日背負重達三十多公斤的攝影器材給他的肩部帶來難以癒合的損傷。拍攝到後期，新疆的氣候變得寒冷，受損的肩部開始受風，等他回到北京，不得不依靠定期理療緩解疼痛。
「對我的傷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氣用盡了。」雎安奇後來回憶。將近一年，他無法面對有關新疆的一切，而那幾十盤磁帶，被他永久地塵封在一個箱子裡，此後十餘年，再也沒有打開過。
為了擺脫新疆帶來的傷害，雎安奇決定拍一部新的影片。他把拍攝對像定格在一個非常溫暖的日常用品——被子。他去全國各地找各種各樣的被子，火車上的、輪船上的、蒙古包裡的，甚至去延安把毛主席睡過的被子也拍了下來。他為自己製造了一場刻意療傷的拍攝行程，他感受不同的被子所帶來的溫暖，噩夢漸漸地從他的睡眠中消失，他的生活開始趨於平靜。
到了2004年，他突然想起豎。那時候他在東直門擁有了自己的一個工作室，事業說不上飛騰，進展倒也平穩。他約豎吃了一頓飯。倆人見面，像約好了一樣，誰都沒有開口談起那部電影。雎安奇問起豎的境況，聽說豎沒地方住，不得不寄居在一對夫妻家中，他很爽快地提議：「你住到我的工作室去吧。」
豎搬了過去，但僅僅一個多月，兩人再度不歡而散。那時豎依然嗜酒，比以前喝得更凶了，喝完酒，他到處給人打電話聊天。結果，那個月雎安奇收到了五百多塊話費賬單，他打電話給豎，在電話中再度爭吵，和在新疆一樣互不相讓。雎安奇掛掉電話：「你自己保重吧。」
此後八年，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六
在北京，豎並沒有經受雎安奇所遭遇的陣痛。零星會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嗎？」他回答：「拍砸了，沒有這部電影。」後來，他不提也沒有人再問過他，那部電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塊石子，沉進去，消失了。
相反，他重新回歸到「火星招待所」，繼續被中斷的烏托邦生活，在集體寫作的氛圍中，他的創作慾望被激起，詩歌創作進入了短暫的黃金期。他的詩歌風格強調出離，比起情感的沉溺，他更在乎形式。他在詩歌中有意消減掉形容詞、修辭、情感甚至態度，這是一種極度自我而又任性的創作偏好。
但經過最初亢奮的寫作期，豎漸漸對這種群體性的生活產生了厭倦。同住的詩人們非常懶散，誰也不願意出門工作賺錢，生活難以為繼。創作上，豎也陷入重複，「寫詩和其他藝術創作一樣，你肯定不想重複，因為重複就沒有生命力，但是不改變生活方式，生活還是重複的，你很難在創作上有新的見地」。曾經令他嚮往的詩歌群體對他不再具有寫作上的刺激，他離開「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駐北京的公司賣起了紅茶。公司位於一座環境優雅的公園裡，他就寄住在公司旁邊的一間小房子裡，過起了居無定所的生活。
從新疆回到北京後，一開始，豎的生活確實產生某種積極意義上的改變。至少，當他混跡於北京的文人圈子，別人往往通過閱讀他的詩進而與其結交。但他期待的更深層次的改變並沒有發生——他參加過許多詩歌朗誦會，非常冷場。他的詩除了在一個詩人的小圈子之內傳播，無法被更多的大眾喜歡，更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詩集。
日子逐漸陷入虛無。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飯局，一個飯局結束了，他又轉往另一個。比起詩人，他更像一個混子，靠喝酒釋放心中的壓抑。
他膩味這種喪失自我的生活，但仍然沉溺其中難以自拔。他把自己比作「陀螺」，被空虛和慾望的鞭子驅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慣性。喝酒之後的狂歡和表演讓他感到釋放，人們互相刻薄，顯擺自己的才華。「飯局上的人們非常刻薄，他們能夠一眼看出你這個人的弱點然後迅速地像蒼蠅一樣追過去抓住這個人的缺點，極盡刻薄極盡諷刺， 把你的弱點無限放大。」他被酒精麻痺，對生活的思考停滯，有兩三年的時間，他寫不出詩了。
2007年，豎的父親得了喉癌，確診時已是晚期。他決定結束這種毫無意義又無休無止的混子生活，離開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最初幾個月，他對生活喪失了信心，絕望又低落。他的父親經歷了兩次手術和長期化療，脾氣變得暴躁，經常把家裡砸得稀巴爛。為了麻醉生理上的痛苦，他喝酒非常凶，從早晨一直喝到晚上。
豎對父親懷有深厚而複雜的情感。在他眼裡，父親的一生是一場妥協的悲劇。他的父親是一名海員，和豎一樣，有著浪漫而不切實際的特質，愛好文藝，厭倦名利。豎的母親則剛好相反，不斷要求他賺更多的錢，給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質生活。當豎表現出對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反叛時，父親為兒子的前途感到擔憂。他以一種過來人的經驗勸告兒子：「寫詩作為業餘愛好可以，不要把它當作主業。否則，你的生活會很動盪，你的生活質量會出現問題，連你周圍的人都會受到你的連累。」豎反駁：「那我不結婚不就完了？」
為了解除家人的擔憂，豎向父親妥協，進入一家廣告公司工作。脫離北京的詩人圈子，他想找個喝酒的同伴都沒有，「上海太安靜了，像個太平間」。
父親在醫院的那段時間，是他最低落的時期。他找不到精神依托，但又開始寫詩了。他變得絮絮叨叨，寫出的詩變得綿長，像是一種對日常的講述和祈禱。他已步入中年，卻依然無法獲得期許的尊重。年輕時候他對未來充滿期待，他手握大把的時間，總能折騰些名堂，而現在，連時間都不站在他這邊了。他覺得自己像個「風箱裡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閱讀宗教書籍，希冀從宗教信仰中尋求答案。他去靈隱寺祈願，像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屬一樣，把醫學上得不到的希望寄托於佛祖的加持。直到有一次，他打開一個講述佛教教義的光盤，看到一段殺牛的視頻，牛睜大了眼睛瞪著他，他像頓悟一樣，讀到了三個字：「不平等」。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感覺佛教可能是要告訴一些他什麼。他開始學習佛教，每日誦經，學會寬容周圍的人，包括寬容自己。他戒酒，戒葷腥，過了幾年，他的心態變得好起來。他遇見了一個女孩子，他們很快墜入愛河並結婚，妻子還為他生了一個女兒。
七
豎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對雎安奇來說則是其導演生涯的一個重要的轉折年份。他寫了一個名叫《生日快樂！安先生》的電影劇本，講述的是一個失敗的男人在30歲生日這一天所經歷的一系列荒誕故事。和以往獨立、地下的拍攝方式不同，他找了製片公司，向電影局報審批，拿到了拍攝許可證，請姜武和郝蕾做主演，調度一百多個人的攝制組——這是他第一部決定公映的商業電影，他壯志雄心。「我要做商業電影，要麼不出手，我一出手一定要顛覆這個市場的！」但這次嘗試以一種無能為力的失敗姿態收場，電影很快被禁，理由至今他還沒弄清。「他們說調子太灰色，可能，那時候奧運會全國上下正歡欣鼓舞，也會影響些什麼。」他失意極了，帶著十本書，一個人躲到秦皇島的祖山修煉氣功，等到心情平復，才回到北京。
2012年，雎安奇帶著新創作的劇本去上海參加電影節。在電影節上他碰到豎的一個詩人朋友，他們聊起豎的近況，聽說豎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穩，還結婚了，他十分驚訝，「豎以前是煙酒不離手的一個人啊。」結束後，他打電話給豎，約他見面。
當天晚上，雎安奇見到豎，簡直有點認不出來了——豎穿了一身西裝，拎著公文包，騎著一輛自行車，看上去和普通的上海白領沒什麼兩樣。那時，豎的父親剛剛去世一個月，而他的女兒即將出生。豎仍記得雎安奇喜歡露天吃飯。「走，我帶你去一個大排檔，非常好吃。」
豎騎車載他，雎安奇坐在後車座，自行車在上海狹窄的弄堂間行駛，歪歪斜斜。那一刻，他們似乎又回到2002年從北京西客站搭乘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的那個清晨——一種彼此息息相關的感覺再次出現在他們之間。雎安奇想起了北野武的電影《壞孩子的天空》那個場景——一個男孩騎車帶著另一個男孩在操場上轉圈。
那次吃飯，他們不再爭吵，互相稱讚對方的優點。豎送給雎安奇一本朋友幫他出的詩集《和一個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沒想到豎還在寫詩，「就像是現實中的卡夫卡，一個小職員，別人不知道他寫出來的東西有多麼偉大」。
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閱豎的詩集。他非常感動，發短信給豎：「寫得真好，太感動了，我們的緣分畢竟不是沒緣沒由的。」他終於能夠平靜地面對那次旅程。他打開塵封多年的磁帶，有的磁帶磁粉已經脫落，很多男女鏡頭甚至出現了馬賽克，他不無感慨：「時間給這些肉體打上了馬賽克。」他決定把這部片子剪出來，並在電影裡以字幕的方式插入豎的十六首詩。他反覆調整影片的節奏，一剪就是一年多。
此間，豎從廣告公司辭職，在嘉定的上海工藝美院學習版畫。由於和妻子性格不合，他離婚了。他淨身出戶，沒有任何積蓄，他像一個大學生住在學校宿舍裡，每個月拿一千塊錢的補貼。
父親身份給豎的生活帶來了重大的改變。他厭倦了廣告行業的虛情假意，認為那些誇張的廣告詞充斥了欺騙，「做的事情就是吹牛撒謊，我不想我的女兒看到她父親在做他厭惡的事情」。
版畫是一項古老的傳統藝術，但在中國幾乎失傳。豎所在的學校學習這項技藝的只有兩個人，更多人會選擇玉雕這類具有市場前景的技藝。他給我看許多日本版畫，「浮世繪也是版畫的一種，你看日本的版畫發展到了多麼高級的藝術水準，但在中國卻逐漸淪為非常邊緣的民俗」。
期間，雎安奇和豎偶爾聯繫一兩次，主要是關於影片後期的合作——由於拍攝和剪輯之間相隔了十二年，豎需要為片子重新配音，甚至語態也隨之調整。直到2014年8月，影片終於成型。9月，鹿特丹電影節亞洲選片人Gerwin來到北京雎安奇的工作室觀看了剛剛剪輯完畢的《詩人出差了》。回到鹿特丹，Gerwin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夠帶這部影片參加電影節，而同時柏林電影節也給雎安奇發出了邀請。他非常興奮，打電話給豎：「我們的電影如果開頭出現的是鹿特丹的那隻老虎，太牛氣了！」
2015年1月，雎安奇和豎一起應邀前往鹿特丹參加電影節。豎來到北京和雎安奇會合，臨行前，他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
當影片開始，他恍如隔世，電影裡發生的所有情景他說的所有台詞，他完全不記得了。唯一能夠確定的，他知道那個人是他，「這讓我覺得有點恐怖，一個人的遺忘竟然是這麼厲害」。
他看完非常感動，幾乎要哭了出來，「如果這個片子當時就剪出來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甚至不可能好，那個時候我們對待人生都太過尖銳，有一口惡氣要出，那個東西一定是不平和的。現在我看到的這部電影沒有鋒芒，只有真誠，這個力量更大更重要」。
「你最喜歡電影的哪個部分？」我問豎。
「故事的結尾。在一天清晨，我繼續上路，我是一個帶有希望的人。哪怕這個希望非常微弱，像蠟燭的光一直在搖曳隨時被吹滅，但對我來說就是希望，我一直沒有熄滅這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