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特殊的照片

那一年,我剛滿二十歲,是實習軍醫。剛當醫生的女孩,別提多自豪、多驕傲了,真想照好多幅照片,對全世界的人宣佈,我是大夫啦!

可我所實習的駐軍醫院,在新疆一座偏遠的小城,根本就買不到膠卷。只得給遠在北京的妹妹寫信,叫她給我寄來。關山迢迢,第一次寄來的膠卷照出相灰濛濛的,一點也不威風。戰友們戲說,別是你妹妹給你買的膠卷是處理的吧?

這當然是絕不可能的。只怨路途遙遠,路上大概經了雨雪風霜,曝了光。

只得讓妹妹重寄。這回膠卷一到,馬上邀了幾個要好的朋友,星期天起個大早,一同留影。

先照了幾張合影。年輕的女孩總是這樣,她們以為友誼會一輩子常青,今天,我重新面對那些稚嫩得彷彿能滴下水來的臉龐,有許多已叫不出名字。

然後各自單兵教練。她們都是護士,就照了許多用大號注射器從鹽水瓶子裡抽藥的照片,你照完了我照,眼睛都亮晶晶的。為表示無菌觀念強,全戴著大口罩。我說,你們這麼照,寄回家去,你媽媽認得出來是你嗎?

她們一起回答:看眼睛啊!

是啊,每個女孩青春的眼睛都是不一樣的。我怎麼連這都不懂?

輪到我照了。我是醫生,所取的姿勢就同她們不一樣。我瀟灑地披著白大衣,把聽診器看似很隨意實則很精心地掛在脖頸上,雙手老練地插在衣兜裡,在病房走來走去,挑病情不太重的病人做我的道具。那些慈祥的維吾爾族老人和靦腆的小戰士,都溫和地服從我的檢查。我做出給病人檢查的架勢,然後對著鏡頭微笑,要拿機子的人快照。

膠卷像線軸一般捲過去。只剩下最後一張了,攝影師鄭重地宣佈。我們突然有了片刻的沉默,該照的都照了,好像不知該如何處置這最後一張膠片。

「你們照一張當醫生的相吧。」我說。因為在我照相的時候,我看到她們眼裡躍躍欲試的閃光。

那怎麼行呢!我們是護士啊。她們羞怯地推辭著,但眼裡的光更密集了。

那時的部隊,等級觀念森嚴。你是護士若要模仿醫生,就是不安心本職工作,罪名不輕。

「怕什麼呀?我們不過是玩玩的。再說,現在時候這麼早,沒有人會看到你們的。只要你們自己不說,我永遠也不會說的。沒準兒你們以後自己也當醫生了,那這張照片只不過算是提前照了一點,不會怪你們的!」我起勁地鼓動她們。

「好吧……那就依你說的辦……」她們之中兩個膽大的決定一試。其他的人也保證絕不洩露。

攝影師忠實地跟著我們,表示一定把這張照片拍出水平。

現在輪到我們費斟酌了。她倆不敢到病房裡像我那樣大張旗鼓地招搖,我們就決定把背景遷到醫生睡覺的值班室,所以照片裡的牆上貼有兩張地圖,這在正規的病房是不允許的;所以面向走廊的窗戶上隔有淺淺的紗簾,這也是病房不曾配備的設施。

好像萬事俱備了。兩位勇敢的女兵換上了醫生的白大衣(護士的工作服樣式不同),脖子上也懸掛起具有象徵意味的聽診器……我們突然發現了致命的缺憾——那就是——誰來扮演病人?!

雖說病室裡的任何一位病人,都會志願為辛勤服務的白衣天使充當這一角色,但出於道義和保密的要求,我們不能再勞駕他們。

好了,現在你想想,還能讓誰來出任這一艱巨的形象?

那幾個連當醫生的魄力都沒有的小女兵,自然不會在這最後一張底片上留下倩影。

既然這主意是我出的,關鍵時刻我就該挺身而出。

義不容辭!

於是有一個人,她脫了鞋躺在醫生值班室的床上,手搭在手上冒充病人。因為她實在沒有生病的經驗,竭力想做出呻吟的表情,可臉上還是笑瞇瞇的。她本該躺下,那樣才更像重病臥床沉痾不起。可因為攝影師是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她有點不好意思,就取了相片上半坐的姿勢……那兩個充作醫生的女孩,多少有些拘謹,她們畢竟沒有真正地診視過病人。不過,這並不妨礙她們以後都成了優秀的醫生。不知道是不是這張照片在冥冥之中暗示了她們的未來?

現在,你可猜出了相片上的病人是誰?

《雪線上的蛋花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