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剛滿二十歲，是實習軍醫。剛當醫生的女孩，別提多自豪、多驕傲了，真想照好多幅照片，對全世界的人宣佈，我是大夫啦！
可我所實習的駐軍醫院，在新疆一座偏遠的小城，根本就買不到膠卷。只得給遠在北京的妹妹寫信，叫她給我寄來。關山迢迢，第一次寄來的膠卷照出相灰濛濛的，一點也不威風。戰友們戲說，別是你妹妹給你買的膠卷是處理的吧？
這當然是絕不可能的。只怨路途遙遠，路上大概經了雨雪風霜，曝了光。
只得讓妹妹重寄。這回膠卷一到，馬上邀了幾個要好的朋友，星期天起個大早，一同留影。
先照了幾張合影。年輕的女孩總是這樣，她們以為友誼會一輩子常青，今天，我重新面對那些稚嫩得彷彿能滴下水來的臉龐，有許多已叫不出名字。
然後各自單兵教練。她們都是護士，就照了許多用大號注射器從鹽水瓶子裡抽藥的照片，你照完了我照，眼睛都亮晶晶的。為表示無菌觀念強，全戴著大口罩。我說，你們這麼照，寄回家去，你媽媽認得出來是你嗎？
她們一起回答：看眼睛啊！
是啊，每個女孩青春的眼睛都是不一樣的。我怎麼連這都不懂？
輪到我照了。我是醫生，所取的姿勢就同她們不一樣。我瀟灑地披著白大衣，把聽診器看似很隨意實則很精心地掛在脖頸上，雙手老練地插在衣兜裡，在病房走來走去，挑病情不太重的病人做我的道具。那些慈祥的維吾爾族老人和靦腆的小戰士，都溫和地服從我的檢查。我做出給病人檢查的架勢，然後對著鏡頭微笑，要拿機子的人快照。
膠卷像線軸一般捲過去。只剩下最後一張了，攝影師鄭重地宣佈。我們突然有了片刻的沉默，該照的都照了，好像不知該如何處置這最後一張膠片。
「你們照一張當醫生的相吧。」我說。因為在我照相的時候，我看到她們眼裡躍躍欲試的閃光。
那怎麼行呢！我們是護士啊。她們羞怯地推辭著，但眼裡的光更密集了。
那時的部隊，等級觀念森嚴。你是護士若要模仿醫生，就是不安心本職工作，罪名不輕。
「怕什麼呀？我們不過是玩玩的。再說，現在時候這麼早，沒有人會看到你們的。只要你們自己不說，我永遠也不會說的。沒準兒你們以後自己也當醫生了，那這張照片只不過算是提前照了一點，不會怪你們的！」我起勁地鼓動她們。
「好吧……那就依你說的辦……」她們之中兩個膽大的決定一試。其他的人也保證絕不洩露。
攝影師忠實地跟著我們，表示一定把這張照片拍出水平。
現在輪到我們費斟酌了。她倆不敢到病房裡像我那樣大張旗鼓地招搖，我們就決定把背景遷到醫生睡覺的值班室，所以照片裡的牆上貼有兩張地圖，這在正規的病房是不允許的；所以面向走廊的窗戶上隔有淺淺的紗簾，這也是病房不曾配備的設施。
好像萬事俱備了。兩位勇敢的女兵換上了醫生的白大衣（護士的工作服樣式不同），脖子上也懸掛起具有象徵意味的聽診器……我們突然發現了致命的缺憾——那就是——誰來扮演病人？！
雖說病室裡的任何一位病人，都會志願為辛勤服務的白衣天使充當這一角色，但出於道義和保密的要求，我們不能再勞駕他們。
好了，現在你想想，還能讓誰來出任這一艱巨的形象？
那幾個連當醫生的魄力都沒有的小女兵，自然不會在這最後一張底片上留下倩影。
既然這主意是我出的，關鍵時刻我就該挺身而出。
義不容辭！
於是有一個人，她脫了鞋躺在醫生值班室的床上，手搭在手上冒充病人。因為她實在沒有生病的經驗，竭力想做出呻吟的表情，可臉上還是笑瞇瞇的。她本該躺下，那樣才更像重病臥床沉痾不起。可因為攝影師是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她有點不好意思，就取了相片上半坐的姿勢……那兩個充作醫生的女孩，多少有些拘謹，她們畢竟沒有真正地診視過病人。不過，這並不妨礙她們以後都成了優秀的醫生。不知道是不是這張照片在冥冥之中暗示了她們的未來？
現在，你可猜出了相片上的病人是誰？